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昀：《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紀昀（一七二四一一八○五），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河北獻縣人。他是生在官宦之家的小神童，在三十歲前，他"講考據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他的功力，是非常過人的。三十歲後中進士，"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極負盛名。四十五歲時候，因為親家做官虧空，要被抄家，他秘密通知親家準備，事發被譴戍，在新疆住了三年。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編書抄書陣容。由皇六子永瑢做正總裁，紀購為頭牌編纂官，動用四千三百零三人，編出每部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共編了同樣的七部。
紀購從四十九歲到六十二歲，十三年間，把他一生學問都貫注在《四庫全書》上。其中有八年時間，他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是研究中國圖書的空前絕後名著。為了給這部提要做部名著精華，在提要沒出版前，他先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也是一部名著。
紀昀八十二歲死去，留有《閱微草堂筆記》等書。他的一生"目逾萬卷，胸有千秋"，所以反倒很少寫別的書了。
阮元：《揅經室集》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號芸台，江蘇儀徵人。他二十五歲就中了進士，做官時提倡學術，在浙江完成《經籍纂詁》、在江西完成《十三經註疏》、在兩廣完成《皇清經解》。
阮元認為"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訓詁不明"，"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這是很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阮元八十六歲時死去，他在提倡學術的影響上，既深且久。在浙江立詁經精舍，有教室五十間之多；在廣東立學海堂，也是有名的學術重鎮。
《四庫全書》在開館編書抄書的時候，曾由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叫各省於半年內搜羅書籍集中中央，當時光浙江一省，就送上四千五百二十三部書。阮元比紀昀小四十歲。在紀購死後，他在浙江，又陸續搜集《四庫全書》沒收的書一百七十五部，寫成了《揅經室經進書隸》（也叫《四庫未收書提要》、也叫《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卷，以補《四庫全書》的不足。
他這部未收書提要，原未分類，後經傅以禮於一八八二年加以重編、補正，成為四庫提要後第一名著。
英廉等：《禁毀書目》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編書抄書陣容。他動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時間，編出第一部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文淵閣），後來又編了同樣的六部。（四庫全書）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種、七萬九千零一十八卷、三萬六千三百冊的叢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
在編《四庫全書》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書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獄，都不敢提供。經乾隆皇帝保證，書中即有忌諱字面，並無妨礙"。千方百計，勸誘人民提供藏書。可是一旦提供出來，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邊發揚文化，一邊摧殘文化了。一七七六年乾隆皇帝下諭："明季諸人書集，詞意牴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一七七八年又下諭："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交出。"隨著就展開一波又一波的禁書運動。估計全毀書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種以上，抽毀書目在四百種以上。這些書目今天都不全了，但從殘餘之中，還可看到一片殺氣，足令我們猛省。
這部《禁毀書目》，就是統治者統一思想迷夢的一部清冊，後代的中國人，別忘了祖宗做的孽！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
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字香濤、香巖、孝達，號壺公、無競居士，河北南皮人。他是清朝進士，任督撫大官三十多年，在兩湖最久，曾經創辦京漢鐵道、萍鄉煤礦、漢陽鐵廠等，很有成績。光緒未年，他做到軍機大臣。七十三歲死去。
張之洞是清末名臣，他感於世變日亟，不能不努力以求突破，他設立學校、提倡實業、鼓吹放小腳，都是他求新求變的一面。他在義和團鬧事的時候，甚至違抗清廷殺外國人的亂命。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等成立"東南互保"，更表現出他的頭腦，要比當時許多封疆大吏高明多了。
雖然這樣，張之洞仍舊為格局所限，在《勸學篇》裡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謬說，成為文化思想上的一種反動主流，流弊直到今天，還沒停止。
張之洞為告訴初學者"應讀何書"和"書以何本為善"，特由繆荃孫幫忙，寫了《書目答問》。這書有刻本頗多。
一九三一年，范希曾把《書目答問》補正（包括補正原書的錯誤和遺漏），是為南京國學圖書館鉛印本，最為實用。
胡應麟：《少室山房全集》
胡應麟（一五五一∼一六○二），字元瑞，號少室山人，又號石羊生、明瑞，浙江蘭溪人。他小時候就喜歡歌詩。二十六歲中舉人。三十八歲已寫了十八部書、一百五十卷。他從十五歲起，到五十二歲死去，除了花部分時間照料親人、應考科舉、小事遊歷外，都集中於著述。
