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邊吃早餐邊看報。科羅納區那個房管局警察仍不見好轉，不過醫生說他有望活下來。他們說他可能會局部癱瘓，並可能落下終生殘疾，但現在下定論為時過早。
有人在中央車站搶劫一位拿著購物袋的婦女，三個購物袋被搶走了兩個。
在布魯克林的格雷森區，一對因從事色情行業而有過前科的父子（據媒體報道，他們涉嫌有組織的犯罪）從一輛車中沖出，跑到離他們最近的一座房子裡躲避。追殺他們的人用手槍和霰彈槍向他們掃射。父親受傷，兒子中彈身亡，新搬進這座房子的年輕媽媽正在前廳掛衣服，流彈穿過房門轟掉了她的半個腦袋。
第六十三大街的基督教青年會每星期有六天的午間聚會。演講人說：“告訴你們我是怎麼到這兒來的。一天早晨我醒來對自己說：‘嘿，多好的天啊，我這輩子精神從沒這麼好過。健康狀況絕佳，婚姻美滿，事業順利，並且從未如此清醒過。我想我應該加入匿名戒酒互助會’。”屋裡爆發出笑聲。
他講完後，大家沒有輪流發言，而是看誰舉手，由演講人點名發言。一個年輕人羞澀地說他戒酒剛剛滿了九十天，於是贏得了一陣掌聲。我想舉手並暗自思忖著該說些什麼。我能說的就只有格雷森區的那個婦女，或盧·魯登科的媽媽——慘死在做過手腳的電視機下。但這兩樁命案與我何干？正當我還在想應該說些什麼時，時間到了，大家都站了起來念主禱文。這樣也好。反正我也想不出舉手說什麼。
會後，我在中央公園閒逛。終於出太陽了，這是一周來的第一個晴天。我長久地散步，看著小孩、騎車的人和溜冰的人，盡力把這健康、純真、朝氣蓬勃的景象同每天早晨出現在報紙上的那個黑暗的城市面目調和起來。
這兩個世界重疊起來。某些騎車人的自行車或許會被搶走；某些正在散步的情侶會回到遭竊的家中；某些正在嬉鬧的孩子或許會搶劫、槍殺或刺傷別人，而有些會被搶、被射殺或被刺傷。要想理清這團亂麻，人們准會頭疼的。
從公園出來，走到哥倫布圓環廣場時，我遇到一個穿著籃球衣、有一只玻璃假眼的無賴，他涎著臉跟我討一角錢買酒喝。左邊幾碼遠，他的兩個同伙一邊分享一瓶“夜班火車”酒，一邊饒有興致地看著我們。我本想讓他滾開，但讓自己吃驚的是，我反而給了他一美元。也許是不想讓他在同伴面前丟丑吧。他開始謝個不停，讓我無法忍受，也許是看到我冷冰冰的臉色，他才作罷，退了回去，我穿過街道，朝旅館走去。
沒有郵件，只有金讓我回電的口信。前台服務員本應在留言條上注明來電時間，但這兒可不是什麼高級賓館。我問他是否記得來電的時間，他說不記得了。
我打電話給她，她說：“哦，我正等你來電話呢。過來拿我欠你的錢如何？”
“你有錢斯的消息了？”
“一個小時前他來這兒了。一切順利。你能過來嗎？”
我讓她給我一個小時時間。我上樓，沖澡，刮臉。我穿戴整齊，然後覺得不太喜歡身上這套裝束，就換了一身。當我手忙腳亂地打著領帶時，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我如此精心打扮像是要赴女友的約會。
我不禁啞然失笑。—棒槌學堂·E書小組—
我戴上帽子，穿上外衣，走出旅館。她住在默裡希爾區，位於第三十八大街、第三大道和萊克斯大道之間。我走到第五大道，先乘公交車，下車後散步走過一段往東的路。她那棟建築是戰前的公寓大樓，紅磚牆面，十四層高，大廳鋪著地磚，點綴著棕櫚盆景。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訴門房，他用對講機打到樓上。確認金在等我之後，他才把電梯的方向指給我。他刻意表現得不帶任何成見，但我覺得他知道金是做什麼的，所以把我當成嫖客，並小心翼翼地忍著不傻笑出來。
