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戰爭 正文 第三章
    出逃是一道深淵,在路上是一道深淵。女人是一道深淵,男人是一道深淵。故鄉是一道深淵,異地是一道深淵。路的盡頭是一道永遠的深淵。

    那一年我從N城出發,先到武漢,從武漢坐船經三峽到重慶,乘火車到成都,從成都到峨眉縣,上峨眉山,之後從成都到貴陽,從貴陽到六盤水,再搭貨車到雲南文山,經麻栗坡、富寧到百色,從百色回N城。

    這是我此生的一次壯舉。

    我獨自一人,自始至終。我意識到,再也沒有比一個年輕女人獨自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去更危險、更需要勇氣的了。一次又一次地從嚴肅和不太嚴肅的報紙上看到,一些女研究生和女大學生在並不偏僻的地方被人輕而易舉地就拐賣到農村給人當老婆的消息,甚至在省會,獨身的年輕女子走出火車站,守候在站前的人販子一眼就會把她們認出來,人販子們在拐賣生涯中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如簧巧舌,他們熱情地把單身女子騙上了一輛據說是開往國營旅館的車。這車駛離了熱鬧的市區,它呼呼地開,越來越快,越開路越黑,單身女子感到了異樣,汽車就像行進中的黑洞,她莫名其妙地掉了進去。她喊道:我要下車!但她沒有聽見自己的聲音,她竭力想看清楚同坐在車廂裡的拐騙者,她看不清那人的臉,只感到有一道陰險的目光像貓一樣蹲在那裡。很久才有一輛汽車迎面開過來,獨身女子借著車燈的光亮看到角落裡的女人長著一張可疑的狐狸臉,在她看到她的一瞬間,狐狸臉把手伸了過來,這是一只跟她的臉一樣大的手。這手朝獨自出行的女子做著一個古怪的手勢,如同一個凶兆懸掛在曖昧的車廂裡。

    她們來到一個奇怪的地方,周圍沒有樹,四處長著同一形狀的石山,此地的石山一律高大、肉色、形似圓柱、頂呈半球狀。獨身出行的女子從汽車裡出來,她聽見一聲陰險的咳嗽聲,身後的汽車和狐狸臉頃刻之間就消失不見了。

    受過大學教育的女子竭力要從此地的地貌特征弄清自己身在何處,這林立的石山使她最先想起“石林”這個詞,但這整齊劃一的肉色圓柱狀否定了石林的可能。獨身出行的女子回憶各種科教片、風光片、異國翻譯的電視劇、明信片等等,她越來越搞不清楚這是不是一個真實的地方。這時她聽見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說:這是真的,不信你掐掐自己的手。滿臉皺紋的女人說完這話後同樣消失不見了。天上的雲開始迅速聚攏,成為一個巨大的女人的嘴唇,鮮紅的顏色在天上散發著魅人的肉感,在這唇形的雲後面,是依然純藍的天空。肉柱形的石山中有一個最高最大的石柱,它在越來越低的唇形之中顯得充滿動感,它們越來越接近,伴隨著一聲蕩人心魄的叫喊,她看見肉柱的石山進入了鮮紅的唇形雲之中,她感到有一陣熱氣從那朵雲的處所散發出來。

    與此同時,她發現了火把,它們像是在肉柱形的石山藏匿已久,那一聲蕩人心魄的叫喊如同一道號令,它們瞬間之內就從藏匿的石山後面走了出來。它們閃閃爍爍地跳動,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她環視周圍,看到火把已圍成了一個圓圈。她聽見那個老女人的聲音說:你再也跑不掉了。

    四面的火把發出嗡嗡的聲音,那是男人的、雄性的聲響,如同肉形圓柱山一樣同屬一個體系。他們穩穩地走向她,火把上蒸發著黑煙,一種強烈的氣味彌漫在空氣中,這些氣味穿過她的身體,使她感到了威脅。很快她就看到了火把後面的眼睛,這些眼睛既像男人又像狼,它們與火把合謀剝光了她身上的衣服,她的風衣、襯衫、乳罩,像大小不等的鳥兒在她頭頂的空中盲目地亂飛。

    環圈中有一個火把走了出來,火把後面的臉老而丑,他把火把放近她長及腰際的長發,頭發地燒起來,發出濃烈的焦油味,那男人說:我來救你。他用手在她的頭上一捋,火苗立即沿著他的手走進了她的身體。他的身體隨即鼓脹堅硬起來,他把她放倒在地,用他的身體擠壓她,進入她。無數火把在周圍燃燒,發出耀眼的亮光。她感到她身上的水分被火把的亮光迅速蒸發,她越來越輕、越來越干、越來越薄、越來越透明。她又輕又薄又透明地升上了天空,她恐怖地看到自己的身形張開著像風箏一樣懸浮在她躺著的上空,就像在某部恐怖的科幻片中所看到的那樣,被囚禁在二維的平面裡,永不能返回。

    這是一個想像還是一個噩夢?

    在那次漫長而曲折的單身旅途中,這個噩夢般的意象不時地從我的心裡升起,升到我的眼前和頭頂,彌漫成一種莫測的氣息,使我越發感到,這是一個真實的危險,這個真實的危險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它就像一個無法預測的陷阱,隱藏在腳下將要到達的每一寸草叢下。

    我越是害怕它它就越有誘惑力,危險從來就是美女,就是美女蛇,它的力量在看不見的地方,極大地激起著我們生命的知覺。

    那一年,在長江的江輪上,事情輕而易舉地就發生了,那幾乎是我自己招來的。在前半截旅途中,我好大喜功,每逢有跟我搭話的人,不管男女老少,我總搶著告訴人家,我獨自一人自費漫游。我把自己看成了一個奇女子,我希望別人也這樣看我,我希望當我說出“只身一人”這個偉大而英勇的字眼時,別人會驚呼一聲:你真了不起!在我的童年時期,我就幻想著長大以後擁有一份有聲有色的冒險生涯,B鎮平淡的日子和漫長的午後和夜晚給我提供了充足的養料,我一次次想像著英雄的業績和偉大的成就。為了鍛煉自己的意志和勇氣,我無師自通地訓練自己,我強迫自己從兩米高的平台上往下跳,把手伸到極燙的水中堅持盡可能長的時間。

    大學快畢業的時候我就作好了計劃,我決定終身不結婚,摒棄一切物質享受,我將過最簡樸的生活,把錢省下來作路費,游歷全中國。

    我懷著這個隱秘的理想分配到了N城圖書館,一報到我就領到了一個月的工資,我除了交伙食費、買書及日常開支,剩下的錢就全存起來。大學畢業的當年,我就開始實行我的計劃。我利用探親假的時間,開始時國家規定的單身職工探親假是十二天,後來改為二十天,就是給我回B鎮看望父母的。我一年到頭不回家,甚至在春節這樣的專門用來合家團圓的節日也不回去,我有時會連著兩三個春節不回家。我給母親寫信說,我要利用過節這段完整的時間讀書寫作,總而言之要想有所成就要有所犧牲。實際上這只是一個借口,我用它來掩蓋我對故鄉、家庭和親情的冷漠。

    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對家、母親、故鄉這樣的字眼毫不動心,我甚至不能理解別人思鄉文章的深情厚意,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如此冷漠,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後天長成的。在我的心目中,學校永遠比家庭好,我最不喜歡星期天,最怕放假,在這些不需要到學校去的日子裡,我總是感到十分難熬。學校是我的自由世界,而家庭卻是牢獄。這種與別人相反的感覺是怎樣得來的呢?我常常幻想著有一所永遠沒有星期天、永遠沒有寒暑假的學校,幻想著一個人一輩子永遠在校讀書。後來我知道每個人高中畢業都要去農村,這使我有點失望,但一想到去農村就可以離開家庭,我很快又高興起來。我天生能適應艱苦的環境,能過清苦的日子,當然這並不等於說,現在我樂意回到插隊的日子,插隊的兩年多時間沒有給我留下太多的痕跡,如果我不說,別人會想不到這段經歷,我從來不說也從來不寫插隊的生活,我從來認為,那是我當時的最好去處。

    我曾經說過,我小時候十分害怕我的母親,只要她在房間裡我就不進去,如果我在房間裡她進來了,我就連忙溜出來。這種害怕既不是畏懼,也沒有導致仇恨,而是一種十分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覺。我從不主動跟母親說話,除了要錢,她跟我說話我也不太搭理,我直到三十歲才開始懂事,知道要愛母親,母親養我這樣的女兒真是太虧了。我在寫信或說話中總是避免“媽”這個字眼,覺得說不出口似的。我想起插隊第二年的時候,有一天中午,母親從B鎮騎車三小時到生產隊看我,看到她我遲疑了一下,說:來了。母親很不高興,她說你連媽都不叫一聲,有你這樣的嗎,光干巴巴地說“來了”。

    我害怕母親一定不是因為她對我粗暴,她是一個懂得科學育兒(這是她的本行)和能夠嚴格要求子女的母親,她只是不寵孩子,要讓孩子艱苦樸素。現在想來,她沒有任何地方值得我害怕,相反,她完全盡到了一個母親應盡的一切責任。我小時候經常發高燒,在那些全身灼熱的夜晚,我母親總是徹夜不眠,她用酒精棉球一遍遍地擦我的額頭,給我物理降溫,酒精的芬芳彌漫在那些夜晚,它總是帶著我母親在孤獨的黑夜中無助的臉龐出現在我的回憶中。我父親在我三歲的時候就已去世,我長到十歲的時候,母親就總是跟我說:什麼事情都沒人可商量。我想像在那些我發燒的夜晚,母親一個獨身女人,是如何六神無主、心急如焚地等待天亮。我猜想母親當年拖了六年才再婚,一定是為了我,我父親去世的那年她才二十四歲,她一直到三十歲才再婚,在她二十四歲到三十歲的美麗歲月裡,曾經有一個姓楊的叔叔經常到我家裡來,後來他不見了,聽母親的同事說楊叔叔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母親怕影響我的前途。我想這是真的。我還想起來,母親再婚的時候確實跟我說過,她說你繼父成分好,以後不會影響你的前途。她又說:家裡還是要有個男人,這麼多年,凡事沒人可商量。當時我不懂這些,我只有十歲,我想:要人商量干什麼?一切自己決定好了。

    那一年是一九六九年,是備戰的年月,城鎮人口一律疏散,她跟繼父商量的結果就是將我和弟弟送回另一個縣的農村老家。我當時想,還不如不商量的好。他們叫來了我的同父異母的姐姐,讓她把我和弟弟接回下鄉,我們經過地區所在縣玉林時,在姐姐的同學家吃了兩頓飯,其中有一頓是十分好吃的炒米粉。那裡還有一台織布機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奇怪的機器。在逛大街時我母親給我姐姐的五塊錢(在當時是一筆巨款)被小偷偷走了,我姐姐首先想到的是千萬不要把丟錢的事告訴媽。她找了熟人,讓我們坐上了開往家鄉縣城的解放牌大卡車,那車汽油味很重,我吐得天翻地覆才到靠近老家的一個小鎮。然後我們步行二十幾裡回到老家,開始了每頓吃很稀的稀粥和很鹹的鹹菜的日子。

    那是我失學的日子,想起這段日子我心痛欲裂。起初我不知道我將失學了,我以為僅僅只是因為備戰,母親讓我回老家暫時躲一躲,很快就會把我接回家的。在農村的叔叔家一安頓下來,我立即給母親寫信,信發出之後幾天,我便每天到大隊部等回信,我每天都去,但每天都是白等。我等了快一個月,母親的信還是沒有來,這時姐姐說:多米,你不要再等了,你媽既然結婚了,你就在老家過吧,叔叔是好心人,不會嫌你的。這番話使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我隱約感到,我也許回不了B鎮母親的身邊了。

