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之前，我想先談一段我在歐洲的採訪經歷。
去年春天，我還在巴黎大學讀書的時候，有機會採訪法蘭西學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80歲。那天我們聊了三四個小時，隨後我整理出來近兩萬字的評論。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在訪談開始時抱一先生的一句話：「別看你是記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聽我說，我就很吃虧，沒有收穫。」
抱一先生是個智者。他的意思是，我們兩個人是平等的主體，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進行交流。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把內心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我們最後得到的東西，必定是大於我們兩個人的，這就是抱一先生說的「一加一大於二甚至等於三」。相反，如果我們的交流只是以說服對方為目的，最後的結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於二甚至等於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開來做這個演講，只把它當作一個「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盡情地表達我的思想，同時多聽到一些母校師長及同學們的思想與主張。
首先感謝李院長和何主任的這個安排，讓我來談時事評論。上個月，我在北京大學講如何辦一份好的政經雜誌時提到四個關鍵詞，「責任、希望、新聞與思想」，在中國政法大學我又補充了一點——「識時務」。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談談什麼是「識時務」。我想，所謂時評就是「識時務」，「識時務」既是過程，也是結果。我相信「參與一個時代的書寫」，最關鍵處就是要「識時務」。
現在，國內的時評寫作與平台建設的確有大進步。不久前，《東方早報》的朋友給我發了一份全國媒體時評版的編輯名單。我很驚訝，出國幾年間，國內幾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報紙開闢了時評專版。當然，天津除外，天津這個地方的媒體比較特立獨行，「不事聲張，闊步前進」。
今天我講「時評」，想分兩部分來講，一是「時」論，二是「評」論。講我們正處於怎樣的時代，以及我們該以怎樣一種態度來推動中國的進步。
首先我講「時」論。
回國後，一位在報社工作的朋友請我吃飯，談到他做的一篇新聞。大意是有一個安裝衛星天線的公司，給小區裝衛星電視。他進行了暗訪，發現能看成人台，於是帶執法人員去把這個「黃窩」公司給端了。
聽到他這樣做新聞，我很生氣。為什麼呢？我認為一個新聞工作者要有很強的時代感，要知道中國正在往哪條路上走，已經取得了哪些成績，還有哪些問題要克服。中國社會正在走向開放，與世界接軌，媒體應該盡可能走到時代的前列，而不能幫著做封閉社會的事，拖社會進步的後腿。大家想一下，看衛星電視與上互聯網有什麼區別？互聯網上有黃片，為什麼沒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聯網，那麼我就可以在家看衛星電視，看法國電視五台。
我們常講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第一步，是選擇傾聽他人言論的自由，是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講互聯網對於中國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詩性的，正是基於這一判斷，互聯網拓展了中國人的信息來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國需要從生活與經濟入手救贖政治，在日常生活與經濟交往中完成社會改造。所以我說，你默許自己一份自由，中國就前進一步。
在歐洲的遊歷，讓我堅定了一個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難的時代都是偉大的，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因此也是幸運的，當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為。因為從很多方面來看，我們更像是生活在法國十九世紀的偉大轉型之中。在這個時代，法國出現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左拉等光輝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國，已經略顯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國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先生聊天。他和我談到一件事。一個法國朋友對他說，「我們氣色不好，因為我們為明天憂慮，你們氣色好，因為你們總覺得明天會更好」。換言之，歐洲人害怕明天會失去現在的幸福，中國人希望明天得到他們今天的幸福。一個為明天憂慮，一個為明天奮鬥，精神狀態似乎不在一個層面上。
