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十年當中，我相信我們很多人經常面臨一種理智與情感的強烈衝突。
面對很多事情，我們經常會有一種左右為難的感覺，接觸一件事情，也許短時間內會有一個是與非的判斷，但隨著對這件事情瞭解的深入，是與非的輪廓會慢慢模糊起來，再想下一個判斷，內心的衝突就多了起來。
這種衝突也許和我的血型有關。常有人和我開玩笑說：「你是AB型血，天生的左右為難，一邊有A型的理智，一邊有B型的情感，不在你心中製造戰爭才怪。」也許是有些事情的確讓人左右為難，因此我也會在別人的玩笑中感受到：或許內心深處，真的有一種A或B的強烈碰撞？當然更有甚者，還會和開更大的玩笑：你們AB型人得精神分裂的概率要比其它血型的人高。這個時候，我往往一笑了之：「沒那麼嚴重吧？」
這個時候，我就更願意相信理智與情感的經常交戰和我的職業有關。記者首先是人，面對一件事情，當然會有自己的判斷，自己的情感，喜怒哀樂也會馬上寫在臉上，但緊接著，會讓新聞人的角色佔據上風，冷靜客觀是新聞有的重要素質，如果任憑情感氾濫，而不讓理智趕緊把關，那感情之火往往會把客觀這種素質燒掉，電視上的表達就會走向偏激走向具有破壞性的一面。
當然面對一些事情，我們很多人都會有一種理智與情感的衝突，更重要的是：我們這個社會正在處於一個急劇變化的轉型期，舊的規範及評價標準似去未去，而新的機制及是非界限又將來未來，在這樣的夾縫之中，清晰地說出是與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理智與情感的衝突也就在所難免。
也許情感意味著我們現在的態度，而理智意味著我們必須超越現在的態度，把眼光放遠，從一時的得失和喜怒中出來，尋找一個更遠的目標。
議論是枯燥的，也許講幾個過去中發生在我採訪中的故事，我們能更清晰地觸碰到理智與情感在我們身邊糾纏過的隱隱傷痛。
從肖想莉到楊曉霞，我們該如何面對需要捐助的孩子？
1993年，《東方時空》剛剛開播半年之後，冬季，我們來到清冷的武漢。在我們的報道計劃中，原本沒有肖想莉這個名字，然而一名當地記者卻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故事。
有一個女孩子，被父母遺棄後，被一對盲人夫婦收養，這對盲人夫婦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生活極其艱難。從6歲起，這個被收養的孩子肖想莉就擔起家中的家務重擔，做飯、洗衣服，幼小的肩膀不堪重負卻執著地一幹就是五六年。在學校，她還是一個好學生，是學校排球隊的隊員，胳膊上掛著三道槓，深得老師和同學的喜愛。
故事講得就是這樣簡單，但我們幾個人聽過之後都感受到一種深深地感動，也許是干了的緣故，在我們的腦海中，一幅幅畫面出現了。我們想幫她一把，也想把她的事情講給更多的人聽，讓很多同齡的孩子知道：在他們這個歡天喜地的年齡中，有一個叫肖想莉的女孩已經勇敢地擔起了一種責任。
出發點很善良，完全是一種情感的自然流露，我們一致通過了對這個片子的拍攝。
真實的肖想莉生活環境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惡劣。低矮的房屋中，如果不開燈，就會顯得有些看不見對方。收養她的盲人默默地坐在家中，用極其微薄的撫助金來面對生活。小小的肖想莉每日調度著這個家的生活：清晨早早起來，討價還價著買菜，然後回家做飯，處理完家事，上學，中午一放學便急急往家趕，做飯，給盲人夫婦夾菜盛飯然後洗碗收拾，下午繼續去學校上課，晚上回家，一日最後一餐又要從頭忙到尾，都忙完了，爬上自己的小閣樓，開始做功課。在這樣生活節奏中的肖想莉，從外表上看，要比她的同齡人要瘦上一圈，臉色也幾乎找不到紅潤的痕跡。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小小的肖想莉就這樣度日。
我們在感動中用紀錄片的方式拍完了這個片子，然後在《東方之子》節目中第一次把一個小女孩當成了主人公，在1994年初播出了。
節目播出之後，反響劇烈，瘦弱的肖想莉讓屏幕前的太多觀眾憐愛同情和尊敬，資助與慰問自然雪片一樣飛向肖想莉。
事情開始有些不妥起來。
