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太瘦，指縫太寬，不經意的一瞥，已隔了數年。從天津到上海有一天的船程，一晝一夜間，她脫離了天津油膩膩的不能舒展的空間，來到繁華蒼涼的上海。
當一個決定改變一生時，回頭看去，影響往往緩慢深長。像水流過河床，流向也是隱秘的。八歲的愛玲站在海輪上，看到漸漸靠近的城市，是否開始有一種模糊的意識，感覺到這個城市與自己之間有怎樣千絲萬縷、糾葛不斷的聯繫呢？她是敏感的，敏感的人對未來有先知。
然而畢竟只有八歲，這樣的年齡，即便如愛玲般的聰穎，也是懵懂的。這懵懂亦是天真，對命運的婉從，所以有「花落知多少」的喜悅驚動。
天津散發出曖昧模糊的氣息，被逼夾在上海和北京之間，顫巍巍站不住腳，伸不直腰。我甚至懷疑，如果愛玲一直留在那個窘迫尷尬的城市，她身上還會不會有那樣逼人的清貴呢？
也許上海是她前世的鄉魂所繫，她跟上海一點也沒有隔閡。一到上海，坐在馬車上，她是非常褲氣而快樂的富家嬌女，粉紅底子的洋紗衫褲上飛著藍蝴蝶。
上海的家比天津的老宅要遜色多了，只是中等人家常住的石庫門房子，紅油壁板。但是，孩子常常會沉浸在陌生的喜悅裡，愛玲也不例外。多年後，她依然回憶著那羞澀的房子，於她「也是一種緊緊的朱紅的快樂」。
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在八月間，沒有那樣陌生的喜悅。上海於我，如同不愛的情人，即使被擁抱，依然覺得寂寞。
八月驕陽艷照，我去尋訪那些老房子，彷彿就在那裡，卻無法確定。不能輕踏腳步驚擾，只是遠遠安靜地眺望著那些似曾相識的陽台。那裡曾經坐著愛玲的父親，他打了過度的嗎啡針，離死很近了。他獨自坐在陽台上，頭上搭一塊濕手巾，兩目直視，望著簷前掛著牛筋繩索那樣粗而白的雨，嘴裡喃喃說些什麼。我的腦海晃過的還有小小的愛玲驚懼的眼神。
或許，從那時候起，她就從父親身上，隱約感覺到生命的無助。如同我從親人死亡裡體味到決然的無可言喻的空洞。我們最易從親密的關係中覺察到疏離，從最親密的人身上感受到恐懼。最無能為力的離棄，就是死別。
生命來到你這裡。生命的圖案，只能描摹，靜靜等待輪迴。
如果還有力量令死亡遲疑的話，那就是愛！一九二八年，愛玲生命中最親近的兩個女人——母親和姑姑從英國回來。父親發誓痛改前非，進了醫院治療。這種改變，在我看來更像「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懺悔。除了懺悔，也許還想挽回與妻子之間搖搖欲墜的感情。可是，他最終也沒有改掉自己的毛病，又故態復燃。他和她之間也無法再挽回。一九二九年，他和她離婚，時年愛玲九歲。
一個人的個性從年幼即開始被塑造，長大後再經環境磨琢定型，一路走過去，除非日後歷經大的磨難變故，否則不能動搖其根本。像我自幼好強的個性，鑄就的稜角，就不是輕易可以打磨得平整的。也像愛玲對英格蘭和法蘭西顛倒的印象，以為英格蘭是藍天下的小紅房子，而法蘭西是微雨的青色。即使後來母親告訴她英國是常常下雨的，法國是晴朗的，卻始終無法矯正最初的印象。因為那是她記憶最甜蜜溫暖的一種印象。
母親歸來，父親妥協，大人逼仄尷尬的情感拉鋸戰中，竟然留出了一絲空隙讓小孩繁衍無根的快樂。愛玲因此度過一段朱紅色的快樂時光。她看見一切都不同了：「我們搬到一所花園洋房裡，有狗，有花，有童話書，家裡陡然添了許多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我母親和一個胖伯母並坐在鋼琴凳上模仿一齣電影裡的戀愛表演，我坐在地上看著，大笑起來，在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
愛玲開始學畫，彈鋼琴，學英文，為了一朵枯萎的花而落淚，開始扮演母親所期許的淑女。或者真是淑女呢？如果歲月靜好，沒有後來的波折，愛玲在這樣富貴優渥的環境里長成林徽因式的淑女、陸小曼似的才女，並非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世界會少一個張愛玲。
她開始顯示自己聰明早慧的一面，開始了她才女歷程。三歲能吟「商女不知亡國恨」，七歲熟讀《紅樓夢》，開始寫章回小說。這些並非因為早教，而是天生聰慧，事實上，她的教育環境並不好，雖是書香門第，但父母經常為她劇烈地爭吵。父親不贊成她上學。
或許有耳濡目染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生命內在的驅策，讀書好像是渴了要喝水。她的文字有慧根，彷彿有天生的靈力，毫不費力的驅策它們，佈陣行軍戰無不勝。她又好像古希臘神話裡的雅典娜，生下來便全副武裝，破開眾神之王的腦袋跳出來，百無禁忌卻又理所當然。
優秀，也許是出於勤奮，而卓越則定然與天分有關。否則那麼多人，接受那麼多的文學啟蒙，卻難得出現第二個張愛玲呢！
短暫的兩年，溫暖了一生。那兩年在她的靈魂裡烙下了無法覆蓋的印記。
幾乎所有的作家都要從自己的童年經歷裡抽取感情和記憶。要打動別人就要折騰自己，寫作是絕望的慢性自殺，無法被饒恕。愛玲的後來，陰鬱而光明凝練的文風，隱約就是這段歲月的抽像延續。
朱紅色的快樂，漸漸緊縮成心口的硃砂痣，或者項上的鶴頂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