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堂課我主要想談處女作，作家的處女作。我非常重視作家的處女作。我覺得在這之中有一些東西是非常可貴的，等到作家成長起來，成熟以後，他會寫下許多好的作品，可是他處女作裡的一些東西卻是他永遠不可再得的，而且是依然具有價值的。我為什麼給它這麼高的評價呢？因為我覺得它帶有非常純粹的感性，這種感性沒有受到污染，有一些類似我們上堂課談到的原始人藝術的特征，原始人世界的特征。
這種世界的特征就是完全的獨立性，沒有受到前人的經驗和約定俗成的法規的約束和影響，它相當自由，像一個剛出生的孩子，一下子面臨這個世界，他的整個感官都處在張開來盡情吸收的狀態。他吸收很多很多東西，而且他的吸收沒有標准、榜樣、借鑒，也沒有經驗，所以也沒有約束。完全是憑著自己的感受和吸收力在面對這個世界，所以他所吸收的東西往往是第一性的，非常重要。這種東西也許很淺，不廣闊，不完整，不深刻，可是它非常重要，在於它的獨立性，完全是他個人的東西，個人的始發的經驗。它是非常感性的，完全從自己所聞所見出發，沒有別人的經驗幫助它，好像是單槍匹馬闖世界，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味道。它也沒有成見。但它是不完全的，有許多破綻，也不能自圓其說，不是很周到，沒有現成的概念和邏輯可以運用。它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邏輯，不一定一環扣一環，非常合理，而且它有種束手無措，似乎無法為它的東西命名。沒有現成的名詞，用現有的概念去套又套不上，所以它也就放棄了命名，給人們留下“不知道在講什麼”的印象。這種處女作的特征非常接近於原始人的特征。
譬如陳凱歌的第一部電影《黃土地》，他自己也承認在《霸王別姬》以後，他還是回顧他的《黃土地》，他認為其中有許多很寶貴的，他現在已經失去了的，而且是沒有辦法挽回的東西，無論他以後走得多麼遠，多麼成熟，可是他永遠會非常珍惜的。還有張藝謀，他的第一部電影《紅高粱》，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熱情。我一直以為張藝謀是個形式主義者，他後來的道路越來越走形式，他是從形式人手，然後達到一個人文的高度。他還是不錯的。但他的《紅高粱》中有一種以後他再也沒有的熱情。那種熱烈的程度就好像一個少年的初戀一樣，完全沒有現實的考慮，奮不顧身的，忘我的境地。我覺得處女作裡往往是有這種很可貴的東西。
我這裡說的處女作不是指第一個作品，而是指創作者第一個階段的作品。因為第一個作品有時候不太好說，第一個作品存在很多寫作能力上的問題。他不能比較熟練地操縱語言，操縱句式，這難免妨礙他表達的東西。我們所看到的處女作也許並不是他真正的，第一篇寫下的處女作，他前面幾篇也許根本沒有發表，他只是發表了第三篇，或者第五篇。我這兒所說的處女作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第一篇，而是指他最初的創作時期，指這一個時期裡的作品。
我已經肯定了處女作具有原始人世界的特征，那種剛看見太陽升起來，不懂得其中道理，只是覺得特別熱，特別光亮，特別熱情，特別興奮的感受。可它確實也和原始人世界有區別，區別在於他天生有一種批評精神。因為他畢竟和原始人的背景是不同的，他所處的環境已經是一個約定俗成，或說意識形態的，已經有了規矩，已經成章成句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再是原始人面對的一堆雜亂無章的東西，這個世界已經比較成型，比如說國家已經把人類組織起來了，各種各樣的政體又為人類規定組織原則，求生發展的需要還向人類提出了倫理道德的要求。所以在今天人與生俱來就在一個有規矩的社會裡面，受到各方面的約束，不像原始人一出生就是一灘漫流的水，而人一出生已經是河床裡的水了，不是漫流的，已經在一個渠道裡了。所以說在這樣的環境裡，每一個新生兒天生就帶有一種行為思想的規定，范圍和約束，他要去創造心靈世界畢竟不那麼自由，不可能像原始人那樣絕對地自由，他的自由表現在首先舉行了掙脫，就是批評的武器，他覺得周圍一切於他是種束縛、對立，他必須要反抗。所以我們常說，少年總是憤怒的，他們總要背叛什麼，反抗什麼，這似乎是他們的天性。
