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那一個元旦之夜，在我的記憶中是生命中最冷的一個節日。不過，現在已經有點記不清了，是那一夜真的特別冷，還是因為自己馬上要大學畢業，但前途依然未卜所形成的內心感覺。
大學的前三個元旦，全班同學聚在一起，歡歡笑笑，無憂無慮，可以連續玩上兩三個通宵。但這種狂歡在1989年元旦到來的時候已經屬於校園裡其它年級的師弟師妹們了。
當時我已經大四，正處在決定自己畢業分配的畢業實習中，全班70多人，有50多人離開了北京，回各自的家鄉去塑造未來，而我們剩下的近20多人都在北京各個新聞單位實習，留在北京是我們共同的夢想。
畢業分配的形勢非常不好，大學畢業生「皇帝女兒不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在我們畢業實習開始之前，我們都已經明白，你去實習的單位也許就是你將來要留下的單位，因此如何給人家留下好印象顯得極其重要。每天如何打水掃地被我們精心地設計著，「當孫子」是我們共同的心理準備。
即使做了這樣的心理準備，實習之苦依然出乎我們的意料。
想留在北京，對於北京廣播學院的畢業生來說，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當然是首選，接著是北京的其它新聞單位，而對於我這個內蒙少數民族地區來的畢業生來說，只有留在中央三大台或留校任教才能解決戶口問題。而我面臨的局面是中央電視台不要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競爭激烈，權衡再三，我選擇了把握性大一點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要想給實習單位留下好印象可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證每天不遲到就是頭等大事。實習單位不太可能提供住處，我們只能住在學校，而廣播學院位於北京東郊，離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所在復興門大街將近三十公里，如果每天想靠擠公共汽車上班，來回倒車，不遲到是不可能的事。於是每天晚上趕回學校，吃完晚飯，大學中習慣了晚睡晚起的我們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晨靠我們平日很少使用的鬧鐘把自己叫醒。5點鐘，我們幾個人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時分，趕上學校進城接老師的班車，大約6點鐘左右到達目的地。
由於路途遙遠，加上嚴重缺覺，一上車，我們就又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無話。
由於班車開到復興門才第一次停車，所以我們都睡出了條件反射：車一停下，我們就在睡夢中瞬間醒來，半夢半醒著下車。這樣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來的時候已經過了兩個多月！但其中有一天，我被條件反射式的下車習慣懲罰了一次。有一天，可能是車上有人要提前下車，車還沒到復興門就在途中停了一下，睡夢中的我以為按往常慣例到了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車，車開走了，我也有些醒了，突然發現，同學都沒有下來，而此處離目的地還很遠，我被孤獨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間，我突然感到一種深深的悲涼，我第一次開始懷疑起這種奔波的意義來。
當時我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華僑部實習，節目面對的是海外華人。我每天早上6點多鐘到達之後，先在桌子上趴著睡一會兒，7點多鐘，吃早飯、打水、掃地，然後一日到頭，晚上再搭學校的班車回去。
現在很難回憶起實習中的心情，只是記得那一段日子裡耳邊聽得最多的歌就是蘇芮的《跟著感覺走》和齊秦的《冬雨》、《狼》。
迷迷茫茫的兩個多月過去了，1989年的元旦來了，這個時候，雖然能否分在國際廣播電台還沒有正面的說法，但我還是想約一些同學回學校過元旦，但絕大多數留在北京實習的同學都似乎沒有這個心情。最後只有我們三四個人回了學校。
