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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結束後班裡氣像一新，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大約有二十個畢業設計課題，旁邊注上難易程度，分為ABC等，我挑了一個日等的課題，找到指導老師談了一下。老師給我開了五六本參考書，我補辦了一個借書證，沒費什麼周折便在圖書館找到了那幾本書，然後帶回家去看。
由於平時沒有好好上課，學業幾乎沒有什麼建樹，所以只好閉門在家，照葫蘆畫瓢地開始編寫那個管理軟件，我選用了當時非常流行一年後便被"FOXBASE"淘汰掉的"DEBASEFOUR"來編寫，圖形方面用"MICROSOFTC"接口，東抄西仿，竟然十分有趣，很快便編出一個頗為花哨的數據庫，我父親給我找了一個他過去的同學，此人是計算機數據庫方面的權威，他借我五本摞起來足有半米高的數據庫程序實例，我把其中頗為複雜的查詢部分改頭換面地抄了進去。
一個月之後，我到機房花了一個星期時間把程序敲了進去，又調了半個月，居然做出了一個讓指導老師大為驚異的數據庫。完事之後己是4月初，接下來的時間是寫畢業論文，等待答辯，還有，就是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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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找工作我跑了七八個地方，不是工作太累就是報酬太低，眼見無法找到一個像樣的工作不免灰心，我乾脆回到家裡坐等學校分配，橫豎聽天由命。
華楊的情況大體上跟我差不多。
阿萊的運氣比我們要好，她找的第二家公司是個美國獨資的電訊公司，主考她的人是個澳大利亞的工程師，他跟阿萊聊了一通澳大利亞的袋鼠之後又聊了一部澳大利亞國產電影《鱷魚鄧迪》，之後收下她，從5月初開始上班試用，月薪三百美元。為此阿萊快樂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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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某一天開始，我在電話裡聽不到華楊的聲音了，這個情況持續了一個月左右，緊接著，華楊的父母也打電話來向我詢問華楊的情況，所以我當機立斷，一大早就直奔他和向培住的小屋。
我到那裡時是上午9點，門從外面鎖著，拉著窗簾，我爬到門上的透氣窗向裡張望，裡面亂成一團，被子有一半掉到地下，電飯煲的蓋子也沒蓋上，床上散亂地扔著一些衣服，有向培的，也有華楊的，五斗櫥的門開著，抽屜被拉出了一半，給人一種被陌生人闖進過的感覺，我正驚異間，忽聽背後有人大喝一聲："幹什麼的？什麼人？"
我被嚇了一跳，轉過身，從踩著的破板凳上跳下來，餘悸未消。卻見華楊的鄰居老太太臂上戴著一小截髒乎乎的紅箍，手握一根小竹竿，正滿腹狐疑地注視著我。
我問她華楊和向培的去向，她告訴我說，他們被警察抓走了。
我跑到派出所，填一張申請表，費了不少唇舌才得知，向培已經給轉走了，華楊沒有什麼事，因為態度不好，才多拘了幾天，警察抓向培時，他用刀扎他們，還好被一個片警手疾眼快給了他一拳，把他打暈了過去。
我給學校保衛處和團委各打了一個電話，叫他們快點來領人，然後進去看華楊，他坐在一個牆角里，耷拉著頭，兩腿岔開伸出老遠，手握成拳頭，裡面是一個扣子，他告訴我，那是最後從向培身上扯下來的。
我們一起靠著牆抽煙，等著學校來人，華楊的牛仔褲又髒又破，套頭衫上的"野孩子"三個字已連成了一片，偶爾一抬眼睛，目光充滿迷惘和悲哀，他一語不發地抽著煙，讓我覺得彷彿我打擾了他什麼似的。
我帶來的半包煙很快抽完了，我把空煙盒揉成一團扔到一邊，他忽然抬起頭，盯著那個空煙盒看，半天，他說：完了。