    回老家的日子是暑假的日子,秋天到來的時候學校就開學了,開學的日子永遠是我的節日,我總是在開學之前的兩三天就興奮起來,心情輕松愉快,在那個四年級開始的學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沒有人想到我應該上學。我母親沒有來看我,也沒有給我寫信,現在想來,她當初也許是下了決心把我們放在老家了,她想她已經盡到了責任,一個人靠三十幾元工資拉扯了兩個孩子六年之久,她已經問心無愧了,林家的人有義務把林家的後代拉扯成人。在那段日子裡,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隊的學校張望,我遠遠地站在教室的後面,看著那些衣衫破舊的農村孩子在上課。我內心充滿了艷羨、焦慮和茫然,跟現在“希望工程”所要挽救的失學兒童毫無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是他們是貧窮落後地區的農村孩子,我不是,我母親是國家干部、醫務工作者。

    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聽著陌生的孩子們讀書的聲音,心裡充滿了悲傷和絕望,我想我是最優秀的學生啊,我怎麼就不能上學。我這樣想著的時候眼前就出現了我的老師和同學,我的算術老師會走到我的書桌前,把我提前許多天(有時是學期剛到一半我就把整個課本的算題做完了)做出的算題抄到他的課本上,他會認為我算出的都是對的。二十多年過去,老師寫信來,仍說我是他所教過的學生中最優秀的。命運有時真是十分古怪,如果不是後來母親又把我接回身邊上學,我很可能在叔叔家長到十六歲就嫁人了事。每當我想到這個可能的結局時就心驚膽顫,全身冰涼。每當我陷入絕境的時候,那個可能的命運常常像一張饑瘦的黃臉在我面前晃動,它提醒我,我現在的一切都是賺了的,我應該滿足。

    至今我感謝我的小叔叔,他能在他四個孩子之外收留我們姐弟,使我們吃上他的孩子也吃的很稀的稀粥和很鹹的鹹菜(那是一種用蘿卜加大量生鹽熬煮幾天幾夜,直到把蘿卜煮到發黑的地步才能完成,放在缸裡,名稱叫“蘿卜腩”的一種鹹菜)。叔叔讓我上山打柴是理所當然的,他認為我既然已經十歲了就不能白吃飯;他不讓我上學,也是理所當然的,他想既然我母親都想不到讓我上學他為什麼要多管閒事呢?

    所以我一點都不怨恨他。我在老家的日子裡,聽不懂他們說的客家話,沒有書看也沒有電影看(過年的時候二十多裡地外放映《地道戰》,令老家人激動不已)。老家的日子使我沉默、孤僻和絕望。

    那些日子我沒有想念母親,我入神地想念的是我的同班女同學,我跟她們算不上很要好,但我想念她們。我入神地想念她們的外號、吵架的聲音、難聽的粗話,她們所有的惡劣行為在我的面前如繁花般燦爛和明亮,就像並不是我真正經歷過的,而是一個夢境或天堂,我與她們真正是隔了千山萬水,永遠不能再相見了。我懷著永別的心情給她們寫了一封信。回信很快就來了,信封脹鼓鼓的,寫著我的名字,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激動不已地拆了封,裡面是大小不同的五六張紙,是五六個同學寫來的,她們每人抄了一段毛主席語錄,那是當年的習慣,寫作文和寫信都要先抄語錄。她們不知道要給我怎樣的鼓勵才好,她們便抄道:“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寫了莊嚴的語錄,才是她們各自寥寥數語的信,“文革”中念書的四年級學生,除了抄語錄以外就表達不出別的意思了,她們的信空洞無物,甚至千篇一律,但我如獲至寶地捧著它們,就像捧著最精彩的故事,它們像火焰一樣一朵一朵地在我的頭頂開放,成為我的節日。我無數次地讀過它們之後我平靜地想:她們雖然還在念書,但她們不如我。

    從秋天到冬天,荒涼而無望。春天到來的時候,學校又要開學了。我的同父異母的姐姐給我母親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多米是個聰明過人的孩子,她舉例說,她唱過的歌,不管有多復雜,多長,只要唱了一遍,多米就能一字不拉地唱出來。起先她以為我學過,後來發現確實不是,這使她十分吃驚。因此她希望母親能重視我培養我。我的姐姐是地區高中的高材生,既聰明又善良,只是生不逢時成了回鄉知青,與她相比,我的命運好多了。現在想起她,我就看見她一個人站在一片匕首般鋒利的菠蘿地裡,她的褲腿全是濕漉漉的露水,她用淒清的音調唱著毛澤東詩詞《七律·送瘟神》:“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這首歌連同她那淒涼的唱法成為我在老家的日子裡的背景音樂。姐姐告誡我,高中畢業後一定要插隊,千萬不要回鄉,否則就會成為宗族斗爭的犧牲品。

    不知是姐姐的信起到了作用,還是母親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春天到來的時候她的信和匯款來了,姐姐重新帶領我和弟弟上路,先步行到一個小鎮,然後乘車到縣城,從縣城換車到地區,地區換車到B鎮所在的縣。

    到家沒幾天,學校就開學了,我懷著重獲新生的心情跑到學校報名。跨進學校門口,我一眼看到大廳正中貼著四年級報名處的地方正站著器重我的算術老師。他看到我眼睛一亮,說:林多米,上學期你回老家去了?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他在報名冊上飛快地寫下我的名字,然後微笑著看我說:這回你要補課了。這時又來了一個女同學要報名,女同學說出了自己的名字,老師忘了怎麼寫,又重復一次,這個場面使我感到自信。一上課,老師就說要復習上學期的內容,第一節課先出一些小數除法的題給大家算算,看掌握得怎麼樣。這正是我缺的課,我一點都不知道怎樣除小數,我失去了那種老師一出完題我的得數也出來一半的優勢,我只能問我的同桌。小數點移動的方法一經從她口中道出,我立即覺得這是我心中諳熟已久的方法,我對之毫不生疏,我熟練地寫起了豎式,豎式的一橫和一撇就像我的親人使我感到萬分熟悉和親切,我安靜地進入了狀態。算術老師寫完黑板後馬上走到我桌邊,他看到我會了。他走開之後我感到失學的難關過去了。

    我知道,在這部小說中,我往失學的岔路上走得太遠了,據說這是典型的女性寫法,視點散漫、隨遇而安。讓我回到母親和故鄉的話題上。

    我母親肯定是一名好母親,除了這次目的不明的失學(我不能問母親,只能問我的姐姐,但我首先要找到她,我已經十幾年沒有她的消息了),我再也想不出她有什麼不好了,她把我這樣一個反常的、冷漠的、從來沒給她帶來過溫情的孩子養大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碰上別人早就不要我了。直到我十八歲,母親還幫我洗爛腳。那時我在農村插隊,雙腳每天浸泡在太陽蒸曬得發燙的水田裡,腳面很快就長滿了水泡,緊接著水泡就變成了膿泡,腳也腫了,人也開始發燒,於是只好回家治腳。母親領我打針吃藥,早晚兩次用一種黃藥水替我洗腳,她用一塊紗布輕輕按在我的爛腳上,把我隱藏著膿汁的疤痕徹底搗掉,她把我的爛腳捧起來舉到鼻子跟前仔細察看,這是一個令我終生難忘的場面。另一個場景是我上大學的時候,母親送我到地區所在地玉林,在那裡換乘火車去遙遠的W市,我輕松地就上了車,在車上我滿腦子想的是我是本縣的第二名,這個第二名是我輕而易舉就拿到的,我將到大城市去了,我將跟所有的人一試高低,我豪情滿懷,絲毫想不到要跟母親說一句告別的話,我的心裡還來不及產生脈脈溫情和惜別之感,我連看都沒有看站在站台上的母親一眼,我只注意車廂上幾個也是要到W市上學的女生,她們說著流利的普通話(軍分區大院的?),使我有些自慚形穢,同時我又想,別看你普通話說得不錯,未必我就不如你,我暗暗地跟那素不相識的人斗上了氣,忘記了我的母親站在站台眼巴巴地望著我。

    她擠在人堆中,踮著腳尖。

    火車動了一下,慢慢開了,車廂裡的人全都湧到窗口跟送別的親人揮手告別,這時我才想到向站台望一望,我看到母親慌亂而笨拙地朝我揮手(這是一個她十分陌生的動作,她可能是模仿了旁邊的人),她的臉奇怪地扭曲著,給我一種想哭的印象,她聲音變形地叫著我的名字,我看見她追著火車跑了幾步很快就不見了。我受到了強烈的震動,這是我第一次受到震撼。我想我的母親在站台的人群中一定悲喜交集,她想她的女兒考上名牌大學了,從此就會有好的前途和好的工作,她全部的苦就都有了回報,她想起她曾經罵過我長大以後找不著飯吃,想不到還有考大學這一新政策,她反復說要感謝黨中央。

    我對我母親的感情回憶總是這兩個固定的場景,這對於一個女兒,尤其是一個三歲喪父的女兒實在太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給過母親什麼光榮,讓她因自己的女兒自豪。也許只有十九歲去電影廠的那件事以及考上大學這兩件事,但前者那光榮的峰巔很快就演化為一個深淵,這個深淵給她造成的驚悸許多年都沒有消散,直到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好多年,每次我回家或她來N城,她總要找一個我心情好的合適時刻,謹慎而心事重重地說一句話,這句話是:你不要再寫詩了。這句話總是盤桓在她的心中,我想她肯定聽到了許多難聽的話,她從不告訴我,這所有難聽的話哺育出了這樣一個茁壯的念頭,這個念頭生了根,拂之不去。因此我想,無論我現在寫了多少小說出了多少漂亮的書(這些東西對我是個極大的安慰),它們都不能給我的母親帶來光榮。這肯定不是她所期待的,當年我考大學的時候棄理改文,她一定感到了失望,她從來沒有說過希望我以後干什麼,現在我回想起她看醫學院來實習的學生的目光,我想她最希望的就是讓我讀醫學院,將來做一名醫生。醫生是一個有用的職業,作家有什麼用呢?毫無用處。

    她肯定是這樣想的。

    我想母親養我這樣一個女兒真是虧透了,小時候我從不跟她親熱,不跟她說話,把家只看做客棧(這是她的原話)。長大離家後也很少給她寫信,有時半年才寫一封,所有的信幾乎都像電報一樣簡短無味,最長的信也從未超過兩頁紙。我在過年的時候總是想不到要回家看看母親,總是要她寫信來提醒,我也極少給母親買過東西。我現在想來想去,只想出來曾經給她買過一雙鞋,除此以外就再也沒有了。繼父多次提醒我給母親配一副老花眼鏡,我總是忘了這件事,我也極少給母親寄錢,我自私地想:家裡已經沒有負擔了,母親又領兩份工資,我還是留著錢給自己買電腦吧。

    我想,母親養我這樣的女兒有什麼用呢?我的婚姻也總是不能使她滿意,我的生活總是在動蕩之中,我的工作至今還沒有固定,我在N城的家三年了也沒能搬妥。我這樣的女兒真是一點兒用處都沒有,白白地讓母親操心。