然後，我以為批評的武器有兩種：一種是否定，一種是懷疑。當然我在課上所說的一切都帶有和同學們探討的意思，不是絕對的。但我在闡述我的觀點的時候，也許會使用極端的語氣和例子去強調。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要在這兩者之間比出高低的話，我覺得“否定”要比“懷疑”低級，不如“懷疑”高級。因為你是天，我就是地，它有一個參照，由此來說，否定也是在被約束的、被左右的前提之下才成立的。有正才有否，“否定”也是受規定制約的，實際上是遵從了這個規定然後去否定。我站立的位置總是和你對立，只需要不滿和憤怒作沖動，就可激發它，推動它，使它操作起來。而懷疑就不是這樣了，它比較復雜和困難，雖然看上去要溫和得多，不那麼激烈、強烈，但包括的內容復雜得多，含有思考。懷疑是很不容易做到，這之中懷著一種痛苦，非常難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麼，也不知道要什麼，處在非常大的難言之中。但是當懷疑的精神成為主義之後，就有些不講道理了：你們肯定的我就要懷疑，從各個方面推敲你。所以我特別重視處女作裡的懷疑精神。這是一種真實的懷疑。這之中真是有一種痛苦，是從生命之中激發出來的。它對這個世界感到困惑，不能理解，但它滿心充滿了良善的願望，它想去接受，可是受到阻礙。所以我比較重視處女作之中的懷疑精神，而不是後來成為主義的、藝術家高舉的旗幟的那種懷疑主義。現在我想舉幾部作品作例子。
首先，我想舉的是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王蒙出生在1934年，這篇小說是他1956年創作的，當時他22歲。從發表的時間看，應該算是他的處女作。但我估計王蒙寫作的經歷在這之前已經開始，這只是他在此處女作階段的一個比較成熟因而得以問世的作品。1956年的時代對我來說也有點陌生，對你們更不用說了，這時代我想是一個非常生氣蓬勃的共知國的新生時期。1949年建國，1956年離它只有七年時間，處在一個新生時期。當時的年輕人，像當年的王蒙他們這樣的年輕人，就處在這個特別向上，特別熱情的，和共和國保持同步的狀態，他們是從內心裡面擁護、熱愛祖國，熱愛共產主義的理想。
同時，王蒙整個文化觀念受到了蘇聯文學很大的影響。無論蘇聯今天發生了什麼，今天對他們的文學我們怎樣批評，蘇聯的文學以及他們所承繼的俄羅斯文化裡面那種崇高的觀念卻無法忽視，這種觀念是非常強大的。王蒙這批年輕人，在他們的思想、情感方面，非常受蘇聯文化的影響，崇高，有理想，追求真理，雖然不知道真理是什麼，可他們一心地要真理。在這種背景下，他寫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後來則很戲劇性的，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變成了我們所謂的右派作家。
這篇小說寫了一個名叫林震的年輕小伙子，是個教師，年輕共產黨員，新調到了一個區委組織部工作。組織部主要是管理黨的建設，包括人黨、整風等問題。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就從一個小學校，一個很單純的環境被派到了區委的組織部工作。他懷著非常大的熱情和希望，共產黨對於他非常神聖，而他現在要做黨的工作了。他覺得神聖得不得了，他去時隨身帶了一本書，一本蘇聯小說，名叫《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這本書我也讀過，可說在那個時代非常紅的一本書。
它寫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即總農藝師、她參加了集體農莊之後，和拖拉機站長進行了一場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這女孩子非常勇敢，獨身對官僚主義進行斗爭，付出了代價。這個女孩子叫娜斯佳，那位叫林震的小伙子就在書的扉頁上寫了“我要做娜斯佳那樣的人，像娜斯佳那樣生活”這樣的話。他一心想投入到一場壯麗的事業中去，可他所面臨的組織部，充斥著非常瑣碎的事務性工作，當他下到基層去調查，去發展黨組織時，他發覺下面的情況非常不如人意。最使他失望的是，他們組織部第一副部長，是一個很聰明、智慧、透徹的人，他把什麼事情，黨、黨的組織都看得非常透徹。他是一個真正的老革命，一點不摻假的。當林震和這個副部長接觸時，便非常奇怪一個搞黨的工作的革命者會那麼沒有熱情，面對那樣一個令人不滿意的局面，他卻泰然處之。林震的疑惑非常強烈，更困難的還在於他所面對的官僚主義並不像小說裡那麼明確和清晰，他僅是感覺到一股非常平庸的空氣，沒有什麼好，也沒有什麼不好，好和不好都不那麼區分明確。部裡有一個女同志，年齡比他大，在組織部已經工作過一段時間了，她向林震描繪那些老資格的工作者：“他們的缺點散布在他們工作的成績裡面，就想灰塵散布在美好的空氣中，你嗅得出來，但抓不住，這正是難辦的地方。”這樣子，他無法去過濾它，把好壞清楚地過濾出來。
