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由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大衛·洛克菲勒和彼爾德伯格集團創始人喬治·波爾組織的一次私人內部會議在東京舉行，精心挑選的政策發言人在會上討論了一項特殊計劃。華爾伯格銀行董事長洛爾勳爵和英格蘭銀行的一位董事出席了會議；大衛·奧姆斯比·戈爾、哈萊赫勳爵也出席了會議，其中哈萊赫勳爵在關鍵的60年代肯尼迪時期擔任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巴克萊銀行董事長安東尼·圖克先生也參與了那年4月的東京秘密討論；克羅墨伯爵、喬治·巴林也同時與會，喬治·巴林與紐約的摩根信託擔保銀行和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基辛格的石油衝擊時期，巴林還是駐華盛頓的大使，當時美國國務卿對其與英國外交部政策非同尋常的緊密協調是比較認可的）。在東京重要談話會議中出席的還有皇家荷蘭殼牌公司董事局主席約翰·勞頓，他也是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頓銀行顧問委員會成員之一。
在4月洛克菲勒新成立的三邊委員會會議上，關於國務卿基辛格和共和黨政府對世界其他國家繼續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一百多位有影響力的政策制定者表示關心，認為這一立場是非常危險的。不管是歐洲、發展中國家還是歐佩克國家，基辛格將她們一個又一個地孤立起來，為的是「各個擊破」，並把歐佩克描繪成破壞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壞蛋，讓它為彼爾德伯格集團1973年的石油政策背黑鍋。
到了1975年，基辛格赤裸裸的「暴徒式」國際外交手段十分危險，正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有必要樹立一個新「形象」，來說服全世界相信仍需要維持美國的霸權。因此，4月在東京的三邊委員會議上，也就是離1976年美國總統大選還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洛克菲勒向他那些有影響的國際友人介紹了一位成為下屆美國總統的人。這位來自佐治亞州小鎮、喜歡人們稱他為吉米·卡特的花生種植者，即使是在美國也默默無聞，更不要提外國了。關於建立三邊委員會的背景，請參見本書第9章註釋。這一機構成立之初受到比德伯格集團的多方影響，比德伯格集團是在西歐推行盎格魯－撒克遜政策的工具。三邊委員會試圖適應變化了的地緣政治版圖，這就是日本已經成為國際經濟的巨人。北美、歐洲和日本三足鼎立。在歐洲，這是一個由各派組成的混合集團，包括了德國的拉姆斯朵夫伯爵。許多三邊委員會的歐洲成員長期以來都是洛克菲勒的好友，全部都是他戰爭期間的歐洲商業網的老成員。在亨利·基辛格與民主黨候選人大衛·洛克菲勒的門徒卡特之間沒有根本的政策分歧，這一點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佐證。基辛格離開政府後，洛克菲勒提名他擔任大通曼哈頓銀行咨詢委員會委員，在布熱津斯基主理卡特的美國外交政策之時，又提名基辛格接替布熱津斯基擔任三邊委員會執行主任。
在1975年東京會議露面之後，《紐約時報》等自由派媒體集團為卡特打造了不同尋常的公共關係形象，他被吹捧為美國「新南方」充滿活力的代表。1976年11月，儘管在選舉中被懷疑有違規行為，卡特還是成了美國總統。
卡特讓許多三邊委員會成員成為他的顧問，以至於人們給了他一個「三邊總統」的稱號。不光是他的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就連他本人也是三邊組織的秘密骨幹成員。還有他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國務卿塞魯斯·萬斯、財政部部長邁克爾·布盧門撒爾、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揚以及國務院高級官員理查德·庫珀和瓦倫·克裡斯托弗，都是這個三邊俱樂部的成員。
卡特總統對外展示的執政形象是，為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權」，「提倡協商，放棄對抗」。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華盛頓權勢集團的「圈外人」，但是，在卡特領導下的美國政府，連同他的選舉委員會顧問們，推行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美國世紀」。在「改革美國外交政策」的外衣下，卡特政府繼續推行「新馬爾薩斯主義」的基本戰略，這一戰略是由基辛格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上根據「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200號」制定的。其目的是阻擾第三世界發展，推行「增長極限論」的後工業政策，用以維護美元霸權。為了證明對第三世界目標國家內政進行干涉的正當性，「人權」成了卡特政府的一個有力武器。