    我對家鄉也是如此,在W城與N城,我從來不想念家鄉,我不參加同鄉會,不認老鄉,不說家鄉話。多年後,當我來到遙遠的北京,回一次家真的是很不容易了。從B鎮到N城,只需七個小時的火車、一個小時的汽車,同時N城除了是城市,它的樹木花草、飲食人文、地理氣候與B鎮相去不遠,它使我覺得這就是家鄉,同在一個省裡,怎麼不是家鄉呢?既然身在家鄉還有什麼需要強調的呢?完全可以無所謂。只有到了北京,到了這樣一個完全北方的地方,這裡的一切都不同,廣大而寒冷,周圍是永遠也學不會的卷舌音。在這裡,B鎮被遠遠地隔斷,一年一年地不回去而變得越來越不真實,越來越像前世了,只有這時,家鄉這個字眼,才連同一條河、一個船廠、一個碼頭、一條灰色的街,以及由於回憶而變得明亮和美好的雞蛋花來到我懷念的視野中,我所有與家鄉有關的文字,幾乎都是這個時候寫作的。

    但在當時,在我只身漫游的八十年代,這種懷念還遠遠未到,它們像一些珍貴的人性的水滴遠遠地停留在雲層裡,要等到下一個十年才能降落到我身上,滋潤我遠在異鄉的身軀。

    讓我接著本章的開頭,敘述我的路途。在那次遍及西南幾省的漫游(這個詞我一直覺得用得不太准確,漫,這個字令人聯想到神仙般的輕松從容,想起一蹬腳就能騰雲駕霧的形式)之前我還去過兩個地方,一是遠在北方的京城,一是離N城不遠的北海。這耗去了我大學畢業後前兩年的積蓄和當年的探親假。

    第一要去的地方是北京,這是一個深入我的骨髓、流淌在我的血液裡的念頭,它不用我思考和選擇,只要我活著我就要到那裡。很早我就認為,我的目的地在北京,不管那地方多麼遠、多麼難以到達、多麼寒冷、多麼虛幻,我反正就是要去。不知這個念頭是否跟我在幼年時曾和B鎮唯一的一家北京人做鄰居有關,在六十年代的南方邊陲小鎮,北京的確遠得到了天上,凡人根本去不了,幻想到這個去不了的地方是我最大的快樂。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沒有給一個想入非非的女孩提供任何機會,到我插隊的時候,我想只要我日後有一份工作,我一定把工資省下來先到北京看看。因此我到圖書館工作的第一年,三月份上班,九月份就拎著我的破旅行袋踏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我半年的積蓄只夠來回的車票錢,我便住到在郵電學院工作的我的女同學的宿捨裡。我一住就是十天,我一點都不懂事,既沒有給她帶任何東西,又不會說一句感謝之類的話,甚至也想不到跟她談談心。當時她剛剛離婚,有一個遠在異地的情人,她靠所愛的人的來信度日,如果在星期五她收不到情人的信,就會過不去周末。她該死的情人有妻子,從不提離婚的事情,我的同學只好滿足於每星期收到他的信,她最大的奢望就是能跟他在同一個城市生活,能夠看得見他,為此她准備放棄北京調到那個遙遠的外省城市。

    這些都是聽別的同學說的,我從沒問過她,雖然我的女同學也未必希望跟我談心來獲得安慰,但我對她缺乏感情卻又要住在她的宿捨裡(她有什麼義務呢?),實在太糟糕了。回首往事,使我萬分愧疚。在京逗留的最後兩天,女同學說她的親戚要來了,讓我住到北京大學的學生宿捨去,一個男同學正當著一個班的班主任,他為我安排了鋪位,另一個女同學從家裡給我拿來了鋪蓋,於是我就高高興興地到北大住下來了,我一點兒都沒有想到自己給同學們帶來了什麼麻煩,想不到這是一種同窗的深情厚意。此生我是欠定他們的情了。現在我跟他們在同一座城市裡,卻一直沒有來往;我的孤僻、冷漠和心理障礙就像一片大海,阻斷了我和他們。

    跟我有過交往而心胸寬容的人從來不說我自私,他們說,因為我小時候獨立生活的經歷,使我不習慣想到別人。我樂於接受這樣的說法。

    我在北京逛了十二天,每天早出晚歸,只吃面包和白開水,一個人去了八達嶺、故宮、天壇等地方,覺得北京的天特別藍特別透,空氣特別好,看到了成片的金黃的樹葉和紅色的葉子,這在N城是難以想像的。之後我便興沖沖地回去了。

    第二年我去北海。大海如同北京,也是我的夙願。北海是離N城最近的海,它沒有花我太多的錢和時間。在北海最大的壯舉是在沙灘上過了一夜,當時的北海還沒有開發,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被炒得這樣發熱的一天,聽說現在沙灘上滿是伴泳女郎,要進去得花上許多錢。那時它只是一個臨海的荒涼的小城,可以說得上是荒無人煙,我整日在荒灘上亂走,後來來了幾個美術學院的學生,我注意到他們說要到沙灘上露宿,於是我尾隨其後,在沙灘上他們目力可達的地方鋪了幾張報紙過了一夜。十分平淡毫無刺激,第二天我便離開北海回B鎮,提前結束了這次夢寐以求的大海之行。

    這兩次平淡無奇的旅行沒有動搖我的信心,我深信某些事情正在前面等著我,它有著變幻莫測的面孔,幽深而神秘,它的一雙眼睛穿越層層空間在未來的時間裡盯著我。我深信,有某個契約讓我出門遠行,這個契約說:你要只身一人,走到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去,那裡必須沒有你的親人熟人,你將經歷艱難與危險,在那以後,你將獲得一種能力。

    在大學畢業後的某一年,我帶上全部的財產一百四十元就動身了。我所到的第一站是有熟人的地方:武漢。在武漢的碼頭上,一切都很正常。一個美麗的女人來送人,她大概有三十多歲,穿著一件黑色風衣,她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人們情不自禁地要看她而不是看那些年輕的女孩,上了船的人紛紛到甲板上去,他們裝做看風景實際上是看這個女人。然後船就開動了,那個女人消失得十分奇怪,人們剛剛回過神她就蹤影全無了,令人惆悵不已。我想她也許是鑽進某輛轎車吱的一下開走了。

    總之這個女人使許多男人和一個女孩(就是我)驚歎不已,江輪在長江裡浩蕩而行,她美麗的倩影在男人們的頭腦裡就如同在江裡的水一樣,很快就流走不見了,只在那個女孩的古怪頭腦裡留下印象。

    船開後不久我就隨意走動,也許我的行為帶有單身出游的印記,一下就被辨認了出來。一個閒轉著的年輕男人(實際上並不太年輕,只是我缺乏判斷力)跟我搭話,我看他穿著船上服務員的白色外套,我想假如他是一個壞人,找他的單位領導也是很容易的。

    我裝出一副見過世面、身手不凡的樣子和他聊起來。事隔多年,我回想起這次經歷,我覺得當時之所以心甘情願地上當和上了當仍然不受傷害,仍然能繼續漫長的旅途,這一切都歸結於我良好的自我感覺。在那次旅途中,我總是提醒自己,我是一個真正的奇女子,不同凡響,一切事情均不在話下。

    我不同凡響地告訴這個人我的真實姓名、年齡、工作單位,我強調說此行我只有一個人,開始時我並沒有特別注意他的相貌,我總是不容易記住男性的相貌(相反,女人的容貌總是在我的記憶中長存),直到那人說他長得像日本電影《追捕》裡的矢村警長時,我才注意到他的長相,他的確長得很英俊,他的五官和臉型在男人中是少有地出眾,尤其是他的嘴唇和下巴,簡直有點像電影明星。他一定以為我被他的長相迷住了,要不然一個女大學生憑什麼對一個江輪上的服務員說出自己的名字呢!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解釋了。

    矢村憑著對自己相貌的高度自信,我則出於渴望冒險的個人英雄主義,這個故事自始至終陰錯陽差。

    矢村也許真不能算一個壞人,他一開始就告訴我他的真名實姓和家庭背景,在我失蹤之後,我的同學把我的情況報告了單位的保衛科,組織出面輕而易舉地就找到了他的家人,這使我的同學大惑不解,說這個人要騙人怎麼還把真名和父親家地址告訴你,讓人一找就找著了。

    回顧這個事件,矢村對我說假話的只有他的年齡和他已經結了婚的事實,事發之後他的妻子到我的同學家來找我,我面容憔悴地靠在同學家的沙發上,她一看見我就放了心。她剪著短發,長得清秀,但穿著打扮很普通,她放了心地說:我年輕的時候比你要漂亮,你到我這樣的年齡連我還不如呢,只不過你是大學生,我是工人,但我跟他都過了十年了,都有兩個孩子了。你也真有眼力,他說他二十七歲你就信了,他都三十七歲了。

    她忽然想起了什麼,她緊盯著我問:你們下館子了沒有?我說:下了。她又問:是誰出的錢?我猶豫了一下說:有時是他,有時是我。

    她更加放心了,同時自豪地說:他這個人我知道的,如果你們有事,他肯定不會讓你拿錢的。她的聲音使我聽起來有一種隔離感,雖然她就在我的對面,但她的話音卻像隔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彎曲著才能到達我的耳朵。我聽著這彎曲的聲音(其實她是不自信的),心裡想:真相是多麼容易被隱瞞啊!只要你堅決不說,只要不說就什麼也沒有發生,只要不說就什麼都不曾存在。只要你自己堅信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誰(連你自己在內)又能找到證據呢?

    我不知道我當時是否這樣想了。我既疲勞又混亂,沒有任何記憶又時時被記憶所占據,在這兩相相抵中是一片混沌的空白。

    我麻木地躺在同學家的沙發上,聽見門響,聽見有人走近我,聽見同學的聲音在門口說:多米,單位保衛科的同志想跟你談談。聲音消失,門口的光隨之消遁。一個又瘦又長的女人像女巫一樣降落在我的面前,她用密探的聲調對我說:你不要害怕,把一切發生過的事情告訴我們,我們會替你保密,並且替你懲罰壞人。我虛弱地躺在沙發上,我固執地不說一個字,為了表示我的決心,我自始至終不與她探尋的目光對視,我有時閉目養神,有時看著她以外的空間的某一點。她一遍遍地問:你們在北碚是怎麼住的?怎麼去了那麼久?她一遍遍地問:沒有發生意外吧?到底發生意外了沒有?她一字一句地問:發生了嗎?發生了?還是沒發生?

    我想只要我不回答她的問題,問過一遍之後她就會沒趣地走開,但她執著得要命,每一句問話都堅定而自信,在整整一個上午,這種堅定而自信的討厭話音在房間裡塞得滿滿的,我用巨大的漠視抗衡它們,搞得精疲力竭。

    之後我昏睡了一個下午。在黃昏的時候來了一個美麗的女人,她的聲音在昏暗的室內像真正的月光,清澈而柔和。美麗的女人有時不用看,周圍的空氣就能傳導一種魅力。也許我剛剛睡過一大覺,對美的感覺特別靈敏,我的對著門口方向的那半邊臉頰感到了一種不同尋常的來自美麗女人的光芒,我不由自主地仰望她,我發現她就是那個在武漢碼頭送別的引人注目的神秘的女人,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時至今日,我還是不能證實她們是不是同一個人,發型、臉型、身材都相像,是不是就是同一個人呢?也許我過於一廂情願,把兩個人看成了同一個人。後來我想到一定要問問矢村,但一直沒有機會。我跟矢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火車站,他在那裡等我,就這一點而言,他還是一個有心有肺的人。車站裡亂糟糟的,我的同學把我送到那裡,他們互相發現之後就仇視地對望著,我對他們說:你們都回去吧,我一個人可以。我想既然我一個人走了這麼遠,還有一大半的路要自己走,這一站沒有人送又算什麼呢?

