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女記者走進我家的門，環顧四周說，衛慧，你的房間像一個極端個人化的夢，並且自給自足，好像並不需要另外一個人的存在了。她用英語說這番話，我聽懂了這「另外一個人」應該是指一個男人，她是一個敏感的洋女人，揭示出我身處的一種日常生活氣氛，我呼吸的一種幽閉自愛的氣息。
但是我仍然覺得我是那種天生需要愛情的柔軟女人，聽台灣小女生徐懷鈺高唱「全世界的女生都想登上泰坦尼克號，連生命都不要」後，雖覺商業文化的淺薄，但還是很愛歌中的那份自在和勇敢。
在「像衛慧那樣瘋狂」中，我寫到一種追隨生命狂喜、對小市民作風敬而遠之的邊緣愛情，在「蝴蝶的尖叫」裡寫到象碎玻璃一樣割傷人的初戀和與已婚男人的曖昧之戀，在「陌生人說話」裡，我寫了一種模糊的、致命的、人鬼情未了的愛情。
小說裡的愛情只是小說裡的，與我自己的生活沒有太大關係。世上是有愛情的，至少我希望有。對於男人，只要你願意相信他，他就是可信的，反之就不可信。男人最重要的品質是聰明。頭腦聰明、反對暴力、熱愛女作家、乾淨浪漫的男人會讓我注意。
對男朋友是多還是少更好這個問題，我理解這個問題，所以不回答。我有個女友專找已婚男人做情人，她快樂並痛苦著，可事實上不少男人是結了婚以後才被調教得魅力十足、體貼溫柔。
愛情與寫作這個問題很多記者都問過我，我覺得男人與寫作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我有一個心愛男人，就算我要放棄寫作，他可能也不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