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名著精華全集》談怎樣讀書
■你李敖讀書讀得最多，真是中國第一嗎？
□最近香港報上說："李敖很可能是五十歲以下的當代中國人之中，讀書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軒蓀信上說：
"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頓西來，在敝寓住了五天，這五天裡上下古今談了一番，他卻特別推崇你老兄，說是唸書大多，我們不可及。"……這些話，都非過譽，在讀書方面，我讀書之多，的確可說中國人無出其右。
■當代中國人以外的中國人，就是所謂古代中國人，總有比你讀書讀得多的吧？
□古代中國人讀書讀得最多的無可考，唐朝詩人杜甫說他"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其實古書字大，萬卷書並沒有多少。清朝陳夢雷說他"讀書五十載"、"涉獵萬餘卷"，由他編出的《古今圖書集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四冊）看來，陳夢雷讀書之多，該在古人中考第一。陳夢雷是清朝進士，他的淵博，被皇家王爺看中，叫他編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古今圖書集成》是根據中國一萬五千多卷經史子集的典籍編成的，前後用掉了四年半的時間（一七○一－一七○六）。全書共有一萬卷、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冊，一億四千四百萬字，分裝五百七十六函。這部大書，"凡在六合之內，鉅細畢舉，其在十三經、二十一史者，隻字不遺；其在稗史集者，亦只刪一二。"它的體大思精，確屬空前。陳夢雷可說是苦命的人，三藩之亂時，正趕上他回家探親，被靖南王耿精忠脅迫造反，不干就殺他爸爸，他沒辦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敗，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賣——不肯證明他的清白；又被張冠李戴，誤會成"行賊偽命"的陳昉，所以罪上加罪，被發配到東北做奴隸。過了十六年後，趕上康熙皇帝東巡，把他召回來，叫他陪皇帝的第三個兒子誠親王讀書，在這段優遊的歲月裡）他"目營手檢，無間晨夕"，終於編出了這部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康熙皇帝死後，苦命的陳夢雷又開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誠親王失勢，繼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對哥哥的親信們大加整肅，陳夢雷則首當其衝，又被"發遣邊外"，送到了東北。這時陳夢雷已七十多歲了，他死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活了八十多歲。由以上杜甫和陳夢雷都讀萬卷書的標準看，杜甫的讀書成績就不如陳夢雷，因為陳夢雷把他的讀書成績用編了大書做為嘉惠別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沒有這種效果了。
■你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陳夢雷這種心願呢？
□還不止此。在十二世紀，一個偉大的中國有心人鄭樵，在隱居山林、謝絕人事的專事寫作裡，曾立下"集天下之書為一書"的雄心大願，但他五十九歲死去，沒有完成。如今，八百年過去了，這種雄心大願，有賴干新時代的有心人和新時代的出版形態來完成了。新時代的有心人要做"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的新嘗試。它的形態所決定的方向，必然是劃時代的方向。
■這個方向的指標，就是《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嗎？
□就是。它的完成，該歸功於遠流出版社的王榮文。王榮文是中國出版史上最有創造性大手筆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創造出中國出版史上劃時代的大轟動。四年以後，他寫信給我，說："香港那邊，台灣這邊，都整理了無數的國學材料，但幾乎還沒有一個人為現代讀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讀得下去、讀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華的中國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該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這件事，就是出版《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王榮文把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來做，要我來"表現這幾十年來海內外研究中國成績的總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對了。我的確是主持這一工作的最佳人選。記得十九年前，我與徐復觀對簿公堂，兩人一邊打官司一邊喝咖啡，談得非常開心。徐復觀心血來潮，說了一段真心話，他說：
"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書，念得比我們還多還好，你卻主張全盤西化！如果你來宣傳中國文化，你宣傳的成績一定比我們都好！"徐復觀說得沒有錯，我真是對中國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會看古書，會利用古書、活用古書，古書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為神奇，看古書對現代人沒什麼用處。不幸的是，據我所知，看古書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個有九十九個，都變成搖頭擺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來愈混蛋（年輕時小混蛋，年老後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民從不鼓勵人看古書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選本，再有"讀書得間"的訓練，古書中畢竟還有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可以給我們活用，問題是誰來主持這一化腐朽為神奇的工作呢？王榮文看出來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來非李敖不可，於是，工作便這樣敲定了：王榮文找對了人，李敖找對了書，徐復觀的一個好夢，居然在十九年後，在我無改全盤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讀書得間"的重要
■我們相信你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選本"，但是，你所說"再有讀書得間的訓練"，又怎麼提供呢？
古話說"鴛鴦繡取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你可不可以多說一點始未，把"金針""度"給大家呢？