我乘電梯到十二樓，然後走向她的房間。快到時，房門開了。她站在門口，就像鑲嵌在鏡框中一樣。她那金黃的發辮，湛藍的眼睛，還有那顴骨，有一刻我簡直可以把她當成北歐海盜船頭的雕像。
“哦，馬修，”她說著，過來擁抱我。她和我身高相仿，給了我一個結實的擁抱，我感覺到她堅實的乳房和大腿的壓力，聞到她散發出來的濃郁香水味。
“馬修，”她把我拉進房間，關上房門，“上帝，我真感激伊萊恩讓我找你幫忙。你知道你是什麼嗎？你是我的英雄。”
“我不過是跟那個人談了談。”
“不管你做了什麼，反正奏效了。那才是我所關心的。請坐，休息一會兒。你喝點什麼嗎？”
“不，謝謝。”
“喝點咖啡？”
“好，如果不麻煩的話。”
“請坐。是速溶的，你不介意吧。我實在懶得煮真正的咖啡。”
我告訴她速溶咖啡也很好。
她沖咖啡時，我坐在沙發上等著。房間很舒適，家俱雖然不多，但還算漂亮。音響裡放著輕柔的爵士鋼琴獨奏曲，一只黑貓從牆角探出頭來謹慎地看著我，然後又從我的視線中消失了。咖啡桌上放了幾本新近的雜志——《人物》、《電視指南》、《大都會》和《自然史》。音響上方的牆上掛了一幅鑲框海報，是幾年前惠特尼博物館為霍珀舉行畫展時設計的。另一面牆上有一對非洲面具。橡木地板的正中央鋪了塊斯堪的納維亞地毯，是藍、綠相間的抽象圖案。
她端著咖啡回來時，我誇贊了這個房間。她說她希望能把這個公寓留下。
“但從某種角度考慮，”她說，“最好還是不能，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繼續住在這裡，有人還會來找我。男人們。”
“當然。”
“再說，這兒沒有什麼是屬於我的。我是說，房裡只有那張海報是我挑選的。我去看那個畫展，想留點什麼作為紀念。那個人畫出了寂寞。人們聚在一起，但相互隔膜，望著不同的方向。它打動了我，真的。”
“你以後打算住哪兒？”
“找個好地方，”她信心十足地說。她坐在我旁邊的沙發上，一條長腿墊在臀部下面，她的咖啡杯放在另一個膝蓋上。她穿著上次在阿姆斯特朗酒吧穿過的紫紅色牛仔褲，配了件檸檬黃毛衣。毛衣下面似乎什麼都沒穿。她光著腳，腳趾甲和手指甲塗著同樣的茶紅波特酒色。她原本穿著臥室拖鞋，但坐下來時踢掉了。我留意到她眼睛的藍色，和方型寶石戒指的綠色，然後，我的視線被地毯吸引過去。看上去像是有人把那上面的顏色拿去用攪拌器攪在一起了一樣。
她輕輕吹了吹咖啡，喝了一口，然後身子前傾，將咖啡杯放在咖啡桌上。她點起一根香煙，說：“我不知道你跟錢斯說了什麼，但他對你印象很深。”
“這我也不知道。”
“他今天早上打電話來，說要過來。他到這兒的時候，我上著鏈鎖，但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他並不可怕。你知道，人有時會有這種直覺。”
我當然知道。波士頓連環殺手從來不用破門而入。所有的被害者都是開門請他進去的。
她噘起嘴巴，噴出一口煙。
“他非常好。他說沒想到我不快樂，還說從沒想過要違背我的意願強留我。我那樣誤會他，他似乎感到傷心。你知道嗎？他讓我覺得內疚。他使我覺得像是犯了大錯，就像我丟掉了什麼東西，永遠無法挽回，我會為之後悔的。他說：‘你知道，我從不收留回頭的女孩’，我想，天哪，我是在自斷退路。你能想像這有多荒謬嗎？”
“我想也是。”
“他真是一個高明的騙子。好像我辭掉大好的工作不做，還放棄了將來可以拿到養老金的機會。算了吧！”