這時他發現有兩個世界，都是他無法解釋的，一個是小說的世界，那麼清清楚楚的，好是好，壞是壞，前進是前進，退步是退步，而另一個生活的世界，卻是那麼含糊，他覺得這個世界實在不對勁，但他指不出來。他有時候站在局外，站在院子裡，聽見打字機噠噠響，開會的報告聲和發言聲，電話叮鈴鈴響，人們跑進跑出，不禁感受到組織部的沸騰的氣氛，使他挺感動，但當他走進去，又抓不住了，到處是瑣碎事物，平庸氣息，每個人都抱著公事公辦的態度在履行其義務，僅此而已。就是這麼一個很平庸的組織部，居然是在為黨工作，並且產生成果，盡管成果不能使他滿意。比如說他們解除了一個有問題的廠長的職務，對他進行了處理，且發展了黨員，寫出了很多報告，工作還是在前進，速度雖不盡如人意吧，但畢竟沒有退步，還是在進步。
但整個氣氛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其中有一個場面寫得非常好。在經過多方面的努力之後，組織部開會，終於決定處分這個有問題的基層廠長。這天晚上，開完會後，組織部副部長，叫劉世吾的，老黨員，和林震一起去吃了夜宵。這段寫得非常感性，一種又親近又疏離的感傷氣氛，又復雜又單純，觸手可及，如同手能摸到一樣，我喜歡把它形容成一種“貼膚”的感覺。他們倆在一個小鋪子裡，要了餛飩，老黨員還要了白酒，他喝了口酒之後，說話了，說他這是第六次參加處理犯錯誤負責干部的問題了，頭幾次我的心很沉重，黨的工作者是醫生，他要給人治病，他自己卻並不輕松。他開始歎苦經，說自己的經歷，然後他問小伙子今天是幾號，是5月20號，老黨員就說噢5月20號，9年前的今天，青年軍208師打壞了他的腿。這時候林震忽然發現，他眼中的一個平庸世故的老黨員，實際上有著壯麗的過去，流過鮮血。林震他還沒有見過鮮血呢。當革命在局部進行時，那麼煩瑣，平常，可是壯麗的事業也就此發生。那天晚上的談心，劉世吾很動感情，他說了些心裡話：“據說炊事員的職業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我們是黨的工作者，我們創造了新生活，結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動我們。”這時候的林震，他所有的判斷力都失去了，他陷入了真正的懷疑之中，他沒有判斷力了，他不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一個他所激烈批評過的前輩說的這些話使他看到他的也是非常熱情的過去，單純的過去。
那麼他怎麼解釋今天呢？又如何判斷今天的好壞？今天，你說他不對，他又明明在創造成績。正好這時，又發生了一件與愛情有關的事。那個叫趙惠茹的女同志，比他年長，對他非常親切，使他到了新單位感到溫暖。他到她家去，就身心感到休息和安慰。這時候卻有了傳言。
也就是在那一天晚上，這個副部長告訴他：你要注意些，她對你的感情有些不對勁了。這對他又是個很大的刺激。這時候他還不懂得愛情，他非常年輕，從來沒有經歷過男女之愛，他一下子面臨了一個新問題。
他回到宿捨裡，坐到床上，衣服已經被雨淋濕了，他陷入一種憂傷的心境，他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整個人都陷入一個迷宮似的情景中去了。這時候王蒙在文中表現出的一種少年人的心境是非常動人的。
他不是成年人，辨別不了是非，可這些麻煩都圍繞著他，使他無法脫身，他根本不懂得愛，可他碰到的第一件感情的事是這樣的，他無法判斷那女同志是對他好，還是別的什麼，他自己對她怎麼樣，他也不知道。他什麼都不知道。我覺得處女作裡表現的感情，根本不是我們後來所能表達的，後來愛情這個詞已經被說滑了，隨便就能出來，而且對愛情有很多解釋，很多定義，寫愛情可以寫整整幾本書，可以成篇成篇地去表達愛情，可是全都沒有像處女作裡面那種小心翼翼的心情，他簡直不敢去觸動那話題，他不敢碰它，一碰就難過，這種憂傷是不可名狀的，因為理性還沒有來臨。一切事情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就這麼混在一起，像灰塵裡面的優點一樣，這裡面充斥的是一種溫柔的懷疑。懷疑的尖銳性是掩埋在溫柔底下的。這部小說的心靈世界我很難為它作進一步描繪，似乎它還來不及建立一個心靈世界。他甚至還沒來得及做那種將世界打散成一堆雜亂無章的東西的工作，所以就很痛苦，就像一個孩子面臨一個強大的、牢固的世界，這個世界用鋼筋、水泥構造得極為堅固了，根本無法撼動它，他痛苦的目光只是從它上面拂過，他滿心充滿愛，想去愛這個世界，可卻受到打擊，受到對抗，他滿心充滿了善良的願望，想和這世界建立一種和諧的關系，可是不行，他也不知道不行在什麼地方，他也沒有決斷去把這世界打個粉碎。