    果然他們就都走了。

    我只聽矢村說過他有一個小姑姑,但她實際上並不是她的親姑姑,跟他的年齡相比,她顯得過於年輕。在船上的時候,他說這個小姑姑實際上是他父親的情人,他父親是部隊的高級干部,身邊女人不斷,她們像流水一樣流來,又像流水一樣流走,只有這個女人在他父親身邊留了下來,成了他的小姑姑。小姑姑一直沒有結婚,在他們家,行使著外交夫人的職權,凡是碰到棘手的事情,總是由美麗的小姑姑去處理,一切便總是迎刃而解。

    她像月光一樣降臨到我躺著的暗淡屋子裡,她說:我是他的小姑姑。

    我坐起身。我的表現使我感到自己正如一個好色的頑童,對富有魅力的女人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臣服。她問:你有多大了?我說:二十四歲。她說:你已經不是小女孩了,又是大學畢業生,對自己的行為有能力負責了。她問我:你為什麼要這樣呢?我說:我要寫小說,要體驗生活。她說:你可以慢慢在生活中觀察,不必寫什麼就要做什麼,這你大概也知道。她說話的語氣使我感到她才是真正的女作家,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如同一個毫不掩飾的崇拜者,我覺得她的話字字珠璣,閃著亮光,從她的淡香漫射的體內滴落到這光線幽暗的屋子裡,她的牙齒白而細小,她的嘴唇紅艷如玫瑰。

    她說:我們老三喜歡女孩子,但他不壞,不會強迫別人干什麼事情,這點我清楚,他從來不仗著自己是誰的兒子就干壞事。她的聲音忽然像一個母親,游離了一開始時處理事件的口氣,她說:我們全家都不喜歡他現在的妻子,但是沒有辦法啊,他們都有兩個孩子了。孩子這樣的字眼像某種蓓蕾,使她的臉上掠過一點落寞和遲暮的影子。美麗的女人總是沒有孩子的,這是她們的缺陷,又是她們的完美。她們是一種孤零零的美,與別人沒有關系。

    在整個過程中,矢村輕而易舉地就誘騙了我,每一次質的突破都勢如破竹,沒有受到更多的阻力。他一定以為是他英俊的外貌和他的家庭背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只有我才明白,有兩樣東西更重要:一是我的英雄主義(想冒險,自以為是奇女子,敢於進入任何可怕事件),一是我的軟弱無依。正是這兩樣相反的東西,把我引到了北碚。

    我該怎樣敘述這個事件呢?

    輪船與長江(湄公河與渡船),英俊的船員與年輕的女大學生,不用添加任何東西,只用這僅有的四個詞,就能構成一個足夠浪漫的故事。但我從未用浪漫的溫情、美好的回憶來想念過這個事件。我從未想到過它,一切都變味了,保衛科的干部、他的妻子、小姑姑以及我的同學,他們紛紜而至,使這個故事變成了一起受騙失身的事件,這個事件以受害者的沉默而告終。

    我的同學在火車站裡對我說:我不會對別人說起這件事,但你千萬不要一個人出來旅游了,你趕快回去,不要再往前走了,實在太危險。我當時年輕,心裡想道:什麼都不能阻止我。但他躲閃和憐憫的目光給了我一種致命的心理暗示,使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悲慘的受害者。我越來越害怕回憶,我精神緊張,擔心矢村會來信,擔心他本人會來(他曾說過要來N城看我,我信以為真地等了許久),在我對所有往事的回憶中,每次走到這個事件的邊緣,我就會緊張地折返,仿佛一旦推開此門,就會看到一個血腥的強暴場面。

    (我太容易接受暗示,一經暗示就受到強大的控制,把無變成有,把有變成無,把真正發生過的事忘得一干二淨,把從未發生過的事件回憶得歷歷在目。)

    事實上,這件事情平淡無奇,沒有太多戲劇性和浪漫色彩,我之所以對之念念不忘,只是因為這個事件跟我的初夜聯系在一起。

    那是多麼混亂的日子,多米!

    多米在陌生的船艙裡,她聽說江輪要在半夜兩點的時候經過著名的葛洲壩,她信任地對周圍的人說: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呢?我肯定睡著了,看不到了。矢村順理成章地保證,半夜兩點,他一定把她叫醒。

    半夜兩點,序幕拉開,多米一腳踏進了這個幽閉的黑夜,脫離了慣常的秩序。她站在船舷上,看壩裡的水一點點漲高,和上游持平,矢村試探性地攬了攬她的腰,她糊裡糊塗地就讓他攬著了。她要讓自己看到,自己多麼關注於水位的上漲、對這一宏偉的圖景有著巨大的激情,一只男人的手算得了什麼呢!簡直是區區小事。水位正在漲高,不同凡響,男人的手(正在她的腰上,猶豫而不自然、不舒服),並不重要。

    男人的手忽然松開,同時她的臉被他捧住,熱乎乎的氣息直抵她的嘴唇。他吻她,吻的動作嫻熟有力,蕩人心魄,結束的時候他用了一個吸吮的動作,使對方的嘴唇潔淨干爽,沒有一點點口水殘留,令人十分舒服。(在日後的漫長歲月中,這是唯一可以回味的地方。)

    她傻傻地站著,一時竟反應不過來,在這愣神之間男人便以為與她達成了某種默契,他重新攬住她的腰,他的手貼切、自然、放松、親切,就像游子回到了自己的家。

    她發現她再也不能挽回這個局面了,她已經慢了半拍,她應該在一開始就拒絕或驚叫,她沒有辦法在接受了吻(盡管是被動的,但當時她並沒有掙扎,而是一動不動)半分鍾之後再驚叫,她甚至不好退一步生他的氣。

    她一開始就莫名其妙地服從了他。

    在生活中,她還沒有過服從別人的機會,這個年輕的女孩三歲就失去了生身的父親,繼父在很久以後才出現,她從小自由,她已經害怕了這個廣闊無邊的東西,她需要一種服從。這是隱藏在深處的東西,一種拋掉意志的願望深深藏在這個女孩的體內,一有機會就會溜出來。女孩自己卻以為是另一些東西:浪漫、了解生活、英雄主義。

    因此當男船員在說他的非凡的父親(一位大軍區的高層領導)時,女大學生不動聲色地聽他說完,之後她問他: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男船員問:什麼人?

    間諜。女大學生說。

    (間諜是我的另一件華美的大衣,只要我想讓自己膽識不凡,我就會迅速穿上它。)

    間諜這個詞使男船員愣了一下,之後他問:

    你要搞什麼情報呢?

    這個直接切中要點的問題同樣使女大學生愣了一下,從來沒有人問過這樣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使間諜這個詞站到了嚴肅的游戲和模擬的真實之間。(女大學生後來想,男船員也許當時正暗自發笑,心想這麼傻的女孩竟說自己是間諜。)

    女大學生說:我要軍事情報。她想到了男船員的家庭背景。

    男船員問:你要軍事情報干什麼用呢?

    她嚴肅地說:我不能告訴你。

    船員端詳著她的臉,他說:我可以幫助你。

    女大學生像電影裡的我黨地下工作者一樣莊嚴地對視著男船員。男船員說:那次我父親正在地下室裡開會,我闖了進去,一眼看到一幅跟牆一樣大的地圖(一切都像是電影)。

    他停下來,看到了女大學生亮晶晶的眼睛,這眼睛在說:我要的就是這個。他大著膽用手碰了一下她的乳房。她身上一顫,但臉上卻是一副關注於崇高事業的神色。

    他又問:你要知道些什麼?

    她漫無目的:什麼都要。

    他們以這種特殊的關系在船上過了三天,到達萬縣的時候停船幾個小時,他便帶她進城看電影。在一個普通的影院,電影已經開映一小會兒了,門口仍有稀稀拉拉的人在進場。男船員買了票,跟女孩在黑暗中摸索著找位子,他牽著她的手,牽手這個姿勢在黑暗中又一次暗示了一種親密的關系。

    坐下來不久,他便在她腿上摸索,她厭惡地皺著眉頭,他於是說:這電影我也不愛看,我教給你一個辦法,你不要去看電影裡的故事,看所有電影,要學人家怎樣打扮、穿衣,女人就是要學這個。

    女大學生竟然沒有從這話裡聽出極端的男權意識,她甚至覺得這話新奇極了,她從來想不到有人是這樣看電影的。十幾年的學校教育使她一看電影就考慮影片的主題、人物的性格等等,看人家穿衣打扮的看法使她大惑不解。

    散場之後他提出請她吃糖水雞蛋,在這個莫名其妙地來到的地方,這個深不可測的夜,秋風漸起,熱氣蒸騰的糖水雞蛋使她感到溫情彌漫。

    第二天,兩人繼續談話。船員問大學生:你多大了?

    二十四歲。

    船員馬上反應說:我二十七歲。正好比你大三歲。他盯著女大學生說:你看我長得怎麼樣?我身體很好,我會使你生兒子的,我事先吃點兒人參,把身體養得棒棒的。怎麼樣?生下的兒子肯定又壯又聰明,小時候我來養,長大了跟你讀書。

    他又問女大學生到了重慶是一個人玩還是有伴,女大學生如實答道:一個人。

    於是一切問題就變得簡單了,男船員說:那我陪你玩,我有假期,我會使你過得很幸福的。

    男船員用了幸福這樣一個書面語言,顯得有些生硬,這點生硬使這個被用得爛熟的詞變得有些陌生,正如電影的另一種看法一樣,讓多米感到新鮮,使她感到,也許有著另一種她從來不知道的幸福。

    男船員剛剛完成將一個姑娘誘拐到岸上的全部准備,船就到岸了。多米的同學負責地到碼頭上來接她,男船員跟她約好,第二天一早領她到溫泉去。

    他們找到一家旅館,他讓她在一旁看著兩個簡單的挎包,他去服務台辦手續,似乎手續辦得不順利,他只好讓她把工作證拿過來。她走過去,看到他用臂肘壓著一張紙,這紙的下端是一個淡紅的公章,上面寫著他的單位的名稱,多米不知道這就是空白介紹信,她更不知道、也壓根兒不會想到,那上面證明他跟她是夫妻關系。

    她竭力想要看清楚這張蓋著公章的紙寫著什麼,她用手推他的肘臂,但他死死壓著不動,他對她說:你到那邊等著吧。

    她跟他走到一個房間跟前,門一開,她一眼就看到了裡面的雙人床,這房間的幽閉以及床單被罩的俗艷色彩使它看上去十足一個小市民的洞房,這完全不是多米所期待的地方,她本來以為會住上大學裡的集體宿捨,男女生各一幢樓(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有這毫不沾邊的想法),沒想到卻碰上了一張罩著大紅床罩的雙人床!

    她心情惡劣地坐在沙發上,男人解釋說:這就是最好的房間了,價格最貴的。

    多米說:我不是說這個。她生氣地問:你只開了一個房間嗎?

    男人看看她,說:登記的時候我說咱們是夫妻。

    多米氣得一動不動,看起來有點像無動於衷,後來她覺得需要有所表示時,就一腳踢翻了茶幾底下的字紙簍。

    這個動作又慢了半拍,男人再也不擔心了,他曾經害怕她嚷出去,那是一個聯防治安如火如荼的時代,男人雖為偷情老手也不免心驚膽顫。

    多米說:我不能跟你住一個屋。

    男人響應說:不能!

