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在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召開的七國集團峰會上，對於蘇聯未來的政策，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發揮了重要作用。五年前，正是這個貝克在擔任財政部長不久將日本拉入了廣場協議，他告知他的七國集團盟友，美國要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行的蘇聯經濟改革行動中扮演主角。七國集團峰會的最終公告聲明：「為實現經濟自由，建立一個更加開放、民主和多元化的蘇聯社會，以及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蘇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對此我們表示歡迎。」宣言還補充：「我們同意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蘇聯經濟進行一次細節性的研究……以此來對其改革提出建議。」
在蘇聯的「市場改革」上，華盛頓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標簡單而粗暴：破壞莫斯科同每一個加盟共和國及盟友的經濟聯繫，從烏茲別克斯坦到哈薩克斯坦，從格魯吉亞到阿塞拜疆，從愛沙尼亞到波蘭、保加利亞和匈牙利。儘管這些從沒有被披露過，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休克療法的意圖就是，在俄羅斯周邊建立虛弱的、不穩定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只有依靠西方資本和美元的流入才能生存——這是殖民主義的一種新形式。
通過將美國支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放在制定經濟政策的主要角色上，詹姆斯·貝克和布什政府已經確保，所有投到蘇聯國內或支持蘇聯經濟的西方投資首先要經過華盛頓的同意。俄羅斯得到的是標準的第三世界待遇，跟非洲前殖民地或香蕉共和國的待遇一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制約和人民陷入貧困。用美元來衡量，一小部分精英被允許極度富有，而且這些人都被華爾街的銀行家和投資者所操縱。
像傑弗裡·薩克斯這樣的哈佛經濟學家，以他們的「休克療法」理論作為武裝，飛往莫斯科協助毀滅舊的中央國家機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專家要求，俄羅斯以國際市場價出售她的石油、天然氣、鋁、錳和其他原材料，結束國家對糧食、醫療和其他必需品的補貼，以及推進工業「私有化」。
1992年，作為其「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俄羅斯盧布自由浮動。在一年內，盧布的浮動導致了消費價格上漲99倍，而實際工資收入狂跌84％。這是自1917年以來的第一次，至少是在和平時期的第一次，大多數俄羅斯民眾陷入了生存的貧困。這還只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式的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剛剛開始。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華盛頓實際上可以隨意決定俄羅斯任何一個工業區的生死。「世界市場」是由華盛頓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專家定義的，這些專家受到過密爾頓·弗裡德曼自由市場理論的訓練。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和國民總福利都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對俄羅斯和前蘇聯地區的人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用「全球市場」替代斯大林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沒有考慮美國的經濟自由程度，表面上，這種模式是350多年進化的複雜產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要溯及英國內戰時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導下，即便在沒有做好足夠準備的情況下，像俄羅斯和烏克蘭這樣的國家，也必須立即採納美國式的市場經濟。結果是可想而知的。目標肯定不是為了建立一個穩定繁榮的俄羅斯。
大多數俄羅斯人很快意識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是災難性的。他們所期望的每間車庫停兩部車的美國式資本主義繁榮並沒有到來，普通的俄羅斯民眾陷入了經濟災難之中。隨著通貨膨脹率越過200％，工業生產降至從前水平的一半。到1994年，男性的平均壽命降至57歲，跟孟加拉國和埃及的水平相當。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很明確是想要一個沒有工業實力的俄羅斯，永久性地破壞蘇聯的經濟結構。與美元經濟區隔絕70餘年的這樣一個全球經濟的主要區域，即將被美元所控制。在市場導向的改革的花言巧語背後，這個地區正在像100年前歐洲列強瓜分和殖民非洲那樣被分割。