當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論。
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談治理。孟子談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減免苛捐雜稅。戴盈之也承認了這一事實，但是他說，真正取消捐稅今年還不能實現，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夠減輕部分捐稅。孟子聽後，於是便給戴先生講了一個故事：
有這麼一個人，每天都要偷鄰居家的雞。有人去勸告這個偷雞賊：「偷盜行為是可恥的，從現在開始，你別再偷雞了」。偷雞賊聽到後卻說：「好吧，我也知道這不好。這樣吧，請允許我少偷一點，原來每天偷，以後改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隻雞，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這個偷雞賊的故事，有點像是在講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把它叫做轉型期，一個以改良為主要特徵的大時代。它很詭異，詭異就在於思想與行為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分裂，我們這個社會的所作所為，就有點像上面講的偷雞賊。當然，上面只是一個寓言，並不是所有的偷雞賊都不能立即從良。但是，治理國家不是個人道德改造，社會不是人，它很複雜，有很多利益，盤根錯節，不是意識到不偷雞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慮到社會群體的複雜性與人類進步的漸進性，我想，我們目前的改良大體上仍是好的，雖然有時琢磨起來會讓我們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於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上，至少是朝著一個可期的好的方向走。當然，改良最重要的必須堅守已經取得的成績，步步為營，你給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應一年偷一次，就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認老百姓的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衛兵不能進」，那就應該制定物權法，將它落實下來。改良不會完美，但是我們希望它每天都進步。
至於我為什麼反對歷史上所謂的革命，是因為我們在歷史中見證了無數這樣的場面：面對偷雞賊，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將偷雞賊的兩隻手都給剁了，偷雞賊從此不能偷雞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結隊，從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雞了。歷史上的這種荒誕，對於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來說，無論是智力還是熱情，都是一種羞辱。
我在巴黎大學做論文，其中談到了革命專制與君主專制的區別。當然，要明確的是，專制是壞東西。但是革命專制比既有專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歸結為直徑和半徑的區別。
下面兩個圖分別是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圓心a代表中央權力，左邊王權專制是從圓心a到圓周b，是條半徑；而右邊的紅色專制卻是首先暴力奪權，從圓周c到圓心a，然後再實行革命專政，從圓心a到圓周b。即整個路線是從圓周c穿過圓心a再到圓周b，它帶來的恐怖或災難是一條直徑。當然，從長遠講，革命有時也會帶來好的東西，但是它的災難性、破壞性的確是無比巨大的。也正是這個原因，我們更需要從理性上建設國家，進行改良。
我講要改良，那麼我們朝著什麼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開放社會，同時建立各種聯繫，使社會從星狀體走向網絡體。