1988年的最後一天下午，校園裡一片節日的情景，奔走的人們臉上寫著的大都是興奮和快樂，只是在我看來這一切已經不屬於我們了。洗了一個澡，買了菜和一堆酒，回到雜亂無章的宿舍中，就開始迎接新年了。
屋子裡主要的光源都壞了，由於絕大多數同學都在外地實習，平日裡擁擠的宿舍顯得空蕩蕩的，幾個人，一盞昏黃的檯燈，沒有意氣風發的對話，接連不斷的啤酒，元旦之夜過去了。這就是我大學生活中最後一個元旦，往日歡聚時的歡聲笑語都已隱隱地遠去，將要走出校園也許就意味著走進孤獨？那個清晨，大家都去睡了，我走出宿舍樓，狂歡了一夜的校園安靜極了。我不得不想，走出這個校園，我的明天會在哪兒落腳？
什麼事走到低谷，再接下來可能就是轉機，清冷的元旦過後不久，實習中帶我的老師悄悄告訴我，「由於你實習中表現不錯，我們打算要你。」有了這句話墊底，心情一下不同了，很久聽不見的鳥聲，身邊人們的言語聲又開始清晰起來。這個時候實習條件也有所改善。由於和辦公室裡的同事熟了，一個大哥讓我住在他們職工宿舍，惡夢一般的早5點趕班車的日子也結束了。對於他來說，也許這並不是什麼可以值得記住的事情，但對於我來說，意義非同尋常，我有一種被接受了的感覺。這也難怪多年以後，我們好久沒見，我給他打了一個電話，但電話那端另外一位老師告訴我：「他已經去世了。」我半天說不出話來。他還沒從單身宿舍搬出，生命就已經終止，我的感謝再也無從出口，這世界的變化有些太快了。
不用奔波了，前途也有了著落，當時的心情自然好極了，只是這種好心情沒有享受多久。春節快到了，我們的畢業實習也結束了像賭博一樣為前途下的注，看起來我贏了，我幾乎是吹著口哨踏上了回家的火車。
但誰又能知道，這只是一個幻覺，波折就在後面等著我，一場更大的風暴就在後面等著我們。
春節過後，因畢業實習而分別了很久的同學都返回了校園。由於有了畢業實習中單兵作戰的酸甜苦辣，重新相聚，自然格外親切。大家可能都意識到，大學生涯剩下的時間不多了，這是散之前最後的聚，寒暄問候之後，一種夾雜著淡淡傷感的溫情在同學中瀰漫。
實習過後大家的前景各不相同，有人落腳點已定，剩下的時光將在享受中度過，但大多數人依然前途未卜，有人歎息，有人憂心忡忡，有人聽天由命，但都在做最後的努力。
課程重新開始，但大家都有一點心猿意馬，我的心情還算不錯，心中已在設計，將來在國際台的工作會是怎樣一種未來？
但好日子過了不到一個月，忽然有一天實習老師把我找去，告訴我，由於今年國際台要畢業生的計劃發生更改，不再接受中文編輯，因此我分到國際台的安排也相應更改，我重新成為了自由人，但這份自由意味著，國際台之夢對我來說破碎了，我必須重新為未來奔波。
一瞬間，我從虛幻的夢中醒了過來，心情自然沉入谷底。沒人知道我該怎麼辦？
又開始奔波。
每隔幾天，系裡總會有一些新的就業信息，我和很多單位見過面，回呼和浩特，去青島，這些我都考慮過，但是一直沒有定下來。直到有一天，廣東傳來信息，廣東一家電台打算在我們系要人，但想去的人必須再到那兒實習一小段時間，看人家對你的興趣如何。
北京留不下了，廣東自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對於1989年的大學畢業生來說，改革前沿的廣東恐怕是極具誘惑力的。我因此也想登上這輛末班車。經系裡同意，我早早去火車站買了去廣東的火車票，打算再為前途賭一次。
幾乎已經在心裡相信，我將走向南方，雖然我的家在這個國家的最北方，但未來沒有著落的時候，路途遙遠又怎能仔細盤算呢？只恐怕以後和母親相聚的日子將會很少，因此在作出向南方的決定之後，心裡頗有點大義凜然的意味。第二天就要上火車了，我不得不感慨，本來就少得多的大學最後時光，我又將有一段獨自在外。但誰能想到恰恰在這個時候，我擁有了一個新的機會。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通知系裡，是否還有畢業生可以來面試一下，他們希望能擁有更多的選擇機會，系裡通知了我，去試試吧！
我自然不抱任何希望，首先我身邊有同學在那兒實習，二來我本來就是因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競爭激烈才選擇去國際台，這一次又怎能因禍得福呢？