    你另外找地方!多米說。

    男人老實地回應道:我另外找地方。

    多米說:你要發誓。

    男人說:好!我發誓。

    多米想了想,說:你要跪下來發誓。

    男人毫不猶豫,咚的一聲就跪在了地板上。

    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在粉紅色的房間裡,對著一位年輕的姑娘下跪,這只有在電影裡才能看到的場面真實地出現在多米面前,使這個耳目閉塞、不諳世事的女孩感到了一種觸目驚心的詩意,她將這個下跪的男人看了又看,看了個夠,那男人跪著一動不動使她感到了滿足。

    然後她放心地到衛生間洗臉去了。

    他們在外面吃了晚飯,男人說多米在路上暈車,應該早點兒休息,於是他們一吃完了就回到了房間裡。

    男人幫多米脫了鞋,他捏捏多米的腳,說:你真瘦。然後讓她躺在床上,多米覺得累極了,她想她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她閉上眼睛,聽見男人走進了衛生間,但是男人很快就出來了,他帶著濕漉漉的水的氣味靠到了她的枕頭上,多米睜開眼睛斜他一眼:你。

    男人說:我靠在旁邊跟你講講話。

    多米說:我累了。

    男人說:天還沒黑呢,講講話就不累了。

    多米說:走開!

    男人不作聲,他扳過她的臉就吻起來,這吻銷魂蝕骨,使多米全身酥軟。

    很輕的風從窗口潛入,掠過多米的身上,她感到了一陣涼意,這使她悚然一驚,她發現身上衣服的扣子已經被男人完全解開了。

    事情已經完全不可挽回,男人的全部動作迅猛、有力、簡捷、嫻熟,像真正高級的藝術一樣沒有半點兒拖泥帶水,比那個山上碰到的稚嫩的強暴者強了一千倍。

    她對那男人說:我還是處女。

    男人說:你是處女?

    她無辜地望著他,認真地說:是。

    男人說:不可能!

    多米說:我真的是處女。

    男人說:不可能,我聽說插過隊的人絕大多數都不是處女。

    多米著急起來,說:可我是,我從來沒有跟男人睡過覺。

    男人顧不上聽她的申辯,他的身體就像一個熾熱而黑暗的巨大洞穴,一下就把她吞沒了。她來不及絕望就被吞沒了。又像一個深淵,她事先不知道她已經站到了深淵的邊緣,男人說,我們再往前走一步,不會掉下去的,但話還沒說完人就掉下去了。

    天完全黑了下來,沒有開燈,房間就像真正的洞穴或深淵一樣黑暗。多米恢復了感覺,她感到某種異物充塞在自己的身體裡,這是一種類似於木質一樣的異物,又硬又澀,它毫無理由地停留在她的身體裡。

    一陣劇痛滯留在多米的體內,只要男人一動,這痛就會增加,就像有火,在身體的某個地方燒烤著,火辣辣地痛。疼痛就像一種厚厚的粗布,把其他細膩的知覺統統遮蓋住了。即使在後來的幾天,疼痛逐漸減輕,她也沒有獲得絲毫快感。

    無休無止的疼痛擠壓著她,她體內的液汁潮水般地退去,她的身體就像干澀粗糙的沙灘,兩個人的身體干澀地磨擦著,使她難以忍受。

    她又累又疼又絕望,總算等到了結束,她聽到那男人說:你確實是處女。她閉著眼睛想:但現在又有什麼意義呢?

    她懷著身上的疼痛睡著了。半夜的時候他把她弄醒了,又一次要她,她說:我疼極了。但她一點兒力氣都沒有,她無法阻止那男人再一次進入她的身體裡。辣痛的感覺重新升起,她開始意識到,她毫不被憐惜,她身上的這個男人絲毫不在乎她的意願,他是一個惡棍和色狼,她竟眼睜睜地就讓他踐踏了自己的初夜。

    恥辱和悲憤使她哭了起來,第一聲抽泣就像一根鞭子,一旦抽落,萬馬奔騰,她充滿了絕望地嚎哭起來,哭聲在黑夜中撕心裂肺。男人只得提前結束了。

    這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個陌生的房間,一個陌生的男人,多米跟它們度過了自己的初夜。這個初夜像一道陰影,永遠籠罩了多米日後的歲月。

    一九三八年,蕭紅與蕭軍分手,與端木到了武漢,她懷著蕭軍的孩子,常常到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書庫找舒群,她一來到舒群的住處,就把腳上的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心情很苦悶。當時武漢的情況很緊張,日本侵略軍的戰線向西延伸,窗外時時傳來刺耳的空襲警報,空中經常出現狂吼怪叫的日軍轟炸機,蕭紅只好拖著沉重的身體到處躲避。在這種局面下,大批文化人倉促向四川轉移。蕭紅也坐船到了重慶。蕭紅分娩前夕,端木把她送到江津白朗家,她在白朗家住了兩個月,生下一個沒有生命的死嬰(肖鳳《蕭紅傳》)。

    多米從重慶到成都,中途在江津下了車,這是她在看地圖時忽然冒出來的想法,這個想法冒出來不久,火車就到江津了,她跳下車,坐上江輪到縣城裡去。

    她在一個招待所找到了住處,那是一個雙人間,一個床位三塊八,同室住了一個身材長相都很清秀的姑娘,多米奇怪地想要知道她的年齡,她不懈地追問她,後來問急了,那姑娘便說她三十歲。

    第二天多米就到街上找那所蕭紅生下一個死孩子的房子,她轉了幾條街之後很容易就找到了,房子門口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說明文字,但是沒有辟為陳列館。裡面住著人家,一個退休老太太模樣的人正坐在門裡,雙眼警惕地看著多米,把多米打算闖進去看看的願望徹底打消了。

    但她不甘心就此走開,她像一個負有重任的人那樣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看這房子,她退到屋前的青石板去看。她想:一個天才女作家就在這間屋子裡生了一個死孩子,她二十四歲成名,三十一歲夭折,有專門研究她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有她的紀念館和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但她卻在這個小鎮的屋子裡生了一個死孩子,她死去將近半個世紀了,但她生了一個死孩子的屋子卻掛了一塊牌子,供人參觀。

    多米盯著那牌子看了又看,覺得它就是那個死孩子。

    這是一個路標,還是一個暗示?

    一個早逝的天才女作家和她的死嬰,橫亙在多米的漫漫路途上,這裡的隱喻也許要到多年以後才能破譯。

    多米准備離開的時候看到了一個戴眼鏡的年輕男人,大城市裝束,很有文化的樣子,他正站在多米身後看那牌子,多米一轉身就看到了他,他及時地看了多米一眼,兩人目光對視的時候,幾乎同時點了點頭,於是他們便說起話來。

    年輕男人說他是《四川日報》記者,川大中文系畢業的,剛分去,他說他當天下午就要趕五點多鍾的火車回成都。多米一聽,高興地叫了起來:我也是的!她立即拉開隨身背的挎包,翻出火車票讓那男人看,她說:你看,我昨天坐的正是這趟車啊!

    記者高興地說:我們正好同路。他們像兩個大學裡的男生和女生,開始談起了文學和人生,多米發現,她所敬仰的一個女作家就是他的同班同學,她畢業後自願援藏,不久前因為翻車犧牲在藏北的一條冰河裡,多米為此還寫了一首悼詩,當她聽說她曾跟他同班時,激動得聲音都變了。她纏著記者,反復追問這位葬身冰河的女作家當年的音容笑貌、生活細節,以及關於她扎頭發用橡皮筋還是發帶的問題,多米把記者逼了半天。好在記者是個極其善良的人,他只是無奈地說:多米,你真像一個考古學家而不是詩人。

    他們中午在街頭的一個面鋪吃了擔擔面,之後他們又聊了好大一會兒才各自回住地收拾東西退房結賬。

    他們約好時間在江邊碼頭等候,但是渡輪在他們到達之前剛剛上完人,他們只好眼睜睜地看著渡輪慢吞吞地走了一個來回。

    這一耽誤就壞了事,當他們看著手表趕到小火車站的時候,別人告訴他們說,那趟車五分鍾前剛剛開走。僅僅五分鍾!多米懊喪極了,這是她此行的第一個突發性事件,她馬上想到,她的票作廢了,她又要在這裡呆上一天一夜,這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多米越想越煩,記者卻到售票處打聽了消息來,他告訴多米,當晚九點還有一趟去成都的慢車。一聽說不用在這裡過夜,多米立即又振作起來了。

    多米問:那我還要重新買票嗎?記者說:不用,我有記者證,到時我跟他們說說。多米便真正放松了起來,她想:上帝真是公平啊!給你一件壞事,又隨手補給你一件好事,車誤是誤了,卻給你一個不錯的伙伴。她看了看四處的荒地和田野,暮色無聲地襲來,除了車站有燈,八面一片蒼茫,秋風從看不見的江那邊涼嗖嗖地過來,多米想,要是只有我一個人,該是多麼淒涼!

    多米一碰到麻煩就想逃避,一逃避就總是逃到男人那裡,逃到男人那裡的結果是出現更大的麻煩,她便只有承受這更大的麻煩,似乎她不明白這點。

    多米是一個奇怪的女孩,她有時不怕一切,比如不怕如此漫長艱苦的只身獨行,有時卻又怕一個很小的事情,比如獨自去溫泉、獨自留在孤零零的火車站過夜。她常常以為自己經過了磨煉已經很堅強,事實上她是天生的柔弱,弱到了骨子裡,一切訓練都無濟於事。

    在後來的日子裡,多米曾聽幾個不同的男人對她說過同樣的話,他們說:多米,你是一個非常純粹的女性,非常女性。

    她不十分清楚這是什麼意思。

    多年之後有一個博學、聰明、外號叫康德的男人對多米說,她應該學習西方的女權主義,使自己的作品強悍一些。他凝視著多米雖過而立之年卻仍然顯得十分年輕的臉龐(這超越年齡的年輕也許正是她內心的“純粹的女性”所賦予的),沉吟了一會兒又說:不過多米,你最好只在作品中強悍,不是在生活中,女人一強悍就不美了。

    (美與強悍,到底什麼更重要呢?)