1994年5月1日，我們《東方時空》節目開播一週年，由於要拍特別節目，我們在過去拍過的幾名「東方之子」中選出幾名重新尋訪，肖想莉是其中之一。
再進肖想莉的學校，大門口的標語牌讓我們有些吃驚，上面寫著：「學習雷鋒，學習肖想莉。」看得出，我們的節目和隨之而來的各種報道已經把肖想莉捧上了一個很高的位置。
經常有單位來學校請肖想莉去演講，肖想莉也學會了把自己的故事講給別人聽並感動別人。
變化在肖想莉身上發生了。社會各界捐款眾多，收養她的盲人夫婦也開始和學校產生矛盾，總覺得學校隱瞞了些什麼，而肖想莉由於習慣了拆開夾著金錢的來信，因此，如果哪一封來信拆開之後裡面沒有錢，肖想莉就會露出不太高興的神態；好的自行車和有機也搬進了肖想莉低矮的家中，生活明顯地改善了。
當肖想莉的老師把這一切講給我們聽的時候，我們開始不安起來，事情的發展並不像我們最初想像的那樣簡單。我們開始懷疑：當初我們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愛這個孩子還是害了這個孩子。
事態的發展比我們想像的還要糟糕，又過了兩年，我們聽武漢來的朋友講起，肖想莉已經不見了，臨走給家中留下話：學是不上了，自己要去南方當三陪女，苦日子該結束了。
我們聽到這個結果，都有一種當了兇手的感覺。是不是正因為我們的報道，肖想莉平靜的苦日子才開始被打破，誘惑出現了，而最終，誘惑一步一步把肖想莉送上了不歸路。
理智開始遲到地出現，莫非善良有時也是一種錯誤？
見到貧弱的孩子，立即想伸出援手去拉一把是人之常情，然而一旦火候沒有掌握好，這只伸出的援手卻使出了反方向的力，將被扶助者推進另外的苦難中。
理智和情感開始打仗，難分難解得讓我自己都不知該站到哪一方。
肖想莉的事件走向有些特殊，姑且可以算作特例，內心的審判只在我們幾個人心中進行就可以了，但由此引開去，我們都該想到這樣一個話題：我們該如何扶危濟困？
最近一些年來，我們經常可以在報紙雜誌上看到一些孩子或某些成年人遭遇不幸的報道，而往往這樣的報道出台之後，社會各界的同情心便蜂湧而至，中國人的善良有目共睹，社會各界伸出的援手往往救不幸者於危難之中，結果總是好的。
我深受感動也時常成為伸出援手中的一位，然而理智告訴我必須關注這樣一個問題：那些沒被新聞關注的不幸者呢？
小姑娘楊曉霞的不幸很多人都是通過報紙知道的，她患了一種罕見的疑難絕症，從外地來到北京求醫，沒有錢，找不到名醫，生命之光就要離她遠去。社會上的人們在看到記者的感人報道之後，出錢出力出方子，在眾人的幫助之下，楊曉霞終於渡過難關，生命重新開始象鮮花般美麗。
但社會的捐助還是源源不斷地湧來，楊曉霞全部康復之後，富餘的金錢有幾十萬之多。
我知道，楊曉是幸福的，但在中國，和楊曉霞處在同樣病痛境地的孩子還有很多，而由於未被媒介知曉，他們也許就在錢的壓力下默默地死去。
同在藍天下，命運如此不同，這公平嗎？
情感告訴我們，遇到弱者部會伸出援手，理智告訴我們，通過媒體象幸運抽獎一樣地扶危濟困不是個辦法。
楊曉最後把幾十萬元巨款捐給了宋慶齡基金會，很多善良的人鬆了一口氣，否則多餘的錢放在健康的楊曉霞家中，人們總會被自己愛心引出的結果弄得有些心中不安。
必須擁有一種機制，讓扶危濟困的甘露能均勻地流向更多的土地之中，也許媒體中的不幸者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改變命運，但更多不不知名的不幸者也該得到救助。如果更多的基金會能具體而又令人放心地承擔起這種任務，社會的愛心將會釋放得有效和公平得多。
也許我們將來習慣於把捐款投向一個箱子之中，它可能是少年白血病救助基金，可能是無家可歸兒童救助基金，可能是生活貧困的大學生救助基金等等。我們知道這些基金會得到很好的監督，他們會具體地把愛心投放到更多不知名的不幸者身上，於是我們放心地離開，我們會被告知，在某一個角落，那個不幸重新走進了快樂的生活，我們也因此擁有了更多的快樂。而理智與情感的交戰也會在這個領域偃旗息鼓。
這一天還會遠嗎？
誰能告訴我，肖想莉現在在哪裡？
張金柱活著的時候，人們希望這樣的敗類應該盡早從這個世界上消失，而張金柱死了，卻又有人開始發問：張金柱該死嗎？
張金柱是誰，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這位曾經公安局長的人，在即將又要走上領導崗位的前夕出事了。
