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在《南方都市報》的專欄文章中提到「好色男人」有兩種死法：一是死於女色，一是死於國色。前者指的自然是「牡丹花下死」的男人，後者則是指那些「為烏托邦獻身者」，他們在一個虛構的「美麗新世界」中迷失方向。
在一些思想封閉的人看來，「好色」是個壞詞。平素裡我們也會看到這樣的新聞，比如說某些妻子把在大街上顧盼其他美麗女性的丈夫稱為「色狼」，甚至要求離婚。由丈夫的愛美之心而走向婚姻訴訟，是悲劇，還是喜劇？
然而，在我看來，好色並非是件骯髒的事。莊子有雲，「哀莫大於心死」。心所為何物？我的回答就是「好色」——因為「好色關乎心靈」。
有人不能理解，誤以為「好色關乎下體」。這種觀念只停留於肉慾，而沒有抵達美，否則你就不能理解在巴黎的大街上為什麼到處是裸露著上體的美麗雕塑。
為了進一步瞭解人類好色的本性，我們不妨簡單「洞察」一下馬斯洛，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在《洞察未來》一書中，馬斯洛講了一段自己好色的經歷。
「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大型的聚會。一位姑娘走了進來，她是如此地美麗，所以，我簡直是目不轉睛地看著她。突然，這位姑娘意識到我正盯著她看，於是走過來對我說：『我認識您，而且知道您在想什麼！』
「我吃了一驚，有點不自然地說，『真的嗎？』『對，』她得意洋洋地說，『我知道您是一位心理學家，您正試圖對我的心理進行分析。』
「我哈哈大笑，回答：『那並不是我正在想的！』」
在這裡，馬斯洛不是考究人的需求層次的理論家，而是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
我之所以引述這個故事，是因為我們時常像這位漂亮姑娘一樣，習慣從過於理性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否定人的油然而生的「好色本性」。事實上，好色乃人之常情，不容忽視。回到馬斯洛的回憶現場，他欣賞女性（好色）更是源於心靈，因為任何美都不是計算出來的。關於這一點，電影《死亡詩社》裡的基丁老師有所批判——任何詩歌之美都不是用圓規與坐標計算出來的，因為寫詩不是安裝水管。
其後諸事更關乎理性。無論馬斯洛因此墮入愛河，還是不擇手段騙得這位女性的歡欣，我們都不能否認那些高尚或卑鄙的行為同樣源自馬斯洛經過深思熟慮的理性——納粹當年對德國瘋狂一時的愛情何嘗不是一種國家理性？
在此意義上，或許可以說，關乎心靈的東西，往往是向善的；導致人走向罪惡的，往往是人的理性抉擇，是計算。愛情是關乎心靈的，而獲取愛情的手段卻是關乎理性與頭腦的。同樣是為了愛情，有的人選擇更自由的方式，而有的人則選擇了侮辱與強姦；同樣是愛國，有人選擇了共生主義，有人選擇了玉石俱焚的復仇主義與專制主義。
倘使理解「好色關乎心靈，而不關乎強姦」，我們便會對歷史上的那些烏托邦夢想（追求「國色」）有了寬容之心——嚮往美好世界無罪，就像人們顧盼美女無罪，關鍵在於人們如何實踐自己的理性。
二十世紀以來，人們對啟蒙運動、烏托邦運動多持批判態度。當理性的夢想破滅，波普爾的「試錯理論」與西蒙的「有限理性」開始受到歡迎。許多有關啟蒙的反思同樣走向了另一種極端，即徹底否定人類的烏托邦理想。而歐盟在某些地方受到抵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它的「烏托邦情調」。然而，烏托邦並不害人，害人的只是以烏托邦的名義強姦民眾，或慫恿互相強姦，同時強姦烏托邦理想。
應該說，關於理性與情感、頭腦與心靈的爭論貫穿人類的始終。法國群體心理學家莫斯科維奇曾經講到一個國家被領袖催眠後，就會變得像女人一樣喪失理智。林語堂則說，「男人只懂人生哲學，女人卻懂人生。」女人的直覺能抵達心靈，男人的理性有時卻接近幻覺。當戰爭讓女人走開時，男人卻在戰場上死個精光。
一個好社會，必定要在心靈與頭腦之間尋找平衡點。在巴黎的時候，我也注意到有些法國人傾向於將左右之爭理解為心靈與頭腦之爭。講效率的攤大餅關乎頭腦，講公正的分大餅則關乎心靈，因為頭腦追求差異，有三六九等，心靈卻各有靈氣，沒有優劣之分。
轉型期的中國人，同樣面臨心靈與頭腦的衝突。當「半盤西化」的功利主義和消費主義開始大行其道時，人們漸漸意識到自己遠離了心靈生活，壓制了內心的聲音。或許這才是我們對上世紀八十年代充滿懷舊之情，喊出「八十年代真好」的真實原因。在那個轟然遠去的時代，萬物曾經解凍復甦，理性與心靈的花朵，在朦朧的愛意裡正綻放。
就在我整理這部書稿的時候，時常抽空在微博上與網友即興討論一些問題。比如在談到思想與性愛時，有一位網友是這樣回答的，「獨立思想是理性的最高境界，性是非理性的最高境界。」這個論斷非常有趣。人的幸福感無外乎兩個：一是個體獨立，二是與人同樂。如果說思想獨立是獨立之最，那麼性愛就算是合作之最，每個人都拿出自己生命中的精華，孕育兒女。聯想到以前的一點思考，我在想，所謂人生的最高境界，豈不就是在這兩方面「不最不歸」？我常說除了思想與兒女我們沒有什麼可以留在世間，不也是為這兩個「不最不歸」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