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易勞逸（ＬｉｙｏｄＥ．Ｅａｓｔｍａｎ）於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書叫《毀滅的種子——二戰以及戰後的國民黨中國》（ＴｈｅＳｅｅｄｓｏｆ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liｓｔ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ａｒ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３７—１９４９），中譯本改稱《蔣介石與蔣經國——毀滅的種子》。該書探討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發現毀滅的種子，早在抗戰期間就已播種了，諸如中央與地方矛盾的加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離心、農村貧富距離的擴大、政府對農民的橫征暴斂、苛捐雜稅不一而足、貪污腐化與投機倒把極為普遍、農民貧困饑餓怨憤到造反的地步，以及國民黨軍隊抗敵能力的日趨衰弱，以至於消極和腐敗。因此，國民黨失敗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缺少美援，而是因為其本身的弊病與缺失。
易勞逸雖於知人論事上，不免陷於均衡不夠、比例不對、角度不足，然畢竟花了工夫，察看了不少國民黨自己的文獻，撿到很多貨真價實的史證。他只是沒來得及看到侍從室組長唐縱的日記，否則他的許多個別論斷可以得到更具權威性的印證。唐縱時而透露抗戰期間政府內部的腐敗、地方與中央的對立、國共之間的摩擦、物價高漲引起搶米的風潮、川中軍人政客相互的勾結、重慶囤積居奇風氣之盛、知識分子的沒落與苦悶，以及民間之極端困苦，如一九四三年的浙江“民眾食糠秕、樹皮；廣東有的人在食人肉”。（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六五）
這些“毀滅的種子”在確鑿的文證下，絕非反國民黨者的誣控，而系實有。然而“種子”也有其根源，欲追根究源，必須一究蔣介石。他是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發號施令，操生殺大權，上下莫敢違背。然則國民黨的失敗無疑是蔣氏領導之失敗。
抗戰初起之時，舉國同仇敵愾，蔣氏個人聲望達到巔峰，原可團結全民，有所作為，奈眼光不遠，氣度更不夠恢弘，陳寅恪於抗戰後期初見蔣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樓”之歎，認為其人不足有為。陳寅恪僅憑史家銳識，而陳布雷更洞見“委座處理政治如同處理家事，事事要親自處理，個人辛苦固不辭，但國家大政不與各主管官商定，恐將脫節”。（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五一）以陳布雷與蔣之親近、相知之深，此一觀察自具相當的權威性。處理國事如同家事，正見其人器宇的狹小。這種小家子氣，使他只能成為一種黨派、一群特務、一個孔宋集團的領袖，而不足成為全國全民的領袖。
職是之故，蔣介石於抗戰之前靠特務，於抗戰爆發後仍須靠特務。當年孫中山聯俄容共重組國民黨，由俄國顧問鮑羅廷之助，建立了較為嚴密的組織、像個樣子的紀律，以及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是蔣介石一清黨，把紀律與群眾與左派一起掃地出門，而同時軍閥、地主、流氓、舊官僚都加入了蔣介石的國民黨。這個樣子的國民黨自不免組織松懈、紀律廢弛、精神衰頹、基礎空虛。於是一些小組織便應運而生，諸如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中心的ＣＣ派、以黃埔同學為核心的復興社。派系雖異，擁蔣則一，在法西斯高漲的三十年代，ＣＣ與復興社就是特務組織，蔣之爪牙，領袖的耳目，為一人整異己。
抗戰以來，蔣介石聲望一時驟升，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奢望下，想把包括汪精衛的改組派以及共產黨在內的一切“異端”政治組織，都消化容納在他的權威之下，但並未成功。不過當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漢舉行時，通過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選蔣介石為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解散黨內一切小組織，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蔣為團長，七月九日，三青團的中央團在武昌正式成立。陳布雷記此事說：