在喝過一頓很可能和自己未來很有關的酒之後，他開車上了路。當然是長期做公安工作所滋長出的特權意識在延續，他逆行著開車，然後在酒精的作用下撞倒了一對騎單車的父子，兒子在車輪的碾壓下死亡，而父親卻被他的汽車裹帶著向前拖了1500米，才被憤怒的人群攔截住。
張金柱自然也就升不了官，只好走進了班房。
最初他一定知道自己闖了禍，但絕沒有想到禍的後果會那麼大。
人群中的憤怒很快傳到敏感的新聞人耳中。最早披露此事的是當地的《大河報》，再然後是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這一下子，張金柱的名聲走出鄭州，走出河南，走向全國了，張金柱撞死人案件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我至今能清晰地回憶起人們包括我自己知道這起案件之後的憤怒。
一個活人在自己的輪下，車身上有被拖者求救的血手印，而張金柱依然能開出1500米，人性已經在這段距離中喪失了，更何況他還是一名公安幹警，並且曾經是局長，這更印證了老百姓對相當一部分公安幹警的不信任。一個生命的喪失，滅絕人性的做法，讓人憤怒的執法者的腐敗……這一切糾纏在一起，讓張金柱在很多人心裡被判了死刑。
介但不管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心中對張金柱宣判了死刑，最後對張金柱的審判還是依據法律由法院來公正進行的。
各種媒體對張金柱一案的關注日益增強，在一段時間裡，打開每一份報紙都會很容易找到關於與此案有關的報道。
最後的宣判出來了，「張金柱被判處死刑！」這樣的判決立即讓受害者家屬感到了正義的伸張，幾乎所有關注此案的善良人也都鬆了一口氣：「張金柱該死！」
在這樣的氣氛下，有一些另外的細節被忽略了。在宣判結果出來以後，張金柱的兩位律師發表了公開信，認為張金柱雖有罪，但罪不該死，他們之前曾經到北京向八位法律專家請教，得出的結論一樣：張金柱罪不該死。
另外也有人注意到，判決書中有「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樣的詞句，這更讓很多人擔心在對張金柱的審判當中，司法是不是在一種新聞和民眾包括另外一些無形之手的龐大壓力之下作出死刑的判決的呢？
對張金柱這個人的憎恨是強烈的，從情感上講，張金柱最後命喪黃泉是自作自受，一點都不會讓人可憐。但作為一個記者，我們又必須去傾聽超出個人情感好惡的理智之聲。
「我是被你們記者殺死的。」這是張金柱的一句名言。
初一聽到，很容易產生一種喜悅感，會在這句中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力量，然而這種倨功的感覺稍縱即逝。記者不過是一群記錄事件的人，一旦有所越位，擁有了生殺大權，那只能說明這個社會還或多或少地有些可悲。即使鐵肩擔道義，願望是善良的，也依然希望結果的出現是依據社會固有的一套程序來取得的。一旦社會的固有程序受到民眾或新聞媒體的隨意左右，從表面上看，也許這一件事情順應了民意，但最後真正得不到保護的還是民眾與新聞媒體自己。
也因此，我至今不知，張金柱是否罪該死刑？我想念，面對張金柱事件從出現到最後一聲槍響，其中的複雜滋味一定會讓人左右為難，這個時候理智與情感再次衝突。
面對法律，其實我們將擁有越來越多的理智與情感的衝突，如果一任情感氾濫，圖一時之快，那我們遲早會受罰。也因此，張金柱事件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必須時時讓理智佔據上風，這樣才能避免將來出現更多的張金柱。
以我的觀察，張金柱事件也常常讓新聞從業者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總是，至少我相信，這件事雖然體現了輿論監督的力量，但大家還是清醒地在事後提醒了自己：記者不是法官，生活中的超載職權也和足球場上的越位一樣，只會破壞一次原本可能有效的進攻。
再往後，新聞媒體彷彿一夜間成熟了許多，再涉及一些類似事件時，更多的記者並不是直接把自己的憤怒或其它的感情寫在前沿，而是努力克制著自己，讓事實去說話。