“你什麼時候必須搬出公寓？”
“他說可以到月底。我可能在那之前離開。收拾行李很容易。這裡的家俱都不是我的。只有衣服，唱片和霍珀的海報，但你知道嗎？那些東西可以留在這兒。我不想帶走任何讓我想起這兒的東西。”
我喝了幾口咖啡。它比我偏愛的口味淡些。鋼琴獨奏結束了，接下來是一首鋼琴三重奏。她再次對我說錢斯對我印象深刻。
“他想知道我怎麼會找你，”她說，“我含糊其辭，說你是我一個朋友的朋友。他說我沒必要雇你，我只要跟他說一聲就行了。”
“可能是真的。”
“也許吧。但我不這樣想。就算我真的先找他談，假設我鼓起勇氣試著跟他談，慢慢地我可能會回心轉意，這個話題可能會被放在一邊。你知道，我也會把它放在一邊，不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他會想辦法暗示我離開他是不可能的事。他也許不會說‘瞧，婊子，你老實待在這兒，否則我毀你的容’。他也許不會這麼說，但我會聽出他的這個意思。”
“你今天聽出這個意思了嗎？”
“沒有。關鍵就在這兒，我沒聽出來。”
她的手抓緊了我放在扶手上的胳膊。
“哦，趁我沒忘，”她按著我的胳膊從沙發上站起來，穿過房間去翻錢包，然後回到沙發這兒來，遞給我五張百元大鈔，估計是我三天前還給她的那些。
她說：“好像應該有點獎勵才對。”
“你給我的報酬已經很豐厚了。”
“但你干得太出色了。”
她一支胳膊搭在沙發背上，整個人向我靠過來。我看著她金色的發辮盤在頭上，不禁想起我認識的一個女人——一個在裡貝卡區有一個閣樓的雕刻家，她雕刻過一個蛇發女妖梅杜莎的頭像。同簡·基恩的那座雕像一樣，金也有同樣寬闊的前額，高聳的顴骨。不過表情不同。簡的梅杜莎看上去極度失望，金的表情卻很難捉摸。
我問：“那是隱形眼鏡嗎？”
“什麼？哦，我的眼睛。是天生的。有些怪，是吧？”
“不同尋常。”
此時，我能看懂她的表情了。我看見了期待。
“很美的眼睛。”—棒槌學堂·E書小組—
她寬寬的嘴唇泛出柔和的笑意。我略微向她靠近，她便馬上投入我的懷抱，新鮮，溫暖，熱切。我親吻她的嘴唇、喉嚨和閉起的雙眼。她的臥室寬敞，灑滿陽光，地板鋪了厚厚的地毯，特大號的床還沒整理，那只黑貓在一個罩著印花棉布的梳妝椅上打盹。金拉上窗簾，羞澀地瞥了我一眼，然後開始脫衣服。我們的交合有些奇異。她曲線玲瓏，帶有夢幻色彩，且表現得激情洋溢。我對自己強烈的欲望感到詫異，但那完全是自然肉欲。我的心智似乎極為古怪地脫離我們的身體，一直在遠處遙望我們的舉動。最後的一刻舒展、放松，最可貴的是它帶來了短暫的快感。我從她身上移開，感覺像是躺在布滿黃沙和枯木叢的荒漠中心。一陣令人驚奇的悲哀襲來，喉嚨深處隱隱作痛，我差點流下淚來。很快，這種感覺消失了。我不知道它從何而來，又歸於何處。
“嗯，”她微笑著，翻身過來，看著我的臉，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感覺真好，馬修。”她說。
我穿上衣服，拒絕了她讓我再喝一杯咖啡的提議。她在門邊握著我的手，再次向我道謝，然後說找到新住處後會告訴我地址和電話。我對她說歡迎她給我打電話，任何時間、任何理由都可以。我們沒有接吻。在電梯裡，我想起她說過的話：“好像應該有點獎勵才對。”