    多米反駁男人說:你說的美只是男人眼中的美,女權主義者對此會不屑一顧的。

    同時她卻在心裡想,一個女人是否漂亮,男人女人的目光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如瑪麗蓮·夢露,她也是很喜歡的。

    讓我們再回到車站,那個男人並沒有給多米制造麻煩,他是一個有文化的、溫和善良的、既尊重女人又老實本分的男人,他跟多米分食了一些他帶的餅干,然後在候車室裡等到了九點。他們在極其擁擠吵鬧的慢車裡熬了一夜,凌晨五點多的時候到了成都。由於人太多,出口處只好敞開圍欄,讓人流湧出。沒有驗票,多米一直擔心的情況沒有出現,她輕松地走出車站,她沒有車票,她第一次混票成功了。

    記者把她領到《四川日報》自己的辦公室,他給她打水洗臉,又打了早飯,吃完之後她就禮貌地告辭了。

    這個溫和的男人姓劉,他的名字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我再次面臨著找住處的問題,因為剛剛吃過早餐,我心情愉快,此外我還有另一個愉快的理由,我出發的時候辦公室的同事好心地為我寫了一封介紹信,讓我到成都後找成都圖書館的館長安排住處,他是我同事的大學同學。

    我走在路上,幻想著這個館長如同那個記者一樣熱情友好,我理所當然地以為自己將住在他的家裡,先洗一個熱水澡,然後美美地睡上一覺。

    但我撲了一個空。

    館長不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站在別人的辦公室門口時,我忽然發現自己跟他們毫無關系,別人沒有任何理由要照顧一個素不相識的人。

    他們有好幾個人,他們看了她的介紹信後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多米沮喪地站在門口。但是她聽到其中的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你去幫她找找住的地方吧。一個四五十歲的男人立即站了起來,其他人紛紛安慰多米說:他去幫你想辦法,你跟他去吧。

    多米立即就放下了心。男人說:你跟我來吧。她跟在他身後,她想:這是一個好人。好人問她累不累,多米馬上老實地說她剛下火車,累極了,真想睡一覺。好人就說,讓她先到他家歇一會兒,他去聯系住處。

    好人的家十分狹窄,只放得下一張大床和一張桌子。多米看到舒適平整的床頓感親切,好人剛剛說完:你就在這床上睡一覺吧,多米立馬就把鞋脫了。

    快到中午的時候好人把多米領到文化廳招待所,四人間,一個鋪三塊。有了著落,又睡了覺,多米精神好起來,便想起問好人的名字,好人說他叫林森木,很好記。

    十年過去,所有萍水相逢的名字我全都忘記了,包括初夜的矢村,矢村是一個虛構的外號,我最後也未能把它用熟。只有林森木這個名字,我輕易就能想起,不知他現在是否還在老地方,我也弄不清我當初去的是省圖書館還是市圖書館,我希望圖書館的前同行們有讀了這篇小說的,請轉告林森木好人,有一個當年只身漫游的女孩,曾經得到他的照顧,她至今仍然記得他的名字。

    我記得這個名字還跟我的一段假設有關。這要涉及到另一個男人。

    我到招待所的當天中午就到處打聽洗熱水澡的辦法,有人告訴我可以用幾瓶開水在洗臉間洗,於是我又到處找開水,當我終於知道需要自己到值班室用電爐一壺壺燒時,據說又停電了,我懷疑是那個值班的瘦女人故意關的閘。正沮喪著,坐在值班室裡看報紙的一個男人說他可以為我提供兩壺開水,我這就可以跟他去拿。

    我當時雖然覺得這個男人在什麼地方不對勁,讓人感到不放心,但洗熱水澡的迫切願望壓倒了一切,我當時認為那種不放心不是別的,只是不放心他說話不算數。

    於是我尾隨他到四樓他的房間,正好在我三樓的房間的頭頂。我拿了開水扭頭就走,他在後面追著說:一會別忘了還給我開水瓶啊!

    就是這個男人,後來我想起來他最使我不安的地方是他的眼睛,那裡面有一種非常狠的像狼一樣的目光,這目光使人害怕。這是我在後來的日子裡找到的一種比喻,當時我只是覺得不安,他不像林森木那樣給我一種天然的安全感,使我一到他家就敢在他家的床上睡覺,這個狼眼男人使我總是如坐針氈,我總是想從他的房間逃跑,但他的話題又總是把我留住。

    狼眼男人說他五十歲了。

    同時他說他身體很好,我看到他在那個秋天的早晨裡穿了一件短袖衫,他像日後的健美表演一樣捏緊拳頭使肌肉隆起,他還炫耀說他的皮膚沒有皺紋。第二天一早,他在我去值班室找開水的時候在門口的自來水龍頭下光著膀子沖冷水澡,我看見他舉著一盆冷水嘩的一下罩頭罩腦地沖下去,他發紅的皮膚上立即升上一層白色的水汽,把初秋的清晨襯托得冷嗖嗖的。

    這使我害怕。

    狼眼男人沖完冷水之後也到值班室打開水。

    他說他從前是一個演員,是省劇團的頭一號。他的五官的確很好,是堅毅有力的那種,有雕塑感。他說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四川西部農村,在那裡放牛,後來又到當地的商店當售貨員,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改正,現在廳裡還沒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合適的房子,他在招待所住了快四年了。

    我隱約感到,一個長期住招待所的獨身男人是危險的,但我不會說謊,仍然老實地回答他的問題,我說我是獨自一個人來旅游,要上峨眉山,在成都沒有任何熟人。

    他顯得很高興。他的高興讓我害怕。

    第二天我去峨眉縣,三天之後返回成都仍然住進這個招待所,我不知道別的去處,而且我奇怪地認為,雖然有一個狼眼男人,但我住過了一夜的地方畢竟有一種熟悉的安全感,我把狼眼男人當成了我的熟人。

    狼眼男人說他什麼事都沒有,時間極多,他可以陪我。這時我的依賴性再次走了出來,一腳踏在了舊的腳印上面,成語叫做“重蹈覆轍”。他陪我到一些就近的游覽點四處看看,有一次他帶我到了一個公園,我們在一個微雕陳列室看完微雕現場表演之後一直往公園深處走。

    我突然發現狼眼男人把我帶到了一個僻靜的深處,四周是樹叢,十分安靜,我向四面看看,竟沒有看到一個別的人。當時正是下午三四點,秋天的太陽淒切地懸在頭頂,恐怖像一種無可抵擋的流體頃刻彌漫在了每一棵樹叢後面,我感到手心在出汗,內心一片冰涼,我靠近狼眼男人的那邊身體緊張極了。

    我站在這塊無人的空地中間一動不動,我恐怖地想著:這下完了,周圍一個人都沒有。我腦子裡胡亂地選擇著:是扭頭就跑,還是大喊救命?我的雙腳卻一點兒都動不了。

    突然狼眼男人抓住了我的手,他說我看看你的手。他的手像鐵做的,把我的手腕抓得很痛。

    他把我的手認真地看了一會兒,說:

    多米,你的手不像女人的手。

    我深感意外,問:為什麼?

    你一定練過拳的,是不是?他說。這是一句解救的話,一句立即改變了我的地位的話,把我從內心深處的弱女子變成了我自以為的奇女子。

    我答說:練過。

    我說的雖然是謊話,但我雖沒練過拳,卻練過劍,心裡有些底氣。

    他說:你看,我猜對了吧。他又問:你練了幾年?我說:有兩三年。他問:能打嗎?我說:有些手生,不過也能打一點兒。

    這樣的對答使我徹底放松了。我放松地說:我們走吧。我便走出了險境。

    但後來狼眼男人說了一句別的話,使我懷疑我並不是因為我的手像練過拳的手而獲救的。

    在回去的路上男人突然說:那個林什麼,就是圖書館的那個老頭,對你還挺負責的。

    我說:什麼?

    男人說:昨晚他還來看你。

    我忽然覺得,是這個叫林森木的人救了我,這個想法使我此時眼裡飽含著眼淚。我想,在成都,我是一個熟人也沒有啊,我孤零零地浮在空氣中,假如我消失了(我馬上想到N城的公園深處的無名女屍,或車站裡無人認領的行李袋,罪行和血腥,像深淵一樣張著大口),誰也不會知道,誰都不會有責任,誰都不會有關系。但是有一個林森木來看我,如果我失蹤了他就會知道,狼眼男人一定想到了這一點。

    前一天的晚上,狼眼男人把我叫到他房間聊天,約八九點的時候,林森木到狼眼男人的房間找我來了,我奇怪他怎麼知道我在這裡。他沒有坐(我沒有想到應該把他讓到我的房間坐坐),他站在門口跟我說:你一個人,我不放心,來看看你,有什麼事情你就找我,如果沒有什麼事情我就走了。

    我一時想不起來有什麼事,也不知道該說些別的話,他略站了一會兒就走了。

    又隔了兩天,到我准備走的那個晚上,林森木又來看我一次。那也是一個我感到危機四伏的時刻,我現在想,林森木怎麼能這樣不失時機地到來呢,他就像是上帝派來的。

    那天晚上狼眼男人說他可以給我看看他年輕時候的劇照,這使我感到很好奇,於是我又到他房間去了。

    他說他的劇照是他姐姐保存下來的,他手頭的早就燒掉了,他邊說邊找鑰匙,翻箱倒櫃地拿出一個塑料皮筆記本,從裡面抽出兩張巴掌大的黑白照片,畫面很單調,動作和表情又都很誇張,讓我覺得不自然,我本來期待著看到像外國電影劇照那樣的照片,我失望地催他再拿別的來看,他說再也沒有了。

    我失望之極。

    他向我講解劇照,說一張是《江姐》裡的甫志高,一張是《洪湖赤衛隊》裡的副官。我對這兩個人物都興趣不大。

    他又問我能不能認出這劇照裡的人就是他本人,我說能認出。

    他便高興了起來。我說我要回去睡覺了,明天上午還要趕火車。他想想說:你可能餓了,我給你沖杯牛奶。

    我似乎覺得的確有點兒餓了。他沖好牛奶給我,我接過來很快就喝掉了。又稍坐了一會兒,我覺得困極了,又像頭有些暈,我盡力支持著,卻覺得有些站不起來。這時我聽見狼眼男人的聲音在我身後遠遠地問:

    你怎麼了?

    我說:我困了。但我聽不見自己的聲音。

    狼眼男人的聲音說:我扶你躺下來。

    我說:不,我要回我房間。我一點兒都聽不見自己的聲音。

    這時我聽見門口響了幾下,狼眼男人一時站著不動,門又響了幾下,狼眼男人開了門,林森木進來看見我,說:你明天要走,我來看看你。

    這個新到的刺激使我清醒了一些,我說我困得很,我正要下去。我出了門,林森木送我到門口便回去了。

    我對這件事的記憶比較模糊,覺得就像是在夢裡,我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喝了狼眼男人的牛奶還是做了一個夢。現在追憶起來,有許多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像夜晚的水流,在夢中變化,永遠沒有一個清晰的形狀,只有林森木這個名字,像水中的礁石,出現在我的記憶中,堅硬、閃亮。

    我曾經跟不同的人談到我只身走上峨眉山的經歷,這樣下面這段敘述就有些陳舊了,為了本章的完整,我還要將這講過的故事再講一遍,以往的多次講述都是口頭的,我應該寫下來。

    當時天已經涼了,旅游車都停開了,形勢很不利,是一副去不成的態勢。我想無論如何我都要上山,上山的念頭成了我那時的一個信念,我想既然那麼遠的路我都過來了,冷些怕什麼呢,人少怕什麼呢。我潛意識中把這次上山當成了我整個人生的隱喻,我毫無理由地堅信:只要我能登上金頂,我的一生就是成功的,不然就是失敗的。

    我把上金頂上升到了這樣一個境界,一切審美的心情,觀光看風景的心情統統消隱了。當時我發著燒,天上飄著不小的雨,我沒有帶任何雨具,淋著雨一步一步往山上走,雨飄進眼睛裡,四周水蒙蒙白茫茫一片,什麼也看不清楚。我的衣服全濕透了,身上發燒的熱量把濕衣服蒸騰出一層白色的水汽,我全身裹在這層水汽中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我一步都不敢停,我知道,只要我一停下來,就再也沒有力氣、也沒有勇氣走下去了。從我身邊經過的大多數人都拄著拐棍,所有的女性無一例外都是男伴幫她們背著包,拖著她們上去的。只有我是一個人,背著自己的東西,全身濕漉漉地往上走。我覺得自己英勇極了。

    我走了整整一天,晚上天黑的時候上到了金頂。這是我的一個很大的勝利,我開始從大學時代的低潮走出來,一夜之間,我的性格變得開朗了,同時,就是這一夜之間,我的字體也變了,這是令我十分奇怪的一件事。我工作之後,我的字體沿襲了大學時代的瘦、軟、猶豫,看起來十分難看,但我下山後,中間沒有經過任何過渡,一寫出來就遒勁、挺拔,一去猥瑣之氣,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認識和不認識我的人都說我的字像出自男性之手。

    (當然,十年過去,我再沒有力氣和勇氣重復當年的旅途,我的字體也漸漸失去了某種氣質。)