比如說，1999年，北京人民醫院又發生了一起和張金柱事件正好相反的事，眼科醫生高偉峰第二天要做眼角膜移植手術，但頭一天晚上，他卻發現，原來冰箱裡備好的眼角膜已經不能用了，而第二天的手術如果沒有眼角膜，病人將有失明危險，怎麼辦？一瞬間，高偉峰平靜地作出了選擇，到太平間，在一位死者身上私自取下了眼角膜。第二天的手術非常成功，兩位患者重見光明。但是死者家屬卻在八寶山發現死者的眼球不見了，一紙訴狀將高偉峰告到了法庭。
事情似乎很簡單：高偉峰為病人著想，自己在其中也沒有利益所得，目的是善良的，因此如果高偉峰被定了罪，那豈不是對善良的一種打擊，以後誰還會做好事啊？
我採訪了高偉峰，當我問到：如果今後你再次遇到類似的情況時你還會這樣做嗎？高偉峰回答：是的，我還會。聽得出來，高偉峰也和很多人一樣，因自己的善良目的而面對法律時頗有些悲壯的自豪感。
為他聲援的人很多，而死者家屬那一連的聲音卻顯得弱了許多。
最後的結果是高偉峰被免於起訴，善良的人們鬆了一口氣。
我一直不知道，面對這個結果的時候，死者家屬該是怎樣的一種心情，但我自己的心情我知道：多少有些失望。
從情感上講，高偉峰的所作所為非常讓人欽佩，但理智下來，我卻認為，高偉峰的行為應當受到法律的必要懲處，因為目的只要善良就不顧及手段是否惡劣是我們過去幾十年中的思維定勢，多少翡苦的後果不都是因為最初的善良願望嗎？因此當我們面對結果的那一座座廢墟，我們都習慣於由於最初動機的善良而原諒了肇事者。
高偉峰鬆了一口氣，我和很多人遲遲松不下這口氣。後來我遇到《新聞調查》做這個節目的編導張潔，談起了這個案子，他的想法和我一樣。但他告訴我，高偉峰被免於起訴並不是由於民意的壓力或高偉峰本人善良的動機，而是因為我們沒有相關的法律。
聽到這個解釋，我稍稍鬆了一口氣，沒有相關法律畢竟比在壓力下不公正執法能讓我接受一點，但明天呢？是不是真的會像高偉峰接受我採訪時所的那樣：即使理遇到這樣的事，還會採取相似的辦法？
那就太可怕了。
無論是死去的張金柱還是行醫的高偉峰，新聞人就是在面對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事件中體會著理智和情感的衝突。這種衝突還會持續多年。只是希望，我們都感受到一種方向，那就是這個社會正一步一步向理智與成熟，因為無論是好的還壞的情感，一旦被縱容，最後都把我們毀滅。
中國當然可以說「不」，但關鍵在於中國怎樣說「不」
1999年5月8號，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記憶猶新的日子。那一天清晨，以美國這首的北約襲擊了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造成了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的悲劇性後果。
這件事我知道的並不早，由於中午沒有看午間新聞，下午有一場難得的足球比賽，直到來到球場，我才聽同事告訴了我這個消息。最初我並不相信，「這太不可能了」，介但同事真誠的訴說讓我不得不相信，一瞬間，我們沉默下來，然後就是憤怒。
我相信知道這條消息以後，我們一幫人在綠蔭場上說了無數的髒話，矛頭當然是對著敵人去的，我們手無寸鐵，而且面對也似乎是一群並不具體的敵人，有一種有勁使不上的感覺，最初的憤怒除了用髒話來發洩一下還找不到其它的出口。
不一會兒，我的呼機就響了，台裡通知我馬上回台，準備當晚重播的《東方時空》，把新的內容加進去。
這個通知救了我，知道了這件事，然而只能在家裡坐著，那是一種痛苦。
晚上7點鐘，趕到台裡。台裡是一片戰前景象。這一一在本是星期六，但各個辦公室的人卻比往常還多，每個人的臉上都很嚴肅。
評論部的人聚到審看間，討論我們的節目計劃，新的形勢下，明天的《實話實說》要拿下，我們要在當天晚上餘下的時間裡製作出一期間35分鐘的《東方時空》，全面反映這一事件。
晚上9點多鐘，節目方案出來了，報請領導批准之後，10點多鐘，各路記者開始行動。這期間不斷有記者在家中打電話來詢問：「有沒有什麼事可以干？」然後就自發匯到台裡，憤怒已經讓人無法獨處。
中國當然要說「不」，但怎樣說「不」卻不能不考慮，只有有理有利有節的憤怒才是有價值的。
晚上十一點多鐘，我開始在演播室裡陸續採訪專家，他們在情感的憤怒之中理智地分析著前因後果。
送走專家們，已是凌晨兩點多鐘，我又採訪了前方的記者和在羅馬尼亞的邵雲環之子曹磊。我知道，這一個夜晚，對於中國人來說，也是不眠的。
