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時代 正文 3、陳卓然
    南昌他們中間,最年長的一個是陳卓然。

    陳卓然有個和他外貌與氣質都不大相稱的乳名:羔。他出生在解放戰爭最艱苦也是最具有決定性的魯南還擊保衛戰時期,生下之後就寄養在當地老鄉家裡,由部隊買一頭剛下羔的母羊送給老鄉做撫育金,陳卓然就是喝這頭羊的羊奶長大的。他所在的地方是沂蒙山翼脈裡,一個叫北石砬的山村,抬頭便是鉛灰色山壁,幾乎合起來遮住了天。山壁下,有許多柿子樹,秋天掛果,就結了無數小燈籠。這時候,玉米棒子也收上來了,紮成一嘟嚕一嘟嚕地掛在簷下,還有成串的紅辣椒、白蒜頭,村口大碾盤轤轤地響。那大山窩裡,就有了小小一團喜氣,將全年的寂寥都破除了。

    當縣武裝部和民政部的幹部來到北石砬村帶陳卓然的時候,陳卓然穿一件紫花棉袍,腳上蹬一雙麻編填麥穰的「毛窩」,頭是瓦型的額發,腦後留一條豬尾巴似的小細辮,正和幾個男孩擠在村口碾盤上,抓石子玩。在這大山旮旯裡。小孩的玩意兒也是石頭。這一年陳卓然七歲,還沒上學。離北石砬村二十里山路的平地莊上,才有一個初小,養父母想讓他多長兩歲,腿腳長硬紮了再去上學。也是覺著,不知哪一天,他生父母會來迎他,就到大地方去上學了。陳卓然跟了來人乘上吉普車,顛顛晃晃去往縣城,一路上被汽車和山路吸引了注意,沒想起哭一聲。在他心裡,養父母就是親父母,沒想過另外還會有生父母,也沒想過他這一走就不會回去。所以,到了晚上,就開始吵鬧著要回家。山裡的孩子就像鳥一樣,天一黑就要回巢的。他只是不明白為什麼非要他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中間。好在,火車又一次吸引了注意力,一直可持續到天黑。就這樣,交替著被新鮮事物吸引,不再為天黑不得回家而吵鬧。等到了上海,他已耗盡力氣,在送他的人背上睡成一攤泥。這一路上不知換了多少人手,他也來不及記下誰是准了。那人將他背進上海的家門,門裡人也是納悶,這一團混混沌沌的紫花色,散發著乾草和泥土氣味的東西是什麼。

    他本來應該當年就上學的,但因為語言的關係,不得不停一年。他不會說上海話,亦不會說普通話,這裡的人更聽不懂他的魯西南腔。生活環境的徹底改變,又加強了語言的隔閡。他其實已經陷入自閉,不和任何人交流,所以在語言上也無法取得進步。一年過去了,這種情況沒有明顯的改善,只能再延續下去。他們家在市中心區的一幢公寓房子內,底下就是繁華的馬路,兩邊多是商舖。每天他都是伏在窗口看街景。有軌電車哨哨來往,電線幾乎就是從他鼻子前邊過去,擦出火花。在他這個年紀,很難說有什麼記憶,就只是一種印象,此時要被另一種印象擠出去,幾乎帶有著物理的性質。白天裡,家中只有他,繼父,還有一個叫作大姑的人。他的生身父親已經犧牲,底下的弟弟妹妹都是母親和這位繼父所生,所以與他姓不同的姓。繼父在戰爭中掛過重彩,有一處還傷及要害,經常發作。當陳卓然來到這個家的時候,繼父基本上處於臥床的狀態。大姑是繼父同宗的一個妹妹,終身未嫁,在這家裡幫助料理家務,自己也算有了歸宿。照理,他在這個家中是孤單的,但事實上卻受到特殊的對待。母親是公然地偏袒他,其他孩子同住一間房間,而他睡單獨一間,當然比較小一些,在廚房和浴室之間,原本應是儲藏室,這也隔閡了他與弟弟妹妹之間的感情。和所有多子女的家庭一樣,許多衣物用品都是公用的,只有他是獨享一份。後來他知道,他專有一份烈屬的撫恤,只他有。母親因是改嫁,已經不享有烈屬的身份。在這個從革命戰爭中走過來的家庭裡,保持著對犧牲獻身的崇敬感情。

