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採訪「哲學烏鴉」黎鳴老先生,他和我談到中國的四大名著是「四大絕望」。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黎鳴先生的具體表述,但實話實說,我對四大名著一直沒什麼好印象,《紅樓夢》除外。
有此印象,恐怕和我對文學的理解有關。我素以為文學是關乎心靈的事。可是從《三國演義》到《水滸傳》,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經受了多少陰謀詭計!又學到了多少陰謀詭計!毫不誇張地說,在我人生成長的初年,我在國內沒有讀到過一本堪稱哺育我心、助我成人的作品。直到有一天,我幸運地讀到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正是這本小說讓我在人生的危難之際脫胎換骨。
那麼,是不是這些小說都不成氣候便可以扔掉了呢?也不是。正如胡適先生當年所說,我們還是可以由著整理國故,並借鑒外來文化的精華,完成文明的再造的。而這方面,胡適先生也做了些嘗試。其中最有意義的一次,就是改寫《西遊記》。當然,這是一次質的提升,而不是像現在的導演一樣,低級到只會換幾個演員翻拍。
早在上世紀20年代,胡適曾和魯迅說過,《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即書中第九十九回,未免太寒傖了,應該大改一下才能襯得住一部大書。不過,因為雖有此心,卻因為無此閒暇,一拖就是十年。直到1934年,胡適終於騰出幾天時間,努力寫了六千餘字,把《西遊記》第八十一難重寫了一遍,並將它發表在當年7月的《學文月刊》上。
胡適改寫的《西遊記》第九十九回是「觀音點簿添一難,唐僧割肉度群魔」(見《胡適文集》卷五第338頁),僅從題目中便可以得知,胡適改寫的是唐僧如何割捨肉身以超度妖魔鬼怪的故事。短短一節,寫盡了慈悲、寬恕和犧牲精神,為地藏菩薩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作下完美註解。以下是其中一段。
唐僧徐徐開言道:「列位朋友!貧僧上西天取經,一路上聽得紛紛傳說:『吃得唐僧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非是貧僧捨不得這副臭皮囊,一來,貧僧實不敢相信這幾根骨頭,一包血肉,真個會有延年長命的神效;二來,貧僧奉命求經,經未求得,不敢輕易捨生。如今貧僧已求得大乘經典,有小徒三人可以繼送回大唐流布。今天難得列位朋友全在此地,這一副臭皮囊既承列位見愛,自當佈施大眾。惟願各山洞主,各地魔王,各路冤魂,受此微薄佈施,均得早早脫離地獄苦厄,超升天界,同登極樂!」
關於《西遊記》的缺憾,我是相信胡適的判斷的。沒有胡適所主張的「唐僧割肉度群魔」這一節,《西遊記》同樣愧為經典。事實上,也正是對這種犧牲精神的推崇,胡適認為「謀個人靈魂的超度,希冀天堂的快樂,那都是自私自利的宗教。盡力於社會,謀人群的幸福,那才是真宗教」。在胡適眼裡,這些宗教只是謀求個人靈魂超度的自私自利者,因為他們只為了追求自我精神的圓滿,而未能擔當任何社會責任。在我看來,如果一個人一生的目的只是為了死後能夠進入天堂,那他這一生,也只是「不爭人權爭鬼權」的一生。
有意思的是,在我為寫作鄉村書稿而整理虛雲老和尚的一些資料時,發現這樣一個說法:耶穌曾經隱匿三載,在印度學習佛法,受《阿彌陀經》的點化。先不論此說真偽,可以肯定的是,人類精神相通,世界上大的宗教,都是要教人自救與救人的。若非如此,定然是丟失了根本。難怪李敖在其小說《上山·上山·愛》中借主人公之口說出這樣的話:「真正的佛門信徒,當知真正的功德絕不在蓋廟斂財等謀求小集團的利益上,正相反的,真正的功德乃在捨棄這些,以利蒼生。??今天的所謂佛教徒,他們不知真正的佛教不在蓋廟建寺,而在大悲救世;真正的和尚不在古剎梵音,而在為生靈請命。」
遺憾的是,中國出版界至今仍未出過一本胡適先生增補的《西遊記》。而在互聯網上,人們已經將孫悟空降妖伏魔的故事簡化為一個「中國定理」——「沒後台的妖精就地正法,有後台的妖精都被接走了」。
回到前文,我可以斷言胡適先生的修改足以讓《西遊記》成為真正的經典。讀者如果不嫌我小題大做,我也願意追加一點點嘗試。在此,僅為孫悟空橫空出世提點修改建議。孫悟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而是自己拿個錘子鑿出來的。也就是說,孫悟空首先是一個將自己一點點鑄造成器的「self-mademan」。如果他有此功力,如來佛的那幾方石頭,恐怕也壓不住他了。如此一來,從孫悟空到唐僧,成人與成佛的答案都有了。
就好像如果沒有寬恕,《基度山伯爵》就只能算一部普通的俠盜小說,還是上面的觀點,如果沒有提升,《西遊記》不過是一部關於一個癩和尚和他的一群保鏢的「西天歷險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