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巴林家族的資歷要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為悠久，當巴林銀行在倫敦為歐洲大國融資的時候，羅家還在法蘭克福玩金幣的小生意。作為基督徒銀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國際銀行家中的少數，但卻是起家最早、影響最為深遠的家族，他們首創的近代跨國銀行網絡模式後來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模仿的對象。
巴林家族發源於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是住在格羅寧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響，其後人多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師，也有做政府公務員的，到約翰·巴林這一代開始經商。約翰於1717年移居英國埃克塞特，並於1723年娶當地富商之女為妻，開始了巴林家族的傳奇歷程。
真正將巴林家族發揚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Baring）。整個18世紀，由於歐洲加大了對印度次大陸、東南亞和遠東的滲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陸市場蓬勃發展，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盛極一時。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龐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發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時海上運輸行業也已准備就緒，但是服務於整個國際貿易流程的金融業卻發展滯後，於是弗朗西斯果斷地將家族業務由傳統的制造業和貿易領域向金融領域發展。他在大本營埃克塞特和倫敦兩地分設經營機構，互相扶持，生意范圍遍及貿易、實業和票據業務，開創了新的經營模式。這一模式在25年之後，才被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范圍內復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業挺進的大膽轉型並非一帆風順，他的決策遭到了家族內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強烈反對。由於經營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紛爭，巴林家族的幾個兄弟只好於1777年簽署了分家協議，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業務倫敦分支的所有權。倫敦當時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領導巴林家族開始登上歷史舞台。
分家之後的弗朗西斯正欲甩開臂膀，在金融領域大干一番。然而國際形勢的變化，對於雄心萬丈的弗朗西斯似乎並不有利。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不但貶損了英帝國的強大軍威，而且幾乎毀了英國經濟，帝國貿易一度銳減，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創，到1790年幾乎已經銷聲匿跡。弗朗西斯的倫敦支脈也幾難幸免，幸虧其妻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繼承人且頗有經營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過了難關。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將家務運營費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鎊，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後感歎道：“如果在那段艱難的歲月裡，沒有我妻的持家有方，這個運營費肯定會達到每年1200英鎊，那我就萬劫不復了。”
危機過後家族業務步入正軌，利潤從1777年的3400英鎊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鎊，到1788年達到創紀錄的12000英鎊。公司的資本金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初的1776年僅有19452英鎊，到戰爭結束的1783年已經增長到43951英鎊。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機構遍及英倫三島和歐洲大陸，除了在當時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設有兩家分支機構外，在大本營埃克塞特、倫敦、聖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納、意大利的萊戈恩各有一家，一個聯接全歐的資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網絡已見雛形，未來巴林金融王朝的陰雲此時已遍布歐洲上空。
荷蘭：商業資本主義的頂峰
在倫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經是歐洲金融的中心。荷蘭以東方貿易起家，憑借強大的造船業實力，與葡萄牙爭奪東方貿易的主導權。從1605年到1665年，荷蘭的造船廠已充分使用機械，造船速度相當快，幾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當時的荷蘭總共擁有上萬艘船，按噸位計算占當時歐洲海運總量的3/4。世界各地的貿易貨運大多由荷蘭商船承擔，此時的荷蘭被人們稱為“海上馬車夫”。荷蘭的海員總數達到了25萬之眾。相比之下，葡萄牙只有大約300艘的航運船隊，海員總數僅4000人。經過60年的商業競爭和武裝沖突，荷蘭終於在17世紀後半葉打敗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為東西方貿易的樞紐。在其巔峰時代，荷蘭東印度公司擁有15000個分支機構，貿易額占到全世界總貿易額的一半。懸掛著荷蘭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蘭成為商業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
荷蘭貿易的爆炸性增長，對金融服務產生了極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國家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
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規范當時十分混亂的金融行業。當時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業存在著兩大圈子，一個是從安特衛普遷移來的猶太銀行家群體，另一個是基督徒為核心的本土銀行家集團。猶太銀行家從事的主要是其傳統的看家本領：貨幣兌換、票據貼現、吸納存款和發放貸款，這些業務中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各種利率差異極大，管理混亂。
“建立（阿姆斯特丹銀行）這個機構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無忌憚和四處蔓延的貨幣兌換以及票據貼現過程中存在的過度投機，從而（為貿易）提供高效率和穩定的兌換貼現服務。她（阿姆斯特丹銀行）的關鍵點是其公有性質而非私人擁有或管理的機構。”
阿姆斯特丹銀行在其成立後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進了荷蘭貿易的發展，鞏固了荷蘭作為世界貿易中心的地位，創造了荷蘭空前的繁榮和富裕。一些巨富家族隨之而興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亨利·霍普
霍普家族祖上是蘇格蘭的貿易商人，後來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經營航運、倉儲、保險和信貸業務，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償組織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陸和經營阿姆斯特丹的奴隸貿易。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會需向其支付60盾費用，後者海上奴隸運輸過程中待遇極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在整個七年戰爭期間（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這種投機生意發了大財。