    在這個家裡,陳卓然和繼父相處的時間最多,但說話也十分有限。繼父並不刻意培養與繼子的感情,這反使他自在。偶爾地,繼父會把他召到身邊,遞給他一個小禮物,一個子彈殼,一小塊刻章的牛骨,其中最中他意的是一個軍用水壺,他總是將它灌滿開水,從壺嘴裡喝水。後來他上了寄宿學校,這水壺自然也隨身帶去了。就是這樣沉默無語,倒使他們像一對真正的父子,因為之間沒什麼額外的用心。看上去對他適應環境沒什麼推動,但實際是有好處的。他身心放鬆,不知不覺地接受了現實。這一年過去,他才人校唸書,已經九歲,比同班同學要長兩年,高出半個頭。生怕他有心理上的障礙,所以下一年就讓他跳一級,與同學拉近些距離。但其實呢?他並不怎麼在乎這些,無論低一級還是低兩級的同學,他都相處得很自然。他一旦走出那種自閉的狀態,便呈現出他原本的性格,其實是開朗與活潑的,毫無一點乖戾之心。當他進入城市的生活之後,很奇怪地,過去的鄉村裡的記憶也全都回來了。不能否認,語文的學習也有助於誇大這記憶。於是,他就比別的孩子多一份見識,這使他在同學中間有了特別的威信,這威信再反過來促進他提高自己。在學校生活中,最可能提高的方式,就是讀書。

    就一個中學生的閱讀範圍來說,陳卓然稱得上博覽群書。初中時候,他迷的是文學,他的作文是楊朔式的散文。接下來,他側重到了生物學,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再由恩格斯對達爾文的高度評價轉向對馬恩的興趣。等到了高三年級,他已經讀過《資本論》全本。先不說他理解到什麼程度,只逐字逐句看下來,或多或少也是攫取了些東西。從他閱讀的幾個轉向,一方面可看出一個青年從幻想走向科學、再走向社會科學的思想路徑;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六十年代前半期社會的意識形態。等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離高中畢業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他手頭的書本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於是,無可避免地,他捲進了運動。他參加的是保皇派,批駁造反派的理由是,其革命的實質僅僅是模仿。他用馬克思的話說——「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服裝,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時而勉強模仿1789年,時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傳統。」他的理論很難說能讓人真正理解,甚至連他自己,也不敢肯定運用的是馬克思的原義。可問題是,有誰能引用馬克思的原著?誰能夠將馬列主義經典引入當下的運動?陳卓然就能!當下的運動一下子推向了遙遠的輝煌的法國大革命,拓寬了背景,真是激動人心。在陳卓然公然打出的保皇派的旗號下,是比造反派更為徹底的立場,同時揭露出在造反派激進的表面之下,是墨守成規。所以,他其實是將保皇派的思想內容刷新了。年輕人是惟恐保守的,說到底都是名實之爭。簡單說,就是一場比試,比試誰比誰更革命。這場運動,無論它真正的起因是如何具體,落到遠離政治中心的地方,再落到這些尚未走進社會生活的學生中間,已經抽像成一場思想的革命。你可以說它是空洞和盲目,可毋庸置疑,它相當純粹,它幾乎是一場感情的悸動,甚至,帶著審美的傾向。每一場大辯論,由一個政治觀點發起,然後迅速過渡到詞藻的交鋒,變成美文的競賽。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無論是內中所批評的法國大革命;無論是「卡米爾?德穆蘭、丹東、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拿破侖」、「布魯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凱撒」這些人名;無論是「制憲國民議會時期」、「憲制共和國時期」、「立法國民議會時期」的名詞;再有那些來自歐式的從句結構,經由譯文處理而成的長句,比如「在1848—1851年間,只有舊革命的幽靈在遊蕩,從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裝的戴著柔皮手套的共和黨人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侖的鐵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厭的面貌掩蓋起來的冒險家止」,比如「立憲派公開組織陰謀反對憲法,革命派公開承認自己擁護立憲;國民議會想左右一切,卻總是按議會方式進行活動;山嶽派以忍耐為天職,並以預言未來的勝利來補償現在的失敗;保皇派扮演著共和國參議員的角色,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在國外支持他們所依附的互相敵對的王朝,而在法國內部卻支持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國;行政權把自己的軟弱當做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來的輕蔑看做自己的威信;共和國不過是兩個王朝——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國的招牌下的結合……」——全都如此華麗。大辯論總是以陳卓然的演講為結束。禮堂裡,黑壓壓地擠滿了人,年輕人的濃郁體味積壓在人頭上方,陳卓然是人群中的制高點,兩張課桌再架一把椅子,底下簇擁著他的戰友,形成一座寶塔式的造型。有時是在晚上,突然停電,就會有人找來蠟燭,摁開手電筒,這裡一點,那裡一點,在空闊的禮堂裡,顯得很微弱,就像螢火蟲。在那稀落的亮光之間的黑暗,則顯出格外厚重的體量。無論這一派,還是那一派,此時全凝聚為一股莊嚴的力。

