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在星巴克離開故宮兩個月後，原本由星巴克「駐紮」的故宮九卿值房，開始以「ForbiddenCityCafe」（紫禁城咖啡店）的面貌重新亮相。故宮方面表示，該咖啡店系故宮自主經營品牌，屬於故宮奧運前進行的經營網點整體規劃中的一部分，與此前星巴克的性質完全不同。
九卿值房易幟，不同還體現在招牌上——在咖啡店內的高牆上多出了一塊「中華老字號」的牌匾。從此前對星巴克所代表的「帝國主義商業文化」的討伐，到「中華老字號」咖啡館的橫空出世，如此就地取材、搖身一變難免給人一種唐突而荒誕的印象。一切似乎應了那句「與其讓別人禍國殃民，不如讓自己禍國殃民」——如果的確如先前所說，咖啡館的存在有損故宮偉大而光輝的形象。
對於如何看待故宮新開的咖啡館，來自新浪網的相關調查顯示：有38%的人認為故宮不應該開咖啡店等類似的商業店舖；30%的人認為不應趕走星巴克，這是排斥外來文化；而支持開中國人自己的咖啡館的人數則佔到了20%。如此看來，趕走星巴克未必是民意使然。至少，透過這項簡單的調查支持星巴克留任的人數似乎要比「中華老字號」還要多一些。
近年來，有關文化殖民、全球化的爭論此起彼伏。星巴克在故宮做了幾年，沒想到一被符號化，一被有志青年「檄文」了，便開始「侵犯中國文化主體性」了。
然而，如泰勒?考恩在《創造性破壞》一書所寫，即使是現在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從西方的地底下像土地老爺一樣冒出來的——「西方文化（以及貫穿歷史的其他各類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服務和理念的國際交易的基礎上的。在不同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西方文化的哲學傳統繼承自希臘，宗教來自中東，科學基礎源自中國和伊斯蘭世界，主要的人口和語言則來自歐洲。」假使中國人不那麼妄自菲薄，願意承認西方文明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是借鑒於中華文化，是部分中華文化在大西洋邊的開花結果，那麼中國就沒有理由將其完全視為異域文明，或者外來者文明。
世界的，也是民族的。若非如此，任何以民族標榜的文化都將行之不遠。事實上，即使是咖啡文化，也是東西交融、不斷拓展的產物。一方面，咖啡並非西方土生土長，十八世紀以前，阿拉伯半島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咖啡供應地。另一方面，咖啡文化在歐洲的形成也不是那麼一帆風順。1652年，亞美尼亞人帕卡?羅西在倫敦開設了第一家咖啡館後，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當地酒館老闆的強烈抗議。不久，這個外鄉人被趕走。就在倫敦的咖啡館遍地開花時，一些知名的學者與評論家加入到反對派的陣營，指責咖啡館消磨了人們的鬥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沒了她們的生活：由於喝了過多的咖啡，他們的丈夫「像沙漠一樣不結果子」。
這顆星球是人類生活的所在，它並非像有的政治或文化評論家所斷言的那樣，只在「聖戰」（血腥的政治認同）與「麥當勞或星巴克擴張」（不流血的經濟衝突）的雙軌制中飄搖，因為在政治與經濟之外，還有社會最真實的生活需求。誰能想到，若干年前，許多中國人在大街上想起麥當勞，既不是因為麥當勞提供了質量上乘的美食，也不是因為它已經成為美國先進文化的某種象徵，而是因為麥當勞的廁所裡隨時有人在做衛生，並且備好了柔軟的手紙？
故宮「內瓶裝外酒」的幽默，不禁讓我想起有關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的一段故事。1949年，朱可夫元帥在艾森豪威爾的推介下品嚐了可口可樂，從此深深地喜歡上了這種飲料。但是礙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較量日益升級，朱可夫漸漸不願意繼續飲用這種「深刻體現美國價值」的飲料了。眾所周知，可口可樂一度被當作美國的象徵，自北約建立以後，其象徵意義擴展到代表整個西方世界的價值觀——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為此，朱可夫提出一個非同尋常的要求：可不可以去掉可口可樂的棕褐色，讓它看上去像傳統的俄羅斯飲料——伏特加呢？據說，這一想法很快便傳到了可口可樂公司，經過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簽字同意後，該公司特地為朱可夫生產了一批沒有顏色的可樂。這批飲料裝在圓柱形瓶子裡，蓋子是白色，標籤則是一枚蘇聯紅星。這一切，就像幾十年後，故宮的愛國主義者將星巴克換成了「中華老字號」。
拋開種種政治或文化的冷戰，朱可夫元帥知道，無論貼上什麼標籤，「愛國主義」也罷，「帝國主義」也罷，可樂的味道其實是一樣的。和許多平凡的人一樣，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立下卓越功勳的元帥，擋住了德軍，卻沒有擋住生活。有趣抑或無趣的是，幾十年後的許多中國人，仍然坐在故宮的九卿值房外體驗老年朱可夫之煩惱，繼續徘徊在標籤化的世界與真實的生活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