七年戰爭之後，霍普家族進入國際金融領域，為瑞典、俄國、葡萄牙和巴伐利亞安排政府貸款，牽頭組織英荷銀團承銷這些國債，霍普自己從中抽取5％~9％的傭金。家族同時專注於貸款給西印度的種植園主，獲得蔗糖、咖啡和煙草作為回報，然後在阿姆斯特丹市場上出售。因霍普家給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貸款，葡萄牙特許霍普經營巴西的鑽石貿易，從而使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鑽石貿易的中心。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戶就是俄國女皇凱瑟琳大帝，同樣因為霍普給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資貸款，凱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國進口蔗糖的獨家代理權，同時代理俄國糧食和木材的歐洲貿易。通過經營商業和金融業務，霍普家當時幾乎成為全歐首富，其勢力所及，不僅控制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還與其英國主要同盟者組成英荷銀團，以金融力量影響歐美各國的政治與外交事務。
從1779年開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Co杄）的掌門。1786年，亞當·斯密將其傳世巨著《國富論》的第4版專門題獻給亨利·霍普：
“在這第4版我原本沒做任何形式的改動。然而現在我發現我有義務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致謝。關於阿姆斯特丹銀行這樣一個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題，我能獲得一些獨到而廣博的信息全要歸功於這位先生。在他幫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銀行的賬戶資料信息不能讓我滿意，甚至令人難以理解。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歐洲如此顯赫，不論是誰從他那裡得到這樣的信息都會感到無上的榮幸。我的虛榮使我非常想對亨利·霍普先生致謝，這樣我就可以榮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訂版之前，作為對拙作最好的廣告。”
能夠與霍普家族建立商業合作關系，在當時的歐洲銀行家圈子中，就意味著拿到了通向財富和權力的通行證。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運者之一。
結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歐洲第一富豪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靜，遵守誠信，逐漸在金融業界贏得了極大的信譽，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侖戰爭中長足進步。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經被任命為皇家匯兌保險協會（TheRoyalExchangeAssurance）的董事，皇家匯兌保險協會又與霍普家族關系密切，正是這個職位給弗朗西斯打開了與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門，成為發展壯大自己的重要契機。
霍普家族此時正試圖在英國發行一筆債券以開拓英國市場，而弗朗西斯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迅速行動，將霍普家族價值15000英鎊的債券發行事宜處理妥當，自此兩家惺惺相惜，結為同盟。法國銀行家約翰·馬利特（JohnMallet）就此事評論道：“霍普家族所深為震動的，不僅在於巴林展現出的熱忱和執行力，更在於巴林卓越的信譽和充沛的資源。從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到1790年時，威廉·霍普對由於工作繁忙而遲遲未能向弗朗西斯寫信表示歉意：“親愛的先生，我們之間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樣親密，事實上這種親密關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的基礎上的。”
此後每當霍普家族有人造訪倫敦時，總是住在巴林家。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伙人與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兒結婚，兩個家族的聯姻標志著霍普—巴林同盟最終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寫信給弗朗西斯：“我覺得英國與荷蘭素來交好，同氣連枝，我在英國（巴林家）逗留時，如同在家中一樣。”不過一年之後，時局的發展就驗證了亨利·霍普這番說辭。1795年法國革命軍開進荷蘭，霍普家族倉皇出逃，避難倫敦。在巴林家族的運作之下，英國皇家海軍派出炮艦為其護航。弗朗西斯之子亞歷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銀行的辦公室直到法軍軍靴響徹阿姆斯特丹之際，方才撤離返回倫敦。
到1802年亞眠和約簽訂，歐洲戰事暫時告一段落，霍普家族准備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舊業。1802年家族銀行終於重新開張，而大部分資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此時亞歷山大已到美國發展，他違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戀棧美國不願再回荷蘭與霍普合作。後來時局發展證明了亞歷山大確有先見之明。不久歐洲戰事重開，法軍再次開進荷蘭，霍普家族在荷蘭的財富受到重大損失。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經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門亞歷山大僅以25萬英鎊就盤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只是考慮到兩家的緊密關系才沒有徹底吞並霍普家族的產業。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為巴林的主要貿易伙伴繼續存在。至此霍普家不再成為一支獨立的金融力量，兩家實質上合二為一。
“紅頂商人”：金權入股政權
巴林在與霍普結盟之後，生意一日千裡，實力壯大之余，已經開始將目光轉向政界。在1786年，弗朗西斯給蘭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謝爾本伯爵）寫信：“我主要關注三件事情：一為本家族產業，二為公共事務，三為東印度公司……”此時他的目光已投向東方的英帝國的殖民事業，他已敏銳地發現了其中蘊含的無限商機。
1787年弗朗西斯在給皮特首相的海軍秘書亨利·鄧達斯（HenryDundas）的信中，力陳與荷蘭訂立商業條約的好處：“荷蘭以貿易立國，可幫助我們的產品擴大在印度市場的銷路，這對我國是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還可以在政治上給予我國有力支持，因為我們兩國根本理念同出一脈，利益互補。就我國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國本身的長治久安，其次為貿易利益；而荷蘭的重要利益同樣有兩點，其一為東印度群島之壟斷權，其二為貿易利益。兩者的根本利益不相沖突且經濟互補性強，應維持戰略合作關系。”這封信表面上是為國家利益考慮，而其背後隱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經昭然若揭。
而真正將弗朗西斯引入政壇的是約翰·鄧寧（JohnDunning）。鄧寧時任蘭開斯特公爵領地的首席大律師，他與伊薩卡·巴雷（IssacBarre）上校是密友，這個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計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結義”，以皮特首相的財政大臣蘭斯道恩侯爵為靠山，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頭同盟。
鄧寧幫助弗朗西斯進入政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債務陷阱無力償還，從1783年開始，弗朗西斯每年為他償還5000英鎊的巨額債務，時間長達6年之久。
在三巨頭的運作下，英國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為上賓，在塞內加爾奴隸貿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羅陀駐軍、海關改革等問題上全面聽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將自己家族的商業利益與英國的國家利益“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確的同時，不斷將自己做大做強。