對於克林頓政府來說，它並不關心俄羅斯主要國家工業資產的私有化是不是被俄羅斯精英，即所謂的寡頭所控制。它們主要關心的是，俄羅斯的工業自從列寧時代以來第一次即將與美元掛鉤。新的寡頭就是「美元寡頭」，而且他們的絕大多數財富來自於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
在葉利欽時代，美國的合作者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眼中的關鍵人物是阿納托利·丘拜斯，他是私有化進程的主要負責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96年批准給予俄羅斯60億美元的貸款，但條件是丘拜斯要負責經濟政策。1997年，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彼得·雷德威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文章稱：丘拜斯以「管制媒體，破壞民主，捲入可疑的私人交易，接受華盛頓的命令和建立罪惡的資本主義形式」罪名在俄羅斯遭受指責。這顯然得到了財政部副部長勞倫斯·薩莫斯的支持。薩莫斯將納稅人的數百萬美金付給哈佛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他是「休克療法」理論的鼓吹者，也是俄羅斯的顧問，而且在1997年，薩莫斯對葉利欽任命丘拜斯為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表示歡迎。薩莫斯稱：讓丘拜斯負責經濟造就了「一個重獲活力的總統任期和經濟夢之隊」。對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這是一場噩夢。
烏克蘭曾經是蘇聯的主要工業、軍事和糧食生產中心，也遭到了與俄羅斯一樣的殘酷對待。1994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開始，烏克蘭也同樣遭到了大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命令烏克蘭結束國家對外匯交易的控制，烏克蘭的貨幣也隨之崩潰。隨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結束國家補貼制度。麵包的價格上漲了三倍，電費上漲六倍，公共交通費用也上漲了九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結果是，當地的人民被迫按美元標價來購買本地商品。隨著天價的電費和銀行信用的缺失，國有工業被迫破產。外國的投機商們毫無阻攔地用非常低賤的價格撿走了其中的精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要求下，烏克蘭解除了對農業的管制。結果是，烏克蘭，這個歐洲的糧倉被迫要向美國乞求糧食援助，美國借此機會大肆傾銷自己的糧食，對烏克蘭本地的糧食生產和銷售造成進一步的毀滅性打擊。
俄羅斯以及其他前蘇聯成員國的待遇跟剛果或尼日利亞差不多，他們被看作是便宜原材料的產地，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產地了。隨著華沙條約的崩潰，對西方跨國公司來說，這個富含礦產的國家自從1917年以來第一次變得這麼觸手可得。一馬當先的是美國和英國的大型石油跨國公司，它們首先盯住的就是前蘇聯國家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在華盛頓的計劃者眼裡，一個現代化、繁榮的俄羅斯工業經濟只是西方掠奪其原材料財富的障礙。
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克林頓政府維持了對俄羅斯的稱呼——「成熟的戰略合作夥伴」。許多俄羅斯人天真地認為，這將意味著美國的援助和資金將流入俄羅斯，對其震盪的經濟進行重組，美國也將會以某種形式的「全球共管」的夥伴關係來對待俄羅斯，而且歷史上形成的，在前蘇聯地區的霸主地位會得到美國的尊重。但是，當莫斯科明白「夥伴關係」只是一個設計好的用來欺騙的空洞口號之時，已經太遲了。很大程度上，俄羅斯的工業大廈已經被肢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使得俄羅斯人民陷入苦難之中，而且它對周邊地區發生的事件的影響力也被嚴重削弱。這正是華盛頓想要看到的結果。
1991年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不僅僅使這個前超級大國蛻變成了第三世界，也使得美國和其盟友的石油公司控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出產國成為可能。但是，要完成這個過程還需時日。
丘拜斯時代，在受到控制和操縱的私有化進程之下，俄羅斯人珍視的石油和天然氣利潤以低賤的價格流入支持葉利欽和丘拜斯的密友的口袋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8年的一個報告估計，17個總市值至少為170億美元的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公司，被丘拜斯以總共14億美元的價格售出。此外，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生產者、國有天然氣壟斷企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60％的股份，以2000萬美元的超低價出售給了俄羅斯的私人集團，而其真正的市場價大約應為1190億美元。其他一些公司如盧克石油、尤科斯、西伯利亞石油公司和西單克公司得以創立。一些寡頭如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波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和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支配著俄羅斯的經濟。共產主義時代，沒有任何官僚能做到這一點。在1996年11月的一次採訪中，同時也是石油寡頭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副主席別列佐夫斯基自誇地說，七個男人控制了這個國家50％廣袤土地上的自然資源。這些人的硬通貨利潤幾乎都是美元，別列佐夫斯基也許應該加上這一點。