凌晨三點多鐘，我開始寫結尾語，這個時候，我知道，憤怒是需要理智的，也因此，我在節目的結尾語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也許我們該看一下今天的日曆，5月9號，母親節，原本這該是充滿人性溫情的一天。在遇難者中有一位母親和未來很有可能成為母親的年輕妻子，然而幾枚憑空而至的導彈卻改變了這一切，她們再也體會這種人間溫情，而我們所有的中國人也將在這一天分擔她們家人的痛苦和悲傷。
然而面對1999年5月8號，我們僅有悲傷、痛苦與氣憤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擁有清醒的頭腦和冷靜的認識，這個世界並不像善良的人們相信的那樣善良，霸權與侵略一直就在我們身邊。
要相想世界真正和平，中國必須強大，讓我們一起加油，把心中強大的中國夢盡早變為現實！「我至今都能感受到，當初寫下這段文字時心中的痛苦，情感無數次想掙脫理智的束縛，想最大限度地發洩憤怒，但最後還是在氣憤與理智之間尋找到結合點，因為正如我在結尾所寫的：僅有騍不夠的。
在事情發生的第二天，我聽到一個段子，是罵克林頓的。
「我們每一個人在天堂中都有一塊表，上帝看每一個人在人間的好壞表現，來決定你的表走得快還是慢。如果你在人間總做好事，上帝就會讓你的表走得慢一點，這樣你就可以在人間長壽，而如果你總在人間做壞事，上帝就會讓你的表走得快一些，這樣你就在人間短命。結果5月9號這一天，有人上了天堂，好奇地尋找克林頓那塊表，結果被告知，由於天堂炎熱，克林頓那塊表被上帝拿去當電扇了。」
哈哈大笑中，反映了中國人的一致心理。發洩憤怒是容易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窗戶都被砸了，車好被燒了，美國駐成都領帶館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更有趣的是，在東北的長春，一個憤怒的中國小男孩將校園內一名美國外教的兒子結結實實打了一頓。
中國當然要說「不」，主權受到侵犯，3個生命的失去，沒有憤怒那才奇怪。
但顯然，一味地憤怒下去並讓憤怒超越界限也不是辦法。
我相信如果聽任憤怒美國在中國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在幾個小時辦就消失，很多在華美國人的日子也不會好到哪兒去。
但中國人沒有，幾天之中，中國人尋找到了憤怒和理智的最好結合點。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只有自身的強大才是最好的報復。
幾年前，一本《中國可以說不》風靡一時。中國當然可以說「不」，但說「不」顯然不單單是一個發洩民族情緒的問題。在中國駐南大使館被炸之後，我聽到不少人對我說：「老毛頭那時候多厲害，美國佬怎麼啦，照打不誤。」聽到這話，我理解說這話人的心情，但是要知道毛主席的強硬有其冷戰時代的時代背景，如果讓我們真的回到老毛頭的時代，人們就真的舒服嗎？，毛主席的強硬是對立在閉關鎖國的基礎上的，而閉關鎖國的結果卻是自身日漸落後、內亂不斷。如果我們能在強硬的那個年代，合理地解決說「不」和強大自身的關係，早一點打開國門，也許今日我們說「不」的底氣就會強的多。
今天的中國不是沒有說「不」，但有策略地說不正是為了明天說不更有影響力更加擲地有聲。
我當然能夠感受到這樣做時的痛苦，甚至有一些決策者也和我談過他們心中的這種痛苦，但今日世界之中，弱肉強食，不講策略的說不最後只能使自己日益虛弱，那樣的後果不堪設想。
鄧小平在很多年前說過這樣一段話：每一個人都可以從這段話中讀出不同的含義來。有人讀出痛苦，有人讀出策略，有人讀出偉大，但不管你怎麼想。在目前的局勢下，都得這樣做，而且越是高層，對其中的深意理解得越深。
在這個時候，作為中國人中的一員，我常常會有一種咬緊牙關，有一些眼淚和委屈嚥回肚子的感受。但今日不在理智與情感間尋找最好的結合點，明天我們的就無法大聲說「不」。
在我們所遭遇的種種理智與情感的衝突之中，這是最大也是最痛苦的，而這又是必須讓理智佔上風的長久衝突。
因此很多年中，我們都將面臨同樣的問題：中國當然可以說不，但關鍵在於怎樣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