巴林家族在政壇上的耕耘終於獲得回報。他們與政府部長們的緊密關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經常光顧巴林家族。其時正值美國獨立戰爭，北美戰事吃緊之際，前方將士補給嚴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擔為前線提供後勤支持的重任，蘭斯道恩侯爵更為其爭取到軍糧供應的美差。巴林以其卓越表現為英國納稅人節省了7萬英鎊，而自己獲得一厘的傭金收入，共獲利1杄1萬英鎊。1780年，英國政府試圖尋找某一銀行家族為其北美戰事融資，且這一銀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財力，或者其客戶和外部投資者的財力承購戰爭公債。這是一筆高風險高回報的生意，弗朗西斯瞅准機會果斷出手攬下了這筆承銷業務，在1780~1784年之間共在北美戰爭債券上賺取了1杄9萬英鎊。數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滿足政府的胃口並在英國政府面前樹立了良好形象。政府了解並且信任巴林，他們喜歡弗朗西斯而且尊重他的能力，總覺得好像欠他某種東西。這種感覺會幫助巴林獲得更多的政府合同。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頻繁發動戰爭，軍費開支巨大，國債發行量急劇攀升。這使巴林等銀行家族在承銷戰爭債券的過程中大發橫財。1799~1815年，巴林家族在16年中有12年擔任英國國債的主承銷商，狂賺了19萬英鎊。巴林家族的聲譽在倫敦金融城達到了巔峰，各國發行公債紛紛找上門來。
1797年3月，正值歐洲反法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葡萄牙的巴西親王來到倫敦，尋求籌集資金120萬英鎊。他打算以巴西的鑽石和鼻煙生意的利潤做抵押進行貸款，如果這些抵押還不夠的話，就再加上“富庶的島國莫桑比克”。弗朗西斯對此很感興趣，但還是先征求了皮特首相的意見。皮特答復道“在葡萄牙國運多難之際”，他對這筆貸款不抱熱情；不過如果巴林以私人公司的身份給予融資的話他也不反對，但是官方不會支持。考慮到皮特的意見，巴林只好放棄了這個機會。
轉眼到了1801年，葡萄牙人急需大筆融資以支付巨額戰爭開銷，貸款問題再次浮出水面。這次皮特首相暫時去職，弗朗西斯決定甩開政府單干。弗朗西斯告訴其婿、霍普家族合伙人皮埃裡·雷波切爾（PierreLabouchere）：“在這個多事之秋，我們不應該再跟部長們商榷葡萄牙貸款的事，你也知道，那些大臣們對國際融資的事多半也是一知半解。”
在弗朗西斯的指示下，皮埃裡·雷波切爾和喬治·巴林被派往裡斯本商談貸款合作細節。這兩位仁兄坐著驢車一路顛簸好不容易趕到裡斯本，然後發現談判過程本身和他們糟糕的旅途一樣難熬。皮埃裡·雷波切爾抱怨說這些葡萄牙人“不停地變換談判文本，而且都是些我根本不懂的文字，簡直把我搞得暈頭轉向”。到1802年又有幾位猶太銀行家也趕到了裡斯本加入爭奪合同的戰團，不過喬治·巴林報告說“這些猶太人雖然堪稱勁敵，但也不必過慮，他們財力不濟，出不起我們能出的價錢”，最終這筆大單還是落到了巴林—霍普財團手中，其中巴林負責承銷500萬荷蘭盾。
賺了錢之後，老巴林開始認真考慮成為“紅頂商人”的必要性。銀行家的聲譽不佳，給社會公眾的感覺始終是刻薄商人的形象，只有成為政治家才能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並可將家族事業的基礎建築在牢固榮譽的基礎上。下定決心之後，弗朗西斯通過運作花了3000英鎊，不出意料地當選下院議員，並且，在隨後的150多年裡其家族一直保有議會議員的席位。
跨越大西洋的人脈網絡
弗朗西斯很早就洞察到美國市場未來的重要性，早在1774年他就與美國費城的托馬斯·維靈（ThomasWilling）和羅伯特·莫裡斯（RobertMorris）建立起商業伙伴關系。托馬斯·維靈後來成為美國第一個私有中央銀行——美國第一銀行（BankofUnitedStates）的董事長，羅伯特·莫裡斯更是美國最著名的銀行大家族之一，美國立國的主要設計者之一。這些重量級的人脈關系對於巴林家族後來在美國的業務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使得巴林家暫時將業務重心轉向北美。1795年，美國駐裡斯本公使戴維·哈弗雷斯（DavidHumphreys）與北非柏柏爾人政權（北非海盜）談判美國商船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問題，急需用錢。美國政府要巴林家族代為發行價值80萬美元的6厘國債，而在一個月後巴林家就為美國籌得20萬美元，解了裡斯本公使的燃眉之急。時任美國駐英公使的魯弗斯·金（RufusKing）為此專門寫信給巴林，祝賀其“以慷慨的性情和熟練的手法幫助哈弗雷斯在如此重要的行動中取得成功”。並說道：“我已經寫信給我國財政部長告知您的事跡，並將要求他與我一樣保證合眾國政府將對您在這件事情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保持良好印象。”
當時，美國與法國之間的沖突一觸即發，巴林家族出資4杄5萬美元為美國購得1萬條滑膛槍和330門加農炮，這在當時足以裝備一支大軍。到18世紀結束的時候，巴林家族雖然還不是美國政府指定的歐洲代理人，但是一旦美國人需要從歐洲籌錢，總是會去找巴林。
巴林認為在法國大革命造成歐洲形勢不穩的情況下，美國股市將成為歐洲投資者的一個安全的避風港，於是組織英國投資者大舉進軍美國股市。到1803年，外國投資人持有的股票占美國股市總市值（大約3200萬美元）的一半。英國投資人投資美股，而美國又要將分紅匯去英國，這就造成了一張緊密的跨大西洋的金融網絡，居於這個網絡中央樞紐的正是巴林家族。
托馬斯·維靈從1790年起就成為巴林家族的忠實盟友，成為巴林家族在美國的金融代理人。至此巴林成為美國政府的正式代理人已經水到渠成。美國駐英大使魯弗斯·金告訴巴林，美國政府決定委任“具有頭等榮譽和穩定性的英國銀行家族”為代理人，定期“給予大陸會議巨額融資”，並且資助美國派駐各國的外交使團。這類工作通常都很麻煩，並且傭金收入也微不足道，但是由此獲得的聲譽卻是無價之寶。1803年巴林家族正式被任命為美國政府在英國的金融代理人。
路易斯安那融資：史上最驚人的金融案例
巴林家族在世界金融史上堪稱登峰造極之舉莫過於資助美國購買路易斯安那這一驚人的交易。
路易斯安那地區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脈之間，北起加拿大，南到墨西哥灣，
面積相當於現在美國中西部的13個州的總和。歷史上路易斯安那一直是法國殖民地，
巴林銀行標志
七年戰爭失利之後被割讓給西班牙。1800年，拿破侖帝國氣焰正盛，西班牙不得已將這塊殖民地歸還給了法國。美國政府一想到在自己的家門口即將出現強大的法軍就坐立不安。英國向美國建議先由英國征服這塊殖民地，待歐洲戰事平息後再將這塊土地交給美國。這個建議簡直比就要出現的法國陸軍更讓美國人惶恐。於是傑斐遜總統派出特使出訪巴黎，試探拿破侖皇帝的口風，看能不能將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賣給美國。令美國使團大喜過望的是，皇帝陛下打算將整個路易斯安那殖民地賣給美國。大方向既已確定，剩下的就是討價還價，法國起初堅持1500萬美元，最後以1125萬美元成交。
其實，拿破侖有難言的苦衷。當時，拿破侖派2萬人入侵海地全軍覆沒，急需資金來重整旗鼓。另外，拿破侖盤算過，如果美國和英國結盟，與法國開戰，英國必將進攻路易斯安那地區，與其讓它落入宿敵英國之手，還不如賣給美國；而且賣了這個地區，法國可解除後顧之憂，全力以赴控制歐洲。1803年4月，美法簽訂和約，美國輕而易舉地獲得了約26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相當於3杄85個法國），每平方公裡不到5美元。
現在的問題是，從哪裡找這筆錢？答案是現成的。早在法美兩國在巴黎談判交易金額的時候，亞歷山大·巴林就作為巴林家族的代表居中協調，就是在亞歷山大的努力下法國才同意將交易價格降至1125萬美元的。交易最終達成後，巴林—霍普順理成章地承擔起了為美國政府發行國債籌集資金的任務，在歐洲金融市場為美國政府發行5％利息的國債，其中霍普家承擔40％，巴林家承擔60％。這相當於實際上是巴林—霍普財團先行從法國購得路易斯安那，再將這塊土地轉賣給美國政府。
1803年6月英國對法戰爭重啟，英法兩國正處在軍事對峙狀態。阿丁頓首相難以容忍一家英國銀行每月向其敵國支付百萬法郎，間接幫助拿破侖准備戰爭，於是強令巴林家族暫停支付法國款項。而巴林家只是輕松地將支付責任交給其盟友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代為執行，就輕易規避了政治風險。這時巴林與霍普家族的通信已被監控，霍普在給巴林要求代其向法國政府支付款項的信件回復時表示“我們不反對停止繼續支付給法國的款項，而且也不能遵從你們的要求（代為支付）”。兩家意見看似分歧，但是實際上，巴林知道霍普必定會給法國支付款項，霍普也知道巴林只是表面上口頭抗議一番，這一切只是做戲給英國政府看。最後霍普和巴林從路易斯安那購買案這宗生意中總共爆賺了300多萬美元。
1812年英美戰爭：巴林家族裡外通吃
1806年，美國前副總統艾朗·布爾（AaronBurr）被指控陰謀肢解美國，大家都相信他想把美國重新置於英國統治之下。一時之間兩國民眾敵意急劇上升，戰爭的陰雲密布大西洋兩岸上空。除此之外，英法之間的戰爭使英國施行封鎖歐洲大陸的禁海政策，美國與法國的貿易因而大受影響。英國海軍還經常在距離美國海岸不到3英裡的區域執法，明顯侵犯了美國領海，美國方面百般交涉，英國照樣我行我素。雙方沖突的可能性進一步升高。
