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姑說話有一種清平的機智見識,我告訴她有點像周作人他們的。她照例說她不懂得這些,也不感到興趣——因為她不喜歡文人,所以處處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這樣說了:「我簡直一天到晚的發出沖淡之氣來!」
有一天夜裡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裡鑽的時候,她說:「視睡如歸。」寫下來可以成為一首小詩:「冬之夜,視睡如歸。」
洗頭髮,那一次不知怎麼的頭髮很髒很髒了,水墨黑。她說:「好像頭髮掉色似的。」
她有過一個年老嘮叨的朋友,現在不大來往了。她說:「生命太短了,費那麼些時間和這樣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覺得生命太長了。」
起初我當做她是說:因為厭煩的緣故,彷彿時間過得奇慢。後來發現她是另外一個意思:一個人老了,可以變得那麼的龍鍾糊塗,看了那樣子,不由得覺得生命太長了。她讀了蘇青和我對談的記錄,(一切書報雜誌,都要我押著她看的。她一來就聲稱「看不進去。」我的小說,因為親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實地篇篇過目,雖然嫌它大不愉快。原稿她絕對拒絕看,清樣還可以將就。)關於職業婦女,她也有許多意見。她覺得一般人都把職業婦女分開作為一種特別的類型,其實不必。職業上的成敗,全看一個人的為人態度,與家庭生活裡沒有什麼不同。普通的婦女職業,都不是什麼專門技術的性質,不過是在寫字間裡做人罷了。在家裡有本領的,如同王熙鳳,出來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經理人才。將來她也許要寫本書關於女人就職的秘訣,譬如說開始的時候應當怎樣地「有沖頭」,對於自己怎樣地「隱惡揚善」……然而後來她又說:「不用勸我寫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裡專管打電報,養成了一種電報作風,只會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費來太不上算了!」
她找起事來,挑剔得非常厲害,因為:「如果是個男人,必須養家活口的,有時候就沒有選擇的餘地,怎麼苦也得干,說起來是他的責任,還有個名目。像我這樣沒有家累的,做著個不稱心的事,愁眉苦臉嫌了錢來,愁眉苦臉活下去,卻是為什麼呢?」
從前有一個時期她在無線電台上報告新聞,誦讀社論,每天工作半小時。她感慨地說:「我每天說半個鐘頭沒意思的話,可以拿好幾萬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說著有意思的話,卻拿不到一個錢。」
她批評一個膽小的人吃吃艾艾的演說:「人家睡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嚨了。」
「愛德華七世路」(愛多亞路)我弄錯了當做是「愛德華八世路」,她說:「愛德華八世還沒來得及成馬路呢。」
她對於我們張家的人沒有多少好感——對我比較好些,但也是因為我自動地粘附上來,拿我無可奈何的緣故。就這樣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住在一起,使人變得非常嘮叨(因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為對方太低能)。」有一次她說到我弟弟很可憐地站在她眼前:「一雙大眼睛吧達吧達望著我。」「吧達吧達」四個字用得真是好,表現一個無告的男孩子沉重而潮濕地目夾著眼。
她說她自己:「我是文武雙全,文能夠寫信,武能夠納鞋底。」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頂喜歡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藍色字細細寫在極薄的粉紅拷貝紙上,(是她辦公室裡省下來的,用過的部分裁了去,所以一頁頁大小不等,讀起來淅瀝煞辣作脆響。)信裡有一種無聊的情趣,總像是春夏的晴天。語氣很平淡,可是用上許多驚歎號,幾乎全用驚歎號來做標點,十年前是有那麼一派的時髦文章的罷?還有,她老是寫著「狠好,」「狠高興,」我同她辯駁過,她不承認她這裡應當用「很」字。後來我問她:「那麼,『凶狠』的『狠』字,姑姑怎麼寫呢?」她也寫作「狠」。我說:「那麼那一個『很』字要它做什麼呢?姑姑不能否認,是有這麼一個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說:「現在沒有人寫『狠好』了。一這樣寫,馬上把自己歸入了周瘦鵑他們那一代。」她果然從此改了。
她今年過了年之後,運氣一直不怎麼好。越是諸事不順心,反倒胖了起來,她寫信給一個朋友說,「近來就是悶吃悶睡悶長。……好容易決定做條褲子,前天裁了一隻腿,昨天又裁了一隻腿,今天早上縫了一條縫,現在想去縫第二條縫。這條褲子總有成功的一日罷?」
去年她生過病,病後久久沒有復元。她帶一點嘲笑,說道:「又是這樣的懨懨的天氣,又這樣的虛弱,一個人整個地像一首詞了!」
她手裡賣掉過許多珠寶,只有一塊淡紅的披霞,還留到現在,因為欠好的緣故。戰前拿去估價,店裡出她十塊錢,她沒有賣。每隔些時,她總把它拿出來看看,這裡比比,那裡比比,總想把它派點用場,結果又還是收了起來,青綠絲線穿著的一塊寶石,凍瘡腫到一個程度就有那樣的淡紫紅的半透明。襟上掛著做個裝飾品罷,襯著什麼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樣的顏色上,倒是不錯,可是看不見,等於沒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顯得髒相了。還是放在黑緞子上面頂相宜——可是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著想,不放,又還要更好些。
除非把它懸空宕著,做個扇墜什麼的。然而它只有一面是光滑的。反面就不中看;上頭的一個洞,位置又不對,在寶石的正中。
姑姑歎了口氣,說:「看著這塊披霞,使人覺得生命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