自五月至七月，蔣公策劃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余承命准備文字並參加討論章則規制，頗費心力。蔣公設置此團，起意於去年在南京時，劉健群為擬宣言及告青年書稿，但蔣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漢對於此文，凡五易其稿，終覺不愜意。最後所發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為之酌加修潤並經蔣公親自核改者也。（《陳布雷回憶錄》，頁八十一）
足見蔣極為重視這個三青團，親自督促、親自核定。成立之後，陳誠、朱家驊、張治中先後任書記長。康澤一直是支配人物，最後由蔣經國奪取領導地位。但是三青團並沒有使復興社（藍衣社）、青白社（ＣＣ系）等小組織消失，實際上成為這些小組織爭奪的另一小組織，國民黨內的派系斗爭，反而更趨激烈，並未能如蔣介石所宣稱的，使三青團成為網羅全國優秀熱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惟一組織。其活動仍甚具秘密性質，在學生和教師中從事特務活動，打小報告，檢舉左派之類。蔣介石號召三青團，“聚集全國青年，力行抗戰建國綱領”，固然也在敵後淪陷區從事諜報與恐怖活動、提供戰地服務等等，然而抗日之余，更積極防共，甚至深入共產黨根據地進行宣傳、破壞、搗亂、暗殺等工作。有趣的是，三青團的最大敵人乃來自國民黨內部。三青團原是蔣氏授意下的黨內產物，帶有來自母體的遺傳因子，成為爭權奪利的競技場，造成更為復雜的國民黨黨內糾紛。三青團團員人數持續增長，從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一千余人增加到一九四五年的百萬人，儼然已成黨內之黨，難怪於抗戰勝利之後，鬧著要與國民黨分家。其實，蔣介石既是國民黨的總裁，又是三青團的團長，如何分法？還不是在蔣之訓斥下，黨團合並。合並雖合並，仍走回黨內派系紛爭的老路。
蔣介石欲以三青團為“惟一的組織”，並不確實。三青團成立不久後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設立“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將特務組織半公開化，由秘書長朱家驊出任局長，實際任務則由副局長徐恩曾負責。負責些什麼任務呢？主要是對付共產黨、監察國民黨黨員，以及執行其他特工。一九三九年元月以後，中日戰爭已膠著狀況，蔣介石又把心思放在應付共產黨，中統更著重查防共黨以及其他政治異己分子，從外圍監視到內部滲透，特務細胞擴展到學校、工廠和其他社會團體，除了中共駐渝代表以及較為著名的知識分子或民主人士，不敢公然抓人外，其余無論個人或團體，一經發覺，立予逮捕或破壞。中統的特務還打進延安，吸收共產黨叛徒；混進校園，組織特務學生，如沙坪壩中央大學的生路社、民鋒社、自強社，出版刊物宣傳，並做監視與制作黑名單的工作。中統再根據黑名單，用種種方式打擊不聽話的學生。根據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統局在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中提出的對共黨方略的報告，抗戰期間自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期間，有八千一百九十四名共產黨員被捕、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九名共產黨員自首。再看中統徐恩曾所擬、陳布雷修訂、蔣介石核定的《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的秘密文件，更可見中統的主力幾乎全用在反共、防共，而非抗日。甚至與日本人合作的漢奸合作，以打擊敵後的共產黨活動。
中統之外，還有軍統，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也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於武昌珞珈山舉行的國民黨全國臨時大會上決定設立的。蔣介石把中統交給徐恩曾、把軍統交給戴笠。戴雖是副局長，但操有實權。軍統的前身是復興社的特務處，特務處的前身則是軍事委員會的密查組，原由戴笠等十個人搞起來的。
復興社組成後，蔣介石兼任社長，特務處長即由戴笠擔任。一九三二年，蔣又派戴兼任陳立夫主持的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處長，以便公開搞特務。軍統正式成立後，戴笠因蔣之授意，一手包辦工作、人事、經費等等，直接對蔣負責。軍統從武漢撤退到重慶後，編制愈來愈大，顯然蔣介石靠特務鞏固權勢，特務組織當然愈大愈好。據曾任軍統總務處處長的沈醉估計，在抗戰期間，“各種名稱的特務訓練班有四十多個”，又說：