另一個戰爭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第一銀行問題。第一銀行是1791年建立的美國第一家私有中央銀行，巴林家族乃是美國第一銀行的大股東之一。托馬斯·維靈正是美國第一銀行的董事長，他和巴林是近30年的商業老伙伴。
1791年美國政府授權美國第一銀行成立時，只給了20年的有效期，第一銀行的運作將在1811年屆滿。美國內部對第一銀行的成立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激烈的爭論，最終反對派意見占了上風，美國政府在1811年3月3日停止給美國第一銀行新的延期，第一銀行關門大吉。此事對擁有美國第一銀行70％控股權的英國銀行家來說，是個極大的刺激。巴林、羅斯柴爾德等人的核心利益受到嚴重挑戰。
對於巴林家族而言，這同時也是一次難得的好機遇。哪裡有戰爭，哪裡就有機會。特別是對於巴林家族這樣在英美兩邊都能通吃的人物更是如此。戰爭爆發，英美兩邊的國債發行勢必扶搖直上。此時巴林在大西洋兩岸都主導著債券承銷業務，這一把賺下來，頃刻就能達到富可敵國的高度。同時，戰爭勢必迫使經濟弱小的美國深度負債，從而在金融上加大對巴林的依賴，沒有錢如何進行戰爭？美國政府最終必然在政治上屈服，同意私有中央銀行在英國銀行家的控制之下運作。這時候，巴林再出面做好人，兩邊勸架，在英美雙方都賺個好人緣。
1812年，英美戰爭終於爆發。情況發展不出所料。戰爭打到1814年，美國就已債台高築，7月出售的600萬美元的戰爭債券，在市場上以慘不忍睹的2折出售。不僅當年的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1815年的戰爭經費也毫無下落。美國海軍部長威廉·瓊斯驚呼：“必須緊急行動起來，而且要快！不然我們將會出現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局面，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維持我們的陸軍和海軍，而且還要進行一場艱苦卓絕的戰爭。”這位可憐的海軍部長就像乞丐一樣翻遍了國庫的每一個角落，試圖找到起碼的資金來維持一些最緊迫的軍事防御行動。海軍水手的招募完全陷入了停頓，因為“水手們沒有現金是決不上船的”。
戰爭部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軍工廠由於缺乏資金已經完全停工了。弗吉尼亞這個美國“最民主”的州，因為缺乏糧餉發生了士兵嘩變。新罕布什內爾州由於沒有現金改發國債給退役軍人，“激起了他們痛恨政府”。其他地區的軍隊宣稱如果不能及時領到薪水，他們將占據軍營，並賤價出售政府財產。士兵被拖欠軍餉的時間已長達6~12個月，個別地區甚至更長，士兵們甚至一年連可憐的30美元薪水都拿不到。許多地區的軍隊出現大量逃兵，軍官們非但沒錢去抓捕逃兵，甚至連在當地發廣告要求舉報逃兵的費用都出不起。新英格蘭地區的軍事監獄因沒錢運轉而解散，紐約的戰地醫院藥品和補給早已耗盡。政府官員和軍隊官員有時不得不以私人名義向別人借錢來應付一些最緊迫的開支。
戰爭永遠是一部吞噬財富的巨大機器，沒有錢想打一場長期戰爭是癡心妄想。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金錢又是戰爭的主人，它既是戰爭的目的，又是駕馭戰爭的工具。國際銀行家們正是深諳此道，才酷愛戰爭。在戰爭中他們不僅可以大獲其利，更能駕馭政府，左右戰後政策，更好地實現長期盈利的戰略目的。
在戰爭中，作為英國公民，巴林自然不能在倫敦市場上公然資助美國，不過在歐洲其他城市通過他們的代理人承銷美國債券，那是誰也管不著的。巴林家族不僅積極計劃戰爭結束之後重返美國市場，甚至在戰時繼續為持有美股的投資人支付股息。1813年，美國政府終於在7月間派出代表團赴歐洲與英國進行和談。美國人以為英國會歡迎俄國作為調停人，於是首先趕赴聖彼得堡。
弗朗西斯的兒子亞歷山大·巴林開始粉墨登場，向英美政府兩邊賣人情了。他充當美國代表團團長加拉庭（Gallantin）和英國外相卡斯爾雷（Castlereagh）之間的協調人。他告訴他的美國朋友，英國人絕對不會歡迎俄國人扮演調停人的角色，他在信中指出：“在一場家庭爭端之中，外人的干預只會起到負面作用。”加拉庭最終在1814年3月抵達倫敦。加拉庭的兒子詹姆斯抱怨說：“我發現比起巴黎和聖彼得堡來說，倫敦要無趣得多，我們並不處在一個受人歡迎的環境，我們經常受到很多人邀請，但是總感覺到有些拘束……唯一讓我們感覺真正自在、真正受歡迎的地方是在巴林先生的家裡。”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在巴林家族的“酷愛和平”的感召之下，1815年英美兩國最終實現了停戰。巴林和其他英國的銀行家們成功地發了大財。美國政府屈從國際銀行家的壓力，在1815年12月承諾成立第二個私有中央銀行——美國第二銀行。巴林如願以償，在拿破侖戰爭結束後的數十年內，他一直掌控著英美跨大西洋貿易和金融命脈。
法國戰後賠款：巴林晉升歐洲第六強權
“如今在歐洲有六大強權：英國、法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和巴林家族。”
——法國首相黎賽留
1815年，法國戰敗，拿破侖被流放。根據《維也納和約》，法國必須支付7億法郎的戰爭賠款，並在5年中承擔15萬反法聯軍在法國的費用。屋漏偏逢連夜雨，1816年，法國農業歉收，國庫空虛。戰後復辟的波旁王室得不到國內金融財團的信任和支持，不得已轉向當時歐洲最強大的英國巴林家族求助，以期早日清償對戰勝國的賠款，使法國境內的外國占領軍盡快撤離。
在英國駐法大使威靈頓公爵和法國首相黎賽留公爵（路易十四的名相紅衣主教黎賽留之孫）的支持下，奧弗德（Gabriel-JulienOuvrard）代表路易十八，前往倫敦求見巴林家族。這個奧弗德曾擔任拿破侖財政顧問，多次因為賬目不清被投入監獄。但此人精通權變，口才極佳，和首相黎賽留、國王路易十八關系親密，按現在的標准看，屬於一個標准的大忽悠。
奧弗德告訴巴林家族，黎賽留首相和財政部長考沃托（Corvetto）全權委托他與英荷財團談判貸款事宜。巴林家族起初並未將此事放在心上，因為這個沒名沒份的“中間人”並不靠譜，所以也沒有明確的態度。
奧弗德回來之後，添油加醋地告訴法國的部長們，巴林和霍普家族對此事是如何之感興趣，非常傾向同意達成這筆交易。黎賽留首相和財政部長聽得喜出望外。在奧弗德的長袖善舞之下，雙方將錯就錯弄假成真，開始就貸款細節進行談判。在談判所在地法國杜伊勒裡宮（TheTuileries），巴林和霍普家族被反對貸款的人所包圍，霍普家族還駐足傾聽反對意見，而巴林家族則聳聳肩不屑一顧，繼續推進貸款項目。法國外相塔列朗（Talleyrand）從一己私利出發不願看到談判達成協議，而路易十八本人則表示他願意在巴黎歡迎巴林的到來。
到1816年12月，談判已進展到相當程度，威靈頓公爵正式寫信知會英國外相卡斯爾雷，法國公債總額約為3億法郎（約合1200萬美元），其中相當於200萬英鎊的份額將在倫敦金融市場發售。巴林家族獲得了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等歐洲主要政治家的支持，他們私人也紛紛購買了巴林家族承銷的法國國債。巴林家族與其巴黎的伙伴雅克·拉菲特（JacquesLaffitte）通力合作，順利完成了承銷任務，分3期為法國政府籌得3杄15億法郎。
在籌款過程中，原先對王室持不信任態度的法國財團在巴林家族的帶動下，開始支持法國公債，在前兩期貸款中他們認購了1/4的公債，到第三期他們認購的份額達到了一半之多。巴林家族一時在法國金融界獨領風騷。威靈頓公爵在給友人的信中評論道：“巴林將法國財政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國公債在英國債券市場也如魚得水。巴林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場。巴林會感覺到他所擁有的（這種金融）權力的威力，並且會認為任何對抗他的行動都不太容易取勝。”作為身經百戰的老將，威靈頓的這番話中既有贊譽，也暗含警告。
在整個代理法國政府賠款的項目中，反法同盟國得到了賠款，法國從外國占領的負擔下解脫了出來，巴林家族則狂賺了72萬英鎊，不僅賺得盆滿缽滿，而且政治地位也如日中天，可謂皆大歡喜。巴林家族收獲的不僅是豐厚的傭金收入，他們的聲譽也遠遠超過任何其他銀行家族。法國首相黎賽留感歎道：“如今在歐洲有六大強權：英國、法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和巴林家族。”
巴林家族的事業達到巔峰。
就像一切達到巔峰的東西一樣，最為輝煌的那一刻往往預示著衰落的開始。正如威靈頓公爵所言，已經有其他銀行家族准備站出來反對巴林在金融領域一手遮天的霸權地位。其中力量最強大、最可怕的對手，就是在拿破侖戰爭中崛起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正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巴林家族達到事業巔峰之後的10年中，將巴林從金融王座上拉了下來，並取而代之。
法國公債合同：雙雄結仇
1815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拿破侖戰爭的血與火的歷煉中，利用其發達的金融情報網絡，以早於市場得知滑鐵盧戰役結果的時間差，大手筆先做空英國公債，再在公債價格暴跌之後，海量吃進，等官方戰報傳回倫敦之時，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一舉奪得了英國公債市場上的定價權，成為世界金融史上的經典戰例。