他只是用他的目光，留戀地痛苦地敲擊。這懷疑對他的折磨非常強大，因這懷疑是真實的感受，而不是理性的結論。每個少男少女初次面對社會時，都會有這類惶惑的心情。誰都沒有錯，可他就是受挫。就是在這種懷疑之中，產生了一個世界，這世界不那麼完整，像我將要逐步談到的名著，它們所構造的世界完整而有邏輯。它卻是搖搖欲墜，像煙霧一般一碰就散，但它確實存在了，存在於一個肯定又脆弱的氣氛之中。這是王蒙的一篇小說，這個例子比較單純，比較簡單一些，接下來我想舉的是米蘭·昆德拉的例子。
這個作家我想你們都知道，他是一個當代非常重要的作家，一個捷克人。我要分析的是·他的《玩笑》，這部小說就更難說是否是他的第一篇了，但確實是他最初階段的作品，長篇裡的第一部，我堅持將其作為處女作，是因為其中帶有很強的處女作的特征。我對這位作家的評價不是那麼非常的高，我覺得他是很有趣的作家，很有意思，當然是個很重要的作家。我覺得在當代，20世紀的作家，都很難對他們有很高的估價，我覺得他們創造的困難越來越大，自由越來越少，與現實貼得太近，無法創造一個如亞裡士多得所說的，“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世界。米蘭·昆德拉的後來最有名的作品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本書比較著名，表達他的人生觀，哲學觀相當流利，寫得非常帥，非常漂亮，相當不錯。但在《玩笑》當中有種非常動人的東西，這種東西在他後來的作品裡面慢慢消失了。他後面的作品充滿了思辨，思辨能力非常之強，而那種感性的東西，卻是在《玩笑》裡面，非常能打動我。在《玩笑》中，懷疑精神已比較成熟，比較《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要有主見多了，他不像王蒙那樣猶猶疑疑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有種搖擺、困惑、不安，而當《玩笑》懷疑的時候，他的態度較堅定，可以說有否定在裡面，比較有把握的，理直氣壯的。但奇怪的是，他的思想有點分裂，當他懷疑的時候，他很有主意，說他懷疑，其實他不懷疑，他已經很堅定地排斥了。但在他想去要什麼的時候，他卻表現出痛苦的搖擺不定。這正是他對這世界最為直接的感受。這個世界，即使一個嬰兒剛生下地也不是很純粹了，他耳朵裡充滿了各種聲音。在一個意識形態的社會裡，別人會告訴你，你怎麼做是崇高的，符合祖國利益的，怎麼做是不好的，不原則的；在一個市場化、商品化的社會裡，別人會告訴你，你該穿什麼衣服，用什麼香水，女人應該怎麼溫柔，做怎麼樣的妻子，男人喜歡什麼樣的女人，或者女人喜歡什麼樣的男人。到處都在告訴你，而這聲音亂七八糟的。一個人要純粹已不可能，所以我懷疑昆德拉會是純粹的東西。不像王蒙，在1956年的時候是處在封閉的情況下，所得到的信息非常之少，只有來自一個方面的聲音，即蘇聯。所以他的懷疑都是從他本身出來的，沒人告訴他。當這種懷疑從王蒙心裡生出來，他一定會害怕，會想我怎麼會有這樣的思想呢？他有一種小心翼翼，不敢肯定，自我懷疑的態度。而昆德拉比他肯定多了。昆德拉這篇小說是在事過2O年之後寫的，那時政局比較穩定，他個人也較安全，捷克和蘇聯也已脫鉤，相對較自由，畢竟是處在一個西方社會之中，受到的哲學、思想的影響超過王蒙，耳聞目睹了多次歐洲現代思想運動的浪潮。他的懷疑的來源不光來於他自己，其實還是整個社會以及歷史給予他的。
這個故事以幾個人自述的方式，最主要的一個自述人，即主角，路德維克，是個男性。最初他在一個偏遠的小城鎮生活，之後考上了大學，早早人了黨，成為學生中的干部，是那個時代的精英分子。這個人天生喜歡調侃，開玩笑，說什麼話都不正經，但他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信仰是一點兒不摻假，非常熱情，全身心投入。他在大學裡，交了個女朋友，這個女朋友也是非常純潔，像水晶一樣，一點兒雜質沒有，你告訴她什麼，她信什麼。他們都是屬於那個社會，那個時代的主旋律的聲音。女孩子在暑假裡收到通知去黨校學習，她非常興奮，因為她非常要求進步，她非去不可。路德維克則有點遺憾，因為他們的愛情正發展到一個關鍵的時刻，他希望她不去，和他在一起，回家鄉看母親，都安排得很好。這女孩不行，一定要去。那麼就去了黨校，此後兩地相思，不斷通信。女孩子的信中充滿了在黨校生活的興高采烈的情緒，她喜歡這兒，出操、上課、開展自我批評，她都喜歡，而且信中一點都沒流露無法與他相守的遺憾。