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政府以鄰為壑的金融和外交政策不僅沒有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而且使第三世界陷入全面債務危機。為了應對國際國內日益惡化的經濟局面，美國又一次把賭注押向了石油——入侵伊拉克。】
在卡爾·馬克思構建階級鬥爭的概念之前，英國的自由主義者已經發展了社會的概念，在他們的社會概念中，他們給「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賦予了特殊的含義。19世紀，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的自由貿易政策，導致英國在1846年廢除了保護性的《玉米法》，從此打開了糧食進口的閘門。進口糧食像洪水一樣湧入，使得糧食價格下降，對國內生產造成毀滅性的衝擊，正如此前已經指出的那樣，導致了大多數英國民眾的貧困和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這少數人就是所謂的「上層階級」。英國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就是為這個經濟上不公平的過程進行辯解。
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吹鼓手是貴族沃爾特·李普曼。他為美國人定義了現代框架下的階級社會。李普曼認為，社會應該被劃分成精英和大眾，精英領導大眾，精英是由「有責任心的人」組成的「特殊階級」，他們決定「國家利益」的構成，而大眾主要是由無知的「公眾」組成。精英將成為職業官僚，為私有權力和私有財產的利益服務。但是，精英們與私人財產支配權之間的關係從來不會向廣大無知的公眾透露，「因為他們不理解」。
李普曼認為，普通民眾一定會有行使「民主」權利的幻想。而這一幻想必須由「有責任心」的社會精英來塑造，這個過程被命名為「製造同意」。早在保羅·沃爾克涉足華盛頓之前幾十年，這一概念就已經由李普曼描述為「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學」。
隨著1957年美國經濟衰退這個拐點的到來，具有巨大權力的少數國際銀行和跨國石油公司越來越多地集中到了紐約，它們以19世紀英帝國榜樣為基礎，開始了界定美國的「自由主義」的過程，這是一個進步的美國版自由主義模式。這個模式由金融貴族們定義，而不是由世襲貴族們定義。然而，隨著美國東海岸自由權勢集團（所以這麼稱呼是因為美國金融和石油大財團聚集於此，形成了權力中心）制定的經濟政策的結果日益顯現，美國已經轉變方向。美國，一個曾經是全世界大多數人心目中純粹的自由國家，正一步一步地滑向自由的對立面。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這一過程正在加速，儘管她仍然保留了一張「自由」的美麗面孔。
20世紀70年代兩次驚人的石油衝擊和隨後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創造了美國新的「土地貴族」。在危機過程中，那些擁有財產的人突然發現他們一夜暴富，成為百萬富翁。而成為百萬富翁的原因，根本就不是經營企業和投資製造業或科學發明，而僅僅是由於擁有土地和房產。
但是如果說石油衝擊只是社會分化的開始，它使少數人財富增加，而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開始逐步下降，那麼，1979年10月6日之後由保羅·沃爾克在美國推行的這次金融休克療法，推動了社會分化的最終完成。
如果把這一政策看作是沃爾克的發明，那就大錯特錯了。數月前，這一政策就已經制定出來並且在英國得到了實施，沃爾克和他紐約銀行界的親密朋友，只是在美國引入了撒切爾政府的金融休克模式。他的這些朋友包括親英的華爾街金融公司摩根信託擔保公司的劉易斯·普雷斯頓。
1979年5月初，瑪格利特·撒切爾擊敗工黨對手詹姆斯·卡拉漢贏得了英國大選。競選中，她極力鼓吹「抑制通貨膨脹」。但是，撒切爾和聚集在她周圍的現代亞當·斯密「自由市場」理論家們誤導了消費者，他們聲稱，政府赤字開支是造成通貨膨脹達18％的「罪魁禍首」，而不是伊朗國王垮台後油價上漲140％。