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拿破侖戰爭中縱橫捭闔，在歐洲金融市場迅速崛起，到拿破侖戰爭結束時已經具備了問鼎世界金融霸主的雄心和實力。羅斯柴爾德在與巴林爭奪法國公債合同中，拉開了一場深刻影響世界近代史的金融爭霸戰的序幕。
在巴林與法國政府談判代理法國公債事宜的同時，新興的羅斯柴爾德家也在積極活動。他們利用家族在法蘭克福、維也納、巴黎和倫敦所形成的強大而有效的猶太銀行家銷售網絡，決心在法國公債承銷這筆巨額生意中分一杯羹。
最初形勢似乎對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有利。羅斯柴爾德在法國波旁王室復辟過程中為其提供了大筆貸款，而且羅家的老朋友、法國外相塔列朗在波旁王朝政府中地位舉足輕重，一時間羅斯柴爾德家對法國朝政的影響力顯赫一時。但是好景不長，隨著塔列朗的去職，法國成立了以黎賽留公爵為首的新政府，而後者正欲著力削弱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法國的地位。坐鎮巴黎的羅家老五詹姆斯極力接近黎賽留首相的秘書，這位秘書也經常向羅家通告一些有價值的政府真實意圖。但是在1816年秋冬之際，法國政府還是把承銷公債的業務交給了巴林—霍普財團。更令羅斯柴爾德家族郁悶的是，巴林—霍普財團竟然將羅家完全排除在這筆大單之外。
詹姆斯無奈之下，起初尋求加入巴林—霍普財團，爭取第三批法國政府公債的部分承銷權，結果到1817年底談判破裂，羅斯柴爾德一無所獲。氣急敗壞之下，詹姆斯怒斥巴林“口是心非，表裡不一”。
羅家老二所羅門在從巴黎返回倫敦後，情不自禁地對巴林家族的手段“羨慕”不已，“巴林就是個地地道道的惡棍。今天他和拉斐特跑來與我們一塊吃飯……我們必須緊盯著他的一舉一動。他對影響力的運用和操縱與我們一樣嫻熟。在巴黎的每一個政要無不與巴林關系密切……俄國駐巴黎大使波左·伯格（PossodiBorgo）站在法國的一邊，並且在巴林的影響下行事……法國財政大臣與巴林利益均沾、狼狽為奸，這個財政大臣簡直就是大臣裡面最貪得無厭的家伙之一。”
但是詹姆斯在1817年3月給所羅門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認：“你曾勸我不要太擔心巴林，因為沒有人能一手遮天。但是你不知道他們有多聰明。”幾天之後，詹姆斯與霍普家的女婿皮埃裡·雷波切爾會面，此時雷波切爾已成為霍普家族的實際掌門人。詹姆斯認為雷波切爾是一個“善良和聰明的人”，他說：“我從未見過他那樣的男人。我向你保證他們都是商業專家，都是絕頂聰明的家伙。不幸的是他們發展得太強大，以致其他人幾乎無法生存。”
經過反復努力，在1817年法國公債承銷中，羅家只分到區區5萬英鎊的份額。巴林吝嗇地表示，就只有這麼多了。當時巴林在巴黎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拉斐特家族（JacquesLaffitte）。
在給所羅門的信中，詹姆斯報告說他拜訪了拉斐特：“他向我許諾，我們絕不會在下一次政府公債承銷中被排除在外……然而我不相信從這個法國佬牙縫裡溜出來的每一個字。”在接下來的數月中，亞歷山大·巴林拜訪了羅斯柴爾德家族，試探性地提出要給予羅家與巴林—霍普財團相同份額的法國國債承銷份額。但是到了這一年年底，巴林又用下面這個用了無數次的托辭來婉拒羅家：“只要我的合伙人雷波切爾同意，我們就可以平分這筆法國公債，但是雷波切爾把自己看得比救世主還偉大，他希望獨自去處理這筆公債。”羅斯柴爾德差點氣瘋了，巴林家族的每一次背信棄義都讓羅家抓狂。
巴林也曾一度同意羅家與其商業伙伴拉斐特合作，但是此時又改變主意，不惜祭起反猶主義的法寶，告訴他的合作伙伴們，未經允許不得與猶太人做生意。聽到這個消息，羅斯柴爾德想死的心都有，痛下決心組織了一個反對巴林—霍普財團的同盟，試圖挑戰巴林的金融霸權。
從巴林和羅斯柴爾德兩個家族的家族檔案中找到的幾封信裡可以看出雙方的態度，其中羅斯柴爾德抱怨巴林“口是心非”“狂妄自大”，巴林則指責羅斯柴爾德“作弊”“惡毒”。公平地說，這些相互指責中至少有一部分對他們而言是客觀的評價。
1818年5月30日，巴林和霍普獲得了2杄65億法郎的債券承銷業務，他們給了拉斐特2000萬法郎的額度，卻只給了羅斯柴爾德1000萬法郎。同年，巴林—霍普財團獲得了一筆300萬英鎊的奧地利政府公債。羅斯柴爾德被邀提供財政支持，但是無權處理貸款本身。詹姆斯抱怨道：“這些人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傲慢。昨天在內政部長那裡，我正與貝斯曼聊天，雷波切爾與我擦肩而過，甚至都沒說一聲晚上好……”從此，雷波切爾的“好人”形象在詹姆斯的腦海中被抹去了。
在柏林的老四卡爾對兄弟的惱怒進行了更有哲學深度的評論：“首先我們是猶太人，其次我們不是生下來就是百萬富翁，最後我們正與巴林家族激烈競爭。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求他們成為我們的好朋友呢？”
無論誰是誰非，1818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被激怒了，巴林為自己制造了一個強大而可怕的敵人。羅斯柴爾德要開始報復了。
謀定而後動：羅斯柴爾德終成霸主
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1818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打疼”巴林家族。當然對於打擊對手來說，羅斯柴爾德家族自有其一套爐火純青的看家本領。
他們的做法是，首先在市場上大量吃進巴林家族代理的法國公債，將其價格炒高。隨後在同盟國亞琛峰會的節骨眼上，突然在市場上海量拋售這些法國公債，一下將其價格打到崩盤的價位，市場立刻一片恐慌。此時，在毫無思想准備的情況下，巴林家族不得不大量回購這些公債以穩定價格，結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由於現金流吃緊，巴林家族幾乎垮台。幸虧參加峰會的各大國政治領袖不願看到法國國債崩盤對歐洲局勢可能產生的爆炸性影響，梅特涅和普魯士、俄國的親王、首相們紛紛出面從政治上支持巴林家族，因為他們個人的身家財富也都投在了巴林代理的這些法國公債上，於公於私都只能力挺巴林和法國公債。法蘭西銀行又果斷出手整頓金融市場、遏制市場投機，這才穩定了局勢，法國公債價格重新穩定走高，巴林終於幸免於難，不過也驚出一身冷汗。撫古思今，唏噓長歎，不知今日的雷曼兄弟又是倒在誰的暗算之下。
但這只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打擊巴林家族的小試牛刀。他們真正的戰略盤算是，既然巴林—霍普財團壟斷了法國賠款公債的承銷權，那麼羅家就應當謀求成為俄普奧三國“神聖同盟”的金融代理人。在將這三個歐洲大帝國整合進自己的金融網絡之後，再與羅家在英國公債市場上的優勢地位有機結合起來，從東西兩個戰略方向上對巴林家族的金融網絡進行毀滅性打擊，最終將巴林家族的勢力從歐洲金融舞台的中央排擠出去。
經過25年漫長的反法戰爭，歐洲各國無不打得民窮財盡、遍地廢墟，急需獲得大量資金恢復國民經濟。作為歐洲反法戰爭的主力軍和主戰場，普魯士、奧地利、俄國三國自不例外，都急需在英法發達的金融市場上大量融資。
正如若干年後英國首相迪斯雷利所言：“經過25年漫長的血腥戰爭，歐洲必須獲得資金來維持和平……法國需要很多錢，奧地利需要得更多，普魯士所需稍少，俄國則需要好幾百萬。”而當時歐洲“第六強權”巴林家族的全部精力和財力都投入運作法國賠款公債，根本無暇他顧。羅斯柴爾德家族抓住這一戰略時機果斷出手，先後與普魯士（1818年）、奧地利（1820年）和俄國（1822年）分別達成代理發行巨額國債的合同，將這個在歐洲權傾一時的“神聖同盟”牢牢地納入自己的金融網絡。而這三國對於羅斯柴爾德在倫敦金融市場的控制力也歎為觀止：“羅斯柴爾德對倫敦的所有金融業務都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影響力。大家都認為，而實際上也最接近於事實的是，他們完全控制了倫敦金融城融資匯兌的利率。作為一個銀行家族來說，他們所掌握的權力近乎無遠弗屆。”
事實上羅斯柴爾德對神聖同盟三國的影響力十分深遠，關系非常密切，以致人們指控內森·羅斯柴爾德是神聖同盟的“保險經紀人”，幫助神聖同盟撲滅歐洲“政治之火”（即自由主義浪潮）。到1821年內森甚至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脅信，因為“他與外國強權的聯系，特別是對奧地利（梅特涅）的大力支持，使得那個政府（梅特涅）能夠策劃鎮壓全歐洲的自由”。
羅斯柴爾德的勢力大增，巴林家族“第六強權”的地位岌岌可危。
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整個巴林家族的商業素質和進取精神衰退，其家族主要成員興趣不是偏向了政治，就是轉向了文學藝術和其他聲色犬馬的生活。家族的核心亞歷山大本人越來越少過問家族的生意，而是把主要注意力轉向了縱情山水、藝術追求和下院的政治斗爭。由於巴林家族的非猶太身份，在傳統反猶的歐洲政界機會更多，這就將巴林家族的很大注意力引向了政壇斗爭，對於金融業務的精力投入相應降低。而高手過招最忌分神。