□"讀書得間"是在讀書時能夠讀出書中的"竅"、領會出字裡行間的學問來。英文中toreadbetweenthelines，就正是此意。讀書要有這種本領，讀古書更要有這種本領。硬讀古書不行的。許多用功的人，終身"白首窮經"，可是因為方法不得當，結果只變成"有腳書櫥"。最後事倍功半還算是好的，因為他們經常徒勞無功。很多人讀了一輩子書，結果變成老學究，就是一個證明。所謂古書不能不講求方法的硬讀，因為古書中，有許多只是書生理想，並非社會現象，書生在那兒托古改制，你在這邊信以為真，你就上當了。又有的古書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會事實，古代的社會事實既有距離，現代的你卻盲目相信，你又上當了。所以讀古書，首先要"辨偽"，辨偽以後，就要區分出來什麼書是書生理想、什麼書是道德法律、什麼書是社會事實。把這些分辨開，再融會貫通、互相印證，才算。讀書得問"。"讀書得間"以後，從而著述，才算"為往聖繼絕學"。否則的話，只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讀書得間"是不是就是要把書讀活，把死書讀活？這種讀活，多讀書是否會有幫助？
□不一定。中國的知識分子讀書多的卻也不少，但是愈讀愈混蛋的，卻愈來愈多，這都是因為讀死書的緣故。很多人的基礎，根本是"呆子"，後來念幾十年的書，變成了"書獃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從前有位老師叫姚從吾，是遼金元史專家，非常用功，最後死在書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書，就好像一隻狗熊進到玉米園裡，折一根玉米夾在腋窩下，左摘右丟，弄了一夜，出園時還只是腋窩下那一根。——他們看過的東西隨時扔掉了！所以讀書無法使他們頭腦變好，反倒變壞。
■這樣說來，這種人似乎選錯了行？
□選錯了行。
■可是他們也有著作呢，怎麼辦？
□《隋唐嘉話》裡有這樣一段："梁常侍徐陵之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今傳之江左。陵遂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為了避免這種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們的著作，實在該適度予以水葬才好！
一般讀書情況
■古今中國人中，一般讀書情況是怎樣的？
□大致可分兩派：一派是老學究村夫子派。他們白首窮經，一輩子讀了一些古書，可是他們的方法訓練太差了，又無法接觸到現代新學問，所以用新知治舊學的一套，他們一竅不通。他們雖然一輩子嗜讀古書、勤讀古書，但可笑的是，他們卻讀不懂古書，無法分析古書，也無法綜合出結論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們是新一代的學者，不但博覽群書，並且會"讀書得間"，處處發現古書可疑、古事可疑。他們的典範作品是編輯"古史辨"和"辨偽叢刊"等，對古書的解釋，他們的功勞很大，成績也頗可觀。但是疑古派也難免有著兩大缺點：第一是疑古過度，往往犯了以書就我的毛病，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證卻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現代新學問（如天文學、原始社會學）做鑰匙，側面印證古書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殺古書的毛病。他們常說這本古書是假造的、那個古人無其人等等，其實不然。
■請舉一個例。
□以《周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三冊）為例：《周禮》原稱《周官》，是漢朝劉歆改名《周禮》的。傳說是周公創立的理想政制，所謂"周公致太平之跡也"。因為它是中國政制書中最細密的一本，所以被視為珍寶。《周禮》將官職分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職）、夏官（軍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製作）六類。列舉每個官職的名稱、職制、人數和職務內容。從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顯然是後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發揮的。《史記》封禪書中雖然提到過《周禮》，但《周禮》的出現，卻在西漢未年，又因為它的制度與諸經不合，所以被人懷疑是劉歆偽造的，是偽造獻給王莽，以利於王莽的改制的。但是，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來檢查《周禮》，發現倒頗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後人可以憑空偽造出來的。因此，《周禮》從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價值。因為《周禮》是四萬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說，宋朝王安石變法，便是一例。《周禮》是中國政制的烏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視。疑古派以劉歆偽造《周禮》而把《周禮》一筆抹殺，我就不相信劉歆可以偽造出用現代新學問可以印證出來的古代現象。
疑古派的穿幫
■疑古派的大膽假設，死無對證，總可自成一說吧？
□不然，死可有對證呢！以《孫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冊）為例，就可證明了。孫武（前六－五世紀）
是春秋時代吳王闔廬的客卿，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軍事家，他的著作《孫子》共有十三篇，後來發生了混亂，杜牧說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事實上，《孫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個字，這就是高誘所說的"兵法五千言"，高誘在曹操之前，可見曹操刪書之說，是不對的。因為《孫子》發生了混亂，孫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問題，他的身世，遭到懷疑。其中最主要的有兩種：第一種是懷疑根本沒有這個人；第二種是懷疑他和戰國時代的孫臏為一個人。像錢穆就是靠後一種說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裡，出土了古代兵書，內有《孫子》，證明了這種懷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書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歷譜，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千一百年前就已流傳的文獻；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都早於漢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戰國，不過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沒人有閒工夫造假書，所以竹簡中的古書，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應無疑義。所以《孫子）確有其人其書，已是鐵證，只是古本今本有異文耳！