他很掃興，很失望，在氣極的時候他就給她寫了張明信片，開了個玩笑，寫了句口號式的話，意思是說樂觀主義精神是很有害的，打倒樂觀主義精神。這張明信片被黨校的領導扣下，然後事情鬧大了，最後他被開除黨籍、學籍。他的女友一直對此保持沉默，直到黨組織找他正式談過，對他正式作出處理時，女友來找他了。原來呢，這張明信片是學校扣下來的，並不是她交上去的。只是組織找她談話時，才將他以往的所有信件交了出去，然後組織上對她說此事要保密，於是她只能沉默。而現在組織上已對他進行了處理，已經談開了，她覺得她應該找他談談，一個崇高的目的：她要拯救他。她剛看了部蘇聯電影《名譽法庭》，寫一個愛心崇高的妻子拯救了墮落的丈夫。現在她提出和他結婚，他心中向往了那麼久的婚姻在此時來到了，但他是以被拯救的形象出現的，他感到非常絕望。算了吧，算了吧。這之後他離開了學校，服兵役。在部隊裡，凡是政治上有問題，受到過處分的全都分到懲戒營，做礦工，近似於我們的勞改。他們則為服兵役，有年限，有相對自由，兩個星期休息一次，而且每月有津貼。他到了懲戒營之後，感到非常受打擊，信仰變成了敵人，站到了原先對立的陣營裡去了。女朋友沒有了，學校生活沒有了，社會中心、精英人物的位置沒有了……什麼都沒有，生活的意義沒有了。他這樣描寫到：“一切都中斷了，學業、為革命工作、友誼、愛情，以及對愛情的追求，整個富有意義的一生都中斷了。”緊接著一句話非常重要：“留給我的，只有時間，我前所未有地與時間密切起來，它與我過去理解的那時間不同，一種變形為工作，愛情和努力，一種非常謹慎地隱藏在我的行動後面，因而我不加思考就接受了時間。現在它則是赤裸裸的時間，是自在和自為的時間，是出於最基本、最原始狀態的時間。它迫使我稱它真實名字。”這時候他原來的世界崩塌了，所有東面都退場，只剩下一個空白的舞台，那就是時間，這我覺得寫得非常好。只剩一個舞台了，舞台上所有東西都退場，接下來的問題是要把這舞台重新布置起來。也就是把他的世界再一次建設起來，即填滿他的時間。路德維克經歷了幾次他的世界推翻，重建，再推翻，再重建的過程。這是他的第一次推翻。建設第一個世界很簡單，因為這個時代本來如此，國家如此，社會如此，建立這個世界沒有問過他本人的意見，他生來就必須建立這樣的世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的意識形態。這個世界的建立是他本人沒有參與意見的，可說是被規定的，這個世界由於他的犯錯誤，退黨，勞改，垮掉了，沒了，剩下來的只有時間了。他怎麼辦？心靈是空的，如何建立一個世界去支撐它呢？
他試圖又建設了一個。在懲戒營裡，他認識了一個人，叫昂薩克，完全是個街頭流氓，他進懲戒營是因為報私仇和警察打架。警察怎麼能打呢？他是國家機器，代表了國家權力，昂薩克當然就成了政治犯。
這個人非常瀟灑，他本來是很好的機械工，很有技術，書中這麼描寫他：“他沒有任何依戀，也不關心未來，這給了他一種無憂無慮，目空一切的自由感。”路德維克進了懲戒營，成天悶悶不樂，和周圍的人不說話，有一天在井下挖煤，四周很黑，相互看不見，忽然之間就聽到旁邊有人對他說：“你是聾了還是啞了，成天不說話。”一聽便知是昂薩克。昂薩克說你何苦如此，生活已經很苦了，難得一次休息，別人都出去泡妞，喝酒，你還在這兒苦思冥想，或者勞動，何苦折磨自己。路德維克也表露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覺得很苦惱，不該屬於這裡。昂薩克很生氣：你這話什麼意思？難道說我們就該屬於這裡嗎？這句話其實是很見真理的，它使路德維克有了新的覺悟。就這樣，昂薩克將路德維克拉到了他們的世界。這實際是一種妥協，完全是為了將自己空白的時間填滿，或者說將空了的人生舞台再塞進點東西。路德維克慢慢放下架子，和他們在一起了。日子過得還可以，這些人很會鬧，作弊，搗蛋，休息日跑出去泡妞。但他心裡面總有些東西妨礙著他，當他胡鬧到某一程度時他就干不下去。什麼程度？比如說當妓女已經開始和他親熱了，但親熱到最後時刻，他就過不去這一關。他心裡有種障礙，可能是出於他對愛情的一種崇高概念。這也就是最終他不能夠被昂薩克的世界所徹底接受的原因。但無論如何，在這一個時期內，新的，另一個世界他建立起來了，甚至有些如魚得水，因為他很聰明，他有文化，能夠出奇制勝，想出些別人想不出的點子來。