巴林家族的投資方向也出現了失誤。首先是大量投資地產，由於陷得過深，不得不大量抽取銀行自有資金支持地產投資，結果使得巴林投行業務的自有資本金從1821年的62杄2萬英鎊，在兩年內銳減到這個數字的1/3左右。相比之下羅斯柴爾德卻有更充足的資金和分布更廣的分支網絡支持其投行業務。而巴林家族投資拉美的業務屢屢受挫，損失極大，也削弱了巴林的金融實力。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大趨勢就是，從1809年到1939年間，世界上自有資金過百萬英鎊的投資銀行家有31位，其中猶太人就有24位，占到總數的77杄4％，而英國國教信徒只有4位，僅占12杄9％，巴林就是這四家中的一家。整個19世紀中，猶太銀行家們從德國起家，迅速撲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核心，英國方面軍有朗熱家族，德國方面軍包括奧本海默、門德爾松、布雷施勞德、沃伯格、厄蘭格家族，法國方面軍則包括福爾德、海涅、貝列特、沃爾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國方面軍包括貝爾蒙特、賽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庫恩、雷波、高曼家族。這些家族形成了集團軍作戰的態勢，互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鎖，逐漸形成了一張龐大而綿密的金融網絡，外人越來越難以打入這個圈子。結果在投資銀行這個猶太銀行家所主導的汪洋大海中，巴林家族能夠得到的商業機會越來越少。
此消彼長，巴林家族的衰退，給了處於上升期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趕超的機會。羅斯柴爾德家族也確實抓住了這個機會。首先是1822年的俄國650萬英鎊公債的承銷被羅家一舉拿下，而在這之前俄國政府公債業務一直是由巴林—霍普財團壟斷。為此，巴林—霍普財團指責羅斯柴爾德家賄賂了俄國駐倫敦大使列文親王，才拿到了這筆公債合同。
1824年法國政府國債准備發行，此時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反客為主，巴林家族淪落為參與者而非從前的決策者。坐鎮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召集他倫敦的堂兄弟、法國首相、巴林家族和拉斐特開會，提出了重組法國債務的計劃，羅斯柴爾德和拉斐特對巴林的意圖極不信任，因此兩家在協議的補充條款上加上了這麼一條：如果巴林退出，他們兩家就自己把這筆法國債務處理好，從而將巴林家排擠出處理法國債務問題的核心圈子之外。巴林合伙人在信中告訴正陶醉於政治漩渦的亞歷山大·巴林：“總的來說羅斯柴爾德家計劃周詳，非常聰明，手段老到——但是，就像戰時的拿破侖一樣，一旦有突發狀況，他們就會像其他人一樣墮入平凡。我真希望我們能擺脫出他們的掌控。”
到了1825年，局勢越發明朗，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無可爭辯地成為國際金融領域新的霸主。在1825年羅斯柴爾德倫敦分行的資本金有114萬英鎊之多，巴林家族相應的資本金只有49萬英鎊，不及前者的一半。而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總資本金高達500萬英鎊以上。在1825年7月，巴林銀行的分紅還有12萬英鎊，一年之後卻虧損了5杄6萬英鎊，巴林家族甚至連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都岌岌可危——雖然巴林在資本金的賬面數字上仍然超過除羅斯柴爾德之外其他所有銀行家族，但是美國巴爾的摩、紐約和波士頓的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s）崛起速度驚人，緊隨其後，其資本金達到35萬英鎊之多，並且增長速度超過巴林。巴林雖然勉強保住了第二的位置，在國際巨額信貸融資和國際關系領域依然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舞台的主角已經變成了羅斯柴爾德。
金融家與政治家
“毫無疑問，政治和金融從來是手拉手的。”
——羅斯柴爾德
19世紀中期以後，羅斯柴爾德家族鞏固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同時開始向權力巔峰攀登，他們在政壇上的影響力和作用越來越浮現出來。他們同各國首腦政要結成非同尋常的私人關系，廣泛深入參與國政大事的決策和施行。從不登台面的幕後“師爺”逐漸演變成各個黨派和政界勢力不敢小覷的新生力量，進而成為被極力爭奪的重要對象。
英國自由黨領袖格朗維爾伯爵鄭重向女王進言，羅斯柴爾德代表著一個特殊階層，以他們巨大的財勢，出眾的頭腦，無所不至的人脈關系和對下院眾多席位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最好盡快把他們納入貴族階層，以防他們歸入保守黨的陣營。
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英國首相迪斯雷利的私人關系非同尋常。迪斯雷利的當選，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羅家這個財大氣粗的金主的背後支撐。迪斯雷利多次贊揚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其他猶太富豪對自由黨的忠誠。而在他執政期間，英國政府的海外擴張以及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支持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羅斯柴爾德和首相迪斯雷
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
利互相稱呼為“我最親愛的朋友”“我們家族最好和最可信賴的朋友”。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也是猶太人，在英國政府的政治生涯長達三十余年。他從1838年就認識了羅斯柴爾德並成為羅家親密的朋友，他於1848年首次當選首相。1846年，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就幫助迪斯雷利操作法國鐵路的投機生意。首相是資深政治家，同時是一位多產的文學作家，但在個人理財方面卻極不運氣，始終面對一團糟的欠債。多虧萊昂內爾出手幫忙，僅1846年就幫迪斯雷利還了超過5000英鎊的欠款。
坊間一直流傳迪斯雷利個人財務狀況極糟，負債累累。而羅家的錢袋始終跟在他身後，出手料理著首相的欠款。對此羅家給予了正式否認，並列出一張清單，說明首相自己的收入，尤其是他發表文學作品所得的稿費，足以還清欠債了。的確，羅家作為債主應該對首相的財務狀況最為了解。
迪斯雷利和他的太太瑪麗安沒有孩子，幾乎把羅家的5個孩子視為己出，所有假日都同羅家共度。1845年夏天，瑪麗安宣布立羅家6歲的女兒伊芙琳娜為迪斯雷利夫婦全部財產的唯一繼承人。羅夫人夏洛蒂受寵若驚，謙遜推辭。但首相夫人已經把遺囑都寫好了：“我們早是一家人了。”並且把最心愛的蝴蝶配飾指定給伊芙琳娜佩戴。
這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
迪斯雷利虔誠信奉猶太教，將萊昂內爾認作宗教信仰上的知己，二人在無數次傾心長談中充分交流他們對政治和國事的共同理念。
在迪斯雷利最出名的小說《科寧斯比》中，男主角被公認為是以萊昂內爾和迪斯雷利為原型的綜合體，在出身背景、職業、宗教信仰、個性甚至是相貌上，男主人公儼然是萊昂內爾的翻版。
除了迪斯雷利首相，英國另外一位首相羅斯伯裡伯爵甚至還成了羅家的女婿，他娶了漢娜·羅斯柴爾德。1884年，羅斯伯裡時任英國外相，羅家倫敦銀行從剛發行的埃及貸款中撥出5萬英鎊給羅斯伯裡使用，這筆錢就直接劃進漢娜的賬戶。羅家銀行越來越能將天下事、國事、家事融會貫通，一舉拿下。
由於政界關系做得到位，從1865年至1914年之間英國總共發行了40億英鎊的各國債券，羅家承辦了其中的1/4的巨大份額。在他們之前的巴林銀行，其後的摩根集團，以及同時期的美國賽林格曼都難以望其項背，羅斯柴爾德銀行在世界金融市場的霸主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對於所有政治家而言，戰爭無疑是昂貴的。1899年，波蘭作家兼銀行家伊萬·布勞其估計，在主要歐洲國家之間開戰的費用大約是每天400萬英鎊。1902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霍布森（JohnHobson）說，只要羅斯柴爾德銀行和它的關系戶們反對，沒有一個歐洲國家能打得起戰爭。
蘇伊士運河：羅斯柴爾德的金融閃擊戰
對於英國而言，從大西洋到她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徑就是從直布羅陀海峽，經馬耳他到埃及，再從埃及到印度，這是一條被英國視為不容任何挑戰的“帝國生命線”。作為海洋帝國，英國必須依靠海軍，而海軍則依賴堅固的海外基地。19世紀英國海軍全盛時期，英國已經建立起完備的海軍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買和亭可馬裡；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馬特；在紅海，有亞丁港。這些海軍基地分別地處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著全球海上重要的航運水道。但是，埃及的蘇伊士卻是一個通往帝國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關鍵地區，恰恰是這一地區構成了帝國生命線最薄弱的環節。