談到法國大革命，英國思想家愛德蒙．柏克當時提到一個問題：一個帝國為什麼會在一夜之間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為君主為了實現統治切斷王權之外的所有社會紐帶，當危機來臨時，沒有任何紐帶可以支撐它，於是整個社會一盤散沙、土崩瓦解。從我們今天理財的角度上來說，帝國就像是一筐雞蛋，把它裝在一個籃子裡顯然是危險的。
關於這一點，法國思想家聖西門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聖西門曾經為法國大革命的一敗塗地苦惱不已。革命沒有給法國帶來預想的結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讓法國重新回到了專制。那麼，怎樣讓社會成功轉型而不再發生流血呢？聖西門當時想到的辦法就是建立各種各樣的網絡。當然，這是廣義的網絡，包括完備的銀行系統、公路系統、鐵路系統、NGO等等。換句話說，通過建立工業社會的各種網絡，救贖極權政治，同時盡最大可能保障社會安全。
毫無疑問，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成績從哪裡來，當然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做什麼，從本質上講，就是建立各種各樣的網絡。所謂「與世界接軌」，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網絡上的接駁。近些年，西方人熱衷於討論「風險社會」，我想，建立完備的網絡體系，是分散社會風險的最好辦法。
我們還可以看下面這組圖，這是我昨天剛畫的，都是二十根直線。左邊二十根線圍著一個中心點，是一個星狀體，右邊是橫豎十根線垂直相交，有點像是圍棋盤。
左邊這幅圖我把它比作一個封閉的社會，任何一個端點與其他端點建立聯繫都要通過中間這個點——權力中心。在這種格局下自我實現或社會救濟的道路只有一條，如果中心垮了，周邊的任何一個端點都不能互相抵達，簡單說，不能互救互濟，體制崩潰，社會同時也癱瘓了。而右邊這幅（畫成球體可能更準確些），交匯點明顯增多，任何兩點之間的斷裂都不會影響全局。昨天，準備這個講稿時我想知道從左上角的a點到右下角的b點有多少條路線可走，我數學不是很好，於是找來了數學博士、碩士，還有一個拿過數學競賽獎的學生幫我一起算，幾個小時也沒算出來，都說太複雜，路線太多了。當然，在這組模型中，精確的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一個開放的社會在社會救濟與價值實現方面有怎樣的優勢。
近兩三年間，時評以「公民寫作」的姿態攻城略地，可被視作中國新聞界或者思想界的標誌性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但是背景與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廣義的傳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比如全球化、經濟一體化、互聯網的興起；二是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細節，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觀念或意識形態之爭，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有關《河．殤》的爭鳴等，而90年代以來，從產權改造到立法討論，從「共贏」的提出到江．澤．民的「七一講話」，以及胡．錦．濤關於台灣和日本問題發表的「和則兩利，斗則俱傷」等立場，我想中國政府通過改革開放、積極融入世界，從共產主義漸進到「共生主義」的大脈絡應該是清晰的。這種清晰同樣表現在公共事務上。舉例說，今年夏天關於《物權法》草案的大討論，便是在政府鼓勵下進行的，和以前「關門立法」相比，是個進步。而且，在一些有識之士的推動下，立法觀念上也在進步，比如江平先生的開放式立法與人道主義立法漸漸得到了大家的鼓勵和支持，也取得了成績。
當然，改革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巴黎和美國的華人朋友和我談得最多，也最擔心的是中國社會的「犬儒化」，犬儒主義流行，說回到中國後碰到一些大學教授只和他們談裝修和買車的事，不談社會，不談責任。
當然，這種批評不無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誰都不應該在社會運動中當逃兵，因為「你不關心政治，但是政治關心你」。人在社會之中，是無法逃避政治的。理論上，每個人都應該關心社會，這不只是知識分子的事。兩年前孫志剛事件給我的最大觸動不過是，一個人的幸福，僅靠個人奮鬥是不夠的。如果沒有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體性推進，個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說，要每個人都來奮鬥，將每個人腳底的鋼絲結成網，抑制風險。
