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師爺、幕僚、謀士、智庫等詞都不夠用了。有學者、網站審時度勢，推出了「戰略知識分子」之新詞與專題。論其特徵：他們是這個時代的引領者，具有遠大抱負、遠見卓識、學貫中西，深刻洞察時事變遷；他們是國家公民的優秀代表，具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為旨歸、以國家興盛為己任、以國家振興為關懷；他們是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真理往往掌握在他們手中……
讀來讓人激動。不過這與其說是有關群體特徵的描述，不如說是一封萬方來朝的表揚信。未見半點事跡，卻被告知可以橫掃千軍萬馬！信中多是國家至上、道德至上的評價，與知識更無關係。
同樣奇怪的是，「挺戰派」竟將「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諸葛亮視為戰略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代表。恕我愚鈍，可以「違令者斬」的蜀國軍師，掌握百萬軍隊的重臣，諸葛孔明幾時回鄉做起了知識分子？
提筆之前，我還特別在微博上問及此事，誰料竟有超過九成的人對此概念持反對意見。有人建議，我們是不是還要「戰備知識分子」？有人嘲笑，這裡只有「有機會知識分子」。有人直言，這不過是知識群體給自己推個戰略產品，只等標價上市。也有人悲歎，回顧中國歷史，只有站對與站錯的知識分子，哪有什麼戰略知識分子？
據說首次提出「戰略知識分子」概念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陶文昭教授。在他看來，中國社會中大部分知識分子屬於戰術性的，局限於解決日常生產和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即技術性的、對策性的問題，所以中國還要有一批「務虛的、踱方步」的戰略知識分子。他們「有鷹一般的寬廣視野、鴨一般的敏銳先知、雞一般的社會關懷」。
戰略知識分子橫空出世，他們是知識分子中的戰鬥機，他們的功績遠在戰術知識分子之上。上述排比同樣充滿喜感——以戰略眼光看，就是要求戰略知識分子能夠以禽為師，具備禽界空軍的視野與禽界步兵的敏感。
說中國需要政治謀臣，需要國家智庫，我都不反對；希望他們有些戰略性的思維，不鼠目寸光，也在情理之中。但若硬要貼個知識分子的標籤，並且分出戰略知識分子與戰術知識分子，我就要打問號了。
喜歡對號入座的知識分子一定犯難了——「我究竟是『一戰知識分子』呢，還是『二戰知識分子』？」所謂「一戰」，是說他要麼屬於戰術，要麼屬於戰略；而「二戰」，則是說他能同時寫兩類文章，能兩線作戰，既在戰術上批評過宜黃縣兩位「建國」大人強拆民宅時的胡作非為，又在戰略上大談下一個千年中美關係如何。
推衍開來，我所熟知的評論界要不要為中國裝備一批戰略評論員？而像章子怡那樣被外國媒體用來解讀中國形象的演員，是否也該由「戰術演員」轉向「戰略演員」？國家戰略為重，以後兩棲明星指的當是既懂戰略又懂戰術的明星。
我一直相信，能讓知識分子安身立命者不外乎三樣東西，且缺一不可：一是知識，知識分子以思考為業，不僅捍衛常識，對社會、對世界更要有著超乎常人的理解。二是獨立，他不應附屬於任何戰略。這種獨立並非一種姿態，其價值正在於保護上述思考不被扭曲。三是對推進美好人生、社會進步與人類福祉的參與，正如左拉一樣，他從自己的參與中找到知識的意義，其所體現者即公共精神。
而知識分子一旦被拉上戰略的戰車，只為了某個戰略而生，為其私用，就像諸葛亮一樣，他便不再是知識分子了。若是非要命名收編，你不妨稱之為「知識戰略分子」。在平常的爭論中，這樣大談戰略的人我也是見過一些的。他們的世界被簡化為兩種東西：一是「我者與他者」的思維模式；二是一張代表「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地圖。在「地圖知識分子」的世界中，只有我者與他者，只有「我們的利益」、「他們的利益」，而無共同的利益。「我們的利益」至高無上，卻也只是隱藏在地圖上，而不是在我們的房舍、田地、街道以及收成之中。
由此「戰略」二字被賦予了兩種內涵：一是「因戰而略」，為了達到「戰」之目的而不計其餘。二是「有戰無略」，只知誇誇其談。做起事來，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自己站不穩，卻要中國站起來，要做中國人的精神導師。
回想歷史與近年週遭的種種，我以為當下中國最需要的絕非「戰略知識分子」、「戰術知識分子」這樣華而不實的概念，而是真正「入獄身先，悲智雙全」的知識分子，他們憑著自己的學識與良知，以獨立之精神，做合群之事業，參與社會建設與政治改造，關心每個人的具體的命運。得此精神與擔當，增進中國福祉的什麼「戰略」、「戰術」都不會缺少；無此精神與擔當，再神奇的「戰略知識分子」，在世人眼裡也只能是——「戰戰兢兢，略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