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之後，對美國來說，最強有力的挑戰來自於她的盟友日本，日本在世界貿易和銀行業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在軍事保護者——華盛頓的眼皮底下，日本在戰後時期小心謹慎地建立起很大的經濟實力。
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被認為在世界上具有領先的經濟和金融實力。人們在討論「日本可以說不」和「日本經濟挑戰」。美國的銀行則陷入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美國的工業變得負債過多且競爭力下降。這對建立世界上僅存的超級大國來說非常不利。當然，布什政府清楚這一點。
日本著名的學者和政治家，如武者小路公秀敏銳地意識到日本模式的特殊內涵——「日本已經工業化了，但並沒有西方化」。他指出：「她的資本主義與西方版本的資本主義有很大的不同，並沒有建立在某個正式概念的基礎之上。她只是選擇性地接受了與國家、經濟財富積累和專家治國的理性主義有關的概念。」簡單地說，作為冷戰時期地緣政治中與中國和蘇聯的平衡，日本模式可以被允許存在，但對華盛頓來說，一旦冷戰結束，日本模式就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究竟有多大，日本很快就會認識到。
在20世紀80年代，沒有任何國家像華盛頓以前的敵人日本那樣，更加忠誠和積極地支持裡根時代的預算赤字和過度開支。就連德國也沒有對美國的要求表示支持。在日本人看來，東京的忠誠，對美國國債、房地產以及其他資產的慷慨購買，在20世紀90年代初得到了回報，這便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具毀滅性的金融崩潰。許多日本商人私下認為，這一結果是華盛頓為削弱日本經濟在世界上的影響而蓄意製造的。在20世紀80年代末，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後來擔任過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莫斯警告說：「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經濟集團正在形成……這使得大多數美國人感到，相對於蘇聯，日本有可能是更大的威脅。」
1985年9月，七國集團廣場協議的官方意圖是：使估價過高的美元回到一個可以控制的水平。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華盛頓對日本央行施壓，迫使其採取手段，提高日元對美元的匯率。貝克－宮澤協議一個月後，在廣場協議和1987年2月的盧浮宮協議之間，東京同意「採取有助於擴大國內需求，降低對外盈餘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已經搭好了舞台。
由於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場是美國，華盛頓因此可以對日本施加較大的壓力，而且它確實也是這樣做的。在《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支持下，華盛頓羅列了日本的「敵對」貿易活動，而且要求她作出大的讓步。
到1987年，日本央行將利率降低到了2.5％的低點，此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降低利率是為了鼓勵更多地購買美國商品，但是沒有成功。作為替代手段，這些成本低廉的資金很快找到了賺快錢的出路，投資正在上升的東京股票市場，很快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泡沫。儘管日本國內的經濟得到刺激，但是，最重要的是日經指數和東京房地產價格的飛速上漲。作為隨後美國「新經濟」泡沫的預演，東京股市的股票價格一年上漲了40％，而東京以及其周邊地區房地產的價格也跟著上漲，漲幅在某些情況下達到90％，甚至更高，就像一輪新的淘金熱席捲日本。
在廣場協議出台的幾個月內，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對美元的匯率從250日元兌換1美元上升到149日元兌換1美元。日本的出口企業為了彌補日元對出口價格的影響，紛紛把資金轉向金融投機，這樣可以減少一部分外貿銷售帶來的貸幣損失，這就是所謂的「財技」。日本一夜之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銀行業中心。在新的國際資本規則下，日本的銀行可以把它們持有的關聯公司，即綜合商事集團系統的長期股份作為銀行的核心資產計算在內。隨著這些公司股票票面價值的上升，銀行資本也隨之增加。
到1988年，股票泡沫繼續膨脹，世界上最大的10家銀行全部都是日本銀行。日本資本滲透到了美國的房地產、高爾夫球場和豪華度假村，進入美國政府債券甚至更具風險的美國股市。日本人很快將膨脹的日元投入了美元資產，從而助長了喬治·布什成為總統的野心，他在1988年繼裡根之後成為總統。紐約金融家喬治·索羅斯這樣評價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成功：「……日本凸顯成為世界上佔主導地位的金融強國的前景是很令人煩擾的……」
