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孫子》
孫武（前六∼前五世紀）是春秋時代吳王閻廬的客卿，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軍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懷疑。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類：第一類是懷疑根本沒有他這個人；第二類是懷疑他和戰國時代的孫臏為同一個人。像錢穆就是靠後一種說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裡，出土了古代兵書，證明了這種懷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孫武的《孫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說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事實上，《孫子》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個字，就是高誘所說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麼好刪的，高誘在曹操之前，可見曹操刪書之說，是不對的。
古代流傳的《孫子》書（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孫子》書（即竹簡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處不同的，也多是虛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孫武傳"六篇，可補今本《孫子》的不足。
《孫子》的影響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紀就被翻譯到歐洲去。二十世紀的美國將軍，也把它當做世界五大兵學名著。
孫臏：《孫臏兵法》
孫臏（約前三八○○∼約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記》裡說得很明白。《史記》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閡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世傳其兵法。"這明明是說孫武有孫武的"兵法"，孫臏有孫臏的"兵法"。但是後來孫臏的"兵法"失傳了，由曹操在注《孫子》時，已經隻字不提孫臏的情形看，可能在漢朝未年，孫臏的"兵法"就已見不到了。
就因為如此，所以後人就附會起來了：認為孫臏即孫武這個人、孫臏"兵法"即《孫子》這部書，一切都二合一起來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一號、二號漢墓裡，發現了一批竹簡。竹簡中赫然有《孫子》，也赫然有孫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孫臏"兵法"中，已經有了很進步的整體戰觀念。孫臏說："威王問九，田忌問十，幾知兵矣，而未達於道也。"可見"達於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層目標。沒有這種目標，兵事只是殺人放火而已、只是不義之師而已，這就捨本逐未了。
尉繚：《尉繚子》
尉繚（前四世紀）的《尉繚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視為假書，不被重視。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一號、二號漢墓裡，發現了一批竹簡，由於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歷譜，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干一百年前就已流傳的文獻。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都早於漢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戰國，不過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沒人有閒工夫造假書，所以竹簡中的古書，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應無疑義。這批竹簡中，竟赫然有古書《尉繚子》。《尉繚子》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鑠，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繚子》出土了，我們當然要恢復它在古書中的應有地位。《尉繚子》已確定是梁惠王年間（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價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個時代的兵學思想，它的出土，為我們邁進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簡》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墳，其中第十一號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簡（另有殘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國最早的法律文書。中國的完整法律文書，過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雖經輯佚，只有片段可尋。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國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義之大，自不尋常。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法律文書，包括"編年紀"、"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八種。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和令人怵目驚心的紀錄。例如百姓的狗跑進禁苑追捕獵物，這種狗要打死；在專設警戒區打死的，要整只繳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貪污"，只繳上狗皮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對商人、開旅館的、贅婿等人，派去當兵，竟囑咐司令官不必可憐這種人，犒賞戰士的時候，不要給他們吃肉，只給他們吃三分之一斗的飯就好了。……這些紀錄，都是研究古代中國人意識形態的最好資料。
長孫無忌：《唐律疏義》
長孫無忌（？∼六五九），字輔機，河南洛陽人。他"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他跟唐太宗年輕就認識，後來幫唐太宗打天下，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圖列其中。唐太宗死後，他因守正不阿，被誣謀反，被逼自殺。十五年後（六七四），才得平反。
《唐律疏義》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由長孫無忌進呈的，時間是唐太宗死後四年。實際上，它的內容是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與律令同時頒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前後頒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長孫無忌進呈的是"律疏"，"律疏"變成"疏義"是以後的事。所以，把《唐律疏義》看成是唐高宗時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年後的唐玄宗開元註釋書，就大錯特惜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國法系、羅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國法系獨自成為一系。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獨立存在著。在這種存在裡，《唐律疏義》一部書，一直是它的經典。它不但影響了後代中國的法律觀念，並且影響了遠東各國。它的體大思精，值得我們回味。
