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這個題目是因為讀到一篇文章，金性堯老先生的《憶蘇青》。文中有一節，是寫五十年代，金性堯老與蘇青所見最後一面，「她穿著一套女式的人民裝」這套服裝確是出人意外，總覺著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個旗袍裝，也應當是蘇青，因為什麼？因為她是張愛玲的朋友。
蘇青是在我們對這城市的追憶時刻再次登場的，她是懷舊中的那個舊人。她比張愛玲更遲到一些，有些被張愛玲帶出來的意思。她不來則已，一來便很驚人，她是那麼活生生的，被掩埋這麼多年幾乎不可能。她不像張愛玲，張愛玲與我們隔膜似乎能夠理解，她是為文學史準備的，她的回來是對文學負責。即便是在文學裡，她被我們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細節，再進一步抑或還有些環境的氣息。那弄堂房子裡的起居，夾著些脂粉氣，又夾著油醬氣的；從公寓陽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鬧哄哄，且又有幾分寂寞的；還有女人間的私房話，又交心，又隔肚皮。這些都是「似曾相識燕歸來」可是，張愛玲卻是遠著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個，張愛玲和她的小說，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著距離，將自己藏得很嚴。我們聽不見張愛玲的聲音，只有七巧，流蘇，阿小，這一系列人物的聲音。只有一次，是在《傾城之戀》裡，張愛玲不慎漏出了一點端倪。是流蘇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裡，兩人機關算盡，勾心鬥角冷戰時期，有一晚，在淺水灣飯店，隔著房間打電話，范柳原忽念起了詩經上的一首「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總覺得，讀詩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張愛玲。張愛玲的風情故事，說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這只是個說法，其實，是在那「死生契闊」中。那個時代的上海，確有著「死生契闊」的某種特徵：往事如夢，今事也如夢，未來更如夢。但這是旁觀者所看見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劍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薔薇薔薇處處開。張愛玲的聲音聽到頭來，便會落空，她滿足不了我們的上海心。因此，張愛玲是須掩起來看的，這還好一些，不至墜入虛無，那些前台的景致寫的畢竟是「上海」兩個字。
蘇青卻躍然在眼前。她是實實在在的一個，我們好像看得見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說，這種虛構的體裁裡，都可看見她活躍的身彰，她給我們一個麻利的印象，舌頭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說敢做又敢當。我們讀她的文章，就好比在聽她發言，幾乎是可以同她對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馬路上定著的一個人，去剪衣料，買皮鞋，看牙齒，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熱熱鬧鬧。而張愛玲卻是坐在窗前看。我們是可在蘇青身上，試出五十年前上海的涼熱，而張愛玲卻是觸也觸不到的。
可是，我們畢竟只能從故紙堆裡去尋找蘇青。說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為這五十年的風雲跌宕，有著驚人的變故，故紙堆也積成了山。許多事無從想像。即便從舊照片上，看見一個眼熟的街角，連那懸鈴木，都是今天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時的人和事，蘇青在眼前再活躍，也是褪色的黑白片裡的人物。她的上海話是帶口音的，有些鄉土氣用。那樣的上海話講述的故事聽都聽得懂，想卻要想走佯的。所以，當知道蘇青在我們身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驚得很，總覺得她應當離我們遠一些。張愛玲不是遠去了，她避開了穿人民裝的時代，成為一個完整的舊人，雖生猶死。蘇青為什麼不走？由著時代在她身上劃下分界線，隔離著我們的視線。
蘇青的文字，在那報業興隆的年頭，可說是滄海一粟。在長篇正文的邊角里，開闢了一個小論壇，談著些穿衣吃飯，侍夫育兒，帶有婦女樂園的意思。她快人快語的，倒也不說風月，只說些過日子的實惠，做人的芯子裡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連光陰都奈何不了，再是歲月荏苒，日子總是要過的，也總是差不離的。當然，不是鑽木取火的那類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進步以後的，科學之外，再加點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階層，辛勞一口，那晚飯桌上，就最能見這生計，萵筍切成小滾刀塊，那葉子是不能扔的，洗淨切細，鹽揉過再潷去苦汁，調點麻油，又是一道涼菜；那霉乾菜裡的肋條肉是走過油的。煉下的油正好煎一塊老豆腐，兩面黃的、再滴上幾滴辣椒油；青魚的頭和尾燉成一鍋粉皮湯，中間的肚當則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蘇青就是和你討論這個的。這種生計不能說是精緻，因它不是那麼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細算，為一個銅板也要和魚販子討價還價。有著一些節制的樂趣，一點不揮霍的，它把角角落落裡的樂趣都積攢起來，慢慢地享用，外頭世界的風雲變幻，於它都是抽像的，它只承認那些貼膚、可感的。你可以說它偷歡，可它卻是生命力頑強，有著股韌勁，寧屈不死的。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計，是培育芸芸眾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個底座。這樣的生計沒什麼詩意，沒什麼可歌位的，要去描寫它，也寫不成大篇章，只能在報紙副刊的頭尾占一小塊，連那文字也是用的邊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