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興亡，是最為典型的戰國悖論之一。
從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認）韓、魏、趙為諸侯，至公元前230年韓亡，歷時一百七十三年。韓國先後十三位君主，其中後五任稱王，王國歷時一百零四年。史載，韓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遷入晉國後被封於韓原（《史記·韓世家·正義》引《括地誌》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在韓城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於韓原故城也。」今陝西韓城縣境內），遂以封地為姓，始有韓氏。由韓氏部族而諸侯，而戰國，漫長几近千年的韓人部族歷史，有兩個樞紐期最值得關注。這兩個樞紐期，既奠定了韓國族性傳統，又隱藏了韓國興亡奧秘，不可不察也。
第一個樞紐期，春秋晉景公之世，韓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韓厥時期。
其時，韓厥尚只是晉國的一個稍有實權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尋常大臣，與當時握晉國兵權的趙氏（趙盾、趙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絳）之權勢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語。韓厥公直，明大義，在朝在野聲望甚佳。其時，晉國發生了權臣司寇屠岸賈借晉靈公遇害而嫁禍趙盾、剪滅趙氏的重大事變。在這一重大事變中，韓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趙盾無罪，後又保護了趙氏僅存的後裔，再後又力保趙氏後裔重新得封，成為天下聞名的忠義之臣。這便是流傳千古的趙氏孤兒的故事。趙氏復出，屠岸氏滅亡，韓厥擢升晉國六卿之一，並與趙氏結成了堅實的政治同盟。韓氏地位一舉奠定，遂成晉國六大部族之一。
韓厥此舉的意義，司馬遷做了最充分的估價：「韓厥……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睹其大者也（在晉國還沒有看到比韓氏更大的功勞）！然（後）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太史公將韓之崛起歸功於韓氏救趙之陰德所致，時論也，姑且不計。然則，太史公認定韓氏功勳是晉國諸族中最大的，卻不能不說有著一定的道理。韓厥所為的久遠影響，其後日漸清晰：韓氏部族從此成為「戰國三晉」（韓趙魏）之盟的發端者，而後三家結盟誅滅異己，漸漸把持了晉國，又終於瓜分了晉國。看官須知，春秋之世晉國為諸侯最大，大權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韓趙魏三家勢成之時，晉國勢力最大的還是智氏部族。韓趙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誅滅智氏，其功蓋起於韓氏凝聚三家也。而韓氏能凝聚三家結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義聲望，此所謂德昭天下之功也。此後，韓氏節烈勁直遂成為部族傳統，忠義之行為朝野推崇，以存趙之恩，以聚盟之功，對魏趙兩大國始終保持著源遠流長的道義優勢。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戰國初期「三晉」相對和諧，並多能一致對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晉一家」口碑的由來。
這個樞紐期的長期意義在於，它奠定了韓氏族群與韓國朝野的風習秉性，也賦予了韓國在戰國初期以強勁的擴張活力。《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韓國重地穎川、南陽之民眾風習云：「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厚……南陽任俠。故，至今謂之夏人。」太史公將韓國民風之源歸於夏人遺風，應該說有失偏頗。戰國大爭之世，一國主體族群之風習，對國人風習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若無韓氏族群之傳統及其所信奉的行為準則，作為韓國腹地的南陽、穎川兩郡不會有如此強悍忠直的民風。
第二個樞紐期，是韓昭侯申不害變法時期。
韓氏立國之後多有征戰，最大的戰績是吞滅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鄭國，遷都鄭城，定名為新鄭。此後魏國在李悝變法之後迅速強大，成為戰國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晉相鄰，魏國多攻趙韓兩國，三晉衝突驟然加劇。當此之時，韓國已經窮弱，在位的韓昭侯起用京人京，戰國地名，故鄭國之地，今滎陽東南地帶。申不害發動了變法。申不害是法家術派名士，是術治派的開創者。術治而能歸於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術治以承認國法為前提，以力行變法為己任。在韓非將「術治」正式歸並為法家三治（勢治、法治、術治）之前，術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實，術治派與當時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還是有尖銳衝突與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張唯法是從，術治派主張以實現術治為變法核心。這種分歧，在秦韓兩國的變法實踐中鮮明地體現了出來。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馭臣下之術。」
