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這個問題的一個最簡便辦法，是直截了當地說，這是因為科學家並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這也就是說，他們全都深深地捲入到當時的科學結構和科學進步之中，並同時面對著同樣一些問題。
例如，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物種進化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有一些生物學家曾經激烈反對這種看法，然而另外一些生物學家則在那裡積極地推測這種進化可能引起的後果，並竭力尋找物種進化的證據。儘管他們當中既有人反對，也有人支持這種看法，但幾乎每一個生物學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時的主要問題是：
如果確實發生了物種進化，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這種進化的呢？
在英國的達爾文當時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在東印度群島的另一個英國人華萊士也在思考著同樣的問題。這兩個人都是周遊世界的旅行家，都進行了類似的觀察；而且在思考這個問題的關鍵時刻又都同時閱讀了馬爾薩斯的一本著作。馬爾薩斯在這本著作中談到了人口不斷增長對人類所發生的影響。當時，達爾文和華萊士兩人都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生物數量的增加對所有物種所造成的壓力。哪一些個體會生存下去，而哪一些個體將不能生存下去？結果，他們兩人都得出了通過生物的自然淘汰而進行物種進化的新理論。
但是，上面所說的這些還不算是最令人驚訝的。因為這兩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研究同樣一個問題，都對同一些事實進行觀察，而又都閱讀了同一本由另一個人所寫的書，因此就很可能得出相同的答案。
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許多生物學家都試圖弄清生物遺傳機理。有三個分別住在三個不同國家的人，竟在同一時期以同樣的方式研究了這個問題，並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而且這三個人在查閱過去的文獻時，又都不約而同地發現了另一個人（孟德爾）早在三十四年前就已經發現的、但一直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的遺傳規律。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科學工作者所提出的一項巨大任務，是如何能夠以低成本生產出鋁。當時，人們雖然已經知道了鋁的特性和用途，卻很難從鋁礦石中把它提煉出來。要從這項發現中發財致富，完全取決於能否研究出一種容易實現的技術。我們很難查明，到底有多少化學工作者當時曾經以另一些化學工作者已經取得的同一些經驗為依據來研究這個問題。但是我們已經知道，有兩個人在同一年——１８８６年——得出了同樣的答案。其中一個是美國的霍爾，另一個是法國的赫魯特。這一點，似乎並不使人感到十分奇怪，令人感到驚訝的倒是：這兩個人不但姓氏的第一個字母都是Ｈ，並且兩人既都生於１８６３年，又都死於１９１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