在去廣東的頭一天下午，我去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面試我的是人事處的老師們，他們的態度很好，問了我很多問題，我已記不清我是怎樣回答的，但由於心中所抱希望不大，因此態度十分自然平和，實話實說。一個下午過去了，告別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回到學校，我被告知，由於要等待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面試結果，我必須退掉去廣東的火車票，推遲幾天南下的行程。為此我心裡一直在打鼓：「會不會雞飛蛋打兩頭落空？」
幾天過後，消息傳來，我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認可，一個下午的談話竟真的決定了我的未來。聽到這個消息，我馬上跑到郵局，給家裡打了個電報，將喜訊告訴遠方的家人。
這是一個頗有戲劇性的結局，本來奔的是國際台這個目標，日夜兼程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本不敢想，卻在一個下午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必須感謝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事處那天下午和我談話的所有老師，他們的感覺和最終決定在危機時刻解救了我，並給了我一個新的舞台。
很多年後，每當我回憶畢業前這一幕，心頭都會湧上一種難言的感傷。我不得不感歎造物主的翻手為雲和覆手為雨，只是當時的我還無法預知，這一幸運的結果又為我在幾個月後種下了磨難的果子。但機遇的獲得，於我畢竟是幸事。
好的心情持續的天數不多，安安靜靜的課程進行了沒幾天，一場大的風波在北京漸漸興起，大學生和天安門廣場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
對於我們這些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來說，一夜之間，話題變了。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比較起來，哪個輕哪個重自然算得清。再沒有安靜的校園，再沒有因小我而產生的歎息，我們怎麼也沒有想到，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個學期，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竟然糾纏得如此緊密。看樣我們注定要度過一個終身難忘的最後學期。
從四月末到六月初，我們的生活和京城的其它大學生不會有什麼不同，談論的問題關注的未來都和國家有關，而畢業分配雖然也在很多人的努力下陸續解決，但它在每個人的心中所佔的份量已經沒有過去那麼重了。
一切都不可能安靜了，更何況這個時候選擇安靜又有什麼意義？
但最後我們還是必須安靜下來，我們的同學大多數坐上火車離開了北京，我們全班72名同學最後在校園裡只剩下男男女女8個人，我們戲稱最後8個人，我是其中之一。
校園安靜極了，我們當然只能在校園內活動。記憶中我們不是一起聚在這個宿舍就是聚在另一個宿舍，大家開誠佈公地講好了自己還有多少錢、多少飯票，都以為會打一個持久戰。死一般的沉默沒有使我們絕望，只記得說話都是小聲的，但還隱隱地盼著什麼。
日子開始奔六月底走，陸續開始有同學回來，但回來的都是畢業生，因此注定不會使安靜的校園填補得熱鬧起來。最初的恐慌過後，也可以進城了，說話的聲音也開始大了起來。一個多月沒有思考過的畢業問題又開始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中。而這個時候我們四年相守的大學生涯只剩下十多天的時間。
在一種特殊的氣氛下，這該是怎樣的一種難捨難分！
開始學著強打起精神，要散了，總該熱鬧一下，然而為告別而舉行的狂歡似乎難以啟齒，於是我們打上班主任婚姻的主意。
當時我們的班主任長不了我們幾歲，和女朋友也相識很久，大家就鬧著非給他們辦一個婚禮不可。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於是開始抓緊時間緊鑼密鼓地操作，在班裡又是選伴郎，又是選伴娘，我們一起張羅著，並在校園旁邊的一個小餐館裡訂下了婚宴。