汪輝祖：《汪龍莊先生遺書》
汪輝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他十六歲起，就"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為治，疑難紛淆，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
他後來成為進士，做了湖南寧遠的縣太爺，他是一個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問案時候，會跟罪人一起哭起來。做縣太爺將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丟了官，下台返鄉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可見他感人之深。
汪輝祖這樣一個大大的好官，有人稱讚他一齊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興。他說："為淑女蹇修，而稱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蕩婦讚美一個好女孩，可以嗎？"〔她當然不是蕩婦，我當然不是壞官，好官本是應該做的啊！〕）
汪輝祖後來"閉戶著書數萬卷"，著有《元史本證》、《讀史掌錄》、《史姓韻編》等，他主張"讀書貴通大義，凡所謂論述，期實有濟於用"。他寫的《佐治藥言》、《續佐治藥言）、《學治臆說》等，替老百姓爭人權，最是感人。他說他生得力，在"吃緊為人"四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確是知識分子的最好榜樣。
佚名：《秋審小看》
研究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光看中央的法律條文是空洞的，必須從法條中印證實務。所以，光看《唐律疏義》、《宋刑統》、《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夠的，必須設法找到那些地方上辦案人員的紀錄，才能親切落實。
我收藏有一部《秋審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紀錄。包括浙江的：
麗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陽、仁和、富陽、昌化、山陰、孝豐、金華、蘭溪、緒雲、慶元、景寧、永康、新城、諸暨、永嘉、武義、龍游、天台、黃巖、鎮海、武康、湯溪、淳安、上虞、歸安、東陽、平湖、郭縣、長興、義烏、金華；
安徽的：
渦陽、英山、廣德、懷遠、靈壁、阜陽、定遠、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壽州、全椒、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義城、建平、廬江。
全書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筆記，用毛筆寫在棉紙上，裝訂在高一九·一、寬一四·三公分的小冊上。因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級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級的一位公務員。從這本難得的手稿裡，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奇聞軼事。
佚名：《周禮》
《周禮》原稱《周官》，是漢朝劉歆改名《周禮》的。傳說是周公所創立的理想政制，所謂"周公致太平之跡也"。因為它是中國政制書中最細密的一本，所以被視為珍寶。
《周禮》將官職分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職）、夏官（軍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製作）、六類。列舉每個官職的名稱、職制、人數和職務內容。從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顯然是後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發揮的。《周禮》是中國政制的烏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視。
《史記》封禪書中雖然提到過《周禮》，但《周禮》的出現，卻在西漢未年，又因為它的制度與諸經不合，所以被人懷疑是劉歆偽造的，是偽造獻給王莽，以利於王莽改制的。
但是，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來檢查《周禮》，發現倒頗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後人可以憑空偽造出來的。因此，《周禮》從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價值。
因為《周禮》是四萬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說，宋朝王安石變法，便是一例。
戴聖：《禮記》
在流傳的禮的典籍裡，《禮古經》失傳後，一部分內容收在一大堆，"記"裡。"記"到後來，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記和囚十九篇小戴記。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兒戴聖，傳說是他們作的。因為小戴記內容易懂，所以學它的人較多，就成了《禮記》。《禮記》進了十三經，但大戴記就在十三經外了。
《禮記》共有九萬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許多篇，是給禮做闡釋的。禮有"文"和"義"的不同，"文"是節目單中的節目，"義"是節目理論。像書中的"祭義"就是祭禮的理論，"婚義"就是婚禮的理論。
除了這些禮的理論外，還有一些跟札沒有直接關係的理論，像《大學》、《中庸》、《儒行》、《學記》等，也收在《禮記》之內。其中《大學》、（中庸》兩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來，跟《論語》、《孟子》合而為《四書》，成了儒家的教科書，一直影響到今天。
《禮記》歷來也被神秘兮兮的捧著，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
李覯（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歲著《潛書》。二十四歲著《禮論》。三十五歲教書，跟他上課的好幾百人。四十一歲時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薦他，說："李覯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歲死去，被稱為"盱江先生"。
李覯是主張經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張言利，說"人非利不生"、說"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在樂利的前提下，他主張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飯、統治者要無私財、和尚道士要還俗去做生產者。……
正因為他的立場是經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學思想上，也同步發展著。例如他看《易經》，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經》帶入象數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變成"急乎天下國家之用"的書。