    陳卓然在年齡和見解上,都要比南昌長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陳卓然挺重視他。當然,他很謙卑地把這「重視」看作是「關心」。大辯論的時候,陳卓然有幾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並不是個善辯的人,性格也有幾分羞怯,但生怕辜負陳卓然,他不得不勇敢應對。而他本來就有自己的思想,經這麼一逼迫,競也鍛煉出來,有幾分勝出。他看見陳卓然認真傾聽的表情,就更要做得好一點,好讓陳卓然更滿意一點。一旦過了火,不免虛張聲勢,他又明顯看見陳卓然的笑容裡有譏誚的意思,便紅了臉。這譏誚的笑容有一些讓南昌想起父親,但卻不會像父親那樣激起反抗的心情,而是相反,令他感覺親切。因為父親是冷的,陳卓然則是熱切的。還因為,父親是長一輩,而陳卓然是同代人,他們的心是相通的。即便如此,南昌還是不敢將自己認作是陳卓然的朋友。在陳卓然身邊,圍得更緊的是高中的同學,他只是初中。他也知道,陳卓然還有許多高校的大學生戰友。直到這一天,就是方才說的,他從家中取衣物回學校,心情一直鬱悶著,晚飯以後,不知為一股什麼力量驅動,他對陳卓然說:我想和你談談。這時節,他們很喜歡用「談談」這樣鄭重的字眼,內心裡是驕傲他們能有值得「談談」的人和事,而「談談」的雙方由此產生莊嚴的友誼。

    這一場談話是在操場上進行的。食堂的飯早,此時只是傍晚,可冬至將臨,天就短得多,所以基本是黑了,只在天際有一長條深紅的線,是落日投在雲層上的霞光。操場上的沙變了顏色,成了紫沙。他們的臉的輪廓上也有些微明的光,但他們彼此並不看著,有一種靦腆。這樣單獨相向的「談談」,有一點叫他們不好意思呢!他們聽見自己的腳步在沙礫上的摩擦聲,看不見有人,卻聽見操場邊的雙槓上,傳過來木槓在鐵架上發出有重力的震盪聲。他們稍稍默了一會,南昌說話了。我的父親,他說,我的父親一九三四年參加革命,是一名老黨員——南昌忽感到駭怕,心跳加快。他想他是不是莽撞了,竟然對一個外人——他此時發覺,陳卓然對於他幾乎是個陌生人,他卻對陳卓然在談他的父親。可是,已經收不回去了。而且,他雖然看不見陳卓然,天已經徹底黑下來了,卻分明感覺到陳卓然的鼓勵,他在傾聽。於是,他停不下來。就好像在聽別人說話,他聽見自己的聲音在操場上方細弱地迴盪。氣溫在回升,風完全止了,天際處的紅線隱入黑色的天幕,並沒有變得更暗,反有一種亮,使天色變成一種鋼藍。他從父親的資歷說起,說到他從事的工作,以及他的直接領導所介入的事件,陳卓然顯然對這事件有更多的瞭解。所以,談話中有一個階段改換成陳卓然說,南昌聽。他其實是第一次聽到比較完整的關於黨史上這樁公案的敘述,不禁一陣寒慄,想父親他已經瀕臨危險。同時,又生出驕傲,因父親曾經與黨的存亡關頭如此接近。他沉浸在這樣複雜的情緒裡,經陳卓然提醒,才想起中斷了的話題。

    陳卓然的敘述微妙地改變了南昌找陳卓然「談談」的初衷,他不由自主地懷了些尊敬的口吻,續上話題,再一次談起父親和他們子女,尤其是和他的接觸,著重說了那幾年在北京的生活。其實他幾乎全無記憶,只有一些零碎的場景。比如南華門的宮牆上,槐樹的枝葉的影;冬天時居處的院子,出人的一個老頭,穿著黑棉襖褲,有一回帶給他一捧甜脆的鮮棗,是專門燒鍋爐的昌平縣農人;托兒所午覺時分,透過小床的木柵欄,看見煙囪爐上坐的水,咕嚕冒汽,將壺蓋一次一次頂起來……這些記憶和父親全無干係,他幾乎看不見父親的面容。他的講述不得不很快過渡到現在時,於是,困惑又湧上來,將方纔正面的心情蓋過了。這時候,他不再有顧慮,談話到了這麼一個階段,傾訴使彼此成了知己,知己間的欣悅之情,又使傾訴的熱情高漲。他激動地說到這天下午與父親的交鋒,父親譏誚的神情,還有——他猶豫了一下,說出口來,父親看上去,就像一個托派分子。他嚇了一跳,惶悚地向陳卓然看去,陳卓然也看向他。這是自談話以來兩人第一次對視,兩人的眼睛在黑暗中發光,有一種巨大的,近於神聖的恐懼在兩人之間升起。他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一個真正的托派,但在概念中已經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總是蒼白的臉,鬱鬱寡歡的神情,懷疑、動搖、軟弱、無政府的傾向。這天談話的結果,是陳卓然向南昌提議,見一見他的父親。

