印書而在裡面放一張照片，我未嘗不知道是不大上品，除非作者是托爾斯泰那樣的留著大白鬍鬚。但是我的小說集裡有照片，散文集裡也還是要有照片，理由是可想而知的。紙面上和我很熟悉的一些讀者大約願意看看我是什麼樣子，即使單行本裡的文章都在雜誌裡讀到了，也許還是要買一本回去，那麼我的書可以多銷兩本。我賺一點錢，可以徹底地休息幾個月，寫得少一點，好一點；這樣當心我自己，我想是對的。
但是我發現印照片並不那麼簡單。第一次打了樣子給我看，我很不容易措辭，想了好一會，才說：「朱先生，普通印照片，只有比本來的糊塗，不會比本來的清楚，是不是？如果比本來的清楚，那一定是描過了。我關照過的，不要描，為什麼要描呢？要描我為什麼不要照相館裡描，卻等工人來描？」朱先生說：「幾時描過的？」我把照片和樣張仔細比給他看，於是他說：「描是總要描一點的——向來這樣，不然簡直一塌糊塗。」我說：「與其這樣，我情願它糊塗的。」他說：「那是他們誤會了你的意思了，總以為你是要它清楚的。你喜歡糊塗，那容易！」
「還有，朱先生，」我賠笑，裝出說笑話的口吻，「這臉上光塌塌地像櫥窗裡的木頭人，影子我想總要一點的。臉要黑一點，眉毛眼睛要淡許多，你看我的眉毛很淡很淡，哪裡有這樣黑白分明？」他說：「不是的——布紋的照片頂討厭，有種影子就印不出來。」
第二次他送樣子來，貘黛恰巧也在，（她本姓莫，新改了這個「貘」字，「貘」是日本傳說裡的一種獸，吃夢為生的。）看了很失望，說：「這樣像個假人似的，給人非常惡劣的印象，還是不要的好。」可是製版費是預先付的，我總想再試一次。我說：「比上趟好多了，一比就知道。好多了……不過就是兩邊臉深淡不均，還有，朱先生，這邊的下嘴唇不知為什麼缺掉一塊？」朱先生細看清樣，用食指摩了一摩，道：「不是的——這裡濺了點跡子，他們拿白粉一擦，擦得沒有了。」「那麼，眉毛眼睛上也叫他們擦點白粉吧，可以模糊一點，因為……還是太濃呀！」他笑了起來：「不行的，白粉是一吹就吹掉了的。」我說：「那麼，就再印一次吧，朱先生真對不起，大約你從來沒遇見過像我這樣疙瘩的主顧。上回有一次我的照片也印得很壞，這次本來想絕對不要了，因為聽說你們比別人特別地好呀——不然我也不印了！」朱先生攢眉道：「本來我們是極頂真的，現在沒有法子，各色材料都缺貨，光靠人工是不行的。」我說：「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相信你們決不會印不好的，只要朱先生多同他們嘀咕兩句。」朱先生躊躇道：「要是從前，多做兩個模板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一兩塊錢的事，現在的損失就大了，不過……我們總要想法子使你滿意。」我說：「真對不起。」只好拉個下趟的交情吧，將來我也許還要印書呢。可是無論如何不印照片了。
朱先生走了之後我忽然覺得有訴苦的需要，就想著要寫這麼一篇，可是今天我到印刷所去，看見散亂的藍色照片一張張晾在木架上，雖然又有新的不對的地方，到底好些了，多了點人氣；再看一架架的機器上捲著的大幅的紙，印著我的文章，成塊，不由得覺得溫暖親熱，彷彿這裡可以住家似的，想起在香港之戰裡，沒有被褥，晚上蓋著報紙，墊著大本的畫報的情形；但是美國的《生活》雜誌，摸上去又冷又滑，總像是人家的書。