李覯比王安石大十一歲，他之於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約翰之於那穌。胡適《記李覯的學說》中未能考訂出他們根本是認識的，是一件疏忽，因為王安石《答王景山書》中，早就說他們認識了。
倪國璉：《康濟錄》
中國是一個地大物不博的國家，再加上人口眾多，歷朝各代的中國人民，經常遭到荒年的壓力。因此，如何應付荒年，就變成了關心民瘼的主題。
宋朝董煟寫《救荒活民書》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於實用，勝理氣心性之空談。"元朝張光大跟著寫了這書的續集，明朝朱熊跟著寫了《救荒活民補遺書》三卷，陳龍正又跟著把上三書訂補出《救荒策會》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寫《救荒本草》二卷，告訴人們如何在荒年時找野生植物充飢；周孔教、張陛各寫《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寫《荒政叢書》十卷。陸曾禹寫《救荒譜》。俞森、陸曾禹都是浙江杭縣人。
到了乾隆時候，倪國璉把《救荒譜》做了節本，再由群臣們訂正，在全國蝗災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進呈給皇帝，由皇帝賜名《康濟錄》，雖然不再有救荒字樣，但骨子裡，是典型的救荒手冊。
就這部書裡，可以看到中國人民多麼苦，和中國"仁政"的一面（《康濟錄》原作當然是陸曾禹，這裡從俗用倪國璉）。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遺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年號更生，江蘇陽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學者，到了四十五歲，中了進士，做了小官。五十四歲時候，清朝高宗死後半年，他上書成親王痛論時政，說仁宗"宵小熒惑，視朝稍晏"。第二天就給抓起來，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斬立決。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發配新疆伊犁，"交將軍保寧嚴加管束"，一百多天後救回。絕域生還，乃自號更生居士，在家鄉著書授徒，九年後死去。
洪亮吉一生關心民間疾苦，關心實際問題。他駁斥迷信思想，反對世俗的鬼神論。又揭發貪污的真相，說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賦外加賦，橫求無藝，……不逼至於賊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論，與馬爾薩斯（ThomasRobertMalthus）
的竟不謀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馬爾薩斯的還早五年，雖然不如洋人的細密，但是洋人的理論是有師承的、有傳統的，洪亮吉的卻是土法煉鋼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論不為人所重視，最後徒托空言以"見外"而已。悲夫！
佚名：《儀禮》
儒家提倡禮治，關於禮的典籍，流傳了三種"經"和一大堆"記"，三種經是《儀禮》、《周禮》和《禮古經）。其中《禮古經》失傳了。《儀禮》和《周禮》傳說是周公作的，實際是戰國人的作品。
《儀禮》是宗教儀式、政治儀式的總集，今本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服、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禮。
《儀禮》是古代禮的節目單。古代的貴族們一舉一動都有一套規矩，這些規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華，使當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於是就請專家們來幫忙，這種幫忙，叫做"相禮"（輔導別人行禮）；這種專家，就叫儒。相禮相得多了，就累積出節目單來，到時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這種節目單的總集，就是《儀禮》。節目單最多的時候，多達五十六篇，後來丟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傳到今天的《儀禮》。
《儀禮》是十三經之一，歷來把它神秘兮兮的捧著，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湯生：《張文襄幕府紀聞》
辜湯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鴻銘，別署漢濱讀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屬馬來亞擯榔嶼的華僑，早年留學英國、德國，得到文學、工學學位。一八八○年後，在新加坡英國殖民政府任職。後來跟馬建忠一夕談，深感當為祖國效命，第二天就辭職，然後蓄辮易服，回祖國了。
辜湯生從二十八歲（一八八五）起，入張之洞幕府，為張之洞主持英文譯述，歷時二十多年，他說張之洞對他"雖未敢雲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張之洞死後，他以二十多年間見聞所及，寫成《張文襄幕府紀聞》，對晚清掌故禮俗，多有生動的記述。另以英文寫《中國的牛津運動》（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一書。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Wihelm）把它譯為德文，名叫《中國反對歐洲觀念之理由》，指定為哥廷根大學哲學系學生必讀參考書。民國以後，辜湯生又用英文寫成《原華》（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一書，一名《春秋大義》，宣傳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湯生晚年在北京大學教書，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獨行，卻是一個不世出的榜樣。
桓寬：《鹽鐵論》
桓寬（前一世紀），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漢朝自武帝起，大搞統制經濟，用桑弘羊之說，設榷酤（酒官賣）鹽鐵（鹽鐵官賣）之法。漢昭帝時，召集天下賢良、文學六十多人開會，辯論得失。最後由傾向儒家的桓寬編成紀錄，就是六十卷的《鹽鐵論》。
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不太重視財經的國家。中國人的財經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類的理想與常識。至於如何才能無不均之事，中國士大夫一來疏於研究，二來也無計可施。中國士大夫喜歡放言仁義而恥言功利，一涉及財經之學，便目為聚斂之事，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也。故在中國歷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專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財政上有所舉措。所以中國的財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須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時往往賢者迴避，以致小人當道，把財經弄出不少問題。
從《鹽鐵論》一書裡，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財經思想的水平，使我們知道中國人對財經問題的見解，不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