這個世界對於他的好處，就是他從社會的中心走到了社會的邊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在這樣一個意識形態的國家裡，知識分子都有種貌似精英的位置，好像是站在中心位置，而實際上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是站在邊緣地帶，不可能是主流性的，主流是由經濟，政治，歷史的規律來形成的，而知識分子則是獨立的位置，在邊緣的地方。昂薩克將他吸收過去之後，使他邁一大步，從原來的中心的世界邁到了邊緣，但這邊緣的世界顯然也不是他能呆的，所有的不適應似乎只在於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對待女性。他不能像他們那樣任意。那個地方很艱苦，自由很少，兩個星期一個假期，不過半天而已，這種情況迫使他們找一些特別容易接近的姑娘，說得不好聽就是很賤的姑娘，甚至有些已是半老徐娘，年齡已經很大了，只為了馬上解決一下饑渴。
他就是在這個地方，過不去了。
然後又有一個人，亞歷克夏上場了。這是個很年輕的政治犯，比他們晚到懲戒營，他所以到此來是因為其父是個“托派”，已經被政府抓起來了，株連九族，就將他抓進政治犯懲戒營裡來了。這個人是怎麼樣一個人呢？非常年輕，共產黨員，真正的共產黨員，照今天的話說，很“左”的一個人，“左”到連“左派”都見他怕。他進了懲戒營，但始終也沒放棄共產主義立場。因此他覺得他周圍的人全都是渣滓，全都是壞蛋，他對路德維克很不滿，說：雖然你現在被開除出黨了，但你畢竟曾經是共產黨員，你應該保持一個黨員的氣節，而今天你卻墮落了，和他們混在一起。亞歷克夏簡直是對自己嚴厲到極點，勞動拼命，身體卻非常的弱，他在報上聲明和他父親斷絕一切來往。
而這一舉動卻使昂薩克之流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亞歷克夏可以和父親斷絕關系，就可以背叛一切，他們就判定他是壞蛋，說這才是真正的叛徒呢，是那種會告密的叛徒。其實他倒並沒告密，但他這種形象卻規定了他一定是個告密者，大家就把他孤立起來了。他在裡面的日子非常難熬，他堅持自己的信仰到最後一刻，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孩子。
後來終於發生了一件事。這一天他們剛從礦底下爬上來，累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時候，管理他們的士兵和上官生偏想做一個游戲，舉行接力賽跑，犯人和士官生比賽，士官生們平時也蠻無聊，拼命跑，覺得游戲很開心，但對於懲戒營的犯人來講，這是不堪忍受的。大家就出主意，全都慢慢地跑，怪腔怪調，或是裝瘸子，和他們胡鬧。最後的形勢自然是士官生們早跑到終點了，這邊還遠沒跑完，還在拖拖沓沓。最後一棒是亞歷克夏接的，他一開始就像脫了弦的箭一樣跑，跑了幾分鍾就跑不動了，忽然之間就停下來了，他其實是真的跑不動了，他有病，後來簡直是爬到了終點。士官生們氣得不得了，就把他們全集合起來問：“你們是不是有病而跑不動？”除了亞歷克夏大家都說是，士官生就開始懲罰亞歷克夏，很厲害地懲罰他，還關他禁閉。他出來之後便對路德維克說，他有個新發現，這士官生是個真正的反革命。路德維克說這太可怕了，你不要瞎講，我們還在受懲戒呢。亞歷克夏說不，我已向黨遞交了一份報告，他用這種殘酷的手段使我們對社會主義反感，所以是個壞蛋。這份報告自然給亞歷克夏帶來災難性的結果，他正式被開除出黨：你反動，在裡面還不老實，還寫這個。
第二天早上大家發現他沒起床，士官生提來了一桶水，所有昂薩克那幫人都興高采烈地看著捉弄他。他們那兒有個規矩，你賴著不起床，就用水澆上去。可是等水澆上去時才發現他已經死了，他自殺了。他的死一下子使路德維克覺醒過來，他開始對昂薩克他們感到非常非常憤怒，他有了一個很重要的認識：“我開始懷疑那種人僅僅建立在環境的壓力和自我保護的欲望上的團結的價值。”他很難過，覺得自己也參與了對亞歷克夏的迫害，他意識到昂薩克的世界的卑鄙，他覺得不行，這種世界是一個人妥協到底，退到最後，沒有辦法，完全是為了苟活而建立的一個世界。這樣，他第二次經營起來的世界又粉碎了。
這之後他所遭到的厄運是一個連一個，不斷加刑。總算服完刑之後卻必須和煤礦簽約，否則再加刑，就像我們勞改農場期滿後還得留場的意思。他受的罪不得了，心裡面的憤怒也日益增加，而且他的時間舞台又一片空虛了。原來還有昂薩克的世界可以提供他以人的最本能的欲望立足，可他不行，他已經不是原始人、野蠻人，已經有文明的教育了。他非常空洞，時間又回到他眼前，又是空白的時間。他只得再一度去建立，其實這已經談不上什麼建設，他就好像從一個什麼地方墮落下去，掉到一個很小的計劃裡面去。這個計劃就是他第三個世界，一個很具體，很渺小，很刻毒的計劃，一個復仇計劃。
有一個他的好朋友，這人叫澤曼尼克，他的妻子叫海倫娜。在決定開除他黨籍的會議上，澤曼尼克是個重要的角色。路德維克不明白平時那麼好的兩個人，他們在一起唱歌，一起游行，一起宣誓，可是到時候卻也不相信他。他心裡充滿了仇恨，都集中在澤曼尼克的身上。
