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養蠶織絲起源於有史以前。到殷商時代，已經能夠織造花紋精美的絲綢。西周以來，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男耕女織是社會生產的主要形式，並且是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一般紡織物因此得到普遍的提高，絲織品更得到高度的發展。根據《禮記》上《月令》、《王制》及《考工記》幾篇文獻記載，絲、染色當時都特別設有專官主管，楚國還設有主持生產作靛青用的「藍尹」工官。紡織物輕重長闊，各有一定的標準度量，凡是不合規格的生產品，不能用它納稅，也不許上市售賣。到春秋戰國，陳留襄邑出的美錦，齊魯出的薄質羅紈綺縞和精美刺繡，都著名於全國，不僅在經濟上佔有重要地位，並且在工藝上也達到了高度水平。近年長沙楚墓出土幾種有花紋的絲綢，可證明當時絲織物的品質已有很大提高。
漢代統一大帝國完成後，社會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山東特種絲織物，國家特別設官監督生產。長安還另有東西織室，由「織室令」主管。西漢開始有大量錦繡羅向外輸出。近如朝鮮、蒙古，遠及羅馬、波斯，都重視中國錦繡。此種品質精美的生產品，對世界文化作了巨大的貢獻。同時，西北工人織的毛織物氍毹、、花，西南織的筒中黃潤細布，白疊、欄干木棉布，也達到高度工藝水平，經濟價值不下於中原錦繡。近五十年來，由於地下材料不斷發現，充分證明了歷史文獻記載的正確性。我們並借此明白，菱形花紋的綾羅，和各種雲紋刺繡，圖案多出於戰國，和當時漆器、錯金銀器的花紋都有聯繫。虎豹熊羆、糜鹿鴻雁和仙真羽人在雲氣中遊行，都是漢代一般裝飾藝術的基本花紋，並且是一種新的發展，或創始於武帝時代，因此也反映於當時高級絲織物的錦緞圖案中，成為錦紋的主題。許多錦還織有人名和吉祥文字。當時用的染料，只是紅花、紫草、櫟斗、青蘆、藍靛、黃梔子、五倍子幾種容易種植和採集的植物的根葉子實，和價值極廉的黑礬、綠礬。經過了二千年時間，從地下發掘出來的錦繡，圖案色澤還鮮艷如新。古代中國工人在印染技術的進步上，和提花技術一樣，也創造了奇跡。東漢以來，西蜀織錦起始著名，除彩錦外，已有了加金錦繡的產生。三國時馬鈞改良錦機，簡化了提花手續，晉代以後的生產，因之得到更進一步的提高。《東宮舊事》敘述到的文綺彩錦，花紋已見出許多新變化。至於蜀中的織錦工業，直到宋代，卻還在全國居領導地位，生產品並且向海外大量輸出。
六朝以來，北方定州和南方廣陵，逐漸成為高級絲織物生產的中心，花紋也有了新的發展。除《鄴中記》提起的「大小明光」、「大小登高」、「虎文」、「豹首」諸錦，猶沿襲漢代式樣以外，幾種為多數人民所喜愛的花鳥，如花中的蓮荷、牡丹、芙蓉、海棠，鳥中的鴛鴦、白頭翁、、練雀，也逐漸在錦繡中出現，對於隋唐以後的絲織物圖案有重要的影響。隋煬帝是個非常奢侈的封建帝王，傳說運河初開時，乘船巡遊江南，就用彩錦作帆，連檣十里。唐詩人詠《隋堤》詩有「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錦帆百幅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語句，一面說明這種荒唐的舉措，不知浪費了多少人力物力，一面卻可以看到絲織物大量生產，和花紋發展的新趨勢。唐代著名錦樣，多出於唐初在益州作行台官的竇師綸。張彥遠在他著的《歷代名畫記》上就說起過，所作瑞錦、天馬麒麟、花樹對鹿、對雉、斗羊、翔鳳、游鱗等十多種式樣，到中唐以後百餘年間還流行。因竇師綸封爵「陵陽公」，當時人就稱這種錦作「陵陽公樣」。近年在西北出土的絲織物，和唐代流傳到日本保存到今天的絲織物，還可以見山陵陽公錦樣的特殊風格，集壯麗秀美為一體，在裝飾美術上展開了一個新面貌。