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的一個冬天，我路過巴黎。當我順著聖?米歇爾大道，鬼使神差走進了巴黎大學，天空中突然飄起雪來。一個月後，在一封申請就讀巴黎大學的信件中，我對未來的導師有了這樣一段表白：那個雪天，我走進索邦，站在樓內的小廣場上，望著紛紛揚揚、從天而落的雪花，激動不已。我想俯下身去，親吻地上每一塊石頭。因為這所有著七八百年歷史的大學，古老得讓我心碎；因為它承載了現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斷絕。
這樣的措辭，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也許是過於浪漫了。不過，到過巴黎的人，多半是會驚歎這座城市的古老的。東張西望、停停走走，那些古舊的道路、屋舍、橋樑甚至包括城中墓園，都會給你一種穿越千年的時間感。這座城市，雖然也發生過法國大革命，雖然也拆掉了巴士底獄，但是從整體上說，任憑國王、總統走馬燈似地更換，你方唱罷我登場，其本土的歷史文化依舊保存完好。
社會比國家古老，也更令人敬畏。國家破碎了，政府倒台了，但是社會還在。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法國的時候，為了使巴黎這「文明的現場」免於戰火，巴黎人選擇了妥協，使之成為一座「不設防的城市」。這種不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做法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確了，然而你又無法將之簡單歸類於「投降主義」。時至今日，也很少有人會苛責當年「棄城」的巴黎人。其背後的邏輯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即使國家破碎，只要社會還在，歷史還在，終有起死回生之日。
杜甫曾經感慨唐朝的衰敗，「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這「山河」是社會，事情恐怕還不至於讓人徹底絕望，畢竟任何國家也都是建立於「山河」（社會）之上的。相較而言，最可怕的情形恐怕還是「國破山河破」和「國在山河破」。
前者主要體現在異族入侵之時。這方面，中國的歷史茶几上已經擺放了足夠多的「杯具」。最慘烈者莫過於兩軍交戰時的屠城之禍；而在宋朝末年，更有十餘萬人隨末代皇帝在廣東投海，倉皇之間上演了一場「社會為國家殉葬」的歷史大悲劇。在前現代國家，由於國家與社會捆在一起，糾纏不清，又無合法更換政府的途徑，社會像一窩鳥蛋一樣裝在一個鳥巢裡。所謂「覆巢無完卵」，當國家分崩離析，社會難免隨之徹底破碎。
至於後者，則主要發生在大革命年代。在革命政權初立之時，烏托邦理想還在，為了開闢新生活，革命者往往會重新計算時間，籠統地將此前的社會定義為「舊社會」並加以徹底否定。也就是說，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個新國家，而且要建立一個與傳統割裂的「新社會」，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並展現革命的成果。這種激進主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已經表露無遺。激進的革命黨人肆無忌憚地否定自己的傳統，以至於像愛德蒙?柏克這樣的思想者忍不住奮筆疾書，在英倫寫出《法國革命論》這樣的長篇大論，責備同時代的法國人是在「做沒有本錢的生意」——既然你否定歷史上的一切，你這個民族就只好從此白手起家了。
回想新中國六十年沉浮、兩個三十年的消長，其成敗得失莫不在於國家與社會有著怎樣的關係。基於對權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國社會一點一滴收復本當屬於自己的領地，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以及社會與個人的邊界，也是中國當下最真實、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積、歷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與拓展……恰恰是這場「新革命」，在告別過去的「不斷革命論」，使幾乎陷於絕地的新中國在社會自由自我的生長中開始脫胎換骨，一個滿眼生機的「新新中國」將由此應運而生。
唐德剛說，中國需要兩百年穿越「歷史三峽」，直下寬闊太平洋。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我的腦海裡常常浮現出另外一幅圖景：中國就像一艘夜航船，過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圍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現在呢，船上開始有了照明，船艙裡還有人開party、上網、戀愛、大聲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過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圍還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時，人們更關心的問題是：社會雖已燈火通明，中國向何處去？而正在崛起的社會，能否把握這艘中國航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