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島上相承大位，中間插上一個嚴家淦，乃是刻意的安排，作為緩衝而已。嚴氏蘇南人，顯然是中國歷史上出身吳濃軟語之鄉，官做得最高之一人，但是他是為別人作嫁衣裳。最有趣的是，他個人的造形正是像上海話所說的「裁縫師傅」。蔣介石閱人多矣，自然看中了這個既無政治野心更無政治實力的技術小官僚，提拔為自己的「副總統」。蔣介石於第五任的任期未滿死了，嚴「副總統」繼位。誠惶誠恐的嚴「總統」，在蔣院長兼黨主席的「指示」下，好不容易挨到一九七八年下屆「總統」選舉，立即讓賢，亟稱蔣經國的盛德。這使我們想起漢獻帝的禪讓，《三國誌》說：「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爾綬禪位。」（見中華標點本第一冊，頁六十二）我們若把「漢帝」代換為「嚴總統」，易「魏」為「蔣」，一樣適用。等而下之的則是，漢獻帝尚在兩漢帝王之列，嚴家淦只是續完蔣介石的第五任，第六任便是蔣經國，連名義上的一任都沒有。
江南在《蔣經國傳》裡已曾指出，經國為改變形象，做了一些引進「青年才俊」「惠而不費」的措施之後，「馬上聲名大振，觀感一新」。（見頁二三四）早在一九七三年，海外學人謝文孫就經由台北《大學雜誌》上，遙望台北，稱蔣經國為「偉大的政治家」、「為台灣政治領導帶來了一個嶄新明亮的新象徵」。（見該志七月號《從海外遙望：蔣經國在台灣象徵什麼？》）蔣經國繼「總統」之後，國際形勢日益惡劣，島內反對勢力洶洶，老兵「想家」，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做了一些改革，放鬆了一些控制，而這一些都是拖驢上山式的。就這樣，他於一九八八年年初死於第七屆「總統」任上時，海內外竟有不少歌功頌德之聲，甚至有人恭維他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偉大政治家」。
其實，蔣經國從一九三九年任贛南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起，到一九四九年逃往台灣以至於死為止，實際所統治的中國，在贛南，不過二萬三千平方公里；在台灣，不過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只佔全中國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見對中國的全面性統治，相差極遠。他做青年軍政治部主任、東北外交特派員、上海地區經濟管制督導員辦事處副主任，除了促成賣國的《中蘇友好條約》禍害整個中國外，其他影響，不過一時一地而已，並且成績都是負面的，談不到什麼事功。從整個中國的觀點對他歌功頌德，比例自然不當。唐德剛把他上比毛澤東、鄧小平等整個中國的統治者，可謂比擬不倫；許倬雲說「經國先生的貢獻，在中國歷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蔣經國在中國歷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賽過石敬瑭，蔣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讓給蘇聯，其禍害整個中國，比五代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遺害二三百年，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整個中國的比例與歷史來看，蔣經國固乏善可陳，試問他在台灣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客觀的歷史學家看來，蔣經國在台灣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績，實在也大有問題。
歌功頌德者的主題有兩個，一個是說蔣經國製造了「經濟奇跡」，一個是說製造了「政治奇跡」。關於前者，歌德派的錯誤在溢美；關於後者，錯誤在胡說。台灣經濟的發展，功勞是這個島上人民全體的，不是蔣經國個人的，縱為了方便論個人功勞，尹仲容等也占前幾十名，還輪不到蔣經國。蔣經國在蘇聯留學，懂的是格別烏，對經濟卻鴉鴉烏，他的經濟政策，其實是惡魔附體式的。醫學上有所謂「小發作」（ＰｅｔｉｔＭａl）、「大發作」（ＧｒａｎｄＭａl）。「小發作」代表一種癲癇（Ｅｐｉｌｅｐｓｙ）的發作，症狀沒有全身或局部劇烈抽搐，時間也很短，不過幾秒鐘；「大發作」則相反，症狀是全身抽搐且意識喪失。這種發作，古人不知道是由於腦皮質神經細胞全面性的過度放電，反以為是惡魔附體。法文這字原意，就是大惡魔，即因此而來也。蔣經國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調來「戡建大隊」，動員六個軍警單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備部稽查處、憲兵、江灣以及兩路警察局），想要解決經濟問題，正是惡魔附體式的招數。經濟定律豈是警察壓制得了的？別以為蔣經國的無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舊事，就在七十年代之初，蔣經國還聲言對「限價措施」「有成功的絕對信心」呢。就在一九八六年，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還呼籲「每個人都扮演理想的『物價警察』角色」呢。四十年的台灣經濟，事實上是在惡魔附體下前進的，恰像那「天方夜譚」童話中賴在年輕人身上不肯下來的背上老人，他實在是前進中的一個大負擔。沒有這種負擔，台灣今日的經濟發展，當不止於此。所以論定台灣經濟發展，當從沒有蔣經國豈不更好著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著眼。事實上，以台灣此島的本身條件，加上日治時代的一些基礎、大量美援，以及大陸上帶來的黃金與人才，四十年的歲月，經濟發展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領導者以中人之資、行無為之政，便可達到一定的成果，辜鴻銘譏笑袁世凱，說除老媽子倒馬桶無需學問外，天下事皆需學問，但使台灣經濟發展到目前程度，實在也無需太高的學問，當然惡魔附體式的學問是不行的。美國總統杜魯門（ＨａｒｒｙＳ．Ｔｒｕｍａｎ）說美國至少有兩百人若干總統會幹得跟他一樣好，看台灣經濟發展，當知兩百老媽子中，必有芳草。今歸天下之功於一人，溢美蔣經國，竊恐台灣兩百老媽子都不服也?