但是，我們不能停留於一味指責他們。我們要學會樂觀地觀察事物，必要的時候，不妨進行一些「積極性誤解」。所謂「積極性誤解」，不是淺薄的樂觀，不是阿Q式的社會關懷，而是從人的行為的客觀效果上談一個社會的進步。面對中國的沒落，胡適曾經引用易卜生的話說，「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緊的是救出我自己。」這種自救看起來很自私，但是，有時恰恰是這種只顧自救的小私的「跳蚤」，長出了天下大公的龍種。
按以賽亞．柏林的區分，自由分兩種，一種是消極自由，另一種是積極自由。關於這一點，幾天前我和何教授有過交流，何教授說消極自由是「不說」的自由，積極自由是「說不」的自由。這個歸納很好。進一步講，無論是積極自由，還是消極自由，不但不矛盾，而且可以互為基礎，互相促進。一個社會，如果每個人都能爭取到貨真價實的消極自由，那麼真正的自由也將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問題不在於人們是否自私，而在於自私得是不是徹底，從世界中將自己打撈出來，別人侵犯你的權力時，是不是有底氣為自己撐腰。事實上，任何公正的契約，無論是國家之間、個人之間，都是在充分自利的情況下進行的。
前不久我參加中歐文化論壇，有不少中國學者到會，和他們一桌吃飯時，我就有些不適應，因為我聽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悲觀話，而且他們互相附和。法國作家於連．格林所講，「一切悲傷皆可疑」。在我看來，這些教授的悲觀也十分可疑，一方面我們要反觀自己的內心，是不是在積極地做事情；另一方面，要明白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悲觀是個圈套——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環境的一部分，你多一份悲觀，這個社會就多一份悲觀。從這個角度上講，心懷希望也是一種責任。
當然，我不是一個盲目樂觀的人，我願意通過理性的分析看到事物積極的一面。我要說的是，今天的中國，比八十年代有一個大進步，而且這種進步是腳踏實地的進步，是不停留在理想主義或浪漫主義層面的進步。簡要地說，八十年代是群體爭民/主，波瀾壯闊，最後功敗垂成，九十年代是個體爭自由，潤物無聲，暗渡陳倉。當然，這也是在八十年代意識形態解構基礎上的進步。我之所以說這是一種腳踏實地的進步，是因為我堅信自/由價值是優先於民/主價值。自由是個體權利，民主是群體權利，沒有個體的自由，就不會有真正的群體的民主。另外，我們看到，西方國家大選時，常常有百分之二三十的選民放棄投票的機會，而對於自由，卻沒有一個人公開或主動放棄，除非他神經不正常，是受虐狂。
所以，我把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社會的特徵概括為「背對主義，面向自由」。有人講，那你這是不是自由主義者？我說我不是可能有人不信。我看到網上喜歡我文章的朋友在博客上將我歸類為「自由主義者」。
我想說的是，在李敖跑到北京大學宣佈放下自由主義之前，我早就放下了。這個道理我在一年多以前已經在網上和一些自由主義者講了。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我在關天茶舍認識了成都的王怡先生，王先生很有才情，做事也很堅決。有一天，他在茶舍發帖子表態要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就此回了篇帖子，指出要自由，不要主義。理由是，自由一旦變成主義，思想的鳥籠就編好了。我們不應該將自己歸類於某種主義，而是將不同的主義以知識的方式歸類於人，在不斷地證偽中解放自己。如果我們篤定信奉某種主義，難免會變成主義的律師，時時為它做無罪辯護。於是觀念的主人變成觀念的僕人，背離求知與改造社會的初衷。所以我說，人要為追求真理而獻身，而不是為真理獻身。追求真理的主體仍是我們自己，我們應該為我們自己理想，事業、行為獻身，而不是一個真理的教條。後來的討論中王怡說「要爭奪青年」，我的觀點是這樣奪來奪去其實也是對青年不尊重，最好的辦法是讓青年自作主張，無人可以爭奪。讓每個人都屬於自己，再談其他的才有意義。我們這代人要做的，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搶回我們自己。
如卡爾．波普爾所講，我們是通過知識尋找解放，而不是通過某種主義尋求解放。在世界思想史上，有兩個人影響了我，一個是英國的卡爾．波普爾，另一個是中國的胡適，我認為他們是真正懂得自由與時勢的人，是真正識時務的俊傑。
今天演講的題目是「識時務者為俊傑」，有些朋友可能不理解。這句話我們在電視或小說裡經常能看到，被用得十分狼狽。在電視裡，當我們聽到這句話時，所看到的畫面通常都是一個叛徒在給剛被抓到的地下黨做思想工作，所以我現在給你們講「識時務者為俊傑」，躲在門外偷聽的人可能以為我在用鋼絲床在哄騙你們這些「地下黨」投降。
