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在談到文化與自由時，著名影星、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成龍對媒體說：「有自由好還是沒有自由好，真的我現在已經混亂了。太自由了，就變成像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很亂，而且變成台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說錯話也有影響力。此言一出，惹得兩岸三地反對之聲如潮。大陸網友不高興，有的甚至發公開信聯署抗議；香港居民不高興，若不是香港這「很亂」的自由社會，成龍何來今日之演藝成就；最怒不可遏的是同樣「很亂」的台灣，連一向齟齬不斷的藍綠陣營也難得炮口一致，國民黨「立委」邱毅諷刺成龍是「戲不賣座，製造話題」，民進黨則認為成龍「沒有民主信仰，思想中的奴性也很重」。
如此都有意見，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關注公眾人物的言行，儘管他們隔行發言時經常會貢獻一些「不想當廚子的裁縫不是好司機」式的笑話；另一方面，想來時代真是有了大進步。在經歷了風風雨雨的20世紀之後，兩岸中國人對自由之價值有著廣泛認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詩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即使是那些假裝讚美極權國家的人，也並不真想去那樣的國家或者時代裡生活。
「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這不是自我貶抑與自我歧視麼？難道「我們中國人」不配享有他國民眾一樣多的自由？成龍「自由太多」的感慨難免給人一種時空倒錯之感。上世紀初，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後，中國迎來前所未有的自由與開放。兩年後，孫中山討袁失敗。有意思的是，當時孫中山也將「二次革命」失敗歸咎於「我們中國人」自由太多，認為只有採取集權的辦法才能革命成功，並由此以帝俄為師，漸開中國「以黨治國」、「一黨專政」之先河。或者說，國民黨後來之獨裁政治，便是始於當年「中國人自由太多」之判斷。今天回頭看這段歷史，「二次革命」失敗決非中國人自由太多，有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孫中山在「法槌討袁」與「刀劍討袁」之間做錯了抉擇，暴露了他對暴力革命的迷信……
隨後的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識。不唯德國、日本開始信奉法西斯主義，經濟危機來臨時，在自由傳統素來深厚的美國甚至有人公開宣稱「美國就缺一個墨索里尼」。在中國，許多人開始將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當作「當代三大怪傑」推崇備至。告別「自由太多」的年代，結果人所共知。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沒有獲得想像中的秩序與繁榮，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亂、大動盪與大災禍。
台灣真的「混亂」了麼？對於台灣正在實踐的民主，我們時常會聽到一些冷嘲熱諷的聲音。當說，台灣有台灣的問題，但台灣在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方面的成長卻是有目共睹的。幾十年間，台灣由獨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轉型，而台灣民眾為此支付的代價，不可不謂最小。遺憾的是，把台灣民主當「天大的笑話」來看的成龍們「只看得見交媾，卻看不見孕育」；只看得到表面上的一點亂象，卻看不到台灣已經進入了一種全新的秩序——在那裡，不僅有市場經濟，更有市場政治。
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本身便有一種約束機制，所謂「你揮舞的拳頭到我的鼻子為界」。進一步說，秩序與自由從來都是一對孿生兄弟，自由帶來的不是混亂，而是秩序。一方面，作為一種權利，自由本身便暗含秩序。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同樣是為了建立一種秩序，而保護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國家作為一種手段，一種人造之物，必須以保護國民的自由為目的。有秩序，才會有自由。法治國家之所以受人讚美，即在於它以國民自由為第一目的，構建秩序即為保障自由。
阿馬蒂亞?森說：「發展是為了自由。」安德魯?漢密爾頓說：「自由是反對濫用權力的唯一堡壘。」今日世界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不是在努力擴大社會的自由，並以公民自由界定公共權力。必須承認，今日中國內地並不是沒有混亂。貪污腐敗流行，三聚氫胺熱銷，民宅被「拆遷黨」摧毀，有公共精神的人因為網上發帖被逮捕……誰能對此視而不見？然而，一個人若不是因為翻多了跟頭而思維「很亂」，就知道這一切不是因為社會自由太多，而是因為權力「太自由」。而這些自由都是前現代為所欲為的自由，打家劫舍的自由，而決非今人為之奮鬥的為秩序與人權而設的自由。
顯而易見，只有保障而不是縮減憲法賦予國民的自由，才能真正消除混亂。有言論自由，就不會有文字獄的混亂；有遷徙自由，就不會有搞暫住證的混亂；有上訪自由，就不會有截訪的混亂；有私域自由，就不會有警察夜闖民宅的混亂。如孟德斯鳩所言，「有商業的地方就有美德。」筆者同樣相信有經濟自由就有經濟繁榮，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寧，相信哪裡有混亂，哪裡就一定有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