內勤工作的特務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慶羅家灣軍統局局本部和磁器口鄉下辦事處。內勤和外勤最多時近五萬名，除在國內設區、站、組和爆破、破壞、行動等總隊、大隊等外，在國外許多地方都設立了站和組及通訊員。當時每一個外勤特務都有幾個到幾十個運用人員。全部算起來為數就太多了。（沈醉《軍統內幕》上冊，頁五）
軍統尚與美國海軍情報署合作組成“中美合作所”（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美方的目的是要刺探日軍在華、在太平洋以及在東南亞的情報。據沈醉說，美國人也顯然想要刺探中國的情報。中方刺探不到美國的情報，然而獲得了大量的器材，包括整人與逼供的器材，以及無數的槍械彈藥。這些器材與彈藥不用之日本侵略者，而用之於包括中共在內的政治異己，美國人也只好眼開眼閉或視若無睹了。抗戰勝利後，“中美合作所”成為政治犯的集中營，於大陸易手前，全被槍決，美國人應有“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遺憾。凡重視人權與民主的人，都會譴責中美特務合作的暴行。我們沒有想到的是，自家人唐縱對戴笠大搞“中美合作”居然也有微詞，如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宴請中美合作所全體美國人，有記曰：“他（戴笠）約有幾十位女人，陪伴美國軍官士兵，有的女人被糟蹋了?選開一次宴會百余萬元，場面可謂大矣！”（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八○）
然而此一勞民傷財、侮辱婦女、對付自己同胞的中美合作所，頗得蔣介石的嘉許，尤其欣賞所內美國刑具。軍統處長沈醉回憶，一九四五年秋天蔣至中美所檢閱培訓學生，有記道：
學生們剛開始進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國式的操法時，蔣的興趣還不很大。等到進行刑警課目表演時，蔣介石看到美國教官指揮這些特務學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騎警握著美國橡皮棍如何沖入人群毆打群眾，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時，直樂得手舞足蹈連聲叫好起來。戴笠和貝樂利看到這種情況，便交頭接耳，後悔沒有多安排點這類使蔣最感興趣的精彩節目。（沈醉《軍統內幕》，頁三七一）
在蔣介石的“嘉許”下，在抗戰期間，特務組織與勢力可謂一枝獨秀。戴笠的權勢更不可一世，在沈醉的筆下，他常常怒罵責打，甚至隨興槍斃人。但在蔣介石面前，仍然是領袖的一條忠狗。我們又在唐縱的日記中見到，戴笠如何因一時失去蔣對他的信心而感到苦悶，以及在被蔣叱責後如何奉命惟謹。最具戲劇化的，見之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所記：
為了張超的事，雨農（戴笠）跪在委員長面前懇求懲辦葉成，委員長責備他不要人格、要挾領袖，因此雨農寫這樣一個長的報告請求辭職。跪懇的事，誰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誰肯如此做？我想委員長不會讓他辭。（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七十五）
張超是戴笠派在福建的軍統站長。葉成是黃埔三期生，曾任蔣之侍從副官，時為福建保安處長，判處張超死刑。戴咽不下這口氣，不惜向蔣介石跪懇哭訴，但仍然扳不倒蔣之副官。
唐縱還透露，戴笠為胡宗南培養一個叫葉霞翟的女人，以便掌握胡之一生。他又在“香港預購了個有名容太太的女兒，剛才十六歲，獻給宋（子文）”，以“迷魂的女人”來對付國舅。（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五三）類此可以略見，戴笠搞的是些什麼勾當，他不僅僅是要對付敵人與異己，而且還要在自家人身上下工夫呢。據估計，至抗戰結束時，蔣介石的軍統人馬已有十萬之眾，高居當時全世界特務與秘密警察組織之首。（參閱Ｗａｋｅｍａ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Ｐ．６０）
特務勢力固然有其作用，尤其在宣傳、分化、威逼、利誘、破壞上，有立竿見影之效，蔣介石亦以此為其權力基礎最穩固的奠基石，但是代價極大。特務的橫行霸道、無法無天，諸如強行撤遷民房、奸淫婦女、濫捕知識分子，造成難以化解的民怨與民憤。在特務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旦決堤，莫之能御。蔣介石靠特務起家，但特務也為他散布了毀滅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