我看到他把頭埋在掌心裡，我覺得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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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阿萊發了第一月的工資，請同學和朋友吃了頓飯，給我買了一雙阿迪達斯運動鞋，為此每當我一進飯館就問服務員"有沒有軟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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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論文答辯通過，學校的分配下來了，輪到我是中日合資的華歌爾公司和西單商場。我在天天坐在計算機前畫乳罩內褲內衣和填庫存兩項工作面前權衡了一下。前者下流後者枯燥，於是哪裡都沒去。不久，我找到一份在中關村一個小公司的工作，沒問清楚是什麼就答應了下來，也是因為慌不擇路，事後才知道是一份非常可笑的工作——修理計算機。這是一份我所能找到的最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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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楊說過，人生最經常做的事情就是四處逃避。這是他的觀點，但我不這麼看，我覺得應該把四處逃避改成四處碰壁，只要你活在世上一天，你必得東奔西走，忍辱負重，惶惶不安，即使運氣好可以苟且一時，來日也得迎接新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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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萊，我更願意就像我們第一次接觸時那樣，我的雙臂扶住你的肩膀，用我的額頭輕輕蹭你的額頭，一直到我們確認永遠相互需要對方才停下。
馭年來到的鐘聲是我一個人坐在家裡聽到的，當時我喝得大醉，用腳把電視機關掉，房間裡瀰漫著煙草和酒的怪味，地上扔滿了花生皮和各種食物的殘屑，床單皺皺巴巴，被子捲成一團兒，我形似大蝦，弓身曲背，頭髮又長又亂，忍受著從胃裡翻上來的一串串噁心，在那間早已物是人非的屋子裡熬過漫漫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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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變一下我的惡劣心情，我買了一個外地車本和一輛；日夏利，用去6萬多塊錢，車到手後，大修了一通，數數剩下的錢，不到兩萬元了。
我打電話找到華楊，一起開車兜風，正是嚴冬，我把暖風開到最大，門窗緊閉，哪有一點兜風的樣子！
華楊坐在我旁邊，不停地擺弄車裡的錄音機，一盤一盤地換磁帶，一盤磁帶最多聽一首歌，其餘的時間用來找歌，我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聽著一首首沒勁的歌。
華楊的工作幹得不太順心，據他說，他們經理看他總不順眼。
車開到左安門時，華楊對我說："哎，咱們去哪兒啊？"
我把速度放慢，趁機點上一支煙："你說吧。"
"不知道。"
"那我就瞎開了啊。"
"你本來不就是瞎開嗎？"
"想去天津嗎？"
"行，就去天津吧。"
"去天津幹什麼？"
"沒準兒到那兒就知道了。"
我把車開上京津高速公路，一腳踩下油門，車速慢慢地悠了起來，速度表指到一百三十公里時，車子有點發飄，表針在一百三十附近不停地抖動，華楊把安全帶繫上了。
"還能再快嗎？"
我聽他這麼問我。
油門早已踩到底，車子像要散了似的，一輛白色的桑塔納被我們超過去了，接著超過了一輛黑色奔馳，很快，奔馳車就追了上來，把我們遠遠拋在後面，我看到車後尾燈閃爍，像是故意嘲笑我們，我踩住油門不放，車子發出轟鳴，我置之不理，但車子的速度已到極限，再也快不了了。
到天津後，我和華楊找了一個小酒吧坐下喝酒，冬天的啤酒喝得人很不舒服，酒吧空氣混濁，三兩個穿著難看制服的服務員在桌子間轉來轉去，華楊問我："記得咱們學校門前的那個小飯館嗎？"
我點點頭。
"我們在那兒搞過一個樂隊，叫野孩子。"
華楊看著他杯底的酒沫，輕聲說。
我再次點點頭，華楊已經略有醉意了。
"今天我們倆再來一次怎麼樣？"
我苦笑了一下："我們都多大了？"
"可是，"華楊把杯中酒一飲而盡，"我們現在確實無家可歸，"他又看了看我，"即使有家，也不想回去，是不是？"