然而，事實上呢，「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個成語典故最早用在諸葛亮身上。據《三國誌．蜀志．諸葛亮傳》記載，劉備當年滿世界找能人志士，和他一起去打天下，流落到荊州，後來被蔡氏兄弟追殺，飛躍檀溪，逃到襄陽的水鏡莊。水鏡莊裡有個著名隱士司馬徽，人稱「好好先生」，又叫「水鏡先生」，意思「心如明鏡」，很會鑒賞人才。當時的諸葛亮、龐統、徐庶等人都曾經向他求學問道，研究東漢如何實現暴力轉型。
劉備呢，求才心切，要求司馬徽談時務。司馬徽很謙虛，就說：「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意思是說，我不過是個社科院的，哪懂什麼時務，識時務者為俊傑，這裡的俊傑有臥龍、鳳雛兩人。這裡的臥龍是指諸葛亮，而鳳雛是龐統。後世以「識時務者為俊傑」來指那些認清形勢、瞭解時代潮流者，才是傑出人物。孫中山後來講「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講的也是識時務者為俊傑。
我講現在的時務就是從一個封閉的社會走向開放的社會。有人講，中國的傳統很封閉，這點我並不完全同意。從骨子裡講，中國人是具有開放精神的。比如說中國的「天下主義」，事實上「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在中國落地也只是近代的事。前幾天我無意中翻開《詩經》，發現「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這句詩很值得回味，在這裡，自然與人，人與人，彼此都有開闊的心胸，都願意互相接納，所以我說這句詩是關於開放社會的壯麗的人文風景。
有人說老子是個自由派，但是他主張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裡自由自在。因為老子主張「小國寡民」，這是典型的封閉社會。《道德經》第八十節這樣寫道：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但是，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封閉社會嗎？老子講人至老死不相往來，可是為什麼會雞犬相聞呢？既然雞犬相聞，傳播不就已經完成了嗎？如果我們承認所有的開放都是通過傳播來完成的，那麼，老子能封閉社會嗎？所以我說，走向開放是一種自然規律。我們現在搞封閉社會，搞「老死不相往來」，連古代的雞狗都懶得聽你的，要隔著歷史向你抗議。
我相信中國的多元化與開放是大勢所趨，所以當那些搞儒學的教授、研究員建議把儒教當作中國的國教時，我堅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傳統，爭自己的傳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關於開放的寫作，今年超級女聲決賽第二天，《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同發了由我執筆的社論——《一個開放的社會必將前途無量》，網上反響十分熱烈。有人說重新找到了九十年代《南方週末》「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時的激動、熱忱與希望。香港與美國的媒體都立即談到了這篇社論。然而，有意思的是，同一天，一篇很像是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式的文章悄悄在網上流傳，說超級女生是中國「顏色革命」的前奏，有些網民猜測這是有人授意探風的，但是，沒有人響應它寫第二篇文章。這說明中國人都很明白，都想清楚了，不想再為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背黑鍋了。要生活，是中國最大的政治。
我在上面分析中國當下的時勢，改革開放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伴隨著全球化、網絡化、跨國傳播的發展，及中國社會內部的產權革命，中國正在從一個封閉的社會走向開放的社會，這種前進雖然有時顯得冗長緩慢，卻是腳踏實地，步步為營，不可能逆轉的。現在，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網絡化、國際法、全球治理、人/權高於主權等觀念等關涉到開放社會的重要元素也正在被中國人接受。因此，我希望大家對中國的改造要有信心，即使將來出現某種意想不到的挫折，也將是前進中的挫折。從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脈絡。
現在我講第二部分——「評」論。
首先做一個區分。我在前面「時」論一節裡講的要「識時務」，這是個眼力問題，現在在「評」論一節中要講的是立場，是個腳力問題。
我從1995年開始寫作時事評論，曾經在報紙上開過幾個專欄，但是整體上做得不好，不是我腳力不好，而是報紙腳力不好，不但不能引領中國進步，反而拖中國進步的後腿。當時報社領導講了句流芳千古的話——「評論可以寫，但不能有觀點」。
