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先生的《代價論》在哈佛燕京叢書裡出版了，書在手邊放了很長時間都沒顧上看——我以為如果沒有精力就讀一本書，那是對作者的不敬。最近細看了一下，覺得也夫先生文筆流暢，書也讀得很多，文獻準備得比較充分。就書論書，應該說是本很好的書；但就書中包含的思想而論，又覺得頗為牴觸。
說來也怪，我太太是社會學家，我本人也做過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但我對一些社會科學家的思想越來越覺得隔膜。這本書的主旨，主要是中庸思想的推廣，還提出一個哲理：任何一種社會倫理都必須付出代價，做什麼事都要把代價考慮在內等等。這些想法是不錯的，但我總覺有些問題當作技術問題看比當原則問題更恰當些。當你追求一種有利效果時，有若幹不利的影響隨之產生，這在工程上最常見不過，有很多描述和解決這種問題的數學工具——換言之，如果一心一意地要背棄近代科學的分析方法，自然可以提出很多的原則，但這些原則有多大用處就很難說了。
中庸的思想放在一個只憑感覺做事的古代人腦子裡會有用——比方說他要蒸饅頭，記住中庸二字，就不會使饅頭發酸或者鹼大。但近代的化工技師就不需要記住中庸的原則，他要做的是測一下Ph值，再用天平去稱量蘇打的份量。總而言之，我不以為中庸的思想有任何高明之處，當然這也可能是迷信分析分析方法造成的一種偏見。我聽到社會學家說過，西方人發明的分析方法已經過時，今後我們要用中國人發明的整合方法作研究；又聽到女權主義者說，男人發明的理性的方法過時了，我們要用感性的方法作研究。但我總以為，作研究才是最主要的。
《代價論》分專章討論很多社會學專題，有些問題帶有專門性我不便評論。但有一章論及烏托邦的，我對這個問題特別有興趣。「烏托邦」這個名字來自摩爾的同名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題材，它有獨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烏托邦，還有反面烏托邦。這後一種題材生命力尤旺。作為一種制度，它確有極不妥之處。首先，它總是一種極端國家主義的制度，壓制個人；其次，它僵化沒有生命力。最後，並非最不重要，它規定了一種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對它多有批判，鄭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說，烏托邦可以激勵人們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氣，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烏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個錯誤。不管哪種烏托邦，總是從一個人的頭腦裡想像出來的一個人類社會，包括一個虛擬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類社會。假如它是本小說，那倒沒什麼說的。要讓後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種極其猖狂的狂妄。現世獨裁者的狂妄無非是自己一顆頭腦代天下蒼生思想，而烏托邦的締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帶替千秋萬代後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後世人變得愚蠢，這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現代社會的實踐證明，不要說至善至美的社會，就是個稍微過得去的社會，也少不了億萬人智力的推動。無論構思烏托邦，還是實現烏托邦，都是一種錯誤，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勵人們向上。我們曾經經歷過烏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氣，只可惜那是一種特殊的愚蠢而已。
從鄭也夫的《代價論》扯到烏托邦，已經扯得夠遠的了。下一步我又要扯到聖賢身上去，這題目和鄭先生的書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討厭烏托邦的人上溯它的源頭，一直尋到柏拉圖和他的《理想國》，然後朝他猛烈開火攻擊。中國的自由派則另有攻擊對象，說種種不自由的始作俑者。此時此地我也不敢說自己是個自由派，但我覺得這種攻擊有些道理。羅素先生攻擊柏拉圖是始作俑者，給他這樣一個罪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讀了理想國，胸中燃燒起萬丈雄心，想當萊庫格斯或一個哲人王，只可惜對權勢的愛好總是使他們誤入歧途。這話我想了又想，終於想到：說理想國的愛好者們愛好權勢，恐怕是不當的指責。萊庫格斯就不說了，哲人王是什麼？就是聖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