古代流傳的《孫子）書——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孫子》書——即竹簡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處不同的，也多是虛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孫武傳"六篇，可補今本《孫子》的不足。古書死有對證，竟有趣如此！以這一死有對證的另一當事人孫臏為例，更可再對照一下：孫臏（約前三八○－約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記》裡說得很明白。《史記》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世傳其兵法。"這明明是說孫武有孫武的"兵法"，孫臏有孫臏的"兵法"。但是後來孫臏的"兵法"失傳了，由曹操在注《孫子》時，已經隻字不提孫臏的情形看，可能在漢朝未年，孫臏的"兵法"就已見不到了。就因為如此，所以後人就附會起來了。認為孫臏即孫武這個人、孫臏"兵法"即《孫子》這部書，一切都二合一起來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赫然有《孫子》，也赫然有孫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冊）疑古派這種笑話，在《尉繚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繚（前四世紀）的《尉繚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有古書《尉繚子》。《尉繚子》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爍，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冊）。以上所說，無非是說老學究村夫子派固然不會讀書，疑古派雖然比老學究村夫子派高明，也難免被死有對證一番。——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說的"死屍能報仇"了。
俞樾"土法煉鋼"
■這樣說來，古今中國人中，一般讀書情況是不怎麼高明
□大體上說，實在不敢恭維。當然有些個人是不乏會讀古書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俞樾是清朝進士，咸豐年間因為。"命題割裂"，被革職為民；又因為"故里無家"，就在江蘇蘇州住下，後來到各他講學三十年。他"生平專意著述"。每一年下來，都"有寫定之書，刊行於世"，中國像他這樣勤勉而每年有成績出來的作者，實在少見。他活了八十六歲，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六冊）。俞樾的名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古書疑義舉例》出得最晚，寫得也最爐火純青。這書共七卷，把古書疑義分類寫成八十八條，用前無古人的科學方法，使人們知道如何認識古書。劉師培說這書"發古今未有之奇"，可謂定評。這書後來引得劉師培、楊樹達、馬敘倫、姚維銳等的仿作補作，影響極為深遠，俞樾雖然能夠"讀書得間"，但是，他因為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離的"土法煉鋼"的成績而已。這一教訓，清楚的告訴了我們，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讀古書也有瓶頸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傳統下來的書的結構與素材，都有嚴重的問題。
工具書與方法學
■結構方面，好像都是擠成一團，頭緒很亂、很難讀，是不是有工具書就好一點？
回工具書是任何知識分子所必備的書。像辭典、年表、年鑒、百科全書、手冊、索引，以及一些必備的"非書資料"（nonbookmaterial）等。在研究和閱讀上，雖然有所謂"個人需要"
（individuaneeds）的不同，但就運用工具書一點上，卻沒有各行各業的分別。所以工具書在所有書中，應該列為第一優先。選擇工具書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容易找到"（easyto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個是"容易瞭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tofindwhatyoufind）答案。不合於這兩個標準的工具書，都不算是好的工具書。儘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卻使你頭痛。若舉一例：《康熙字典》便是，這書實在犯了難我的毛病。（但這種毛病，發生在笨頭笨腦的古人身上，猶可說也；發生在現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說了。你看看張其昀監修，林尹、高明主編的《中文大辭典》，你會驚訝的發現，這部以抄襲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為骨架的書，竟也發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說這些老古董多笨！）辭典以外，工具書中的"年表"一類，縱貫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給人清楚的頭腦和時伺的觀念。中國舊式的編年一類書，因為採取甲子干支紀日，時序檢核，十分麻煩。又以歷數屢變，常常需要推算，可謂不科學已極，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國傳統留下來的工具書都不合用。總之，從工具書上去讀書，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讀書得間"，工具書不夠。現代新學問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儀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四冊）為例。儒家提倡禮治，關於禮的典籍，流傳了三種"經"和一大堆"記"，三種經是《儀禮》、《周禮》和《禮古經》。其中《禮古經》失傳了。《儀禮》和《周札》傳說是周公作的，實際是戰國人的作品。《儀禮》是宗教儀式、政治儀式的總集，今本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服、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禮。這些都是古代禮的節目單。古代的貴族們一舉一動都有一套規矩，這些規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華，使當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於是就請專家們來幫忙，這種幫忙，叫做"相禮"（輔導別人行禮）；這種專家，就叫儒。相禮相得多了，就累積出節目單來，到時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這種節目單的總集，就是《儀禮》。節目單最多的時候，多達五十六篇，後來丟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傳到今天的《儀禮》。《儀禮》是十三經之一，歷來把它神秘兮兮的捧著，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於經典之中，而經典早已在歷代中國人的意識裡，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並且限於治學方法，也無法深究。從而對古人的觀點與真相，簡直無法瞭解，眾說紛紛，其實只是附會或猜謎而已。由於近代方法學的進步，用這些問架，移做整理古書，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說經也好、解經也罷，種種無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學迎刃而解。