嗯，獎勵這個詞很貼切。我一路走回旅館。途中停下兩次。一次是買咖啡和三明治，一次是到麥迪遜大道的教堂，本想往募捐箱裡投五十美元，但後來意識到不行。金給我的是百元整鈔，我沒有足夠的小額鈔票。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捐獻十分之一的收入，以及何時養成的這個習慣。那是我離開安妮塔和孩子們搬到曼哈頓後開始做的事情之一。我不知道教堂如何使用這些錢，我敢肯定，他們並不比我更需要錢，而且，以後我會盡可能改掉這個習慣。但每當我賺到一些錢，我都會感到一種無法承受的不安，直到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給這個或那個教堂為止。我想這是迷信。也許我認為，一旦開始這樣做就必須堅持下去，否則就會有災禍降臨。
上帝知道這毫無道理可言。不管我把所有的錢都交給教堂，還是一分不交，災難依然會降臨，並且會不斷地降臨。
這次的捐獻只能延期了。不管怎樣，我還是坐了一會兒，感謝這座空曠的教堂給我帶來的寧靜感。我任由自己的思緒隨處游蕩。幾分鍾後，一個老人在過道另一邊獨自坐下。他合上雙眼，看上去十分專注。
我暗忖他是否在祈禱。我想知道祈禱是怎麼回事，人們從祈禱中得到了什麼。有時，在某個教堂裡，我會突然很想祈禱，但我不知道如何祈禱。
如果有蠟燭可點，我就會點燃一根蠟燭，但這是聖公會教堂，沒有蠟燭。
那天晚上我到聖保羅教堂參加聚會，但總是無法專心聽講。我的思緒總是游離。在討論時，午間聚會時發過言的那個男孩講述了他如何堅持戒酒九十天的，他再次得到了一輪掌聲。
演講人說：“知道九十天後你會得到什麼嗎？你的第九十一天。”
我說：“我叫馬修。我無話可說。”
我很早上床。雖然入睡很快，但我總是從夢中驚醒。我越想記起那些夢境，它們就越是從我的頭腦中褪去。
最後我起床出去吃早餐，然後買了報紙帶回房間。離這兒幾步遠就有一個星期日午間聚會，我從沒去過，但從聚會安排本上看到了它。當我決定要去時，它已經進行了一半。我留在房間裡，把報紙看完。
以前，喝酒就可以打發時光。我過去能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坐上幾個小時，咖啡裡加點波本酒，不會喝醉，只是一點一點地喝，一杯接著一杯，時光就這樣流逝掉。現在想不加酒如法炮制，但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三點左右，我想到了金。我把手伸向電話，想打給金，但還是放棄了。我們上床是因為那是她擅長給予、而我又無法拒絕的獎賞，我們不會因此成為情侶。那不會讓我們之間產生任何特別的關系，況且，我們之間的交易已經結束了。
我想起了她的頭發和簡·基恩的梅杜莎，於是想給簡打電話。但談些什麼呢？
我可以告訴她，我戒酒已經快七天了。自從她自己也開始去戒酒互助會後，我們一直沒再聯系過。他們讓她遠離能讓她想到酒的人、物和地點，對她而言，我正在禁區之內。我今天滴酒未沾，我可以告訴她這一點，但那又怎麼樣？那並不代表她想要見我。況且，那也不表示我想見她。
我們曾有幾個晚上在一起開懷暢飲。也許我們還可以同樣愉快地在一起戒酒。但那可能會像一連五個小時坐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喝不加波本的咖啡一樣了然無趣。
我甚至都查了她的電話號碼，但最後還是沒撥電話。
聖保羅教堂的演講人講了一個非常悲慘的故事。他吸了幾年海洛因，後來戒掉了，然後又染上了酒癮，喝得昏天黑地。他看起來像是去過地獄，而且記憶猶新。
休息期間，吉姆在咖啡機旁遇到我，問我現在怎樣。我告訴他一切還好。他問我多久沒喝酒了。
