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計劃經濟盛行的時代，中國人多生活在單位文化裡。陌生人見面，或是辦點什麼大事小情，難免會被問及「是什麼單位的」。單位無所不在，正因為此，當劉震雲將單位文化描述成「一地雞毛」時，引起無數人的共鳴。
我曾說，一人即一國，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疆土，它區別於自己所屬的疆土。同樣，區別於「你屬於某個單位」，每個人更應該回答的是「自己是什麼單位」，「人是什麼單位」。
最近，我在思想國網站就此提問並得到一些答案。
有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單位之中」。「因為我們擔心不被別人承認和讚賞，擔心自己在別人的眼裡成為一個失敗者，害怕自己脫離單位之後就會成為一株無所依靠的小草，甚至連生存也難以為繼，我們都需要可以乘涼的大樹。」
有說：「我是思考的單位」。「我思故我在，思考創造社會價值，一切的人類智慧成果都是從思考中得來，沒有思考，人類就不會進步，沒有思考，人類也無法繼續生存。」
前者，「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單位之中」，道出了人類的困境或者人性的弱點。我曾經論述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會製造並更換工具。之所以要更換工具，是因為任何工具在被交付使用時，同樣會通過「具體使用方法」「奴役」人。比如說，汽車的方向盤發明了，司機的手就被綁在方向盤上，不可能一邊開車，一邊翻看《貓和老鼠》。單位同樣是人類製造出來的工具，在意識到單位可以並可能像工具般更換以前，人所受到的這種「奴役」幾乎是一輩子的事。
後者，「人是思考的單位」，這也是民主得以實現的前提。正因為人人都能思考，都在思考，都「各懷鬼胎」，民主作為利益協調器才成為可能和必要。
然而，以上回答仍停留於從政治學或社會學意義上闡述人的功用，而沒有從哲學意義上觸摸到人的本質。我以為，一個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靈，就必須在時間與空間上對人之內涵撥雲見日。故而我關於「人是什麼單位」的回答是「人是時間單位」、「人是時間的尺度」。
為什麼「人是時間單位」？且不說「時間就是生命」這樣的陳詞濫調，我們不妨找些其他論據。比如，為什麼我們介紹「思想家胡適」時，會在他的名字後面加上一段時間——胡適（1891-1962）？道理很簡單，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歸根到底是一段時間。沒有時間，就沒有生命。我們在時間中獲得生命。
那麼，胡適是不是地理（空間）單位呢？不是。胡適生於績溪，長在上海，學在美國，死在台灣。顯然，我們不能在「思想家胡適」後面加上「績溪—上海—美國—台北」這樣一條地理尾巴。因為這些標注既不完整也不正確。一方面，它會遺漏其他許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任何地方都不屬於胡適。真正屬於他的，只是他曾經生活過的71年。如丹東臨死前所哀歎，沒有誰可以把祖國放在鞋底上帶走。然而，即使我們被送到月球上去，我們同樣能夠帶走屬於自己的時間。
理解人是時間單位，而非空間單位，非「屬於某個單位」的單位十分重要。即使你窮盡有生之年仍不能像凡高那樣獲得死後的哀名，或者像華盛頓一樣收穫永恆的榮耀，但是，它至少可以使你不至於淪為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或只知按部就班被動奉獻（工作）的螺絲釘。「我是單位」，「我是時間單位」，「我是時間的尺度」，在此基礎上，我們關於生命意義的挖掘，並非忠誠於地理與環境，而是忠誠於我們自己的一生（這段時間）——正是通過這段時間我們參與並見證一個時代。所以，一個寫作者，應該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個時代的立場上表達自己的心聲，而非生在中國便只為中國人表達，到了美國便只為美國人說話。正因為此，歷史上那些真正留下豐功偉績並值得後世懷念的人，其所創造的，多是「劃時代意義」，而非「劃地理意義」，或「劃種族意義」，「劃單位意義」。那些真正推動人類進步者，因為將自己歸屬於時間並擁有屬於自己的時間。他們站在時間而不是空間的維度，做一個世界公民，辛勤勞動、實現一生。在此意義上，那些即使如中國某院士所言「不幸生在中國」者，亦沒有理由為自己所處的空間感到羞恥，每個人只對自己的時間負責，並因其擁有的時間創造榮耀。
人應該愛時間，而不是愛空間。時間之愛是面向個體的，是絕對的，那是我們惟一的存在；而空間之愛則是相對的，是面向公眾的，是通過物質或精神的契約才得以實現的。一個人，如果生於豬圈，便說自己「熱愛豬圈」，這種「愛豬圈主義」顯然不是一種高尚情操。必要時，我們甚至可以斷定這是一種「以地理限制或屠殺時間」、滅絕人類未來與希望的庸俗情感。正因為此，我願意以更廣闊的視角將我所熱愛之國視為時間之國，一種立於時間維度上的精神與思想之國，而絕非空間意義上逆來順受的，或與生俱來的「嫁雞隨雞」式的地理與政治之熱愛。
所以我說，人應該為時間耕耘，而非為空間奔命；一個人無論佔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時間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擁有的仍不過是貧困一生。真正壯美的生命，是做時間之王，而非做空間之王（或者奴僕）。以生命與時間的名義，每個人作為其所生息的時代中的一員，不應該停留於尋找地理意義上的與生俱來的歸屬，而應忠誠於自己一生的光陰，不斷創造並享有屬於自己的幸福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