分類與走運
■這樣看來，中國傳統下來的書，它的本來面目好像都給做了手腳了，讀這些書，還得先來一番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功夫才行？
□對了。中國傳統中的一團雲霧，先在圖書分類上，你就先思過半矣。中國書的分類，最流行的，是四部（經、史、子。集）分類。四部分類從東晉以後通吃，變成了典型的圖書分類規範。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這種分類是相當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經部"為例，"經部"的一部分，近於百科全書式的總集，應分入總類、文學類、歷史類，其他部分（像《論語》、《孟子》），應分人"集部"（個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為例，體裁上分正史、編年、別史、雜史、載記等，全無道理與必要，其他詔令應分入法律類，時令應分入天文類，目錄應分入總類；以第三部分"子部為例，老莊申韓等家，其實與《論語》、《孟子》無別，都應分入"集部"，其他譜錄中草木蟲魚應分入植物類、動物類，類書應分入總類，小說應分入文學類；以第四部分"集部"為例，"經部"、"子部"分過來的書，多可分入哲學類、法律類、文學類。……總之，四部分類，大體上說，"經""子""集"多是一類，"史"是另一類，四部分類實在只是兩部分類。分類、分類，分了半天類，最後只分了兩類；所謂分類，分了等於沒分，這叫什麼分類！以《孟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十七冊）為例，孟軻自命是孔丘的傳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他說："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這是十足以聖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結論是："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嚴這又是十足以道統自承了。雖然這樣，在身份關係上，孟軻卻只不過是孔丘孫子子思的學生中的學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韓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統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廟；到了元朝，他被封為亞聖；到了明朝，因為明太祖不喜歡他，吃了一點蹩；後來就一直風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書共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個字，在內容上；理直氣壯固多，理不直氣壯也不少。中國人推理不合邏輯，受孟軻的影響應該不少。這部有影響的書，在圖書分類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書，宋仁宗後，才升段為經書，真是愈來愈走運了。走運雖然走運，但卻成了中國圖書分類胡來的一個樣板，中國人在思考上一塌糊塗,由此暴露無遺。
源遠流長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維口述的《給女作家陳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說："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長子揚和寄來帶有燈光的放大鏡，強能看書。我發現讀了幾十年的書，卻往往有許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輕時看書看不懂，我認為腦筋有毛病。現在看書看不懂，我認為書有毛病。陳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歐洲回國，往見他父親（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對他說：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興你懂得很多種文字，有很多書可看。我只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看完了，現已無書可看了。寅恪告別出來，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國書籍浩如煙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歲左右，我又見到他。他說：現在我老了，也與夏先生同感。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我很懊悔當時沒有問他到底是那幾十種書。"對俞大維這些話，你有何看法？
□我覺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見地的，難怪陳寅恪後來和他同感。他們兩位，都是博極古書的人，最後竟有這種高明的覺悟，是很可注意的。蘇雪林《文壇話九》中記聞一多，也有類似的情況。蘇雪林說："別人鑽故紙堆，愈鑽愈著迷，終於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張中國文化是世界第一。聞一多早年時代何嘗沒有這種冬烘臭味？可是，現在的他卻是奇怪，竟與從前的自己走著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聯大一部分學生舉行了一個歷史晚會，張奚若、吳晗、雷海宗均有演說。聞氏曾說：剛才張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懷。中國這些舊東西我鑽了十幾年了，一個一個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覺得"要不得"，現在我要和你們"裡應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對友人說：
人家見我終日讀書，以為我是蠹蟲，卻不知我是殺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夏曾佑、陳寅恪、聞一多的覺悟，都是真正深知"中華文化"後的覺悟。陳寅恪說："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俞大維"懊悔"當時沒問陳寅恪"到底是那幾十種書"。我想，我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已代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由於我的精挑細選，我的確已"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我化朽腐為神奇，終於給中國人提供了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這真是源遠流長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