埃及自1801年趕走拿破侖，1805年穆罕默德·阿裡執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國，1840年被迫接受《倫敦條約》，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裡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統治時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勢力乘虛而入。1851年英國獲得了修建亞歷山大至蘇伊士鐵路的特權。1854年，法國獲得修建和使用蘇伊士運河的租讓合同，1869年，法國工程師費迪南·勒賽普斯在法國資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蘇伊士運河，從此將地中海與紅海連成一體，大大縮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運距離，成為極具戰略價值的黃金水道。每年通過運河的70％的船隊屬於英國，英國與印度貿易的50％通過蘇伊士運河進行，難怪蘇伊士運河被俾斯麥稱為“大英帝國的脊柱”。
不過，這個帝國脊柱有可能被英國的最大競爭對手法國攔腰斬斷，這是讓英國人始終寢食難安的一個重要原因。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上台以後，曾委托老朋友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去試探能否出錢將蘇伊士運河買下來，但被法國政府阻止了。
1875年11月14日，這一天正好是周日，迪斯雷利首相又來到羅家做客。賓主正在把盞言歡之間，羅家信使送來家族巴黎分行的一封密信。萊昂內爾看了之後告訴迪斯雷利，埃及總督負債累累，急需出售17杄7萬股蘇伊士運河公司的股份，他先向法國政府提出動議，但對法國方面的報價和反應速度很不滿意，他就是要迅速套現，越快越好。
迪斯雷利和萊昂內爾同時意識到這是一次重大的機遇。想了半晌，迪斯雷利只問了一句話：“多少錢？”萊昂內爾馬上發電詢問巴黎方面對方的報價。在焦急的等待中，迪斯雷利再也沒有心思品嘗被他稱為“倫敦最好吃”的羅家晚餐了。等上白蘭地的時候，羅家快報又到了，對方報價：400萬英鎊。
迪斯雷利毫不猶豫地說：“我們一定要拿下運河。”萊昂內爾沒有正面表態，他需要的是再次核實情報的准確性。星期一上午，情報被確認無誤。
現在他們的當務之急就是在別的國家沒有反應過來之時立刻搞定這個買賣，出手一定要快，同時更要高度機密。但是，當時議會正在休假，來不及重新召集開會進行冗長的辯論。首相也不能去找英格蘭銀行，“老太太”（英格蘭銀行）的反應遲鈍，同時也沒有這麼多現金，並且法律規定英格蘭銀行無權在議會休假期間給政府放貸。找股份制銀行也行不通，他們還得召集董事會，然後是英國紳士般地慢慢討論。如果在金融市場進行募集，一是這樣大的一筆巨款難以短時間籌措完成，二是動靜太大容易走漏風聲。只有羅斯柴爾德銀行堪當此任。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立即召集他的內閣大臣開會，會上的議題就是授權向羅家借款。迪斯雷利派自己最親信的首席私人秘書守候在內閣會議室外面，會上一經達成決議，他立刻探頭出來說了一聲“Yes”,私人秘書立刻跳上早已在門口等待的馬車，飛奔去見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氣喘吁吁的秘書一見到萊昂內爾就說：“首相急需400萬英鎊，明天就要。”萊昂內爾不慌不忙地夾起面前的一顆葡萄，慢條斯理地吃起來，然後吐出葡萄皮，問道：“首相用什麼作擔保？”回答是：“英國政府。”萊昂內爾淡淡地說，“好吧，你們得到這筆錢了。”
迪斯雷利向女王報告的時候難掩興奮和激動：“這回法國出局了，他們沒戲了。400萬英鎊！立刻就能拿出來！能做到這件事的只有一家銀行，羅斯柴爾德！”
羅斯柴爾德如此痛快地慷慨解囊當然不是見義勇為，如果這筆投資回報率達不到他的目標，別說是英國政府作擔保，就是拿女王來質押，羅家也未必肯干。驅動萊昂內爾一口答應下來的是這筆投資的利息：3個月利息15萬英鎊，相當於年息15％，這是筆毫無風險的快錢！
更何況羅家此舉的深層意義又在錢之外，通過對蘇伊士運河收購的財政融資，羅斯柴爾德踏上一個難得的進階，向英國內政外交的核心決策層進一步靠近，把關系做得更實了。出了這筆錢之後，羅家對英國和埃及的外交政策和事務就名正言順“說得上話了”。這件事成為一個戰略拐點，羅家對英國公共政策和事務的影響和參與開始超過“政治掛帥”的巴林銀行。
英國如此熱衷蘇伊士運河工程，著眼於對埃及政治經濟的全面控制。而隨著英國勢力在埃及的深入滲透，羅斯柴爾德銀行順風搭車，把融資業務全面鋪進埃及。在1885年至1893年間，羅斯柴爾德銀行和布雷施勞德聯手，由羅家倫敦、巴黎和法蘭克福機構主導，包攬了埃及最大的四宗國債發行，總額接近5000萬英鎊。
羅斯柴爾德和其他猶太銀行家在“政治站隊”上選擇了自由黨，並大力支持自由黨的“帝國主義”海外擴張政策。英國在19世紀末大力拓展海外勢力，靠的是猶太財主豐厚的金錢滋補。而以羅氏為首的猶太銀行家們借助英國的殖民擴張不僅獲得巨額經濟回報，更把他們的“金手指”伸進了全世界的金融命脈。
拯救宿敵巴林銀行
19世紀80年代，南美洲異軍突起，以其豐富的礦產和自然資源（巴西的咖啡和橡膠，智利的磷礦和銅礦，阿根廷的鐵礦）為基礎和後盾，經濟獲得飛速發展。其中阿根廷風頭最勁，在南美洲一枝獨秀。南美各國都在迅速擴張工業，產能和經濟數字不斷創造歷史記錄。以巴林銀行為首的英國銀行持有巨量南美各國的債券。巴林銀行持有最多的是阿根廷的債券，羅斯柴爾德則看好巴西。
1888年時，執掌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的奈提·羅斯柴爾德開始陸續發表他對阿根廷的擔憂：“阿根廷經濟發展過熱。”“阿根廷的實際經濟增長已不能支撐它的負債水平。”進而預言“阿根廷的資本市場將出現崩盤，而這場危機會迅速殃及其他國家。”
兩年以後的1890年，阿根廷的經濟泡沫破碎，爆發經濟危機，其債券如雪崩般貶值。首當其沖受害的就是巴林銀行。由於阿根廷債券巨幅貶值，加上俄國政府雪上加霜地突然大量抽走在巴林銀行的存款，巴林銀行連遭重創，現金流干涸，頓時陷於破產邊緣。
英格蘭銀行立刻發起對巴林銀行的救援，呼吁各大銀行共同出手拯救巴林。奈提·羅斯柴爾德立刻給予了積極的口頭響應：“如果巴林銀行倒下的話，絕大多數倫敦的金融機構都要隨之崩潰了。”“我們會盡最大努力防止災難發生。”當巴林危機愈演愈烈，羅氏倫敦銀行在一個月內兩次緊急從巴黎分行抽調相當於200萬英鎊的資金和100萬英鎊的黃金，以助英格蘭銀行應付資金短缺。
救助巴林銀行的時間緊迫到以小時計算，英格蘭銀行把眾銀行巨頭召集起來，督促救援方案。巴林的命運一次又一次落到羅斯柴爾德手中。奈提多次在緊急會議上猶豫不決，提出需要“征求其他兄弟的意見”。在另一銀行巨頭科瑞決定加入救援後，英格蘭銀行急不可耐，不斷向奈提施壓:“沒有你，我們也必須繼續（拯救巴林銀行）了。”終於，奈提極不情願地首肯了。
有了羅斯柴爾德和科瑞銀行牽頭，各銀行紛紛出資投入巴林救援資金，在24小時的最後期限截止時，救援資金達到1000萬英鎊，後來上升到1700萬英鎊。
巴林銀行在命懸一線的時刻被拯救了。
關於1890年巴林銀行危機中羅斯柴爾德家族所起的作用，史學界提出三個問題：第一，這場危機中是否存在“猶太人的手指”？眾所周知，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巴林家族是金融界的瑜亮，互為死敵和強勁的競爭對手。奈提甚至在兩年前就預言了巴林的危機，他是否在指向巴林的槍上扣響了扳機？第二，究竟是什麼最終促使奈提擔當了拯救巴林的排頭兵？第三，為什麼羅斯柴爾德銀行沒有遭受巴林銀行的厄運？
對前兩個問題，執掌羅斯柴爾德巴黎銀行的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作出評論說，巴林銀行實質上已成為整個英國商業和經濟的信用基石。一旦巴林倒下，英國在全世界的信用都將嚴重受損。從保護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羅斯柴爾德銀行最終決定要盡全力拯救巴林。
關於第三個問題，羅斯柴爾德銀行回答說他們持有的債券更多是在巴西而非阿根廷，雖然阿根廷危機席卷南美，但在危機爆發前羅斯柴爾德銀行已經將大部分巴西債券轉手賣出了。在1886年時巴西債券只占羅家倫敦銀行資產的2杄4％。另外，羅斯柴爾德銀行的資產負債情況遠遠優於巴林銀行，即使在南美經濟泡沫最大最熱的時期，羅家始終保持清醒和冷靜，沒有讓自己負債過高，而頭腦發熱的巴林銀行就太冒險了。
不管怎樣，巴林銀行終於被救下來了，但在很長一段時期奄奄一息，一蹶不振。羅斯柴爾德的世紀老冤家終於沉寂了。
巴林銀行在1995年終於被一個27歲的年輕交易員尼克·裡森（NickLeeson）徹底摧毀了。此為後話。
黃金十字架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大規模的資本輸出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貨幣體系的發展促成的。19世紀70年代，世界貨幣體系由金銀雙本位制轉變為金本位制，並且與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英鎊掛鉤。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這一重大轉軌過程中的作用一向被低估了。
在19世紀最後的20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金礦開發方面的興趣和利益迅速增長，他們在這20年中經辦的外國債券絕大多數是采用金本位制國家的。
