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九月，秦國又沸騰了起來。
往年，秋收過後再種上麥子，就一天天冷了。當白茫茫的一片秋霜下過後，秦人就進入了漫長的窩冬期。直到來年二月，人們才從土窯裡茅棚裡瓦房裡的火炕頭走出來，度春荒，備春耕。通常年景，這小半年沒有戰事，沒有徭役，沒有勞作，幾乎就是整個國家的冬眠期。那時侯的人，活得簡約，凝重，灑脫。一切大事，都是從春天開始，到秋天結束。夏日酷暑，冬天冰雪，人們就蟄伏下來，極少在手腳不舒展的時候做大事。也因了這一點，孔夫子才把他記載的歷史大事命名為《春秋》。於是就有人說，那時侯的人，還不知道一年分為四季，只知道春秋兩季。其佐證之一，就是在古書上找不到夏天和冬天的事情。煩瑣細冗的後人忘記了，那時侯的天象觀測已經能發現天上的大部分星體並記載下來，還能發明二進制的《周易》八卦，曆法已經能把一年確定為三百六十五點二五日，如何能對一年僅有的四次氣候變化渾然無覺？
說到底，是後人忘記了先民的睿智和雍容大氣——蟄伏之期，何足道哉？
秦人的蟄伏傳統，卻被衛鞅的新法令攪亂了。因為在冬天來臨之前，秦國要全面推行新田法。有什麼能比土地更揪人心的？土地非但是農人牧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宗室貴族和勳臣元老也有自己的封地和依附的隸農，國家官府也有山林水面和耕地，許多商人和工匠也有祖先留下來的土地。推行新田法，重新分配土地，朝野上下真正是激動起來了。比起第一批法令頒布後的騷動和怨氣，這次要平靜許多，但卻也深刻了許多。人們從渭水法場看到了國府變法的強硬決心，開始真正相信新法令的威嚴了。最要緊的是，勤勞忠厚的農人牧人和國人，都感到了懲治疲民和私鬥治罪後騷擾絕跡，村族鄰里大為安定的好處，從內心開始真正的擁戴變法了。春夏間甚囂塵上的朝野怨聲，隨著秋季的到來，漸漸平息了下去。推行新田法，民眾更多的是興奮和忐忑不安，封地貴族則更多的是憂慮。
對於衛鞅的左庶長府，秋天是個更忙碌的季節。
廢除井田而推行新田制，是全部變法的中心環節，也是變法成敗的根本基石。全府上下從八月便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備，國府各官署的吏員在左庶長府穿梭般出出進進，信使探馬流星般往返於櫟陽和各郡縣之間。衛鞅的書房徹夜燈光。國事廳裡，景監帶著文吏班子晝夜連軸轉。面對這千古大變，要做的事情是太多了。
井田和奴隸，是兩樣老古董。從五帝最後一個的大禹到春秋戰國，三千年以來，井田制和奴隸制一直巍然矗立，是古典華夏社會框架的泰山北斗，是中央王室和諸侯國家的柱石。井田制和奴隸制共生共存，井田制是奴隸制的框架，奴隸制是井田制的依附。要明白這兩樣老古董，得先說說井田制。
井田制的始作俑者，是治水的大禹。那時侯，華夏大地是洪水時代，氣候濕熱，百川橫溢，大大小小的河流山溪，都是盲無目標的相互衝擊流淌，在山原大地上攪成了無數個巨大的漩渦。遍地汪洋，人們倉皇的逃離茅屋、城堡和土窯，躲避到高高的山洞和樹林中去。農耕、放牧、制陶和狩獵的土地，全部淪為水鄉澤國。如果不能馴服洪水，整個華夏大地上的先民就會倒退回茹毛飲血的遠古時代，與林間百獸爭生存。幸運的是，當時的部落聯盟首領是偉大的舜帝，他沒有被洪水嚇退，而是決然命令他的助手禹擔負起治水的使命。禹，是一個尋常人無法想像的治水天才。他拋棄了祖祖輩輩「遇水土屯」的堵截治水法，發明了「疏導水流，盡入大海」的偉大方法。他說服逃到高山上的部落首領，請他們的族人自帶乾糧乾肉，和他一同疏導洪水。十三年櫛風沐雨，三過家門而不入，禹的兩條大腿上磨起了厚厚的老繭，治水的民眾也死傷了千千萬萬，終於百川入海，洪水被制服了。
禹的偉大業績人人傳誦，人們都叫他大禹。這時候，舜帝老了，大禹做了先民們爭相擁戴的首領。大禹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國號是「夏」。
洪水消退，大地顯露出來。洪水夾帶泥土，填平了溝溝壑壑，沖積出大片平原土地，一望無邊，平平展展。人們從山林中走出來，爭相佔領肥美的土地，廝殺拼打，亂得不可收拾。可是，大禹是第一個國家元首，堅定果敢，沒有在混亂和爭奪面前退縮，而是決意建立一種能使人們和諧共處的耕作秩序。他發明了一種耕作方式，叫做井田制。就是在廣袤平坦的肥沃平原上，將土地劃成無數個「井」字型的大方塊，每八家一「井」，中間一塊土地是公田，由八家合力耕種，收穫物上繳國家。八家唯一的水井，在公田中央位置。人們每天清晨前來打水，順便就在井邊交換剩餘的物品。八家田地（一井）的周圍，是灌溉的水渠和道路。十井一村，十村一社，人們在平展展的田野裡組成了互不侵犯的村村社社。那時侯人口不多，大大小小的沖積平原劃出的方方正正的井田足夠當時的人口居住耕耘了。
那時侯，井田制是一種偉大的發明。它把零散無序的農人們編織在一個框架裡，使他們同心協力的努力耕作，抵禦災害，和諧相處，收穫的東西也越來越多。然而也有搶掠成性的部族不守規矩，仍在依靠暴力殺戮，搶奪其他部族井田里的糧食、牲畜和財產。大禹就在會稽山大會諸侯（部族首領），公開殺了不守井田規制且會盟遲到的防風氏，宣佈建立永遠不解散的軍隊，專門對破壞井田秩序的部族進行討伐。
從此，井田制真正站穩了腳跟。