胡應麟在讀書風氣不高的晚明時代，是朱彝尊所說的"讀書種子"。晚明讀書風氣不高，一方面是"束書不觀"高談"實踐"的性理派；一方面是不讀漢朝以後的書的復古派，相激相蕩之下，學問是不紮實的。胡應麟在這種風氣裡挺身而出，主張又精又博的學問，是很難得的。他呼籲："凡著述貴博而尤貴精，淺聞吵見，易兔空疏；誇多炫靡，類失鹵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難其人。"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不敢以鴻碩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廢。"他寫《四部正訛》一書，上承宋濂的《諸子辨》，擴大檢討重要的古書，為古書辨偽，就是功力極深的一部著作。古書辨偽工作早發於劉知幾、柳宗元，由胡應麟、姚際恆接了力，最後光輝後照，直到今天，他們的功勞，我們應該長記。
姚際恆：《庸言錄》
姚際恆（一六四七∼一七一○後），字立方、善夫，號首源，安徽徽州人。他是清朝康熙、雍正時代的一位學者，一位倒媚的學者，他"一生坎坷"，雖然"手著幾等於身"，但是他的名字。卻著存若亡、半明半顯。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沒有好評，紀昀說：
際恆生於國朝初，多從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緒論。
其說經也，如辟"圖""書"之偽則本之黃宗義，辟《古文尚書）之偽則本之閻若璩，辟《周禮》之偽則本之萬斯同，論小學之為書數則本之毛奇齡，而持論彌加恣肆。至祖歐陽修、趙汝梅之說，以《周易》十翼為偽書，則尤橫矣。其論學也，謂周、張、程、朱皆出於禪，亦本同時顏元之論。
至謂程、朱之學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則益悍矣。……（雜家類存目六《庸言錄》）
這是很不公道的。姚際恆就在這種"別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給擠出局了。直到清末張之洞出來，把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視為"簡便易看，為讀諸子之門徑"，他才死後走運，被人肯定起來了。
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
陳夢雷（？∼一七四一），字省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進士，"讀書五十載""涉獵萬餘卷"，這種淵博，被皇家王爺看中，叫他編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這書是根據中國一萬五千多卷經史子集的典籍編成的，花了四年半（一七○一∼一七○六），共有一萬卷、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六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冊，一億四千四百萬字，分裝五百七十六函。
陳夢雷可說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亂時，正趕上回家探視，被靖甫王耿精忠脅迫造反，不干就殺他爸爸，他沒辦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敗，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賣——不肯證明他的清白；又被誤會成"行賊偽命"的陳昉，所以罪上加罪，被發配到東北做奴隸。過了十六年後，趕上康熙皇帝東巡，把他召回來，叫他陪皇帝的第三個兒子誠親王讀書，在優遊的歲月裡，他"目營手檢，無間晨夕"，終於編出了這部體大思精的名著。
康熙皇帝死後，苦命的陳夢雷又開始苦命了。他的靠山皇三子失勢，繼位的是皇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對哥哥的親信們大加整肅，陳夢雷首當其衝，又被"發遣邊外"，這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他死在乾隆六年，活了八十多歲。
永瑢等：《四庫全書》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編書抄書陣容。他動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時間，編出第一部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文淵閣）．後來又編了同樣的六部。（四庫全書》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種、七萬九千零一十八卷、三萬六千三百冊的叢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
為了編四庫全書，數不清的人付出了血汗的代價，文字獄接二連三，文字麻煩也此起彼落，甚至總纂官之一陸錫熊，為了到東北校書，凍死在關外；總校官陸費墀，為了"書有偽謬"，被下吏奪職，還要死後抄家，賠裝訂費。——給皇上辦事，事豈好辦哉？
《四庫全書》雖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但因為只有七部，流傳不廣。所以只見其大，不得其用。中國知識分子用的，還是其他的叢書。張之洞《書目答問》說："叢書最便學者，為其一部之中，可該群籍，搜殘存佚，為功尤巨。多讀古書，非買叢書不可。"叢書的重要，由此可見。從版本上看，《四庫全書》並非佳構；但從卷佚上看，它卻是天下第一。
劉勰：《文心雕龍》
劉勰（？∼四七三），字彥和，山東莒縣人，是梁朝人。他"家貧不婚娶"，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晚年並捨身出家，改名慧地……他這部《文心雕龍》，引論古今丈體及其作法，又和唐朝劉知幾的《史通》、清朝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並稱中國文史批評三大名著。
《文心雕龍》凡五十篇，可以分為三部分：前五篇，矚於通論；次二十一篇，屬於文體論；未二十四篇，屬於修辭學。這部書全出以駢儷文，但用不善說理的駢儷文寫出這種作品，真非易事。
《文心雕龍》寫成以後，大家並沒重視。劉勰乃去找《四聲譜》的作者沈約，請沈約推薦，可是無法見到。乃等在沈約家門口，裝作賣書的，引起沈約的注意。最後終蒙加以揄揚，才變成名著。
《文心雕龍》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精密的批評的書，它"體大《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已亡佚外，尚存四十九篇。計關於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編纂法者共十三篇，此外尚有自敘一篇，為全書旨趣所在。而慮周"，全書重點有兩個：一個是反對不切實用的浮靡文風；一個是主張實用的"摛文必在緯軍國"的落實文風。劉勰把全部的書都當成文學書來看，所以本書的立論，也就極為廣泛了。一般人把它看成文學的書，是不對的。
