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記者在上海王安憶的家裡，就當前文壇的種種景觀和思潮，對王安憶進行了採訪。
記者：作家有兩種：一種人的思考是隨著生活的不斷變化而改變，易受影響；而另一種人的變化是間接的，他們從閱讀出發，自我思索，又有一些新藝術思想在創作上得到反映，你也是這樣的嗎？
王安憶：不，這不一定。其實生活本身就只有那麼一點內容，每個人看到的都是一樣的生活，大家觀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寫出來的作品不一樣，這要看你理性準備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別人不一樣。
記者：現在文壇上女作家非常活躍，在寫作上女性作家對語言的把握、表現和敘事方式上比男作家做得要好，而且特別輕鬆，是嗎？
王安憶：女作家比男作家寫作更勤奮一些更認真一些。但在寫作上我認為沒有具體性別之分。現在有些評論的觀點是從作家自己談創作的文章中得來的，這是要上當的。創作過程是說不清楚的，想像力不可捉摸。現在在作家中也存在一種風氣，把自己的創作談得特輕鬆特瀟灑，這很容易讓人產生誤會。還有一些寫作家的人也把作家的寫作生活寫得非常輕鬆，非常浪漫瀟灑，這是不真實的。我寫作用筆寫，產量也不是很高，我對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寫一點兒。
記者：現在許多作家紛紛轉向專欄寫作，寫些散文隨筆小品，有時候幾個作家擬好一個話題，一塊兒寫一塊兒發表，你寫嗎？
王安憶：這是一種流行，約稿很多，但我不寫。
記者：80年代的女作家，在創作態度上和現今的女作家不一樣。如張潔的《方舟》，她不是靠歷史、哲學或深思一個歷史真實，而是從直覺寫作上守住了人性的一些基本良知，對社會文學異化有一種排斥感，她力求深化自己，而現今走紅的女作家卻大不一樣了，她們失去了一種姿態。
王安憶：現在的作家性別意識不是很強，女作家和男作家很像。8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不僅僅是張潔。而現在兩性作家在寫作上並沒有太大差別，她們很現實，拚命把現實世界的面目表現出來，尤其是「新寫實小說」那一派。有些評論家把方方也歸納到「新寫實」裡去，這不正確。對於「新寫實」小說，我覺得缺少一種詩意，儘管寫作能力很強，語言非常利落。現在這批作家的差別也很大，籠統歸為一派不太科學，這可能與評論家的評論有關。
記者：常看作品嗎？
王安憶：不是看得很多，有時候看到有些作品寫得特別好，蠻喜歡的，就覺得自己真是趕不上。有位部隊作家閻連科，寫作很有感情，我非常喜歡他的作品，寫得很好，有沉痛感。反觀別的作家，大概是寫多了，故事、文字、情節、語言、技巧、文體都很漂亮，但就是沒有感情。
記者：80年代以來，中國文壇湧現出一批女作家，但對於這批女作家的作品批評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論系統，以前都是中性批評，照著社會一個大的方向進行批評，倒是現在幾個女評論家的批評很不錯。
王安憶：對，季紅真、戴錦華等人的批評都是很中肯很不錯的。但可惜的是她們現在都轉到現代文學史研究上了。
記者：從世界背景來看，許多「新」的東西已變得非常缺乏價值，比如表現主義小說，曾在日本國內轟動一時，但放到國際上，與卡夫卡一比就看出那只不過是模仿品。
王安憶：這很可悲，什麼叫第三世界？就是整個世界都變成了一個地球村，那些強民族強國家侵略弱民族弱國家，用他們的文化觀念標準去消耗別人的民族文化，把他們的觀念標準強加與人。
記者：這也包含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入侵和影響，關鍵在於他們幫你做了選擇。
王安憶：這種情況非常像70年代的台灣，他們的文學界起來了一批知識分子——鄉土派作家，當時我還不懂，最初看陳映真等人的作品不知他們的情緒為什麼那麼激烈。當時我只是從文學表面、文學本身來看，到今天中國內地也出現了種種類似景觀，我突然明白了他們作品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