當然，這樣的評論比較難做。因為有沒有觀點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還得取決於聽眾。蚊子在嗡嗡叫，談不上要表達什麼觀點，魯迅先生卻說人家是在殺人之前搞演講；一陣風吹過去，大概也沒有表達什麼觀點，但是神經質的林黛玉卻聽到了風在哭訴。
我說中國媒體現在有進步，除了人心開放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市場化。儘管現在還不充分，但是成果是顯著的。比如說現在邀請我開專欄的幾家報紙，不但有專欄評論，還有社論，彼此都在競爭。當然，這是朱學勤先生講的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腳並用的時代，大膽一點的編輯記者往往會因此失去工作，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不幸。
都市類報紙有自己的社論是一個大進步，達個進步尤其體現在社論作者隊伍的多元化。至今仍有朋友覺得不可思議，一些報紙的社論怎麼會找到遠在巴黎的你來寫呢？當然，這首先要感謝的是互聯網，感謝MSN，傳播改變生活。
相較而言，此前黨報的社論，可謂千篇一律，大部分是轉發《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的社論，偶爾也有本報所謂「政治高人」寫的。這些社論的傳播，就是一句唐詩，「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這些梨花，不是救濟社會為特徵，而是要統一思想。顯然，這種上傳下達，過手不過腦的傳播方式不利於國家思想庫的形成，不利於國家理性與人民理性的建設。
只有當我們站在這種歷史情境之下，我們才能真正體悟到中國媒體今日的進步。而且，這種進步立竿見影響。舉例說《南方都市報》。南都評論部主任李文凱先生年輕有為，很有號召力。我在巴黎，文凱邀我寫專欄時還附了一句話：「南方都市報頗有些雄心大志，要刷新中國時評界的面貌，希望可以跟諸位共此征程。」
南都的確是份讓人眼熱心動的報紙。孫志剛案見報當天，南都配發的社論是孟波先生、現在《新京報》評論版主編執筆的《誰為一個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負責？》
我在上面提到網絡之於中國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詩性的」在孫志剛案有所體現。事實上，2003年4月25日《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一文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據說廣州媒體也被立即告知「不得繼續報道」。但是由《人民日報》主辦的人民網在當天中午立刻以《誰為一個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負責》為題轉載了《南方都市報》的報道。沒多久，我們在Google簡體中文網站上可以檢索到四、五萬條與「孫志剛」相關的信息，一夜之間，眼淚灑遍互聯網。
如果說評論是報紙的靈魂，那麼社論就是要讓這顆靈魂擔起責任。我相信，真正有自我意識的媒體都應該有自己的社論，有純潔的、僅屬於這一疊新聞紙，代表這張新聞紙的真實立場的社論，真正做到以時評干預社會，改良社會。
寫時評或社論，是書齋裡的孤獨演講，演說者與聽眾都看不見。有人會問，這個書齋演說者究竟應該保有怎樣的態度，應該堅持怎樣的立場參與社會呢？
關於這一點，我在《二十世紀流血，二十一世紀流汗》一文中提到過，這也是我逢人便講的三個獨立。
它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點，要獨立於威權與商業，不能受權柄或錢財的指使作違心之言，甚至顛倒黑白；換句話說，如果我不能行使積極自由，但至少要堅守消極自由的底線。
第二點，要獨立於自己過去的榮辱，所謂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世間萬物都在變化，我們不能因為有人懲罰過你或對你有所獎賞就在文字上進行報復或網開一面，否則就有損於一個寫作者的公正立場；在評論上報恩與復仇，是對自己的輕視，對文字的冒犯。
關於上面的獨立，1932年和胡適、丁文江創辦了《獨立評論》的發刊詞有所表述，「我們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思考的結果：這就是獨立的精神。」其所謂「不迷信任何成見」和我說的「獨立於自己過去的榮辱」有些地方是相通的。我們既要防犯來自他人或歷史的成見，也要防犯來自自己的成見。