劉知幾：《史通》
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本名劉子玄。五十歲時，因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諱，所以以字行，江蘇銅山人。他小時候就聰明過人，十二歲就讀完《左傳》，十七歲的時候就把歷史書讀光了。他在自述中回憶道：
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者，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
以這樣一個聰明絕頂、心境孤獨的人，終於在他五十歲的時候，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史學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國有"史"書很早，可是有"史學"卻是後來的事。第一部開山的"史學"專書就是這本《史通》。全書共五十二篇，除《史通》因為大膽批評到有關聖人的傳說不可信等主題，一直被封殺，直到宋朝以後，才慢慢抬頭。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學誠：《章氏遺書》
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據的盛世，但卻超出考據國外，提倡新的史學和方法。
中國古代有史官、有史書，但卻沒有什麼史學和方法。最早的史學方法，姑且可說是孔丘的"約其文詞，去其繁重，以制義法"。在這些原則下，出來了《左傳》跟《史記》。孔丘以後，唐朝的劉知幾（《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馬光（《通鑒考異》作者）、李心傳（《舊聞證誤》作者）、清朝的章學誠（《文史通義》作者）、崔述（《考信錄）作者）等出來，相繼給史學方法加深了枝葉，其中最有成績的，就是章學誠。
《文史通義》出版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分內篇五卷，外篇三卷。內容包括易教、書教、詩教、經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書的重點是"六經皆史"說，並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史學，史學得有個人見解才成。章學誠認為六經不過是些古史史料，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的錯誤觀點，給九十年後的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
章學誠主張"學為實事，而非為空言"。所以他的見解，"頗乖時人好惡"，直到他死後，才更被人重視。
俞樾：《春在堂全書》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六），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間的進士，咸豐年間因為"命題割裂"，被革職為民；又因為"故里無家"，就在江蘇蘇州住下，後來到各他講學三十年。他"生平專意著述"，每一年下來，都"有寫定之書，刊行於世"。中國像他這樣勤勉而每年有成績出來的作者，實在少見。他活了八十六歲。
俞拋的名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古書疑義舉例》出得最晚，寫得也最爐火純青。這書共七卷，把古書疑義分類寫成八十八條，用前無古人的科學方法，使人們知道如何認識古書。劉師培說這書"發古今未有之奇"，可謂定評。這書後來引得劉師培、楊樹達、馬敘倫、姚維銳等的仿作補作，影響極為深遠。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陳漢章。章炳麟後來搞革命，故意寫信向他"謝本師"，免得他被牽累。俞樾說："炳麟，吾徒也。吾愛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報恩歟？"陳漢章後來是北京大學教授。俞樾的學生很多，《清史稿》說"日本文士有來執業門下者"，可見他的拉風情況。
章炳麟：《章氏叢書》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字枚叔，曾改名章絳，字太炎，以顧炎武又名顧絳也，浙江餘杭人。他是俞樾學生，國學造詣奇高，後倡革命，以"蘇報"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
鄒容庾死。出獄後，東渡日本，主編《民報》，有功革命極大。民國成立後，又被袁世凱軟禁，絕食幾死，並謂"吾死以後，中國文化亦亡矣！"一九二二年，組織聯省自治促進會。一九二五年，創刊《華國》雜誌。一九三四年，遷居蘇州錦帆路，與李根源、金松岑等組織國學會講學。一九三五年另設章氏國學講習會，發行《制言》月刊，提倡讀經救國，一時從者甚眾：
章炳麟的有名學生很多，如黃侃（季剛）、朱希祖（逖先）、錢夏（季中、玄同）、周樹人（豫才、魯迅）、周作人、沈兼士、汪東等。影響所及，至為深遠。他實在是學界的大龍頭。
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
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章炳鱗的地位的確如此。中國國學與古文，在被時代三振前，在敗部的蕭條裡，章炳麟做了最精彩的個人演出，他死以後，真有許多東西隨他"亦亡矣"！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
梁啟超是神童，十三歲就考取秀才，十六歲就中了舉人。十九歲起拜比他大十六歲的康有為做老師，學於廣州萬木草堂三年，對中學西學，有進步性的看法。二十二歲到北京，熱心文化、政治活動。二十三歲聯合各省舉人一百九十人上書論時局、請變法。二十四歲在上海辦《時務報）。二十五歲到湖南講學於時務學堂，做蔡鍔等老師。二十六歲戊戌政變失敗，逃往日本，幾年之間，前後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等，把古文體裁解放，文字生動感人，筆桿影響之大，無人可及。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回國，北京萬人空巷式的歡迎他。他創辦《庸言雜誌》，參加進步黨，做過總長。一九一五年冒大險反對袁世凱稱帝，參加護國戰役。一九一七年又參加再造共和之役，雖與他老師康有為敵對，在所不惜。一九一八年後，專心在思想學術上歸根，在導向工作方面，成績極高。先後在北京高等師範、清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南京東南大學講學。一九二九年誤於庸醫，死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