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年表：
一九五○年出生。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住在礦院，是一名中學生，目睹了賀先生跳樓自殺和李先生龜頭血腫。
一九六八年，和許由在地下室造炸藥玩，出了事故，大倒其霉。先被專政，後被捕，挨了很多揍。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被釋放。到雲南插隊。認識陳清楊。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在京郊插隊。與小轉鈴交好。與劉先生結識，劉老先生死。後來上調回城，在街道廠當工人。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上大學。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畢業，三十而立。與二妞子結婚。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年，與舊情人線條重逢，很驚訝地發現她己嫁了李先生。出國讀學位。喪父。離婚。回國。
一九九○年，四十歲。
一
歲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現在離了婚，和我母親住在一起。小轉鈴有時來看我，有時慪了氣，十幾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個單身漢。
我住的是我父親的房子，而我父親已經不在了。我終於調進礦院來，在我父親生前任教的學校教書。住在我家對面的是我的頂頭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學，當年叫線條。線條在「文化革命」裡很瘋，很早就跑出來，和男孩子玩。現在提這些事不大應該，但是我想，線條不會見我的怪。因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說，我們倆是老情人。
至於李先生，更不會見怪，因為他不在乎這些事。除此之外，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好。他從海外回大陸，第一個能叫上名字的人就是我。他還是個不善交際的人，直到現在，除了夫人之外，也就是和我能聊聊。我不知他在國外的情況，反正在中國，能說說心事的，也就是一個線條，一個王二。這實在不算多。用李先生的話說，別人和他沒有緣。我也把李先生當個朋友。我向來不怕得罪朋友，因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這是我的一貫作風。由這一點你也可猜出，我的朋友為什麼這麼少。
我現在沒有幾個朋友了。許由找了個出國勞務的話，到中東去修公路。陳清揚見不著。小轉鈴說，我對線條舊情不斷，還說我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她簡直是個醋葫蘆。我愛上了李先生老婆。李先生不知道，還說我和他有緣。該著做朋友。
李先生說，和我有緣，這種緣分起源於二十三年前一個冬日的早上。那時我是十七歲一個中學生，個子像現在一樣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樣。頭上戴狗皮帽，身穿藍制服罩棉襖，腳下穿大頭皮鞋，這身打扮在當時很一般。我身上的衣服不大乾淨，這在當時也很一般。我那頂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來的，不是偷來就是搶來的，這在當時也很一般。當年的中學生，只要不是身體單薄性情懦弱，有誰沒幹過幾件壞事，搶幾頂帽子實在一般——我就這個樣子走到礦院的大操場上去看大字報。在六七年大字報已沒有了轟動效應，但是還有不少東西可看。某先生早年留學日本時去嫖妓，想賴嫖資；某教授三年困難下礦山，吃招待飯時偷了饅頭藏在懷裡；某書記當年貪污了黨的經費，給自己打了一個銀煙盒等，頗為有趣。看這種東西很容易入迷。不知不覺自己也變成了壞蛋。假如再有「文化大革命」，這種東西我絕不看了。在當年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報看一追。礦院很大，大字報很多，所以不能全看完。有些我只看看標題，有些覽其大略，有些有趣的我仔細看。就是這樣，還得起旱貪黑。一大早我就到了大操場上，而大操場早被席棚隔成了九宮八卦之型。我在八卦之中走動，起得早了，沒碰見人。轉了幾個圈後遇上了第一個人，他躺在地上像條死魚。這就是李先生。