至於說蔣經國製造了「政治奇跡」，則失之太遠。事實上，蔣經國是真正禍害台灣政治的人。「政治」禍害的程度，才堪稱「奇跡」。從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下野起，蔣經國雖然名義上是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是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但他另負「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實際責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實際責任，指揮一切黨政特務情治機構，後來名義上是「救國團主任」、是「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是「行政院政務委員」、是「國防部副部長」、「部長」、是「行政院副院長」、「院長」，以至於最後幹上「總統」，不管他名義上幹什麼，骨子裡的一切黨政特務情治機構都歸他指揮、都由他負實際責任。換句話說，台灣四十年的恐怖統治、四十年的嚴刑峻法軍事戒嚴、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論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會結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權上的高壓、四十年的民主憲政不能發榮滋長、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傑受難、親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歸不得……這些局面的形成，蔣介石固為罪魁，蔣經國亦為禍首，並且在執行上，他比他老子還負更多的實際責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後這十二年來，他負的更是無可推卸的絕對責任。所以，台灣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大凍結、大逆退，蔣經國是眾「妄」所歸的真正負責人。
這一真正負責人，在四十年的強人統治之後，在死前幾個月裡、在衰病侵尋中、在美國人的一再壓力下，只不過虛晃幾．著，搞一點開放黨禁、報禁、探親的噱頭、一點換湯不換藥的解嚴戲，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嚴變本加厲（如對書刊的查禁，竟槓上開花，用到「違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嚴，前所未有），就被海內外讚不絕口，奉為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了，由此可見，夏志清所謂的「政府在蔣經國先生領導下走上民主憲政之大道」、余英時所謂的「他已成為中國民主前途的象徵」、楊力宇所謂的「經國先生……創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鄭竹園所謂的「如無經國先生的英明領導，絕難如此輝煌」、張旭成所謂的「對台灣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貢獻」、戴國輝所謂的「經國先生一直致力於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謂的「蔣總統在歷史上的地位，無過於推動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謂的「在促進台灣民主化方面，蔣經國做出了重大貢獻」等等，都是知識分子信口亂拍馬屁。
也許有人說：「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後半截。」蔣經國既然宣佈開放這個、解除那個，我們就該與人為善，稱讚稱讚。可是我們認為，稱讚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離事實與真相，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後死前幾個月才來了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我們豈可輕予認定？這位「聲妓」風騷四十年後才宣佈（注意：只是宣佈而已）老娘洗手不幹了，這種最後幾個月的「從良」，為時也未免太晚太短了吧？
在咚咚馬屁聲中，一個最荒唐的說法是：蔣經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試問蔣經國就便是漢武帝了又怎樣？漢武帝內多欲而外好仁義，死前三年時候，對被他統治了五十年的中國人民有所歉疚，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漢武帝儘管這麼說，但歷史上，並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對中國的禍害置而不論——歷史的定論是絕不含糊也絕不客氣的。你可以說漢武帝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黷武窮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東平朝鮮、南置九郡，因為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愛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說蔣經國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戒嚴弄兵、北賣外蒙、西通老美、東媚日本、南聯新加坡，因為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為，正是這些偉大字眼的侮辱者與損害者，對他在這方面的讚美，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最大褻瀆。一個人踩你的腳，一踩四十年，最後他的貴腳高抬了一下，你卻反而歌頌他，這叫什麼政治倫理？又叫什麼人間是非？要歌頌，該歌頌任何使他貴腳高抬的客觀壓力與變化，而不是他的貴腳啊。至於政治犯陳映真、王拓、柏楊之流，在蔣經國死後所做的奉承阿諛之言，則更屬失態之尤者，他們當年正是他貴腳腳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憐蟲，如今竟以逐臭為榮而不以為辱，未免太忘本了。