石油衝擊之後時，產生了一個嚴重問題，威脅到新的英美「石油美元貨幣體系」。1974年，歐共體委員會就已經向其成員國的中央銀行提出建議，用黃金解決歐共體成員國內部的貿易結算餘額，市場價標準為約150美元兌換一盎司純金。歐洲提出的這項建議，將大幅減輕許多歐洲國家購買石油的負擔，也將降低美元的影響。出於維護美元霸權地位的政治原因，美國財政部強硬地堅持中央銀行將美元與黃金的比價人為地維持在42.22美元兌換一盎司純金的低水平。黃金價位定在較高的水平，可能會打開歐共體與兩個主要黃金出產國——南非和蘇聯建立大規模貿易關係的大門。美國財政部部長助理保羅·沃爾克在1974年秋訪問倫敦，嚴厲警告那些在石油危機期間想把黃金拉回到貨幣體系中的歐洲國家，不要輕舉妄動。
但是，歐洲的想法並不會自然消亡，而是與此相反。約翰·福爾斯特領導下的南非政府，其石油主要依賴進口，正在油價暴漲開始時艱難地維持著南非的經濟穩定。同時，儘管在國內有著嚴厲的種族隔離制度，南非還是試探性地向非洲國家伸出了加強經濟合作之手。
安哥拉富藏石油，但南非有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國家所需要的工業技術和基礎設施。這個地區需要經濟投資和對外貿易出口。1974年末，南非財政部長尼古拉斯·迪德裡希對歐洲的辯論做出了響應，公開要求各國中央銀行，把黃金價格重新定到市場水平。
我一直在向貨幣當局施壓，應當允許中央銀行之間以市場價格買賣黃金……中央銀行金庫裡的黃金應被重新定價；而且將會有更多的錢支付給阿拉伯國家；其次，美元應貶值。
與此同時，德國和意大利啟動了一個雙邊協議，在此協議下，黃金將作為德國貸款的抵押，價值為當前市場價格（150美元/盎司）的80％。很明顯，就如何有效地利用黃金，使之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美元標準之外的另一個標準，歐洲國家討論這一問題的動力越來越大。
但是，這些加強歐洲大陸和南非貿易和經濟聯繫的可能性遭到了破壞性的打擊。在蘇聯和古巴的支持下，安哥拉馬克思主義人民解放運動（MPLA）將安哥拉帶入了與比勒陀利亞敵對的政權統治下。此外，美國官方的儲備黃金不斷地進行不公開銷售，大量流入市場，極大地壓制了世界金價，使南非至關重要的採礦業陷入不斷加重的經濟困境。隨後，1976年5月，在南非的索維托鎮發生了騷亂。湊巧的是，這次騷亂正好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南非的時間一致。南非警察在索維托對暴民殘忍的鎮壓引起了國際上的政治反響，也使得南非與歐洲國家建立有效的經濟聯繫變得更加困難。但是，在隨後的幾個月，形勢變得相對穩定以後，會談繼續進行；在任何穩定世界貨幣關係的行動中，讓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出產國參與是至關重要的。
1977年7月，南非商業月刊《國際觀點》發表了對聯邦德國重要銀行家，德累斯頓銀行董事長儒爾根·龐托的採訪報道。採訪中，龐托闡述了他對解決整個南部非洲經濟和種族危機的辦法。龐托強調，歐洲必須在解決非洲危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為此，歐洲必須首先在與石油有關的經濟危機之後，恢復她自身的經濟秩序。為了做到這些，龐托談道：必須把建立穩定的貨幣體系放在優先位置；只要歐共體這樣的雖然面積不大但經濟上十分重要的地區首先動手，消除其自身的貨幣混亂，我們將會很快走上實現上述目標的正確道路。
龐托進一步闡述了歐洲經濟發展對整個南部非洲的意義，包括讓非洲富裕國家如南非、象牙海岸和阿爾及利亞幫助那些最窮的國家發展，「假如消除某些發展限制，她們可以為整個大陸生產足夠的糧食，提供工作機會和教育機會」。龐托是南非財政部長尼古拉斯·迪德裡希和其指定繼任者羅伯特·斯密特的私人密友。更高級別的討論顯然已經在有影響力的歐洲銀行業、工業與富含資源的南非政府之間繼續展開。一個潛在的聯合體正在浮現，這個聯合體將改變整個英美世界的地緣政治佈局，讓紐約和倫敦處於明顯的不利地位。
然而這一年7月31日，在法蘭克福，儒爾根·龐托被自稱屬於巴德爾－邁因霍夫幫的恐怖分子暗殺。數星期後，在科隆，德國僱主聯合會主席哈恩斯－馬丁·施萊耶被同一個組織綁架並殺害。儘管刺客的蹤跡指向東邊，但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某些強大的西方國家情報系統在這兩起暗殺事件裡扮演了某種角色。在此次事件中，聯邦德國陷入了政治混亂，而且恐懼還在蔓延，這在戰後時期從未有過。與南非發展關係的可能性也隨著龐托和施萊耶的被殺而消失。打破美元統治地位的嘗試暫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