但是，日本人對成為世界金融巨人的歡欣鼓舞僅僅只是曇花一現。膨脹的日本金融系統，與受到貨幣衝擊的銀行一道，導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和房地產泡沫之一，在廣場協議之後，日經指數在三年的時間內上漲三倍。房地產價值也隨之上漲，這間接反映了日本銀行貸款的情況。在日本經濟泡沫的高峰期，東京的房地產總值換算成美元甚至比整個美國的房地產總值還要高。東京日經股市所有股票的名義價值占世界股票價值的份額甚至超過42％，至少在票面價值上來說是這樣。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太久。
到1989年末，隨著在歐洲出現的柏林牆倒塌這一信號，日本銀行和日本財政大臣開始採取謹慎的努力來慢慢縮小令人擔憂的日經股票泡沫。一旦東京開始對投機熱潮降溫，受摩根·斯坦利和所羅門兄弟公司主導，華爾街主要投資銀行開始使用異乎尋常的衍生工具和金融手段。它們的干預使得已經有序降溫的東京市場出現恐慌性的拋售，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在東京股票市場的這一進程中大肆賣空，賺得盆滿缽滿。其結果是，日本當局打算採取的緩慢、有秩序的調整想法已經沒有了可能。
到1990年3月，日經指數已經從頂點下躍了23％，股票市值縮水超過一萬億日元。日本政府的官員們私下裡回憶，1990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臨時委員會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會上，日本提出資助前蘇聯經濟重建的建議引起了激烈辯論，遭到了華盛頓和布什政府財政部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那次會議可能是華爾街攻擊東京股市的投機行動的一個幕後原因。他們只猜對了一部分。
日本大藏省提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報告認為，冷戰結束之後，世界範圍內需要數千億美元的資金投資在新鐵路和其他經濟基礎設施上，大量的日本的外貿盈餘不像美國人所說的，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日本為改造前共產主義經濟提出了著名的MITI模式。華盛頓對此缺乏熱情，並不關心。在MITI模式中，政府在指導國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這一模式在韓國、馬來西亞和其他東亞國家獲得成功，這足以證明這一模式的可行性。蘇聯解體時，許多國家開始轉向日本和韓國模式，以作為美國自由市場模式之外的另一種選擇。當冷戰即將結束時，這是對華盛頓計劃的一個主要威脅。
布什政府並不急於接替日本成為重建東歐和蘇聯經濟的主角。對待冷戰時的敵人，華盛頓有自己的打算，而且由日方資助成立日蘇經濟集團並沒有列在日程中。為了重奪主動權，1990年初，布什將他的國防部長迪克·切尼派往東京，「討論」大幅度削減美國在亞太周邊緣地區的駐軍問題，這個議題顯然經過了深思熟慮，足以讓日本對軍事安全的擔憂上升。切尼勉強遮掩的勒索訪問，緊跟在日本首相海部俊樹1月對西歐、波蘭和匈牙利的訪問之後，首相的這次訪問是討論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議題。信號是明確的——「照著華盛頓的話做，不然你的安全問題就得不到保障。」
當年3月，與美國總統在棕櫚泉會面的時候，日本首相才明白了美國的意圖。日本不是要在東歐與美元競爭。在數月內，日本股票的票面價值已經縮水了將近五萬億日元。日本公司遭到嚴重打擊。在東歐再也聽不到日本會對美國的金融計劃提出挑戰的說法了。華盛頓的經濟學家們宣佈了日本模式的終結。私下裡，東京的政治家們經常使用一個關於大雁的比喻，日本就像一隻飛在前面的領頭雁，而其他的東亞小國家就跟在它後面。到1990年，華盛頓已經使得這只領頭雁嚴重受傷。現在，美國將注意力轉向了跟著這只雁後面的那些大雁——小虎經濟體作為它的美元新秩序的第二階段任務。
日本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間的爭論可以在《世界經濟展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0年5月號p46）中找到。華爾街派生行動加速了東京股指的下跌，對此進行的說明來自於沒有被記錄在案的市場參與人士對作者的談話。1990年1月，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美國冠群金融服務公司的經濟學家大衛。赫爾對當時華盛頓的日本政策表現出的奇怪衝突進行了評論。赫爾的觀點是：美國財政部要求日本對資本市場實施自由化並廢除金融卡特爾……美國必須認識到，在裡根執政的最後年月裡，貸幣政策引發的日本資本膨脹部分地支撐了美國的金融市場，加上東京市場自由化的速度太快，可能在無意中導致了全球的金融危機。
傑弗裡·米勒詳細說明了從廣場協定到東京泡沫破滅等一系列事件的後果，非常有幫助。對戰後日本經濟的威脅，查爾斯·約翰遜以一個在美國的頂級日本問題專家的身份給出對美國觀點的簡單分析。另還可參閱武者小路公秀的關於亞洲危機的起源，東亞經濟的影響的官方報告見，勞倫斯關於亞洲危機起源的文章「美國霸權與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起源論壇提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