班主任的婚禮被我們催促著就這樣提前舉行了。但無論是班主任和他的未婚妻還是忙碌的我們其實都知道，應該是紅色的婚禮在一種特殊的氣氛下只是一個讓我們歡樂的理由。婚禮和宴席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
開始還是歡聲笑語的，同學們的祝福聲聲入耳，然而酒過三巡，最初的哭聲不知從哪個角落傳來，接著便傳染開去，形成了哭聲大合唱，這是一種怎樣的心情下怎樣的場面啊！
而這又是怎樣的一個婚禮呢？多年以後，我們的師母得上了一種不太好治的病，不知怎麼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我竟忽然想起那個悲壯的婚禮，我開始擁有一種強烈的內疚。如果不是那樣的一種心情，如果不是那樣一種離別在即的氣氛，也許婚禮該是喜氣洋洋的，那麼師母得到的祝福會更多，病，或許就無從扎根了。
寫下這段文字，願能是個祝福，過去的畢竟已經過去了，我們這些已經遠去的同學願用遙遠的笑容和真誠的祝福補上婚禮的那一課，願師母能從病痛中走出。
我相信眾人的祝福是藥。
這個婚禮宴席我是不知道怎樣結束的。因為醒來時，我已經是在第二天早晨宿舍的床上。那些沒有喝多的同學互相攙扶著回到教室，在《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這樣強勁的節奏中，跳了一夜柔情的告別舞蹈，我不知道那該是怎樣的一種舞會。
剩下不多幾天中，該照相的照相，該喝酒的抓緊喝，但更重要的是每個人在彼此的畢業留言冊上留下自己的話語。
十年後，我打開好久不敢翻開的畢業紀念冊，十年前的心情和心態重回眼前，平和的告別日子裡也許留下的更多是彼此的祝福，但我們這一屆太特殊了，竟多是一種依依不捨的情感和對前途的迷茫。
在我的本子上有這樣的文字：
「老白，哭是另一種堅強。」
「五十年後，面對行刑隊烏黑的槍口，我們想起那個相聚的午後，然後感歎當初為什麼不很快樂地活著？」
「在廣播學院哭過幾次，每次總有你在場，以後哭的機會不多了。」
「原來以為這世界就是我們的了用許多顏色來畫了個痛快可爺爺領著叔叔來了說真庸俗真下流真可笑你這樣畫沒道理你眼裡看到的不是太陽不是星星不是人不是右側通行的高速公路……」
「酒後黃昏，我搖搖晃晃地走到生命消失的地方，雨打風吹後的綠草叢上，白花依在，我才明白有些事想忘也忘不掉，於是帶著忘不掉的過去趕海。」
……
打開這樣的紀念冊，就像打開一段塵封的歷史，珍貴的東西總是不敢去隨意地觸碰。生命中最快樂的四年就這樣在傷感中翻過去了，那些青春的迷惘和狂妄，那些足球場上勝負後的笑聲和眼淚，那些無拘無束的夢想，那些沒有任何雜念的友誼，都如同畢業紀念冊一樣，在仔細翻閱過後就合上了。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最後分手的時候終於到了。校園裡沒有往年那樣低年級同學為高年級同學送行的場面，因為低年級的同學都在各自的家中關注著時局的變化，而我們卻不得不徹底從校園中離開，只好自己為自己送行。
打行李、捆書箱，一切親力親為，忙完自己的還要去幫女生的忙。一切收拾停當，把所有的行李堆放到校園裡等待托運。那是一種逃離的景況，一切都雜亂無章，行李旁的畢業生們，臉上看不到對未來的興奮和樂觀的衝動，迷茫和疲憊是共有的表情。
行李托走回到空蕩蕩的宿舍，大家平靜地沉默著，似乎是在為最後的離別醞釀著感情。
到了執手淚眼相送的時候了，我走的晚，因此我竟有兩天的時間是在火車站度過的。一撥一撥地送著，去湖南的、去甘肅的、去山西的、去福建的，每送走幾位同學就是送走一段記憶，哭聲也是從最初的共振走向最後的哽咽，那幾天的站台，傾盆而下的是淚雨。
我也要踏上火車了，雖然不久以後還要回來，但這一次的火車開動畢竟與以往不同。和車窗外的同學在火車起動的提速中越來越遠，真誠和快樂的日子也如此離我們越來越遠。
在長春，送下了好朋友又登車，早上到了哈爾濱，由於我的目的地是海拉爾，晚上還得倒另一輛車，為了度過這空白的等車一天，我上午到了松花江邊。夏天的哈爾濱舒服極了，和煦的陽光打在臉上，竟打出了我的睡意，好久好久沒有睡過整覺了，這個時候，我才感覺到疲倦至極。於是用提包作枕頭，把自己放倒在江邊的長椅上，很快就睡去了。
那一覺似乎沒有夢。
我的大學四年生活，就在松花江邊的一條長椅上，在睡夢中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