我只好再一次點點頭。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華楊忙著把手裡的煙頭弄滅，"野孩子！"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風吹得街邊的楊樹嘩嘩作響，偶爾有汽車駛過，窄小的街道半明半暗，燈影裡是樹影在晃動。
我轉回頭，發現酒吧裡只剩下我們兩人。
"所有的人都到哪兒去了？"華楊對著冷落的街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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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裡，陸然回來了。
我和華楊在陸然那兒跟他碰了頭，他在海南趕上了炒地產的一個尾巴，掙了一筆錢，眼看在海南混下去也沒有什麼結果，就回來了。陸然變得比以前浮躁了，談話照例在啤酒杯的偶爾碰撞中進行。
"沒錢，可憐，有錢，可厭！"
說完這句話，陸然長出一口氣，算是對他的海南生活的一個總結，他穿一件羊毛衫，領口敞開，一雙腳在地上劃來劃去，見沒人響應，又接了一句："他媽的你們以後想幹點什麼？"
華楊此時早已倒在陸然的床上沉沉睡去。
我橫躺在陸然的雙人沙發裡，沒精打采地盯著他的房頂，上面有一塊牆皮將落未落。這天晚上，我們三個人抽了五盒煙，燒壞了陸然房間裡最後一條像樣的毯子，吃光了所有傍晚從飯館帶回來的剩菜。
陸然見我們不語，一個人跑到廚房煮了一碗方便麵回來，趴在茶几上吃，吃著吃著突然停下來問我："還記得我臨走時說過的話嗎？"
我搖搖頭。
"我當時說：要麼成為大款，要麼死掉。"
"你說過嗎？"
"說過。可惜，我既沒有成為大款，又沒有死掉。"
我低頭不語。
"見過老X嗎？"
"沒有。"
"你和阿萊真的吹了？"
"吹了。"
"怎麼會鬧成這樣？"
"瞎扯淡的事。"
"也是，所有的事都是瞎扯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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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春節之後，我和陸然合夥弄了一個野雞公司，地點就在中關村的一個門臉兒房裡，陸然買了一輛八成新的福特轎車，才跑了三萬公里，可以毫不費力地開到一百六十公里，沒事的時候，我們經常到京津高速公路上去飛車，一邊超過看著不順眼的車，一邊把音響擰到最大，一邊喝放在車後座的罐裝啤酒。
生意做的差強人意，到3月份一算賬，除去房租水電之外，還賠了一千多塊錢，我們決定不做計算機了，改弦更張，做起了廣告。公司召了三個小姐，我、陸然、華楊一人嗅了一個，六個人尋歡作樂之餘，四處拉廣告，日子一天天混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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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傍肩兒叫宋明，長著一雙小圓眼睛，說話聲音有點像中央台的播音員邢質斌，特正式，有時她對我講諸如上床吧之類的話我也懷疑是在播報新聞。她喜歡背一個背帶長到臀部以下的書包，走路拖泥帶水，性格多變，嗅她的時候我們在莫斯科餐廳吃飯，她望著高高的頂棚，把從我手裡接過的半支煙在茶水杯裡熄滅，看我一眼，說："反正我現在也沒有男朋友，就是你吧。"
晚上我帶她回家，進門一開燈她就明戲地對我說："開什麼燈，累不累呀。"
我去洗手間洗了個澡回來，她一絲不掛地裹在被子裡，我抱住她，她以播報新聞的腔調說："今天是安全期，射裡面也沒事兒。"
完事後我問她："你懷過孕嗎？"
她用手捧著自己不大不小的乳房，盯著乳頭看了一會兒，然後說："懷過一次，怎麼啦？"
"沒怎麼，隨便問問。"
"你不用擔心，哪天不行我會告訴你的。瞧，"她把床頭她的書包拿來，從中取出一本黑色封皮的效率手冊，翻開第一頁的日曆給我看，"畫紅圈兒的是危險期，你得帶避孕套。"
我接過去看了一眼，紅圈兒在7月份中斷了。她不等我多看，一把搶過去，從她的包裡又拿出一支紅藍兩色圓珠筆在本上畫了起來。我用手摸著她的肩膀問她："7月份和前男友吹的？"
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你倒挺機靈的。"
用的依然是播音員的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