“今天是第七天。”我說。
“天哪，好極了，”他說，“真的好極了，馬修。”
在討論時，我想輪到我時或許應該說點什麼。我不會說自己是酒鬼，因為我已經不是了，但我可以談到這是我戒酒的第七天，或者說我來這兒感到很高興之類的話，但輪到我時，我還是那句老話。會後當我把折疊椅送回它們堆放的地方時，吉姆走了過來。他說：“你知道，我們有伙人每次散會後都會到科布角喝咖啡。就是為了逛逛，聊聊。一起來怎麼樣？”
“呃，我很願意去，”我說，“但今晚不行。”
“那就改日吧。”
“好，”我說，“聽上去不錯，吉姆。”
我其實可以去的。我並沒別的事可做。結果，我去了阿姆斯特朗酒吧，吃了漢堡包和一片奶酪面包，喝了一杯咖啡。我本可以在科布角吃這些東西的。
嗯，星期天晚上我總是喜歡待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那裡人不多，只有一些常客。吃完後，我拿著自己的咖啡杯走到吧台前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個叫曼尼的技師以及一個叫戈登的音樂家聊了一會兒。我甚至都沒想到要喝酒。
我回家上床。早晨醒來滿心惶恐，或許是某個已想不起的惡夢造成的。我盡量不去想它。我洗完澡刮完臉，不祥的感覺仍在。
我穿上衣服下樓，把一包髒衣服留在了洗衣房，並把一件西服和一條褲子送到干洗店。吃完早餐後，我開始讀《每日新聞》。他們的一個專欄記者訪問了格雷森區被亂槍射死的那個少婦的丈夫。他們剛搬進那座房子不久，那兒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房子，他們可以在那個體面的社區過上體面的生活。然而，那兩個亡命之徒偏偏選中這座房子避難。“就好像上帝的手指正好指向了克萊爾·裡茲克。”那個專欄記者寫道。
在“都會簡訊”專欄，我看到鮑厄裡區有兩個流浪漢在阿斯特廣場地鐵站大打出手，為的只是他們中一人在垃圾桶裡找到的一件襯衫。其中一個用八英寸長的折疊刀將另一個刺死。死者五十二歲，凶手三十三歲。我想，要是這件事不是發生在地鐵站，那報紙是否還會報道。他們在鮑厄裡區的廉價旅館裡互相殘殺已不足為奇了。
我繼續翻閱報紙，仿佛在找什麼，那種朦朧的預感仍縈繞不去。我微微覺得有些宿醉未醒，但又提醒自己昨晚並未喝酒。這是我戒酒的第八天。
我走到銀行，把五百元報酬中的一些存進戶頭，剩下的換成十元和二十元的小額鈔票。我來到聖保羅教堂，想趕緊捐掉那五十元。但那兒正在做彌撒。
我又來到第六十三大街的基督教青年會，結果聽到最沉悶的演講。我覺得這位演講者把他自十一歲起喝的每一杯酒都提到了。他以一種單調的聲音足足嗡嗡了四十分鍾。
會後，我在公園坐下，在路邊攤上買了一個熱狗吃掉。三點左右，我回到旅館，打了一個盹，四點半左右再次出門。我買了一份《郵報》，拿著它拐過街角走進阿姆斯特朗酒吧。買報紙時我肯定瞟見了大字標題，只是沒有在意。我坐下來點了一杯咖啡，然後看第一版，那條新聞就在那裡。
應招女郎被剁成肉醬
標題寫著。我知道有可能是她，但也知道可能性不大。我閉上雙眼，靜坐了一會兒，兩手緊握報紙，試圖完全通過意志的力量來改變這個故事。顏色，她北歐式眼睛的湛藍色在我緊閉的雙眼中閃過。我的心緊縮，喉嚨深處再次隱隱作痛。我翻開那該死的一頁，果然第三頁上就有我預感到的內容。她死了。那個雜種殺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