美國南北內戰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和他們的美國代理人奧古斯特·貝爾蒙特（AugustBelmont）及賽利格曼家族（Seligman）在廢除林肯綠幣和重新使用黃金支付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874年秋，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和紐約猶太銀行家約瑟夫·賽林格曼（JosephSeligman）聯手承銷價值5500萬美元的美國債券。後來，摩根集團和紐約第一國民銀行也加入進來，發行了2500萬美元的美國債券，羅斯柴爾德銀行占其中的55％。1873年至1877年，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和華爾街銀行家共發行了2杄67億美元的美國債券。這些貸款對穩定美國金融起到重要作用，並為美國未來采用金本位制打下基礎。
然而，1877年10月美國在第45屆國會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法案，重新啟用銀幣作法定流通貨幣。這項法案被貝爾蒙特憤怒地稱做“公開的盜賊”、“瞎了眼的瘋狂蠢事”。在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壓力下，美國不得不重新規定銀幣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圍內流通，並且不得用於支付羅斯柴爾德銀行的貸款利息。美國財政部長約翰·謝爾曼（JohnSherman）在1899年通過貝爾蒙特銀行與羅斯柴爾德銀行重新簽訂了一筆5000萬美元的貸款，以金幣結算。這筆交易成為了從1879年起羅家試圖在美國推行金本位制的重要轉折點。
1893年3月，為在美國黃金儲備急劇縮減的時期維持美元的兌換性，克利夫蘭總統嘗試發行一筆5000萬~6000萬美元的黃金貸款。雖然摩根財團躍躍欲試想要加入，羅斯柴爾德卻表現得非常猶豫。即使在克利夫蘭承諾會把本來已經極大限制銀幣流通的《謝爾曼購銀法案》(ShermanSilverPurchaseAct)廢除掉之後，阿爾弗雷德·羅斯柴爾德還是很不滿意。羅家兄弟的談判技巧實在了得，他們最後使這一協議在確保羅家獲益非凡的條件下得以簽訂。羅家以104杄5的價格承銷價值6230萬美國國債，轉手就以112杄25（後來更升到119）的價格賣給急迫的投資者們。此舉創造了在22分鍾內獲利600萬美元的神話。這一項交易在美國備受詬病，最終導致189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是力主白銀貨幣的布萊恩（WilliamJenningsBryan），而不是克利夫蘭。
1868年時只有英國和屈指可數的幾個英國經濟附屬國：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亞采用金本位制。法國、俄國、波斯和一些拉美國家采用雙本位制。世界其他國家，包括中歐多數國家，都采用銀本位制。40年後，只剩下中國、波斯和幾個中美洲國家仍然用銀本位制。黃金實際上成為世界貨幣體系的標准。
在歐洲主要國家的貨幣體系轉軌過程中，德國於1871~1873年，法國於1878年，俄國於1897年，意大利於1881~1882年采用了金本位制，羅斯柴爾德銀行在這一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羅斯柴爾德倫敦和巴黎銀行實際上成為這些國家的第二中央銀行。羅斯柴爾德銀行網絡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大量輸送信用和貨幣，各國只有在他們主導的金本位體系下才能避免匯率急劇變動的風險，其主營業務——公債交易又需要各國貨幣之間保持自由兌換，於是各國統一在金本位制下才利於羅家業務開展。由於羅家在黃金市場的壟斷地位，也就間接形成對各國中央銀行的控制力，羅斯柴爾德銀行在19世紀後期不遺余力地促使各國實現金本位制，其戰略意圖正在於此。
進軍中國
“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常獨特，他們彼此爭吵不休，但是團結如一對付全世界。”
——英國著名的政論家查爾斯·狄爾克1879年3月
自從1874年中國清政府簽訂第一個外國貸款合同後，就依賴兩家英國機構進行海外融資：匯豐銀行和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同時英國政府通過任命羅伯特·哈特爵士（SirRobertHart）為總監，掌控了大清海關。1885年3月，坐鎮巴黎的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聽到風聲說俾斯麥“有意插手中國問題”。羅斯柴爾德情報網很快證實德國財政部長戴維·漢斯曼（DavidHansemann）提議由羅斯柴爾德和匯豐銀行分別代表德國和英國，平分中國政府和鐵路工程的融資業務。阿爾方斯立刻表示贊同，認為“德國早該如此向遠東發展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方向”。唯一的問題是漢斯曼想要在這個聯盟中占到超過一半的權利。在陪同中國駐倫敦大使到德國訪問的時候，奈提·羅斯柴爾德督促英國外相“在未來同中國政府的交易和合同中，一定要保證英國制造商占到合理的比例”。
當漢斯曼發動威廉·卡爾（WilhelmCarl）在1889年2月成立德華銀行（Deutsch-AsiatischeBank）時,包括羅斯柴爾德法蘭克福銀行在內的13家主要德國銀行都加入了進來。奧本海默被選作代表前往中國進行經濟形勢考察，羅斯柴爾德倫敦機構負責出資贊助。
在遠東利益上，英國獨霸一方，與之對立爭奪的是法國和俄國。盡管俄國在遠東的勢力和影響不斷壯大，但是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中，日本最終打敗了中國，此事給柏林和倫敦聯手合作奉上了一個絕佳的機會。羅斯柴爾德和漢斯曼就是這背後的總策劃師。他們的設計是：促成匯豐銀行和德華銀行的合作，分別以英國和德國政府為後盾，遏制住俄國在中國勢力的進一步擴張。然而銀行家們的想法和外交家與政治家們存在很大分歧。德國政界一些官員想促使德國站在俄國和法國一邊，而不是英國，並且反對1895年4月日本吞並遼東半島。另一些官員則懷疑羅斯柴爾德是要將德國銀行排擠出中國市場。而匯豐銀行當然不情願放棄它對中國政府融資的一向壟斷。羅斯柴爾德和漢斯曼的如意算盤沒能實現。1895年5月，清政府宣布從俄國貸款1500萬英鎊來支付對日本的戰爭賠款，而沒有采用羅斯柴爾德和漢斯曼極力推薦的多國貸款。阿爾方斯認為這對英國和德國政府而言都是“一劑苦藥”。
實際上俄國根本沒錢借出這筆款項，它自己正負債累累。於是這筆錢實質上是法國貸款，由巴黎銀行等三家法國銀行共同掏的腰包，利益卻是俄國跟法國平分，俄國得以把跨西伯利亞的鐵路修到滿洲裡，法國拿到中國的鐵路修建權。搭著這順風車，1896年俄國銀行家羅斯坦（Rothstein）用法國資金成立了新的俄中銀行，還訂立了俄中聯盟。
眼看俄國霸著中國大蛋糕大快朵頤，吃個不亦樂乎，漢斯曼這廂又急又恨，而羅斯柴爾德更急於要把誘人的中國貸款蛋糕抓到自己手中，於是兩人快馬加鞭，促使匯豐銀行和德華銀行在1895年7月正式簽署合作協議。這番工夫總算沒白費，趕上1898年中國要第二次借款了，這回是1600萬英鎊。難題又來了，英國政府不願意給這筆借款作政府擔保，以致難以界定英國在借款中的占比份額。而英國和德國政府又都對對方不放心，彼此懷疑對方針對中國的領土野心。此時匯豐銀行和漢斯曼為爭奪在山東省的鐵路准入權爆發了激烈的沖突。這可急壞了阿爾弗雷德和奈提兩位羅家兄弟，兩人分頭在匯豐銀行和漢斯曼之間連撫慰帶調停，總算在8月把雙方的火氣都壓下去了。
阿爾弗雷德親自出面，把英國和德國的政要全請到倫敦羅家的晚宴上，讓德國方面以一種“友好、私密和非官方”的方式大吐苦水，訴說在中國問題上受的委屈。那邊匯豐銀行正暴跳如雷，指責德華銀行背信棄義，奈提趕忙在漢斯曼和匯豐銀行之間調停斡旋。一番忙活之後，1898年9月初，銀行家和政客終於一起坐到了倫敦的會議桌邊，就中國鐵路權的劃分達成協議，英國銀行家占揚子江沿線，德國銀行家管山東半島的鐵路，天津到秦皇島鐵路由兩家平分。奈提高調重申“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上，德國總理誠懇地願意與英國以及美國和日本聯合”。
協議是達成了，爭端、猜忌和矛盾卻從沒停止過。1900年，德國在義和團運動後向中國出兵，俄國則直接占了滿洲裡，兩邊眼看著又要擦起火花，雙方都找羅斯柴爾德去傳話。羅家一邊向英國政府傳遞“俄國人保證不開戰”的信兒，一邊牽線搭橋讓英國和德國簽署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新一輪協議，維持清王朝完整並促其“開放國門”同外國進行貿易。在羅家一手運作下，英國和德國在中國的利益分配上達到空前的政治合作。1902年奈提和漢斯曼又在柏林組織銀行家們開了個會，組成北京辛迪加（壟斷組織形式之一），專門針對在中國進行商業合作的問題。在這一系列問題上，英國、德國和俄國都把羅斯柴爾德視為“最安全和有效的外交交流渠道”。
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世界金融霸主早在19世紀末就開始進入中國，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戰爭的進程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1979年，羅家再度進入中國。只是這一次，他們來的“悄無聲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