第三點，要獨立於民眾，做到雖千萬人，吾說矣。一個參與時代的書寫者，應該忠實於自己的經歷、學識與良心，而不是所謂的人民。事實上，每個人活得都不夠純粹，能夠真正代表自己已是上天最豐厚的獎賞，我們何必貪心，代表一切？人這脆弱的會思想的蘆葦，有時更應該像大海一樣堅定，不要因為陸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的汪洋海水。我講人人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國，但媚眾和專制一樣，都會破壞一個人在精神上安身立命，在思想上立國。它可能不會奪走你的匹夫之勇，但會奪走你的獨立精神。
以前我只講這三點獨立，獨立很重要。如聖西門在《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裡所說，考察人類理性發展史，人類理性的所有傑作，幾乎都要歸功於那些獨立思考同時又受到迫害的人。這句話的意思是，獨立思考是艱難的，但卻是最重要的，是它真正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借今天的機會，我想再補充一點，即第四點，要學會自由交流。
不久前，我和法國人類進步基金會主席卡藍姆先生聊天，不約而同地談到了衡量人類進步有兩個關鍵詞，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我前面講的三個獨立，可以歸類為自由，而自由交流，我更想將它納入合作的範疇。
我把時評當作啟蒙運動的延續。我十分贊同哈貝馬斯關於啟蒙的立場——既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對傳統的否定，又不放過對現代性的各種弊病的批判。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需要不斷完善、不斷更新的事業。甚至如貝克所講，現代性才剛開始。但是我認為啟蒙需要重新定義。
康德說，啟蒙就是人類擺脫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所謂不成熟狀態就是：我們在需要大膽運用自己理性的領域卻接受別人的權威。康德舉了未成熟狀態的例子：有本書能代替我理解，有位牧師能代替我擁有良知，有位醫生代替我選擇食譜。這幾個例子，不幸預言了此後啟蒙運動何以陷入困境，即啟蒙者大包大攬，爭當牧師與醫生。具體到中國，事實上，五四以來中國歷史的分野，在胡適從《新青年》陣營出走就已經注定了。胡適的主張是，「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國家不是建立在每一個奴才上的。」然而，陳獨秀認為真理在握，認為每個人爭著他爭自由才能有自由，這種思維不論主觀上多麼進步，但是在客觀上只會製造一批批的奴才。
為什麼啟蒙運動誤入歧途呢？我想從「光」這個概念上做一些挖掘。
在法語中，啟蒙是Lumiｅre，英文是enlightment，都是光明的意思。啟蒙，不停留於指出黑暗，關鍵是要有光。談到光的作用，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匡衡鑿壁」這個典故。
西漢時期有個經學家，名叫匡衡，他很好學，但是呢，家裡很窮，沒錢買蠟燭。鄰居家夜裡點蠟燭，但是燭光卻照不進來。匡衡於是在牆壁上鑿了一個洞，讓燭光照射進來，藉著那點微弱的燭光讀書、做筆記。
這裡值得研究的是，這些光有什麼意義？顯然，匡衡挖了一個小孔並不是要看那根蠟燭，而是利用這些光來看別的東西。假如匡衡鑿壁只是為了偷看鄰家的燭光，匡衡鑿壁就不會傳為佳話，匡衡大概也不會有什麼作為，他在歷史上將不過是個藉藉無名的「窺光癖」。
我之所以解構這個故事，是想說明老百姓需要光明，但只是拿它當工具用，借助光明來理解世界，而不是奉作神靈，把自己一輩子都浪費在牆上的那個破洞裡面。他們要用這些光去照書本上的字，照亮他的前程，而不是去信仰與膜拜。
然而，我們不樂見的是，中外歷史上許多啟蒙者都是以高於人間的姿態，俯視世界。他們自信真理在握，略作思考便可以為塵世開出包治百病的偏方。就像在黑夜裡打手電，他們不是謙卑地把光打到遠處，照亮道路、田野與山巒，讓你自己判斷該往哪走，而是對著你的眼睛照射，告訴你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光明。那一刻在你眼中，除了他們手電裡射出的光亮外，你什麼也看不見。這種現象，我稱之為「在光明中失明」，那些被啟蒙者此時不過是口喊「光明萬歲」的木偶。它甚至不如在我們在黑暗中伸手不見五指，至少你知道黑暗是存在的。
所以我主張，啟蒙最重要的是自由交流，啟蒙的真正實現，就在於每個人都有公開地、平等地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以上我說的幾點，應該是一個書寫者參與時代命運時所應該具有的品質。中國的進步需要中國人的人格獨立，同樣需要在人格獨立的基礎上自由交流，我把他視為一種思想上同時也是行動上的合作。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建設一個人道的、人本的、寬容的、進步的、每個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國。如布萊茲．帕斯卡所說，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