有一點要清楚，平民農夫（自由民）分得的井田，只能耕種，不能買賣或做任意處置。用後人的話說，就是「國有私耕」。《詩經》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得正是井田制時代的人地關係。國王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沒收平民農夫的耕田賜給別人。在平民犯罪時，更是理所當然的沒收田產，甚至包括將犯罪者及其家人也沒收為官府奴隸。也就是說，土地的處置權在中央官府。平民耕種的井田，永遠不可能像真正的私有財產那樣轉讓和繼承，自然更談不上自由買賣。
井田制還有一個孿生的制度，就是奴隸制。
那時侯，國王、諸侯（部族首領）和大小族長，都擁有大片土地，這就是私家井田。這種私家井田，主人對土地雖然也沒有名正言順的最終處置權，但卻是比平民僅有的耕作權大大進了一步。只要豪族主人（領主）不犯罪，不招天子討伐，不在戰爭中失敗，這些土地實際就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可以轉讓、贈送甚至買賣。有了土地，就得有人耕種。國王、諸侯和族長，就把戰俘、罪犯以及因各種原因依附於他們的窮困庶民，強力安排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除了給耕耘者留下僅夠生存的物品，收穫物全部上繳土地的主人。國王和大大小小的諸侯、族長及其家人，正是依靠從這些「奴隸井田」和自由農夫的公田繳來的收穫物，維持著軍隊、官吏和舒適富裕的生活。私家井田的勞動者，就是奴隸，也叫做隸農。他們沒有官府承認的自由民身份，官府「料民」（戶籍登記）也不登記他們入冊。他們的身份只存在於豪族主人（領主）的「奴籍」之中。來源於戰俘和罪犯的奴隸，臉上還烙有或刺有主人家族特有的徽記，即或脫逃，也無處容身。世世代代，奴隸們只能在主人的井田里無償勞作。奴隸耕作的私家井田與自由民的井田，唯一的不同是，私家井田的中央只有水井而沒有公田。千百年下來，井田制和依附在井田制上的隸農制，已經成為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就土地數量而言，自由民耕作的（有公田與自耕田之分的）那種典型的井田，所佔有的土地數量，遠遠少於由隸農耕種的私家井田。後來，私家井田漸漸的獲得了國王認可，被稱為「封地」，也就是封賜給貴族的個人土地。
這種被強力禁錮於井田中的耕作奴隸（隸農），是奴隸制的主要部分。
另一種奴隸，是勞工奴隸。這種奴隸分為官府奴隸和家庭奴隸，來源也是戰俘、罪犯家屬及窮困淪落者。官府奴隸除了做僕役外，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這種奴隸是奴隸制的次要部分，一直延續到公元二十世紀初期，不是這裡的話題。
又經過了殷商六百多年，西周東周七八百年，隨著人口增多，商品交換的發達，土地質量惡化以及頻繁的戰爭、政變等等因素，自由民的土地越來越少，隸農依附的私家井田越來越多，社會重新出現了人慾橫流的無序爭奪，井田制已經是千瘡百孔了。這時候，一些官吏家族用強力掠奪、金錢買賣、沒收罪犯等手段，巧取豪奪了大量土地，成為許多諸侯國的新興地主勢力。另有一部分大商人也用金錢買得了大量土地與依附奴隸，同時成為新興地主。新興地主佔有大量土地與人口，日漸主宰了許多諸侯國的政權，便對「王權——井田——奴隸」這種舊的存在方式自然形成了巨大的威脅。新興地主要創造出私家政權的基礎，就要不斷擴大自由平民的數量，就要使土地成為可以流動的財富。而舊的王權要維持自己存在的基礎，就要使「民不得買賣」的井田制固定下來，使流動的土地重新變成凝固於井田框架的「王土」，否則，天下便不能安寧。
這種大爭奪導致了長期的大動盪，導致了連綿不斷的殺伐征戰，天下大亂了！
於是，許多有識之士便提出了各種救世主張。儒家堅定的主張恢復井田制，孔子直到孟子，儒家奔走天下數百年，為此不懈呼籲。道家的老子也提出了「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的返古主張，事實上也贊同恢復井田制。
新出現的地主貴族和法家人物，卻極力反對回到古老的井田制時代。他們主張廢除井田制和隸農制，建立一種更能激發農人勤奮耕作的新田制，建立一種能夠使新地主依靠財富自由擴大土地的新土地制度，這就是「民得買賣」的土地私有制。
可是，說歸說，吵歸吵，真正動手實現新田制的，卻只有魏國李悝變法所推行的半新半舊的「五成田制」。李悝只在自由民耕種的井田和魏國的公室井田上實施了「田得買賣」，廢除了封地隸農。對魏國境內舉足輕重的舊貴族的私家井田，仍然保留著封地（私家井田）和隸農。其他像楚國、齊國、韓國、趙國或多或少的變法，都沒有超過魏國的限度。燕國和秦國兩個老牌諸侯國，更是沒有對舊的田制以任何觸動。剩餘的三十多個小諸侯國，更談不上廢除井田制了。
事實是，直到秦國變法，井田制事實上沒有在任何一個國家真正的徹底的廢除。
而今，衛鞅要在秦國徹底廢除井田制，隨之必然結束隸農制，如何能不引起朝野震動？如何能不引起依靠封地養尊處優的貴族們的惶恐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