    陳卓然早就知道南昌的背景,這可說是他對南昌有興趣的主要原因。當然,南昌本身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他有一種思索的表情。在陳卓然,無論是生父還是繼父,都是行伍,頭腦比較簡單,而他卻是個熱衷思想的人。由於年長,由於讀書,還由於思考的習慣,他比南昌瞭解事物的複雜性,也對事物的複雜性感興趣。他喜歡事物裡的矛盾性質——當一種主義明顯優於另一種主義,卻又同時明顯地難以實施,反是另一種劣質的主義可能順利貫徹;而優質的主義常常要經過劣質的才可接近,在接近的途中,則有著被腐蝕的危險,不等抵達目的,已經變質;那許多主義,其實都是由一個起源性質的主義派生出來,就好像一個家族;也像是親緣關係,血緣越近的越容易起反抗,往往是,差之分毫,失之千里;每一種主義,都擁有著自己的修辭上的邏輯,由這修辭的邏輯拓開一個又一個獨立空間,遠遠超出了物質世界的容積量,是可無限擴張,無限大的。這就是理論的愉悅感。然而,陳卓然並不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對理論所來自或者所針對的實際性有著好奇心,對「主義」的具體代表,也就是扮演者有著好奇心,南昌的父親就是其中一個。

    雖然南昌有著種種顧慮,但因是陳卓然的請求,便無法推托了。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他們兩人騎著自行車上路了。離開公寓大樓十來米遠,南昌就看見大門旁的牆上,貼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寫著父親的名字。南昌只覺血湧上頭部,眼睛都模糊了。他努力保持鎮定,騎到跟前,停下車,將通告看了一遍,卻不知道什麼意思,於是又看一遍。原來是禁令父親在假期內外出。他心裡木木然的,陳卓然卻像什麼也沒看見,走在了前邊。等他醒悟過來,趕上幾步,拿出鑰匙開門。令他始料不及,家裡的氣氛近乎喧嘩,門廳裡都是人,圍著方桌在包餃子,撲面而來一股和著蔥韭蒜姜的鮮肉氣味,同門外禁令通告很不符地,竟是一派過年的景象。由於人多,他們這兩個的到來並未引起特別的注意,甚至陳卓然這個生人也沒讓屋裡的人佇留一下眼光。也是因為這種家庭向來門戶不嚴,往來雜沓。更讓南昌意外的是,父親也在門廳裡。幾扇房門都敞著,就有光線進來,門廳變得亮堂了。南昌繞過方桌,將陳卓然帶到父親面前,作了介紹,陳卓然稱了聲「叔叔」。這一聲「叔叔」表示出一點同宗同族的意思,因他們這樣的出身,就像是一個大家庭,都是叔叔伯伯阿姨。父親點點頭,問,外面的形勢如何?說來聽聽。父親的神情很輕鬆,臉色甚至是開朗的。南昌極少看見父親愉快的表情,此時他並沒有受到感染而快樂起來,反感到不安。在父親新的表情後面,似乎有一種原先守持著的什麼在鬆弛和頹圮下來。陳卓然沒有回答「叔叔」的問題,而是禮貌地問候「叔叔」的身體,這多少有一些掌控談話局面的企圖,但父親的注意力卻又回到方桌上的熱鬧。孩子們都到齊了,因為父親在場,格外興奮著。父親說,輪到小四了。於是,小四紅著臉開始說了。在他們倆來到之前進行的遊戲,又繼續下去了。

    小四說的故事是關於警察和小偷。說的是有一日,警察抓了三個小偷,讓他們一列站開對著訓話。警察對第一個小偷說:你為什麼偷東西?第二個小偷回答:我沒有偷東西;警察對第二個小偷說:我沒有同你說話;第三個小偷回答:我沒有說話,這是什麼道理?小四側過頭問大家,大家都納悶著,小四回答:警察是個斜眼!父親爆發出一陣大笑,等別人回過神,笑起來時,父親已經笑得眼睛都濕了。上午的時間就在說笑話和包餃子中間過去。陳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餃子,方才離去。此時,父親早已進了書房,關上房門,門廳裡的光線就暗了一成。走出公寓大樓,騎上車,午後的太陽將街面照得明晃晃的。兩人都沉默著,南昌有幾次去看陳卓然的臉色,陳卓然的表情顯得很凝重。就這樣一言不發騎到學校,陳卓然下得車來,看著南昌,停了一會兒,小聲但是清晰地說出幾個字:你父親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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