他的小計劃是勾引海倫娜，他要和海倫娜做一次愛，他的計劃隨著機會的來臨逐步形成。這時政治形勢好轉，他已離開了煤礦，到一個研究院做了一個也算是領導的工作吧，海倫娜是個廣播電台的記者，由於采訪和他有了接觸，一旦知道她是澤曼尼克的妻子時，他的興趣一下子就來了。海倫娜30多歲，有了孩子，開始衰老可是還在最後掙扎，竭力拉住青春的尾巴。他開始以一種非常拿手的辦法去勾引她，很有成效。他把她勾引到他的家鄉。這裡每年有一個活動，叫做“國王們的騎馬”，海倫娜作為一個記者去采訪這個民俗活動，他說正好他要回鄉，就在那幾見一次面吧。見面之後，一切該發生的都發生了，很瘋狂，他其實對她一點欲望都沒有，只有想到自己的仇人時才感到有點激動，就是這種仇恨激勵著他把做愛完成了。之後他們開始聊天，海倫娜這時愛他愛得不得了。聊天時他才發現一件糟糕透了的事情，原來海倫娜是被澤曼尼克拋棄了的妻子。他簡直覺得太無聊，荒唐透頂，他本是想去破壞他，去獲取他的珍寶，結果卻是他的拋棄的東西，且澤曼尼克正苦於甩不掉手，他的插手則使海倫娜下了離婚的決心。
他又碰到了澤曼尼克，帶著他的小女朋友，才23歲。他還在那個大學，教馬列主義思想，這23歲的姑娘是他班上學生，也學馬列主義的。他覺得自己的復仇第一步已慘敗，即海倫娜是被拋棄的，第二步還要慘，他發現澤曼尼克已經變了，他變得思想很解放，他稱自己教的馬列主義是教哲學，思想非常開放。尤其是他的小女朋友，完全是一個現代青年，對馬列主義有一套非常透徹的看法，她不過把它作為一門學術來看待，且對他們這一代人表示不理解，以為他們那些政治運動都很荒唐，像游戲，像玩笑。路德維克感到在那個小女朋友面前，壓根兒澤曼尼克和他路德維克是一類人，而小女朋友是另一類。他的復仇一下子失去了對象，而且他發現他也不可抑制地對澤曼尼克的小女朋友很迷戀，這確實是個很優秀的女孩子，很漂亮，很性感。第三次他的世界垮掉了，而這次垮得更徹底，他的半生時間都已貼進去了。他的世界一垮再垮，終於沒有建立起來。同時，在他的家鄉，他向老朋友要求再回到樂隊裡，吹一次黑管。他以前是個黑管手，在民間活動裡吹黑管，後來他當了共產黨員後就對民俗活動沒什麼興趣了。他很想回到樂隊再吹一次黑管，實際上他是想到質樸的過去裡面去找一個世界，過去在什麼地方呢？當他在吹黑管時他發現這個民俗活動完全是由官方在主持的，年輕的一代完全沒有興趣，沒人在聽他吹奏，也是失望。一個世界連一個世界在垮。路德維克和王蒙的林震不一樣，林震只是在懷疑，是一個溫柔的懷疑的青年，他不像路德維克那麼激烈，路德維克是操起了批評的武器，已經把一系列的世界打個粉碎，但他無法建設，他的建設總是以失敗而告終，但是也透露著一線朦朧的光芒，那就是一個姑娘。
這個姑娘名叫露西，出現在他最暗淡的日子裡。懲戒營中不是兩個星期一次假期嗎？當他不再和昂薩克們混在一起，假期裡就跑到這個城市中閒逛，遇見了一個電影院。這是這小城市唯一的一個電影院，所以它不需要名字，就叫“電影院”。正在放《名譽法庭》，就是當年他的女朋友想效法裡面的女主角去拯救他的電影，他一看名字就倒胃口了。正當他往回走時，看見了一個姑娘。這女孩子很普通，很平凡，穿了一件舊的短大衣，顯然袖子是短了，頭發也挺蓬亂的，但是她挺安靜，安靜地到電影院中去買了張票，他不由自主地就跟著她走。
她走到一個鍾樓眼前，有個石凳子，她坐下來，看著鍾，等電影開場。
這一情景使他很奇異地有點感動，他也買了張電影票，跟著女孩子走進電影院，和她一起看電影。作者很細致地寫這一切，這一切都是使他有觸動的：女孩坐下來，把那件破大衣脫下來疊好，放在膝蓋上，然後看電影，看好後再穿大衣，他就幫她拉拉袖子，這時候那女孩回過頭，很感激地看著他，他勇敢他說：“我能送你回家嗎？”他們就這樣認識了。然後每當他有假期，他們總是一起度過。散步，看電影，始終沒有發生太強烈的事情，但女孩對他有種很沉默的關注與鍾情。
比如，他有一陣總被懲罰，假期被取消，而露西靜靜地來到懲戒營鐵絲網外邊看著他操練。他很感動，心裡很愛她。當這女孩站在鐵絲網外時，昂薩克他們會說些下流的猥褻的話，這些話刺激了路德維克，同時也諷刺了他，因為到此為止，他還未同她發生任何實質性的事情，而且他的欲望也非常強烈。但露西對他的沖動總是很抗拒，甚至於他在冒著被加刑的可說是生死攸關的危險設置了一個做愛的環境，她都抗拒了他。就是這麼個女孩子，然後，突然之間又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這個人物始終是路德維克心裡的一個建設性因素，他很想把她建設成一個精神的王國，精神的世界，可是材料太少。露西是那麼簡單，而且他對她那麼不了解，他從何建設起？