今天在印刷所那灰色的大房間裡，立在凸凹不平搭著小木橋的水泥地上，聽見印刷工人說：「哪！都在印著你的書，替你趕著呢。」我笑起來了，說：「是的嗎？真開心！」突然覺得他們都是自家人，我憑空給他們添出許多麻煩來，也是該當的事。電沒有了，要用腳踏，一個職員說：「印這樣一張圖你知道要踏多少踏？」我說：「多少？」他說：「十二次。」其實就是幾百次我也不以為奇，但還是說：「真的？」歎吒了一番。《流言》裡那張大一點的照片，是今年夏天拍的。貘黛在旁邊導演，說：「現在要一張有維多利亞時代的空氣的，頭髮當中挑，蓬蓬地披下來，露出肩膀，但還是很守舊的，不要笑，要笑笑在眼睛裡。」她又同攝影師商酌：「太多的骨頭？」我說：「不要緊，至少是我的。」拍出來，與她所計劃的很不同，因為不會做媚眼，眼睛裡倒有點自負，負氣的樣子。貘黛在極熱的一個下午騎腳踏車到很遠的照相館裡拿了放大的照片送到我家來，說：「吻我，快！還不謝謝我！……哪，現在你可以整天整夜吻著你自己了。——沒看見過愛玲這樣自私的人！」
那天晚上防空，我站在陽台上，聽見嗆嗆嗆打鑼，遠遠的一路敲過來，又敲到遠處去了。屋頂的露台上，防空人員向七層樓下街上的同事大聲叫喊，底下也往下傳話，我認得那是附近一家小型百貨公司的學徒的喉嚨，都是半大的孩子，碰到這種時候總是非常高興，有機會發號施令，公事公辦，臉上有一種慘淡動人的懇摯，很像官——現代的官。防空在這一點上無論如何是可愛的，給了學徒他們名正言順的課外活動。我想到中古時代的歐洲人，常常一窩蜂捕捉女巫，把形跡可疑的老婦人抓到了，在她騎掃帚上天之前把她架起火來燒死。後來不大相信這些事了，也還喜歡捉，因為這是民間唯一的冬季運動，一村莊的人舉著火把，雪地裡，鬧鬧嚷嚷，非常快活。……樓頂上年青的防空員長呼傳話之後，又聽見他們吐痰說話，登高乘涼，漸漸沒有聲音，想必是走了。四下裡低低的大城市黑沉沉地像古戰場的埋伏。我立在陽台上，在黯藍的月光裡看那張照片，照片裡的笑，似乎有藐視的意味——因為太感到興趣的緣故，彷彿只有興趣沒有感情了，然而那注視裡還是有對這世界的難言的戀慕。
有個攝影家給我拍了好幾張照，內中有一張他最滿意，因為光線柔和，朦朧的面目，沉重的絲絨衣褶，有古典畫像的感覺。我自己倒是更為喜歡其餘的幾張。貘黛也說這一張像個修道院的女孩子，馴良可是沒腦子，而且才十二歲。放大了更加覺得，那謙虛是空虛，看久了使人吃力。貘黛說：「讓我在上面塗點顏色吧，雖然那攝影家知道了要生氣，也顧不得這些了。」她用大筆濃濃蘸了正黃色畫背景，因為照片不吸墨，結果像一重重的金沙披下來。頭髮與衣服都用暗青來塗沒了，單剩一張臉，還是照片的本質，斜裡望過去，臉是發光的，浮在紙面上。十九世紀有一種PreRaphaelite畫派，追溯到拉斐爾之前的宗教畫，作風寫實，可是畫中人儘管長裙貼地，總有一種奇異的往上浮的感覺。這錯覺是怎樣造成的，是他們獨得之秘。這一流的畫雖然評價不高，還是有它狹窄的趣味的。貘黛把那張照片嵌在牆上凹進去的一個壁龕裡，下角兜了一幅黃綢子，黃裡泛竹青。兩邊兩盞壁燈，因為防空的緣故，在蕊形的玻璃罩上抹了密密的黑黑條子；一開燈，就像辦喪事，當中是遺像，使我立刻想爬下磕頭。貘黛也認為不行，撤去黃綢子，另外找出我那把一扇就掉毛的象牙骨折扇，湖色的羽毛上現出兩小枝粉紅的花，不多的幾片綠葉。古代的早晨我覺得就是這樣的，紅杏枝頭籠曉月，湖綠的天，淡白的大半個月亮，桃紅的花，小圓瓣個個分明。把扇子倒掛在照片上端，溫柔的湖色翅膀，古東方的早晨的蔭翼。現在是很安好了。
我在一個賣糖果髮夾的小攤子上買了兩串亮藍珠子，不過是極脆極薄的玻璃殼，粗得很，兩頭有大洞。兩串絞在一起，葡萄似的，放在一張垂著眼睛思想著的照片的前面，反映到玻璃框子裡，一球藍珠子在頭髮裡隱隱放光。有這樣美麗的思想就好了。常常腦子裡空無所有，就這樣祈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