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理解這點並不難，因為「你不關心政治，但政治關心你」。沒有誰能離開政治生活，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得「賊上了賊船」，透過政治實現人生。
想說就說，想唱就唱。與政治相比，我們彷彿是語言的絕對主宰——因為我們不僅創造了語言、設置了語法，而且規制了標準統一的字典。倘使有人寫錯了字，立刻會有人指出它錯在哪裡。必要時，我們還會發明或進口新詞語。凡此種種，誰會相信自己是語言的囚徒？
然而，大凡工具皆有兩面性。在工具面前，沒有一個使用者是徹底自由的。這種不自由不僅表現為我們為掌握某種語言必須學習相關規則；更重要的是，在我們使用過程當中，語言會反向操縱我們，使我們心甘情願踱入詞語的牢籠。
我們注定只能通過各自「千瘡百孔的語言」進行思考，它隨時會背叛我們。且不說高高在上的政治詞語會枉顧時代變遷使人陷入困境，即使是那些司空見慣的平凡字眼也難免讓人啼笑皆非。譬如說，前不久有位北京居民，因為寫了張「還欠款壹萬三仟元整」的欠條輸掉官司。法院判定「文責自負」，既然欠條為其親筆所寫，並因此產生歧義，那麼書寫人理應承擔最不利於自己的結果。
「還」字欠條雖是小概率事件，但它足以說明語言的不牢靠。正因為語言的這種「開放性」，有人揚言任何一首唐詩宋詞都可以被解釋為風情萬種的低俗小說。同樣，歷史上的讖言讖語總能在後世找到「應驗」之物——當然，巧合是「應驗」，巧不合的是「待解之謎」。
九十年代《TheBibleCode》曾在西方流行。據說通過循環抽取字母，有人借助計算機在《聖經》中找到了「拉賓—遇刺」、「薩達姆—飛毛腿」等「預言密碼」。顯然，這不過是場文字遊戲。如有反對者指出，整本《聖經》希伯來文有幾十萬個字母，至少可發生百億種字母組合，所謂「密碼」不過是斷章取義的巧合。
人是語言的動物，也是預言的囚徒。人類不僅習慣於在典籍中附會自身的命運，而且不斷創造新預言引領未來。所以，當一些密碼信徒著手在《聖經》中尋找「拉登」與「9·11」的蛛絲馬跡時，亨廷頓若遠見的巫師為繼續推銷「文明衝突論」樂此不疲。
無疑，古往今來人類只有一個文明，即人類文明，任何文明只是其中一個分支。如果說各文明之間發生衝突，也只是「不文明的衝突」，因而對於地球人來說，重要的是在不斷融合中消除「不文明」。
可以推斷，當「文明衝突論」變成時尚，當人們把對現實預言性的描述當成現實本身，原本沒有衝突的國家或文明開始枕戈待旦，它不僅掩蓋了弱肉強食的政治，並且幫助別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買馬。當一起偶發事件變成蓄謀已久的陰謀，潘多拉盒將從此打開，冤冤相報、惡性循環。人類諸多苦難便是這樣一層層「解釋」與「預言」出來的。上世紀數次將人類推向滅絕邊緣的軍備競賽不正是在不斷地預言中完成武力升級？
命名即創造，想像即誕生。「俄狄浦斯悲劇」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導致「自我實現」的「消極預言」將如何影響人的命運。正是這個導果為因的「消極預言」，導致了「（弒父）悲劇的誕生」。
事實上，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找到許多證據。比如說，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瓦茲拉維克曾舉例說：某年加利福尼亞報章說汽油將短缺，於是當地人瘋狂加油，一夜之間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會發生的恐懼變成了現實。
有個笑話同樣解釋了這種因果倒置：一位推銷員來到鄉下，對當地人說，你們得買個防毒面具。當地人不明白，說空氣這樣清新，要它幹什麼?！沒多久，附近蓋起了個工廠，許多有毒氣體從大煙囪裡冒了出來。於是大家找推銷員買防毒面具，稱讚他的預言准。當問到冒煙的工廠生產什麼時，推銷員說，就是生產防毒面具的。
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紀初，這位推銷員可能當選德國元首；今日，他同樣有潛質發起幾場先發制人的戰爭。
或許，對於那些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個體來說，「積極預言」有益於實現自己的人生。然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人們見證的卻是另一種預言困境：虛開遠大前程的「積極預言」可能掩蓋一個國家當下的碌碌無為，而鼓吹大難臨頭的「消極預言」或可讓這個國家或世界走上危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