把時間推到二十三年前，李先生剛從香港回內地，過冬的衣服都是臨時置辦的。他身穿一件藍色帶風帽的棉大衣，北京人叫棉猴的那種東西，又小又舊，也不知是誰給他的。李先生個子小，那棉猴比他還小。可見是小孩子穿過的東西。棉猴下是粗呢褲管，這是他從海外帶回來的東西。粗呢褲下是一雙又肥又大的塑料底棉鞋，這是他在北京買的。李先生鬍子拉碴，戴一副瓶子底也似的眼鏡。我見時他就是這副樣子倒在地上，半閉著眼睛，不見黑眼珠，渾身打著哆嗦，很像前幾天跳樓的賀先生剛著地時的樣子。但是仔細看時頗有不同，賀先生的腦子當時是灑出來的，而李先生的腦子還在腦殼裡面，這是最主要的不同之點。賀先生從樓上跳下來時，我不在現場，是後來得到消息趕去的。雖然去得很快，也錯過了不少場面。據說賀先生剛落地時，還在滿地打滾，這場面我就沒看見。據說賀先生的手還抓了兩把，我也沒看見。賀先生死時的景象，我幾乎都沒看見，只看見他最後抽抽了兩下。這使我很沒有面子。所以看見李先生倒在地下，我大為興奮。雖然我拿不準他死了沒有。
假如我知道李先生沒死，只不過是暈了過去，那麼我肯定會去救他。雖然我當時很瘦，但是「文革」前的孩子重視體育，所以都有一把力氣，李先生又不重，我把他扛走沒什麼問題。但是當時我以為他有可能已經沒救了，在這種情況下，就該保護現場，等待警察。既然我拿不準他死沒死，還有第三種辦法：我去喊幾個人來，看看他死沒死。這個辦法我最不樂意。設想李先生已死，我又離開了現場，別人再撞上了，那時我再說我是第一個到達現場之人，誰還肯信？就算信了，對我更不好，他們會說，王二叫死人嚇跑了。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不怕人家說我膽小了。經過了插隊，當工人，數十年的時間，所到之處人都說我膽子非常大，膽大心黑，色膽包天，膽大妄為等等。偶爾有人說一句王二膽小，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是在當時，我就怕人說我這個。因此我採取了第四個辦法，站在當地不動，看李先生是越抽越厲害還是越抽越硬邦。假如是後者，我就嚷嚷起來。假如是前者，我就過去扛他。誰知他很快就睜開了眼睛，坐起身來，這叫我大失所望。我轉過身去，準備走了。
在李先生看來，那天早上的事就沒這麼輕鬆。當時他從香港趕來參加「文化革命」（後來他說，這是他這輩子犯的最大的錯誤），頭天晚上剛到礦院，早上就來貼大字報。誰知和別人起了爭執，遭人一腳踢成了重傷，暈倒在地。醒來一看，大出意料：原來沒躺在醫院裡，也沒人圍著他。踢他的人也不見了。只有一個半樁孩子在一邊看著，而且那孩子有姍姍離去之勢。所以他急忙叫我回去攙他一把。李先生說，當時他傷處極疼，沒人架一把一步也走不動。而我卻搖頭晃腦，好半天才走過去，可把他急壞了。所以等他能夠上，就一把摟住了我的脖子，再也不敢放，生伯我也跑了。結果到了醫院，我脖子上被箍出了一溜紫印。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不肯再攙他回去，抽個冷子就跑掉了。這下又苦了李先生，他根本不認識回去的路，花了幾倍的工夫才回到了礦院。
對於這件事我還有些補充。當時我不認識李先生，不知他是礦院的人。假如認識，搶救的態度會積極一點。我也不知他是被人擺平的，還以為他是在抽羊角瘋。假如知道，搶救的態度也會積極一點。做了這兩點辯護之後我也承認，當時我對死人特別有興趣，對活人不感興趣。李先生說，他對我當時的心情能夠理解。有件事他不能理解，就是那一腳踢得委實利害。只要再踢重一點，他就會變成我感興趣的人。
李先生挨那一腳的事是這樣的：六七年大家都想寫些大字報貼出去，然後看見別人在自己寫的東西面前交頭按耳，議論紛紛，這和我今天想發表作品的心情是一樣的。頂叫人憤怒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寫了一夜，才貼出去就被人蓋掉。所以都在大字報上寫著：保留五日，保留十日，無奈根本沒人給你保留。那年頭為這種事吵嘴、動手的事也不知有多少。李先生的大宇報正貼在司機班一夥冒失鬼好不容易謅出的大字報上，而且被本主當場逮到。叉住了脖子和他理論，和他又理論不清。因此照他檔下踢了一腳，人家怎麼也想不到他會讓人踢個正著。當時我們院誰不知道司機班那夥人？只有李先生不知道。所以連挨揍的準備都沒有。這一腳踢出麻煩來了，眼見得李先生臉色也變了，眼珠子也翻了，軟軟地掛在人家手上。人家也怕吃人命官司，趕緊把他放在地上跑掉了。誰又能想到他還有救呢？假如送他上醫院，萬一他又沒救了呢？
現在我們院的人都在背後叫李先生龜頭血腫，包括那些沒結婚的小姑娘。她們說，李先生原是日本人，姓龜頭，名血腫。這是不對的。李先生從未到過日本。他叫這個名字，是因為他挨了一腳後，十分氣憤，就把醫院的診斷書抄出來尋求公道，那診斷中有這樣的字句：「陰囊挫傷，龜頭血腫」。他尋到的公道就是從此被叫作龜頭血腫，一腫二十三年，至今還沒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