蔣經國不單是一踩四十年的台灣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真正負責人，並且在「政治奇跡」上，還別有「奇跡」，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樣，不尊重政治制度，搞個人獨裁。蔣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蔣經國出身紅色蘇聯幹部，他們對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來就有限，蔣經國回國後，在庭訓之下，紅中帶青，從做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組織「燕廉」、「鐵血救國會」、「中正學社」活動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個人獨裁的路線。這使台灣政治局面，迄蔣氏父子死亡之日，猶陷在黨內無民主、黨政不分、一人領導等特色之上。金耀基說「經國先生已在民主的轉化中，盡了他的責任，發揮了強人的積極功能」，全是不實的阿諛。事實上，蔣氏父子的整個作業的「積極功能」都在違反「民主的轉化」，父親做「總統」、兒子做「行政院長」，這叫什麼「民主的轉化」？父死子繼為「主席」、父死子繼為「總統」，這又叫什麼「民主的轉化」？蔣介石做「總統」則為「總統制」、蔣經國做「行政院長」則為「內閣制」、做「總統」又為「總統制」，這又叫什麼「民主的轉化」？正因為所有轉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這一強人統治的方便，而把制度扭曲。例如蔣介石一無戰功，由上等兵一躍而為陸軍少將，這算什麼制度？蔣經國毫無戰功，也沒打過仗，由老百姓一躍而為陸軍二級上將，這又算什麼制度？但蔣氏父子公然星光閃熠，自己不以為異，人亦不敢以為異，原因無他，搞個人崇拜使然耳。鹿橋說蔣經國是「不搞個人崇拜的領袖」、徐一鳴（無知的上海復旦大學教授）說蔣經國「不搞個人崇拜」，統統是不知所云。蔣經國不但搞個人崇拜，門檻之精，甚至出蔣介石而上之。蔣介石的個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蔣經國搞個人崇拜，使民惑其親。以無黨無派自命的台灣人吳三連竟亦說蔣經國「仁民愛物，功在國家」；台灣政客朱高正說蔣經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國家領導人」，這些不實的諛詞，究其原始，都和蔣經國的「親民『秀』（Ｓｈｏｗ）」不無關係。而這一「親民『秀』」，正是蔣經國搞個人崇拜的現身說法。
蔣經國搞「親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一的四年間，就下鄉一九七次、「與民同樂」一五五天。細部舉例，像開東西橫貫公路，他親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產西瓜的豐田村，他連續五年來個五訪；他一會兒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蒞臨；一會兒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門道謝。……歌功頌德者連篇累牘的稱道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殊不知這是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國政治哲學的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說的「重為惠，若重為暴」。「重」是不輕易，統治者要不輕易施小惠，一如不輕易做壞事一樣。統治者要節制自己，做到「無智」、「無能」、「無為」的三無。「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正因為統治者自己不顯配聰明、不炫耀能力、不撈過界下決定，這樣大眾才能發揮他們的責任與才幹、才不做奴才。但是蔣經國卻一反其道，他要親施小惠，並且政由己出。結果呢，一個七層慈雲講寺算不算違建、一片九孔養殖場該不該拆除、一次中秋節應不應彈性放假、一家小琉球發電廠要不要搶救整修，都要「領袖」說了算，到頭來「領袖」永遠是「一生勞瘁」、「力疾從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卻閒得要命。
漢朝皇帝向大臣周勃問行政業務，周勃不清楚，又臉紅又流汗，表示慚愧；漢朝皇帝向大臣陳平問行政業務，陳平坦然說不知道，說這些細節去問專業的行政人員好了，不必問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陳平不但不臉紅流汗，並且怡然自得。陳平是國家大臣，大臣怎麼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響到辦大事的時間與精力。蔣經國生前四度訪問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濟宮，並且和住持下過兩次棋，這是幹什麼？一座小廟，值得這樣探求民隱，才能瞭解嗎？民隱並非不可探求，但是這樣子頻繁、這樣子毫無章法，不是做「秀」又是什麼呢？紀錄上說蔣經國在開東西橫貫公路時候，「親冒危險，深入荒山，披荊斬棘，風餐露宿去勘察路線」，其實這是一名區區公路局工程師幹的事，何勞「大政治家」親自出馬？如果這樣為政算是正道，試問一朝「反攻大陸」、「光復大陸」了，可怎麼辦？占中國千分之三的台灣，建設起來，蔣經國都要神出鬼沒的窮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來了，再躬親細務而能分身有術者，豈可得乎？何況，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如真能解決問題也就罷了。事實上，他在一九八Ｏ年永安煤礦災變時挨家挨戶去致哀慰問，八年後的礦工依然悲慘；他在一九七二年女票據犯代夫坐牢時慈悲為懷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後的女囚猶在牢中。多花時間去上山下海做「親民『秀』」，何如關起門來多做點親民事？慰問孤苦不如解決問題，蔣經國的勤政愛民，其去偽善也，又幾希？
我們的結論是：蔣經國瞎忙了一輩子，卻從來不懂經國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達說「乃是國家一大損失」，真不知道「國家」「損失」了什麼？一九五Ｏ年，蔣經國說：「復興活在中國，失敗死在台灣。」他如今死在台灣，證明他一語成讖，也證明他的失敗屬實。這四十年，蔣氏父子本來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從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櫥窗，可是他們太自私，結果先死後死，都為天下笑。一九五八年蔣經國說他們「絕不會重走鄭氏當年失敗的舊路」，其實他們還不如鄭成功，鄭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傳位到第三代。蔣經國宣佈「未來蔣家的人不能也不會擔任總統」，一時傳為美談，但他為什麼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總統？那樣豈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機會、又有三十年的機會、又有二十年的機會、又有老子死後十二年的機會，他都執迷不悟，失掉了。最後以垂死之人、做無望之語，縱屬臨終悔罪之言，難逃歷史無情的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