直到1998年夏，俄羅斯的美元化幾乎已失去控制。8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了23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來支持盧布，保護西方銀行的投機式投資，這使得數百萬人來投資購買俄羅斯的國家債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銀行的救援行動來得太遲了。
8月15日，俄羅斯宣佈將拖欠其美元債務。對紐約和其他主要銀行來說，不可思議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儘管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主要債務人還是決定拖欠債務。整個美元大廈在數個緊張的星期內從基礎開始動搖。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對沖基金，已經在俄羅斯市場和大部分的世界債券市場上下了很大的賭注。它的管理層——包括前聯邦儲備委員會副主席大衛·穆林斯——都是一流的華爾街投資家和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突如其來的債務拖欠使該基金面臨破產威脅，涉及數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合同將會產生崩潰連鎖反應，最終可能導致一連串破產，使整個全球金融大廈倒塌。聯邦儲備委員會發起了一次由15個世界上最有權勢的銀行家出席的特別關門會議，並強加了一個救援行動。俄羅斯，在戰略上太有價值了，她拖欠債務的行為得到了原諒，美元化的進程很快又重新開始，雖然步伐稍稍放慢了一點。
見保羅·麥卡錫1998年12月10日「關於向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的聽證詞」。當時，麥卡錫是國家民主捐贈基金（NED）的領導人，自1998年後，國家民主捐贈基金向前南斯拉夫的各種反政府組織、記者、媒體和工會提供了大量的資金，麥卡錫對此進行了詳細說明。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成立於1983年裡根時期，當時華盛頓政策圈子流行「情報工作私有化」，國家民主捐贈基金便是其中一部分。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向反政府組織提供資金都是由中央情報局出面，隨著事件的不斷曝光，美國吸取教訓，改由資助國家民主捐贈基金這樣的「私營」機構公開去做，國會對此也表示同意。1991年9月21日，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國家民主捐贈基金的規劃設計者阿倫·韋恩斯坦解釋說，「今天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在25年前都是由中央情報局秘密進行的。「事情從陰險邪惡的中央情報局轉到了人文主義的」國家民主捐贈基金」。國家民主捐贈基金的活動，不僅避免了干預主權國家穩定的指責，而且反過來指責塞爾維亞或保加利亞甚至任何地方的當權者是「腐敗的民族主義者」。2003年下半年，布什政府要求國家民主捐贈基金，在伊拉克的戰後「民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南斯拉夫政治動盪中的作用，彼得·巴赫邁爾有詳細論述。關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對引發南斯拉夫動盪的影響，蘇姍·伍德沃德（1995年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所出版的《巴爾幹的悲劇》）有詳細說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南斯拉夫戰略的詳細描述，可以在肖恩·傑瓦西晚年的論文中找到，見1996年1月，葡萄牙國際尼諾巴蒂基金會論文「論北約在南斯拉夫的戰略」。1995年11月華盛頓的防務信息中心發表了「擴大北約：充滿災難的盲動」，對北約擴大的軍事問題進行了討論。2001年，在給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的一封公開信中，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前議員、防務專家威利·威瑪為了說明北約「局外」戰略新概念的合理性，詳細說明了他個人與美國高級官員就美國和北約在南斯拉夫的目標的討論。威瑪對1999年4月佔領南斯拉夫後的結果作出了描述；佔領南斯拉夫可以讓北約成員及夥伴獲得原材料，控制裡海和波斯灣。美國領導的北約完成了對從波羅地海到安納托裡亞的軍事佔領，「這是羅馬帝國以來的輝煌成就」，威瑪如此評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