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在《美國化與法國病》一文中談到美國化背景下的「法國病」。現在有必要談談「美國病」了。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同樣受到了美國文化的影響。影響有好的，也有壞的。好的是價值，壞的則是病。病有很多種，在這裡我只談「物慾症」。
與此論題相關的是，《新週刊》雜誌曾經做過一個有關成功的專題，指出現代社會有三粒毒藥：性自由、消費主義和成功學。在我看來，這裡的三粒毒藥實際上是兩粒。如果將成功學與消費主義合二為一，就是流行性物慾症。人們通常會為兩件事忙碌，一為性慾，二為物慾。性慾不用學，物慾卻是不斷模仿出來的。兩者的相同點是，凡事走到了極端，都難免成為毒藥，或精盡而亡，或物極必反。
美國人不太認同歐洲人的閒適生活，他們放棄了時間而選擇金錢，美國追求的是「麥當勞」而不是「麥當閒」，正如中國人因為勤勞的秉賦常常忘記最真實的生活。美國人自我嘲諷：在中世紀，世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聳入雲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當今的美國文化裡，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級購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對琳琅滿目的商品，人們在意志力方面紛紛丟盔卸甲，喪失了免疫力（見《流行性物慾症》）。
物慾症對美國社會的損害是顯而易見的。哪兒都不像哪兒，當公民轉變成了消費者，大家想到的是「獨自打保齡」，而將公民責任扔到了一邊。與此同時，貧富分化使階層重新出現，伴隨著社會的兩極分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的經典姿勢偷偷摸摸地回來了。
擅長謀生，卻不會享受生活。自從變成物質人類以後，睡覺和做愛都得先吃藥片才行。未來好像也被偷走了。在美國，每個孩子一年收看近四萬條電視廣告，平均每天110條。商人的目的就是給孩子打上烙印，消費兒童。美國的教育專家因此抱怨孩子們被當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
最關鍵的是，物慾症偷走了人們的時間。人類學家英格力希?魯克說，「從表面上來看，一個三歲的孩子似乎與我們的文化沒什麼聯繫，但當這個孩子回過頭對他的妹妹說，『別煩我，忙著呢』，這就值得我們深思了。」起早貪黑，彷彿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愛麗斯漫遊仙境》裡的小兔子一樣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沒時間說你好，沒時間說再見，我來不及了，我來不及了，我來不及了。」物慾症帶來的是「時間荒」，人們因為物慾而丟失了原本屬於自己的時間。就這樣人為物所奴役，人為物所謀殺。
速度，永遠是速度。《舊金山紀事報》曾經嘲笑美國是個朝著微波爐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不斷地更新換代同樣讓人們患上了「喜新厭舊症」，「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感染了社會上每一個人。正因為此，有人滿懷鄉愁——如何回到原來的價值觀，長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裡，長久地保存重要的東西，並且彼此忠誠，這已經是稀有的生活。
高速度的改造並沒有給人們帶來全然舒適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擁堵早已經讓人心煩意亂。有篇南美的小說是這樣寫的：堵車讓交通陷入癱瘓狀態，由於短期內毫無改變的跡象，司機們紛紛放棄了汽車，徒步到鄰近的村落尋找食物。最後，他們不得已在道路兩旁種起了莊稼。在車龍動彈之前，有人懷上了孩子，接著孩子呱呱落地……
羅馬哲學家塞涅卡說，「茅草屋頂下住著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黃金下棲息著奴隸。」如果不明白物慾症對一個社會的損害，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當年特裡薩修女路過美國時，會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過的「最貧困的地方」。
半盤西化的中國，正在感染「美國病」，而且有過之而無不極。物慾橫流的社會，恐懼幾乎成了貪婪的同義詞。當美國人開始自省貪婪已經感染了整個社會的時候，我們同樣看到，在慾望高漲的年代，糟糕的並不只是貪婪，還有害怕。害怕在別人眼裡顯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趕不上鄰居。早已經衣食無憂的人們，總在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歎不已。浮躁的年代，已經消耗了大量樹木與紙漿的成功學，早已經失去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昂揚與純樸，成為一種禍害。如《新週刊》所說，按照現在的成功學邏輯，如果你沒有賺到「豪宅、名車、年入百萬」，如果你沒有成為他人艷羨的成功人士，那麼你就犯了「不成功罪」。
回想中國的戰時共產主義階段，「全民皆兵」，整個國家像是一座兵營。而今天，從政治回歸經濟，當你到書店裡隨便走走，可能會感受到另一種形式的「全民皆兵」。在那裡，滿眼都是成功學著作，諸如「像紅軍一樣崛起」、「像八路軍一樣壯大」、「向解放軍學習」等主題的管理類書籍，使創富變成了一場場戰爭。
有人說，中國現在有兩種人，一種人已經做穩了房奴，另一種想做房奴而不得。沒房子的自然想著有房子，處於焦慮之中當屬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樣活得憂心忡忡，因為他們想要更大的房子。關於這一點，美國人就是這樣想的。而且，美國人心知肚明——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那我們得再多幾個地球才行。
魯迅說，浪費別人的時間等於謀財害命。那麼浪費自己的時間呢？事實上，在全民創富、圍著錢轉的時代，因謀財而自害其命的事情天天都在發生。這也是德國青年盧安克十年如一日在中國支教，感動了許多中國人的原因之所在。在盧安克看來，現代人大多過得可憐，因為他們天天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然後用錢買回一堆其實並不十分需要的東西來安慰自己。生命長遠，但若是為了得到所謂的社會承認而永遠要做不願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暫，做了自己願意做的事。
需要追問的是，當我們花費一生中最寶貴的時間換回一大堆死後並不帶走的東西，在我們和這些東西之間，究竟誰佔有誰？是我們佔有物品，還是物品佔有我們？
如何超拔於一望無際的物慾與喧囂之上，得物慾與成功之外的自由？這樣的時代常常讓我想起亨利?梭羅，那位在瓦爾登湖畔離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羅堅稱，「如果我像大多數人那樣，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賣給社會，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沒什麼值得過的了。」梭羅同樣看破人類文明的悖謬與困境，「如果一個人因為喜歡樹林，每天在樹林裡度過半天時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漢；可要是他全天做個投機者，鋸光樹木，讓大地光禿禿，人們卻把他看成是勤勉進取的好公民。」
什麼時候我們能夠像流浪漢一樣自由？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碎步徜徉於梭羅筆下鬱鬱蔥蔥的樹林？在那裡，簡單生活不被視為一種墮落，勤勞的人節制勤勞。在那裡，你可以坐在時間的溪水裡垂釣天上的星星，不必終日奔波於風塵。看大地寒來暑往，四季消長分明；看種子播撒信念，古樹支起蒼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