    以上的事情我已經說過多次,它們都是事實,但是中間還有一些重要的人我還沒有提到。讓我從頭再來。

    我到成都火車站打聽開往峨眉縣的旅游列車,別人告訴我,因為天氣轉冷,這趟列車已經停開了。我不甘心,又打聽到有慢車同樣可到峨眉縣,於是我便上了慢車。

    開車大概個把小時後,我發現隔了過道的同一排座位上一個年輕的男孩翻出了一本書在看。他在三人座位最靠走道的一側,他的右邊是另外兩個人,陽光照進他的右邊,他正好是一道陰影。我突然看到他看的書是詩,這使我有一種親人久別重逢的感覺,我在想像中撥開陌生的人群,朝我熟悉的身影走去,我問他,讀的是誰的詩?他說是萊蒙托夫。

    這是一個熟悉的名字,就像《國際歌》的旋律一樣,一經說出,立即連空氣都充滿了同志般的微笑。

    讀詩的男孩使我信任,我告訴他我是如何一個人來到這裡,又將一個人到哪裡去。

    讀詩的男孩毫不辜負我,他馬上叫起來,哎呀!他說,我們早點兒認識就好了,我剛剛休完假,假期已經用光了,不然我一定陪你上峨眉山。

    他說他是蛾眉縣境內一家國家兵工廠的工人,工資和假期都很多,只是工廠保密,叫什麼三七一或六五九,他鄭重地寫在我的本子上,我沒能記住這組數字,他說他姓李,叫李華榮,是不是這個名字我沒有太大的把握。一問年齡,他才二十歲,這太讓我高興了,年輕的男孩總是比上了年紀的男人更富有詩意,除了他的年齡,還有他的面容,紅唇皓齒,像花朵一樣,濃密的黑發,讓人想起“蓬勃”、“茁壯”這樣的好詞。

    這是我漫漫長途的一道陽光,明媚、坦蕩,像火車的節奏一樣,把遙遠而美好的東西送到你的腳下。在我的一生中,這樣的好男孩我遇到的太少了。我能想起來的,連這小李在內,一共只有兩個。

    紅唇男孩。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來,那另一個紅唇男孩竟也姓李,也叫李華榮,現在我有些懷疑前面那個李華榮名字的真實性,有可能我把後面這個男孩的名字提前想出來了,讓我再想一下,確實,這兩個男孩都姓李,他們甚至長得很像。

    他們是上帝派來的嗎?

    他們是同一個人嗎?

    他們中一個人是另一個人的影子嗎?

    讓我插進第二個男孩的故事,這個故事比峨眉男孩的故事還要簡單,但他的確是我在一段灰暗日子裡的一道光亮。

    那是我漫游大西南之後的許多年,大概六七年吧,那時候我已經三十歲了,剛剛經歷了一次十分投入又十分失敗的戀愛,這在下面我將要說到,總之失戀使我身心俱傷,我看上去十分蒼老疲憊,為了拯救自己,我再次獨自出來旅游。我先到北京,後到上海,我毫無目的地在這兩座城市中亂竄,找我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瞎聊天。

    那天我去浦東找陳村,我在電話裡問清楚了樓號門牌,結果卻在一片相同的樓群裡迷了路,正要找人打聽的時候迎面來了一個紅唇男孩。他驚訝地說:原來陳村就住在我們這一帶呀!他接過我手頭的地址說:我領你去找。我在上海的日子裡,紅唇男孩常常來看我,他給我打電話,只要我不出門他就來陪我,有時我出門不認路,他就趕過來為我領路,我要上街買衣服他也來領我去,他叫我“林姐”,跟那個峨眉男孩的叫法一模一樣。上海這個紅唇男孩是大學三年級學生,也是二十歲。他說他喜歡寫小說。以後要將他的小說寄給我看。

    後來我回N城去了,沒有收到他寄來的小說,他像一道陰影一樣消失了。

    讓我們再回到峨眉山。

    二十歲的男孩因為假期已滿不能送我上山,但他決定把我送到山腳。

    到了峨眉縣,男孩幫我找地方安頓下來。晚飯後他從家裡帶來了他姐姐的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即使是山下,也已經秋意很深了,他還找來了幾個跟他同樣大的男孩跟我談詩。第二天一早他又很負責地來叫醒我,陪我坐了一個多小時的汽車到山腳,下了車,他四處看看,覺得不放心,又陪我走了幾裡地,直到他看到了兩男兩女的一伙游人,問清楚人家是兩對新婚旅游的夫婦,又將我托給人家關照,懂事的男孩才放心下山。

    好男孩今又在何方?

    願上帝格外寵愛他,給他一個最好的女孩,讓他過最好的日子。

    從此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他。下山後我按照約定就地將他姐姐的衣服寄到他的秘密工廠,在縣裡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離開了。我一直等他到N城來,至今沒有等到。

    我跟著兩對蜜月夫妻上山,我發現他們步履輕盈、行動敏捷,一問才知道他們是地質隊的,這使我大驚失色,我想我最好還是重新搭伴,但我前瞻後顧,總沒看到有合適的團伙,這團伙要有男有女,人數不多不少,若只一對夫妻,自然不能厚顏無恥地擠進去。

    我便跟著這兩對地質隊員,以最快的速度一天爬上了金頂。他們都是好心人,拉遠了就等我一下,在洗象池他們還替我拍照,這照片在幾個月後如數寄到我手裡,還是放大的。

    我們在夜色濃重的金頂發著抖摸到了氣象站的房子,那裡有棉大衣、爐火和熱水,管房子的人說,你們有沒有夫妻,可以住在一起的。兩個新娘紛紛說:不消了,不消了,她一個人會害怕,我們三個人住在一起好了。

    一個接一個地燙腳,又摸著黑手拉手去上廁所,然後上床,被子像鐵一樣又冷又硬,把租來的棉大衣壓上還全身發冷,像在南極一樣。

    第二天沒有太陽,陰沉沉霧蒙蒙的,我站在懸崖邊的鐵鏈旁邊留了一個影,是山上的攝影服務社照的,這是我在金頂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畫面上彌漫著濃濃的霧,我穿著一件深色衣服,一只手插在褲兜裡,另一只手緊緊抓著黑色的鐵鏈。

    這是一張奇特的照片,我把它放大,加印了好幾張,它是我生命中到達的一個頂峰。

    從成都到貴陽,印象最深的是一頭剖成兩半的豬。在半夜的時候,從窗口爬上來一群農民,他們把半邊開了膛的豬擱在座位前的小茶幾上,這只豬有半只嘴,一只耳朵,一只緊閉著的眼,半邊身體和一條完整的尾巴,它頭朝車窗平放著,像一具全身赤裸的屍體。死豬頭正好對著我,血的腥氣和生肉的氣味不可抵擋地罩著我,使我感到又恐怖又惡心。我既沒有辦法弄開這頭豬,又不可能離開這個位置,過道裡已經滿是人,我的座位靠背上也被一個老女人坐上了,她的屁股正好頂著我的頭,空氣十分污濁,令人要暈過去。

    這一夜像一個真正的噩夢,扛著半只豬上車的農民們甚至帶著殺豬刀,在黑暗中,快速行駛的列車呼嘯著,雪亮刺眼的刀刃閃閃發光。有一個抽煙的人把燃著的火柴捅到豬皮上,發出一陣焦糊的氣味。

    一切都令人不安。

    這種不安一直延續到了貴陽街頭,我發現街上的行人出奇地少,少得根本不像一個省會,同時每個行人都行色匆匆,像是急著辦什麼事,我站在街邊看了好一會兒,沒有發現一個閒聊的人。

    我糊糊塗塗地感到餓了,找到一家半開半閉的鋪面,竟說不營業,一直找到第三家,才吃上一碗面。我想起來打聽此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店主說,正在流行一種病,這種病介於霍亂與鼠疫之間,嚇得大家都不敢上街。

    我大驚。

    我想我必須趕快逃跑,我體質弱,又經過了長途跋涉,一旦染上這種怪病,必死無疑。

    於是我立馬又回到火車站售票廳,室內亂紛紛的,聽到有人說開往都勻方向的列車封掉了,有說不開了的,有說只准上不准下的,有說上下都不准的,還有一個人說,就像電影《卡桑德拉大橋》那樣,全封閉,不開窗,從這邊發車,經過都勻不停,直達終點,但會不會像《卡桑德拉大橋》那樣,在某一個秘密的地方被炸掉,那很難說。

    眾說紛紜。

    但我已經弄明白,關鍵的地方是都勻,那是這種怪病的發源地,也是病人最多最嚴重的地方。

    但都勻跟我有什麼關系呢?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地方,它對我是一個不相干的地方。只有當我看了地圖之後,才發現,都勻是我去往柳州的必經之路,我准備從柳州返回N城的,這樣我不得不改變我的計劃了。

    我從隨身帶的袖珍交通冊上重新選擇了我的路線,我決定往都勻相反的方向走,到六盤水,然後坐汽車到雲南境內的文山地區,再從富寧到百色,回N城。

    這個決定改變了我的正常路線,我隱隱有些興奮,我想這也許是一個神秘的改變,奇異的事情就要來臨了,它們將沿著這條意外的線路芬芳地逸出,如同一些花朵,沿著這意外的枝條,漸次綻開。

    到六盤水的時間是夜晚,我恍惚走出車站,出站口空無一人,我奇怪怎麼會沒有人從這裡出站,剛才跟我擦肩而過的那些人此刻都到哪裡去了呢?我回過頭去看他們,我看到四處一片寂靜,火車在瞬間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車站的燈奇怪地發出一種介於青黃與棕綠之間的光,像文物的色澤一樣,就像陳年的光散落到了這個地方,陳舊、陰柔、慵懶、恍恍惚惚。車站裡的窗口能看見一些人影,但這些人木然不動,既像一些人形道具,又像一些平面上的影像,我竭力想要看到他們的背後,但我總是看不到。

    檢票口沒有人,只有一盞散發著青黃光線的燈,我看見自己的影子在這層神秘的燈光下拖著奇怪而長的陰影。

    我步履輕盈,有一種浮動感,我肩上挎著的背包似乎也有了浮動感,我被一股氣流所裹挾,恍惚之中就來到了車站前的空地上。

    有一輛卡車停在那裡,車門敞開著。我看見開車的人戴著一只像燈光那種青黃色的口罩,他轉向我,把口罩摘下,我一下子認出了他,我說:原來是你啊!