唐代官服多用本色花綾，鳥雀銜花作主題，依照不同品級，各有不同顏色和格式。此外用於婦女歌衫舞裙上的，多寫生花鳥蜂蝶；用於佛帔幛幔袈裟金上的，多大小纏枝花。除織成外，其中又可分彩繪、刺繡和泥金銀加工。一般褥墊屏幛用的，有方勝平棋格子、大小寶照、盤絛、樗蒲等等。這些生產品逐漸都成了絲織物圖案的一般格式，得到普遍發展。這時期又發展了六朝以來出自西南民間的印染加工藝術，大致可分「絞纈」、「夾纈」、「蠟纈」三類。「絞纈」多形成撮暈效果，「夾纈」即藍地白花布前身，「蠟纈」有用色三種以上的；單色染和復色染都得到了極大成功。印染花紋有團花、連枝和小簇花數種。同時外來的花紋，也融合於中國本來裝飾圖案中，絲織物圖案因之也更多樣化。敦煌石窟大量綾錦的發現，和新疆各地有花紋的絲綢的出土，豐富了我們這方面許多知識。宋代絲織物發展了寫生花，又發展了遍地錦紋，成為一種色彩更加複雜的工藝品。刻絲出於漢代的織成，到了宋代，把名畫家黃筌、崔白等作的寫生花鳥，一筆不苟反映到新生產上去，達到了空前的成就。宋代政府制度，每年必按品級分送「臣僚襖子錦」，共計七等，給所有高級官吏，各有一定花紋。如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雀、寶照大花錦，寶照中等花錦。另有倒仙、球路、柿紅龜背、瑣子諸錦。當時實物雖已少見，但是從名目上和後來實物比證，我們還可以借此認識這些錦類的價值和等級。國家主持茶馬貿易的茶馬司，還在四川特設錦坊，織造西北和西南民族所喜愛的各種不同花錦，作為交換茶馬的物資。宜男百子、大纏枝青紅被面錦、寶照錦、球路錦，多發展於這個階段中。
以上只是我國在明代以前絲織物生產和花紋發展的簡略概況，可作為我們認識明代和明代以前絲織物一種線索，讓我們明白，中國絲織物的成就，和一個優秀工藝傳統分不開。是從舊有的基礎上發展而出，並隨時代發展，不斷改進，豐富以種種新內容才得到的。
本集材料的來源，全部出於明代刊印的《大藏經》封面。經文刊刻於明初永樂正統時期，到萬歷時期全部完成。這些裱裝經面的材料，多從內庫和「承運」、「廣惠」、「廣盈」、「贓罰」四庫中取用，有當時新織上貢的，也可能有宋元的舊料。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明代早期的產品。圖案設計的風格，有的富麗雄渾，有的秀美活潑，處理得都恰到好處。特別是配合色彩，可以說豐富而大膽。其中的灑線繡，繼承了宋代的製作方法，宋時或名叫「刻色作」，是說配色如同填彩。「鞦韆仕女」是明代工藝圖案中通用的題材，「描金」、「嵌甸」、「雕填」等各種製法的漆器，彩繪與青花瓷器，都經常使用到。這幅繡工彩翠鮮明，不啻一幅情調優美的風俗畫。極重要是幾片復色暈錦，可能是明代以前的產品，這種格式起源於宋代，宋代叫「八達暈」，元代叫「八搭韻」，當時已珍貴著名。配色丹碧玄黃，錯雜融渾，達到錦類布色的極高效果。燈籠錦創始於北宋，別名「慶豐年」、「天下樂」。從文彥博守成都織造金線蓮花中置燈籠圖案加金錦創始，這裡選了幾片不同式樣。就中一片，燈旁懸結谷穗作流蘇，燈下有蜜蜂飛動，隱喻「五穀豐登」之意。這種受人民歡迎的題材，宋代以後被普遍使用，一直沿襲下來，更發展到桌圍椅靠上。直到現代，西南民間刺繡圍裙、頭巾和枕套，還經常用它作主題。要求發展生產和懸燈結綵慶祝農產豐收的題材，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也表現了人民的生活願望。這些彩錦，雖不是宋蜀錦格式，但這個風格顯然還是從蜀錦發展而來。方勝平棋格子、方勝合羅、龜子龍紋、團鳳幾種式樣，還和宋代李誡（明仲）著的《營造法式》書中的建築彩畫相通。此外如翔鸞、舞鳳、游魚、如意雲諸圖案，全部活潑生動、優雅大方，在藝術上的成就是新鮮而有現實性的。大小纏枝唐代已盛行，大纏枝最初多用於佛帔金裝飾，小纏枝多用於婦女衣裙。宋代擴大了使用範圍，特別是幛子屏圍用大朵花，已成慣例。