露西總是呈現出一種非常飄渺的，朦朧的，轉瞬即逝無從捕捉的特質。他也不斷地問自己，分析露西，為什麼她會使他產生這樣一種印象？露西其實是一個貧窮的，可憐的，總是被繼父毆打的下層女孩，她沒有知識，沒有宗教，對歷史一無所知，她一點也不知道時代的重大問題，她生活中的問題是日常而平凡的。然而就是在這裡他得到了一種解脫，他好像在往下飄落，無所依的時刻抓住了一個東面，這時候他說：“露西來把我帶向她的灰色樂園”。這“灰色樂園”的定義很有意思。她是有個樂園，可不是那種燦爛輝煌的，而是灰色的，暗淡的，在轟轟烈烈的時代之下，在偉大的歷史之下的平凡渺小卻嚴肅道德的生活原則。路德維克說：“不久前似乎還是不可想象的這一步，使我得以退出歷史的這一步，突然間成了寬慰和信心的根由，露西羞怯地挽住我的胳膊，於是我讓她引路了。”這個灰色樂園，可說是在他一系列的世界崩潰之下，一個脆弱的建設。後來他的一個朋友，露西後來的情人，告訴路德維克有關露西的很多秘密，包括她當時為什麼拒絕與他做愛的秘密，告訴他這一切之後，露西變得具體和現實了。路德維克的態度是：拒絕他對露西的描述，他認定這之中的描述很多出於一個男人的想象。其實他是要一個虛無的露西，他要一個未知的，不可知的露西，就像他第一次見到她，在電影院前，看著鍾點，等待開映時間，穿著舊大衣的露西，生活在一個淺顯表面而又深不可測的源流裡的露西，來作他的向導，引向灰色樂園。
這裡還有一段也是很有意思的。是關於“國王們騎馬”的民俗活動。有人扮成了國王，騎馬到處去募捐，要喝酒，唱歌，跳舞，這儀式似乎很神秘，無人知道它的含義，它的來歷。正如埃及象形文字對那種看不懂它的人，他們僅僅把它當作是奇異的草圖，它們的確是很美的。國王們騎馬也是很美的，它原初想傳達的意蘊，早已不為人知，留下的只是更加鮮明突出的動作，色彩，話語。當此書第一次出版時，這一段落被出版社全部刪去，認為無關緊要，離題太遠，其實這段非常重要。米蘭·昆德拉在探討人的心靈世界的形式。他仔細描繪這儀式的細節。很奇怪的，騎在馬上的國王是一個女性的國王，可卻是由男性扮演，國王不說話，嘴裡咬著一枝玫瑰花。當路德維克遠遠地跟著馬，跟著由孩子們裝扮的馬在行走時，忽然之間有個奇異的設想，他就這麼說：“望著戴面罩的國王，我看到露西騎著馬，莊嚴地並且嘲弄地通過我的生活。”這是極其重要的一個幻覺。
這本書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本書，作為一部小說，也許不像後來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樣具有清晰深刻的理性力量，而是帶有強烈的搖擺性、不確定性。你會看到書裡面有許多人在敘述他們的人生觀，譬如路德維克的朋友，吹管子的亞諾斯拉夫，他的人生觀是：他參加民俗活動，可他全不信神，絕對的無神論；而另一位，科斯特塔，他是共產主義者，卻信奉基督教。但他們每一個人的世界到後來都是崩潰的、失敗的，包括海倫娜。在這裡，昆德拉想做的事是，不要的東西全部不要，要的東西，卻非常渺茫，那就是“露西”。露西在這本書裡是以兩種極端的方式表現的。一方面是最最具體的，比如他寫她怎麼穿衣服，穿怎樣的高跟鞋來迎接他，怎樣把她的臥室打扮成節日的氣氛，都是最具體的東西，沒有一點概念的。而另一方面卻是最最含糊朦朧的，就是乘在馬背上，口裡銜著玫瑰花，男扮女裝的露西。這兩者都無法命名和定義。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怎麼來衡量處女作的價值。先來說處女作和成熟之作的區別和差異，我想可以舉一個例子，這例子是什麼呢？就是曾經有人評價我們上海的金山農民畫，他們說很棒很棒，畢加索如果看到金山農民畫會感到很慚愧，因為他畢生所做的事業，由一個農民，完全沒有受過教育，沒有受過訓練，完成了。那麼，這話對不對呢？我覺得這話不對，事情不是這樣子的。畢加索他也許最後達到的那個世界，確是一個感性的對世界的認識，也是對世界的一個非常樸素的，非常直觀的認識，可是畢加索的認識是經過了理性的階段，它裡面是有升華的。而金山農民畫則是第一步的，是沒有經歷過我們所說的兩次否定，它是第一步。而畢加索是經過兩次否定所達到的，他的感性世界包含了理性的果實，它是一個經過升華的世界。所以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必須要正視處女作的局限性，它只是在某一點上體現出了一種心靈世界的獨立性。但是並不是說處女作是這麼樣的至高無上，或者是一種理想的境界，並不是這樣。但是，不管怎麼，它是心靈世界的初創階段，它顯示出創造力的自由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