    他說:是我。

    他是我多年前一個老同學,他的面容使我感到十分親切和安全,但我無論如何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在以後的日子裡,我也仍然叫不出他的名字,常常是在我睡覺的時候,他的名字浮到了我的眼前,但我一旦醒來,他的名字就沉下去了,有時候我很有把握地要喊出他的名字了,但我一開口,他的名字隨即消遁。

    我只好叫他“你”,在我的敘述中,叫他開車人。

    開車人說:你上來吧。我問:你怎麼會在這裡呢?他詭秘一笑,說:我知道你要來,我已經等了有一會兒。我問:你要到哪裡去呢?他說:你不是要去文山嗎?我正是要去那裡。我看到他的卡車後廂用厚厚的帆布篷嚴嚴實實地罩著,他說裡面裝的是鹽。

    我坐進車頭位子,他從黑暗中抓出一只青黃色的口罩讓我戴上。我說我不戴,他說都要戴上的,這是一個規矩。我又問他這口罩為什麼用這種奇怪的顏色,他說:都是這樣的。就好像我問他口罩為什麼是白色的一樣。

    我戴上口罩,立即感到一種潮乎乎的氣息沿著我的口鼻迅速蔓延到了我的全身,這氣味有點像下雨時灰塵的氣味,同時有一些可以分辨出來的香氣彌漫其間,這種香氣我覺得有些熟悉,它的陳舊的幽閉感使我感到我正在進入一個陌生的、與正常的事物不能連接的維度。這種怪異的香氣又像另一種載體把我載往時間的深處。

    自上車後,開車人就幾乎不開口了。我從車窗看到我們的車行走在崇山峻嶺之中,我們有時在山頂,有時在山腳,有時在山腰,上坡和下坡是明顯的,但我發現,我在車裡卻感覺不到這一點,我覺得,我所坐的車是在一個十分平直的平面上行駛,這平面平到沒有凹凸和石頭,我甚至感覺不到它的磨擦力。卡車就像是騰空而行的飛船,騰空而又貼近地面,呈勻速飛行狀態。

    有時路過小鎮,能看見房屋和人,都像那個奇怪的車站那樣,籠罩了一種青黃的光,它們靜止不動,模糊不清,像是隔了一層極薄但又無法穿越的帷幔。我聞到陳年的氣息越來越濃重。

    我們穿過了一大片異常妖嬈、艷紅無比的花田,後來我知道那就是神秘的罌粟花,青黃的光線隱去,明亮的太陽的白光從敞開的青天之上直抵罌粟花的花瓣,呈現著自古到今、亙古長存的姿勢。罌粟花的紅在薄如蟬翼的花瓣上,有躍動、飄浮、閃爍之感,像火焰;紅土高原的紅色卻沉厚得無法穿透,它是一切紅色的母體,一切的紅色,都是它隨處散布的精靈和兒女,它紅得無邊無際,天老地荒,在陽光下,燦爛而蒼涼。

    我們在紅土高原上走了很久,路上全是艷紅碩大的木棉花,它們像肥碩的雨滴一樣飄落,在紅土藍天的背影中劃出優美的弧線,我在極度的靜謐中,聽見花朵落地時的叭嗒聲。

    車子停下來,我小心翼翼地問開車人,我們到了什麼地方?他同時說了三個地名:文山、馬關、麻粟坡。這雖然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回答,但確是我在地圖上找出來,准備去的地方,於是我不再苛求,就下了車。

    我讓開車人把我領到一個可以住宿的地方。我們在鎮子上行走。我看到,此地雖然偏僻,但從房屋看來,卻是一個曾經十分繁華熱鬧的重鎮。我依稀看到,各色人等塞滿了十字路口、酒館、米行、集市,有穿著西裝的年輕人,戴著瓜皮帽的財主,手執棍杖的地紳、商人、小販、拉車者、穿著綢緞的太太、穿著白衣黑裙的小姐,小家碧玉、農家女、老人和孩子。鹽、藥材、八角、桂皮、木炭、土布、織機、農具、種子、動物的皮毛、干辣椒、生姜、花生、黃豆、白菜、蘿卜,等等,它們在空中和地上穿梭不已,從一些人手到另一些人的手,或者到土裡,或者到火裡,或者在人的身體中消失。它們是斑斕的一片,在那種奇怪而陳舊的光線的照耀下,漸次消退。

    所以我走在街道上時,它們已經全然消隱了,它們的影像悄然遠去,消隱到背景之中,我所到達的街道,空無一人。

    空無一人是一個我喜歡的詞,這個詞意味著靜謐、肅穆、隔絕、神秘。這是我心愛的空間,我筆下的女人總是在這樣一個被我掃清了鬧聲和人流的空間出現,她美麗的面容就要浮現出來了。

    開車人把我領到一座紅色的宅樓跟前,這宅樓雍容大方,品格典雅,我在N城及家鄉的廣大地區均沒有見過如此建築,它那幽深神秘帶著往昔歲月的影子使我感到一種隱約的召喚,這座樓或許就像那輛卡車,等候我多時了,我此生中注定要來到這裡,命定地在經歷了初夜和曲折、經歷了西南最有名的山峰後,乘坐一輛奇怪的卡車,在布滿往昔時光的日子裡,來到這裡。

    我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切都是必然。為什麼在那一年會有一場霍亂,就是為了阻擋我一無所獲地返回N城,為了讓我偏離正常軌道,來到這座樓跟前。

    這樣我就看見了她——一個穿著舊時代旗袍的女人站在大天井裡,一層薄薄的霧狀顆粒懸浮在我面前,折射著青黃色的光線,使她的身影不太清晰,像是被某種難以言說的帷幔阻隔著。

    這個女人是我在十年之後所寫的小說《回廊之椅》中出現的人物,在她尚未到達我的筆尖之前,我跟她相遇了。

    在那篇十年後才出現的小說中,我作為一個外鄉人來到這裡,我在這幢紅樓中遇到的是另一個女人,是她的使女七葉,全部有關這個女人的故事,都是七葉的敘說,我始終沒有見到她本人,我所見到的只是她的照片,全身坐像,黑白兩色。我在小說中寫道:“照片中的女人穿著四十年代流行於上海的開衩很高的旗袍,腰身婀娜,面容明艷。這明艷像一束永恆的光,自頂至踵籠罩著朱涼的青春歲月,使她光彩照人地坐在她的照片中,穿越半個世紀的時光向我凝視。”

    朱涼,當我在黃色光線映照著的紅樓天井中看到她的背影,她的名字就像兩顆晶瑩透亮的水晶在浮光中飄然而至。她正像她日後將在她的照片中出現的那樣,面容明艷,美麗無比。

    她站在天井的夾竹桃樹下,我將要走近她的時候她轉過身來,我看到的就是我將在十年後看到的那個照片裡的朱涼。她說:多米,我知道你要來。她的聲音像從時間的深處逸出,帶著穿越時間產生的氣流摩擦聲。我說我不認識你,她說:我們有緣分,隔世也能認識的。

    她說你跟我來,她的裙裾拂動,散發出一種陰涼的氣息。我跟在她身後,穿過空無一人的天井和回廊,走進一間看樣子是客廳的房間,裡面既黑又大,我只能看到朱涼的衣角在我面前隱隱飄動。正廳的屏風後面有一窄小的通道,穿過通道就到了後園。

    我看到模糊的紅牆之中的一塊平緩的坡地,靠圍牆放著一些大水缸,夾竹桃參差立著。我在這個陌生的後園中尋找早已消失了的往日影像,我看到朱涼的使女七葉在土改到來之前的某一個時刻出現在這個後園,那個隱秘的木門就在靠近樓牆的一只大缸的背後,我用手一推,木門輕易就被推開了。我彎腰從木門進去,發現裡面是一個夾牆,有一張桌子那麼寬,一種我熟悉的氣味從夾牆的深處散發出來。我看到七葉把朱涼送到這個幽閉的夾牆,她們在這裡消失。

    十年之後我筆下的朱涼神秘失蹤,我本人則進入一個可怕的夢境,我摸索著往夾牆深處走,我全身緊張,手心出汗,陳年的香氣從夾牆的深處漫出,我隱約看到前面坐著一個女人,我大聲喊七葉,沒有人回答我。那個女人像沒聽見一樣一動不動,我壯著膽往前走近,那女人低著頭,我看不清她的臉,只看見她穿著一件民國時期的舊式旗袍,這旗袍使我想起了七葉枕邊的那照片,我想這個肯定是朱涼無疑,我輕輕叫了一聲,她還是沒有抬頭,我壯著膽伸出手碰她一下,指尖上悚然感到一陣僵硬冰冷,我嚇得轉身就跑,忙亂中撞到了一個什麼機關,這個人形標本僵硬地抬起了脖子,發出一聲類似於女人歎息那樣的聲音。

    在小說中我以一聲恐怖的尖叫返回現實,我在旅館的黑暗中看到,七葉蒼老的面容、夢中朱涼的人形標本、妖艷的夾竹桃、陰森的夾牆,它們像一些冰涼陳舊的葉片從空中俯向我,帶著已逝歲月的氣味和游絲,構成另一個真假難辨的空間,這個空間越來越真實,使我難逃其中。

    我便讓自己搭上了一輛運鹽的貨車離開了此地。

    但這些都是後來的事情,在當時,在我第一次到達這幢紅樓的時候並不是這樣的,就是說,我返回現實的方式有所不同,並不是從夢境的纏繞中以尖叫的力量返回現實,而是以另一種形式。

    當時朱涼領我走上樓,我看到每層樓梯的拐彎處都有一個奇怪的小木門,我不知道它們是干什麼用的。朱涼的腳步輕盈如飄,我聽不見它們的聲響。

    我們走上三樓的時候我看到了那只放在廊椅上的茶杯,那只青瓷茶杯孤零零地在暗紅色的廊椅上,一只杯蓋斜蓋著,那種我已經習慣了的青黃色光線照著它。有一種年深日久之感。

    朱涼領我穿過回廊走進她的房間,一種我所熟悉的薰草的香氣從裡面漫出來,室內光線幽暗,那種讓人不安的黃色光線未能進入其中。我發現這個房間比從外面看的要大得多,大得有些不真實。我坐在一張寬大的太師椅裡,看到那張我後來在小說中提到的緞子絲棉被,被面是上好的底,上面是猩紅艷麗的玉蘭,看上去質感像水一樣,又軟又滑。

    房間各處擺著一些核桃大的小香爐,朱涼在香爐上插上一小根干草辮,她點著它們,灰色婀娜的煙開始在房間裡飄動,香草的氣味漸漸充滿了室內。這時我才看到,這個房間四面都是鏡子,它的三面都是鑲在牆裡的大鏡子,一面牆上是各式各樣的大小鏡子,連床頭的木板、床的內側都鑲有鏡子。

    這使我心有所感。

    朱涼說:我知道你喜歡這個地方,你遲早要到這裡來,你以後還要到這裡來的。

    我有些疑惑。朱涼又說:你可以從這裡出去,然後你將經歷一場愚蠢的戀愛和一場單調乏味的婚姻。你經歷過這些事件之後,你還將來到這裡。

    我問:我怎麼才能出去呢?

    你面對這面最大的鏡子,閉上眼睛,在意念中想像你的身體穿過這面鏡子,你要堅持這個意念,不能有任何雜念,直到我給你點的干草全部燃盡,朱涼說。

    朱涼連同她的話音像煙一樣消失了,我獨自坐在這間滿是鏡子的奇怪房間裡,看到自己的身影在四面的鏡子裡虛幻地浮動著。

    我閉上了眼睛,穿鏡而過的意念在眼前明晰地浮現。

    我聽到鼎沸的人聲,董文華的《十五的月亮》正在喇叭裡唱著,滿街都是軍人,我奇怪他們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後來我看到“文山州百貨公司”的牌子,想起這是對越戰爭的前線,有一陣沒有仗打了,軍人們放心地在街上溜達。

    有幾個軍人主動跟我打招呼,並立即就跟我攀上了老鄉,他們說晚上有全總文工團的慰問演出,他們可以把我帶進場,我想起我已經很久沒有看演出了,就答應了他們。

    第二天我跟部隊的卡車去百色,從百色回到N城。

    十年以後,我果然像朱涼所預言的那樣再次來到這個地方,我找到那幢紅樓,一個年邁的守門人告訴我,朱涼是五十年前這幢宅樓的主人章孟達的姨太太,她上過洋學堂,是這一帶有名的美人,但她五十年前就死了。

    我知道朱涼肯定在那間神秘的滿是鏡子的房間裡等我,但她匆忙中忘記了告訴我返回的方法,我只有在那層黃色的光線之外,凝望囚禁在時間深處的影像了。

    我到後園看了一下,那幾棵夾桃竹還在,正開著妖艷無比的桃色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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