金時女真人官服規制，更明白記載，用纏枝花朵大小定品級尊卑。三品以上官的幔帳，許用大纏枝，其餘用小纏枝。因此花朵變化極多，配合色調更多獨到處。其中幾種織金，有可能還是元代納石失金錦樣式。蒙古貴族一般使用納石失於衣領邊緣，朝廷舉行「只孫燕」時官服上更不可缺少。散朵花大體可分作兩式：小簇規矩花出於唐代，樸質中顯得嫵媚，佈局妥貼，是唐人擅長。寫生花宋代方流行，有彩的應叫「生色花」，在宋金文獻中通稱「散搭花」，明代屬於「裝花」一部分。本集中所收幾種不同式樣，還可以看出不同設計方法。另外幾種折枝，或受宋代染纈法影響而來。特別是幾種褐色地淺花綢緞，更可理會到宋元時的生產。禁止服用「褐地白花」絲織物，見於政府法令，因北宋初年染纈限於軍用，還禁止印染用的花板流行。北宋纈花紋見於《宋史·輿服志》鹵簿部分極詳盡。所禁止的褐地白花有可能正是契丹人所通行。南宋則染纈已具一般性，得到發展機會。元代在官品上褐色本不重要，但人民特別歡喜褐色，陶宗儀著《輟耕錄》就說起不同褐色約二十種。本集中的銀褐地「落花流水」花綾，可說是一幅構思巧妙而有氣魄的作品。
以上幾種錦緞，在我國絲織物圖案發展史上，都各有重要性。我們如進一步把它和唐宋的彩畫、雕塑，歷代史籍中的輿服志，以及其他文獻實物聯繫來注意，必然還可以觸發許多新問題，而這類問題，過去無從措手，現在有了豐富的實物，再和歷史知識相印證，是比較容易得到解決的。據目前所知，國內現存明代經面錦，至少還可以整理出近千種不同的圖案。這份寶貴遺產，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容，可以作為研究明代絲織物花紋的基礎，也是進而研究宋元絲織物花紋的門徑。必須全面深入的來理解、來分析比較，才可望得出更正確的結論。這裡提起的，不過是就本圖錄中所選作品略作說明而已。
古代工藝品最難於保存的，無過於絲織物。過去對於古代美術品的研究，多限於銅器瓷器字畫，沒有把綢緞當作中國美術中一個重要部門來注意，因此歷代許多遺存的實物，大都在經常的忽視中被毀壞了。漢代錦緞是因埋藏在乾燥沙漠中才保全下來的，唐代錦緞也是在沙漠中和敦煌洞窟中偶然保存下來的。宋元錦緞小部分幸而能保存下來，都是在被剪裁成零碎材料後，用到字畫包首和冊頁封面上的結果。明錦的內容，也只是從現存的殘餘的《大藏經》封面上，才看出一點原來的面貌。新的生產脫離了優良的民族藝術傳統，自然難望有所發展。特別是近五十年來，由於各國對我國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各種劣質紡織品的傾銷以及人造絲的傾銷，使中國一般紡織物生產遭受到嚴重的摧殘，圖案花紋也逐漸形成一種半殖民地化的庸俗趣味，完全失去了本來健康華美的民族風格。近幾年才根本改正了這種情況。目前為了發展新的生產，恢復我國染織工藝固有的優良傳統，排除過去殘留的半殖民地化的不良影響，希望藝術家設計千百種色調鮮明、花紋大方的新作品，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文化要求，在此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改進染織圖案這個問題。因此，這種錦緞參考資料的出版，對於實用美術界說來，是很重要的。這些出自古代機織工人手中的圖案，必然能夠幫助美術工作者，啟發他們的創作熱情，由此產生出許多為人民所歡迎愛好的新產品。
本書材料的收集和編選，是在故宮博物院服務的李杏南先生二十年來熱心愛好的結果。李先生用個人業餘時間注意到這個問題，表現了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愛護熱忱，是值得尊重和感謝的。
1954年寫於北京歷史博物館
（原載《明錦》，人民美術出版社，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