撒切爾政府主張，膨脹的價格只需簡單地通過減少經濟的貨幣供給，就可以得到降低，她認為，資金剩餘的主要原因是持續的政府預算赤字。為了減少「資金的膨脹」，必須堅決削減政府開支。英格蘭銀行，作為對財政政策的補充，同時採取高利息政策限制信貸。可以預測，這一政策的結果是蕭條，但卻被稱為「撒切爾革命」。
減少貨幣供應和提高利率，這就是撒切爾所做的一切。1979年6月，當選僅一個月，撒切爾政府的財政大臣傑弗裡·豪爵士就開始了提高基本利率五個百分點的過程。在12個星期的時間裡，銀行利率從12％上升到17％。對企業和小業主來說，借款成本上升了42％，這是史無前例的。在現代史上，除了在戰時經濟緊急狀態的情況下，從來沒有哪個工業化國家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經歷了如此劇烈的震盪。
為維持利率的高水平，英格蘭銀行同時開始削減貨幣供給量。因無法支付貸款，企業破產，家庭無法買新房；撒切爾貨幣主義革命的結果是，能源、地鐵、鐵路和其他基礎設施的長期投資最終停了下來。
但是，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不是政府擁有英國雷萊德汽車集團、勞斯萊斯或許多其他企業（這些企業已經被拍賣給了私人投資者），而是在公共基礎設施的升級、培養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和科研開發上缺乏政府投資。在應對過去十多年的經濟動盪時，不是政府有錯，而是政府政策有錯。
在「治療」英國經濟病時，撒切爾的「經濟革命」是個錯誤的藥方。而倫敦金融城的國際利益集團和圍繞在殼牌、BP周圍的財大氣粗的石油公司，以及它們的盟友才是真正的受益者，這與英國設想中的「均衡」戰略的結果完全相同。撒切爾只是個雜貨店主的女兒，而把她扶上台的支持者們則要她充當他們更大的地緣政治戰略的炮灰。
撒切爾的政策為她贏得了「鐵娘子」的美稱。但與此同時，英國的失業人數卻成倍上升，從她入主唐寧街時的150百萬增至18個月後的300萬。在撒切爾看來，工會是貨幣主義「革命」取得成功的障礙，而革命的主要敵人就是通貨膨脹。英國石油和皇家荷蘭殼牌公司給它們的北海石油定價36美元/桶，這是當時的天價，可是，在英國卻聽不到批評這些大石油公司和倫敦銀行的隻言片語。在這種情況下，北海石油為它們帶來了巨大的資本財富。撒切爾的政策還在繼續推進，她取消了外匯管制，資本沒有投在重建英國行將腐朽的工業基礎上，而是流向香港房地產從事投機或流向拉丁美洲從事更加賺錢的貸款。
撒切爾和沃爾克貨幣主義政策像病毒一樣在傳播，從英國開始，逐步轉向美國，並從英美向全世界擴散。這一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削減政府開支，降低稅收，放開對產業的管制，並且削弱勞工組織的力量。世界範圍內利率上漲到從前認為根本就不可能的水平。
在美國，沃爾克的金融休克療法使美國的利率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上升到了英國水平，而且在以後幾個月內甚至超過了英國，達到了令人驚訝的20％的水平。經濟學上利率政策的緊縮含義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十分明顯的。20％的利率，哪怕是17％，意味著任何投資期超過四五年的正常投資根本不可能盈利。對建設項目的利息費就會讓這樣的投資止步不前。
在美國，三哩島反核活動使已經投入建設的核工廠推遲了好幾年才完工。之後，美國的核管制環境又發生了變化。在沃克爾利率體制之下，美國禁止電力公司投資核電廠。1979年之後，美國再也沒有新建核反應堆，並且在建或計劃建設的核項目由於財務成本過高而被迫取消。一個最先進的生產性經濟部門就這樣被迫走向死亡。
沃克爾休克療法是被強加給了絕望而無知的卡特總統的。卡特於1980年3月自願簽署一部非同尋常的法律，即1980年的《存款機構放鬆管制和貨幣控制法》。該法授權沃克爾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對銀行提出儲備要求，哪怕該銀行不是美聯儲成員。該法確保了沃克爾的抑制信貸奏效。此外，這部新法律還取消了銀行可能施加給客戶的最高利率限制，並且撤銷所有州法設置的利率限制（所謂的反高利貸法），此前有一部被稱為「Q條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規定對貸款利率也是有限制的。