《史記·韓世家》載：「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術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實，便是整肅吏治並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術」，一則在於它是掌握於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則在於熟練有效地運用權術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傳授修習。就其本源而言，術治的理念根基發自吏治的腐敗與難以查究，且認定吏治清明是國家富強民眾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並無不當。此間要害是，術治派見諸於變法實踐之後的扭曲變形。所謂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種種權術一旦當做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實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國家法制名存實亡。所謂變形，是權術一旦普遍化，國家權力的運行法則，規定社會生活的種種法律，便會完全淹沒在秘密權術之中，整個國家的治理都因權術的風靡而在事實上變形為一種權謀操控。
申不害的悲劇在此，術治悲劇在此，韓國之悲劇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幾近二十年，術治大大膨脹。依靠種種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權術，迅速擴張為瀰漫朝野的惡風。由是日久，君臣爾虞我詐，官場鉤心鬥角，上下互相窺視，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個個不寧，豈能有心務實正干？權術被奉為圭臬，謀人被奉為才具，陰謀被奉為智慧，自保被奉為明智。所有有利於凝聚人心激勵士氣奮發有為的可貴品格，都在權術之風中惡化為老實無能而終遭唾棄；所有卑鄙齷齪的手段技巧，都被權術之風推崇為精明能事；所有大義節操赴險救難的大智大勇，都被權術之風矮化為迂闊迂腐。一言以蔽之，權術之風瀰漫的結果，使從政者只將全身自保視為最高目標，將一己結局視為最高利益，以國家興亡為己任而敢於犧牲的高貴品格蕩然無存！
這個樞紐期，在韓國歷史上具有兩個極端的意義：其一，它使韓國吏治整肅一時強盛而獲勁韓之名，各大戰國不敢侵犯，一改屈辱無以伸展之局；其二，它全面摧毀了韓氏族群賴以立國的道德基礎，打開了人性醜惡的閘門，使一個以忠直品性著稱於天下的族群，墮入了最為黑暗的內耗深淵，由廟堂而官場而民間，節烈勁直之風不復見矣！兩大樞紐期呈現出的歷史足跡是：韓國由忠直信義之邦，演變為權術算計之邦，邦國賴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線蕩然無存。
然則，譬如一個老實人學壞卻仍然帶有老實人的痕跡一樣，韓國由忠直信義之邦變為權術算計之邦，也同樣帶有族群舊有秉性的底色。這種不能盡脫舊有底色的現實表現是：信奉權術很虔誠，實施權術卻又很笨拙。信奉權術之虔誠，連權術賴以存身的強勢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權術瀰漫於內政邦交之道，便盡顯笨拙軟弱之特質。由此，這種不謀自身強大而篤信權謀存身的立國之道，屢屢遭遇滑稽破產，成為戰國時代獨有的政治笑柄。韓國的權謀歷史反覆證明：無論多麼高明的權術，只要脫離實力，只能是風中飄舞的彫蟲小技；一隻雞蛋無論以多麼炫目的花式碰向石頭，結果都只能是雞蛋的破碎。
韓國的興亡，猶如一則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遠深思。
韓昭侯申不害的短暫強盛之後，韓國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韓國再也沒有了錚錚陽謀的變法強國精神。戰國中後期，韓國淪落為最為滑稽荒誕的術治之邦。韓國廟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終都在避禍謀人的算計之中。在此目標之下，韓國接踵推出了一個又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謀：出讓上黨、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風熾烈，連韓非這樣的大師也迫不得已而捲入，誠匪夷所思也！韓國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直到將自己狠狠砸倒。其荒誕，其可笑，千古之下無可置評也。
忠直立國而術治亡國，韓國不亦悲哉！
韓國的權術惡風，也給歷史留下了兩個奇特的印痕：一個是韓非，將術治堂而皇之地歸入法家體系，被後人稱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個是張良，歷經幾代亂世，而終以權謀之道實現了全身自保的術道最高目標。對此兩人原本無可厚非，然若將這兩個人物與其生根的土壤聯繫起來，我們便會立即嗅到一種特異的氣息。
天地大陽而煌煌光明的戰國潮流，在韓國生成了第一個黑洞。
韓國之亡，亡於術治也。蓋法家三治，勢治、術治皆毒瘤也。依賴勢治，必導致絕對君權專制，實同人治也。依賴術治，必導致陰謀叢生，實同內耗也。唯正宗法治行於秦國而大成，法治之為治國正道可見也。此千古興亡之鑒戒，不可不察。秦韓同時變法，韓亡而秦興，法治、術治之不可同日而語，得以明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