在英、美新貨幣主義的教義之下，利率無極限；金錢至高無上，全世界則是它忠實的奴僕，至少，對於向倫敦和紐約銀行借高利貸的借款人來說是這樣的。
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諸如鐵路、高速公路、橋樑、水利和電力建設這些由政府提供資金支持的基礎設施和資本投資被撒切爾沃克爾的政策攻勢摧殘殆盡。從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到1985年，根據國際鋼鐵協會（IISI）的計算，與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比，主要工業化國家政府支出總額中用於公共基礎建設的費用下降了一半。世界鋼產量、航運噸英哩數和真實的物質經濟流通量反映出英美貨幣政策的災難性後果。世界鋼鐵工業處於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蕭條之中。
保羅·沃克爾的金融休克療法和接著而來的美國經濟不景氣是吉米·卡特1980年11月競選失敗的主要原因。新的共和黨「保守派」總統，前好萊塢電影演員羅納德·裡根，全力支持沃克爾的休克療法。裡根在當加利福尼亞州長時，就一直受到貨幣主義的宗師，朝聖山學社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的熏陶。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精心培育著她與裡根之間所謂的「特殊關係」。她「鼓勵」裡根支持沃克爾的休克療法和政府的經濟緊縮政策，以及反對工會的政策傾向。在此期間，為了確保英美兩國政策的一致性，裡根和撒切爾共享同一個經濟顧問團，這些顧問主要來自於教條的朝聖山學社，朝聖山學派是弗裡德曼1947年建立的，包括卡爾·布魯納、米爾頓·弗裡德曼、阿倫·沃爾特。
在1981年入主白宮不久，裡根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解散空中交通專業管制員工會（PATCD）。這一舉動向其他工會發出了強烈的信號，告誡它們不要因飆升的利率而要求救濟。裡根與他的英國夥伴撒切爾一樣，熱衷於「抑制」通貨膨脹。某些倫敦金融城的消息靈通人士甚至暗示，撒切爾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首先是，影響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美國的貨幣政策，使整個工業化世界的經濟政策遠離長期發展核能和工業的方向。
如果事實上這是一個有預謀的計劃的話，它的確成功了。在撒切爾擔任首相職務之後的六個月，羅納德·裡根當選為美國總統。據報道，裡根總統總喜歡利用一切機會向其內閣成員重複他的口頭禪，「通貨膨脹就像電波，一旦開啟，它就會傳播開來並且不斷增長」。裡根繼續讓米爾頓·弗裡德曼擔任非正式的經濟政策顧問。裡根政府裡到處都是弗裡德曼貨幣主義的信徒，就如同卡特政府裡到處都是大衛·洛克菲勒的三邊委員會成員一樣。
這種徹頭徹尾的貨幣主義構想，首先在80年代初由撒切爾的英國政府提出，隨後由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裡根政府跟進，是一種最殘酷的經濟欺騙行為。其目的與供給學派經濟學倡導者們所提出的主張完全不同。
為了打入皮諾切特軍事獨裁下的智利經濟，弗裡德曼使用上述手段，倫敦和紐約強大的權勢集團也決定使用同樣的手段，不過，這次的目的是為了給工業和基礎設施需要長期投資的世界經濟以致命的第二次打擊。因此，英美金融巨頭的權力變得更具支配性。對於還沒有在20世紀70年代危機中休克和迷失方向的世界來說，20世紀80年代將發生什麼還不可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