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憶錄 正文 7.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歲)
    在快退伍時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後何去何從,我本想去母校台中一中謀一教職,但因人際關係不夠,連中學老師都做不成。正在發愁之際,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蕭啟慶的信,說:「姚老昨和我談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訴您,正式的名義是『國家講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無配給,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願意。」我回信說:「前幾天曾返中謀教席,鎩羽而歸,若走投無路,只好就『助理』之職,此時並非不欲為,蓋我恐辜負老頭兒一片好心,我擔心我的耐心與能力是否可與之共事?是否可有助於他?否則拿乾薪太不好意思。」雖然我有此顧忌,最後還是「欣然同意」了,因為不同意,退伍後就沒飯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結束軍隊生涯,自澎湖搭軍艦回高雄,旋即抵台中。15日北上,暫住溫州街七十三號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決心要找一間小房,做為一個人能夠清靜的所在。這麼多年來,我從沒機會一個人有一間房,此番北上,一定要達成這一心願。兩天後,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號的陋巷小屋,只四個榻榻米大,矮得雙手不能向上舉,我訂名為「四席小屋」。隔壁住著李善培,我們合買了一台收音機,又弄來唱機,把木板隔間挖一個洞。置收音機與唱機於洞口,兩人誰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間,陋巷左右門對門共有小屋十多間,活像「軍中樂園」。進入巷口第一間是一個一百零一公斤的胖僑生租的,他房裡有一台小電扇,我最羨慕,因為我買不起。住進「四席小屋」對我是大日子,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給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記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邊整理邊讀寫,伏大桌上,點一百支燈。聽外面小雨聲,

    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興奮得連撒三尿。

    「四席小屋」開門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台大那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我走回來,大有物是人非之感。過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飛遠揚。晚上從姚從吾老師的研究室走出來,整個的文學院大樓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負,忍不住要歎一口氣。有時候,陳寶琛那兩句詩就從我嘴邊冒出來,正是:

    委蛻大難求淨土,

    傷心最是近高樓!

    那時助理薪水遲遲沒能發下,我北上時候,媽媽送我二百元、三妹送我一張火車票,此外全靠借錢維生,窘迫不堪。那時施珂在成功中學教語文,他說語文老師們懶得改作文簿,願以一本一元的代價,由外面承包,如願意,他可搭線,我當然願意。在日記裡,我有這樣一段:

    珂送來作文本,張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氣就在一小時內改了二十本,賺了二十元。

    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一個小混球(初三甲邱廷光)寫道:「有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實行,也就和沒有理想一樣。我的理想並不大,就是能夠把「中國」復興起來。……」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小」善培見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張吃一頓的飯票了,我拿在手裡,送給李善培,我假裝說我吃過了,害得自己餓了一頓。人窮到這種程度,只好趕寫文章發表,靠稿費救急。於是,從三月到四月,我寫出《充員官》、《獨身者的獨白》、《愛情的劊子手》、《中國小姐論》等文章,分別發表在《中華日報》、《聯合報》、《人間世》雜誌等,聊辟財源。那時劉鳳翰在《幼獅學報》發表文章,稿費甚優,他說可以介紹我去投稿,我拒絕了,因為我討厭蔣經國的救國團,當然也討厭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寫作,也努力進修,忽然發神經,要把法文、德文同時學出個名堂。乃加入補習班,每週一、三、五學法文,二、四、六學德文。過了一陣子,有人問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還是德文好?」施珂說:「那要看你是星期幾問他。」最後,哪一種都不好,全都難乎為繼了。

    「四席小屋」雖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奔馳,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處要津,每天客人不斷,最多時候一天有十四個客人,附近環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雖在陋巷,但自己卻先「不堪其擾」起來。熬了四個月,決定下鄉。選來選去,在新店選到了一間小房,背山面水,每月兩百元,於是我裝滿了一卡車的書,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獅頭路十六號,我訂名「碧潭山樓」。所謂山樓,其實很簡陋,不但通過陋巷,且要通過臭菜場與臭河溝,房子只是一間五個榻榻米大的小房,不過是鋼骨水泥的,絕無鼠輩在頭上奔馳,可謂一快。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東陶蘇保一家分用。我獨自一人倘佯山水之間,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價電影一場,極得孤寂之樂。我在房門外掛的牌子是:

    也許在划船、在看電影或在吃飯,反正沒離開新店。可見我新店山居歲月的一斑。7月5日日記:一個豐富的工作天,寫出信四,卡片寄給胡(胡適),看《武士妖後》釘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漢)鼓(陳鼓應)吳大中(原註:九年未見了!)少傑(張少傑)四人,十一時始歸我所有,六小時寫五千字。

    7月11日寫《生活小偈》:夜涼似水,幾淨燈明,小室獨處,抽煙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靜中讀書,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7月12日寫《女壞蛋的第一次試煉》:下午研究所報名畢,將上車,鮑家麟等五個丫頭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說請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諸如平光眼鏡、軍中放言、帽中女人、信罵「莎崗」、遮日記給人看……不可勝數,我縱言反擊之,極得豪邁之樂,我以鳳梨酥、壞蛋論、狗眼看人低等論揄之,了無所忌,又言偷看老姚日記等事,使小鮑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開心。……

    7月22日寫《打水仗回來的感想》:今天是週末,我看了一聲《陷阱》,述小男孩戀白朗黛·李。下午大練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練出一個偉大的體魄不可。晚飯番茄四隻。獨自泛舟歸,三漢子三丫頭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華俊慘敗,客散伏案,已一時矣。

    報載留學生「學成」歸台啦、王其允獻唱拉,以及馬戈之「叛變」啦,華俊之欲飛啦,她們說僑生們之追莫宜春啦。《聯合報》又退我稿子啦……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點小感想,想到頭來,所感者只是一種,就是不管別人怎樣變化,不管別人怎樣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喪,我李敖就是我李敖,我討厭市儈之浮名,我討厭被動,討厭走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命運」注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獨立,正是一個起點,我高興我竟在二十六年的「為外物所牽」的生活以後,竟能開始走上我真正該走的路,我不能不高興,當然在這種高興裡面有著相當比重的孤寂與歎息,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是這麼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當我看到陳其龍和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頭白白的膝蓋,想到鮑家麟那白淨聰明的小樣兒……

    也許我也未嘗不稍稍起一點「伎求之心」,但是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那對「重大的決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煙消雲散,我看著善培送我的好煙好茶,想到我已經不再是一個溫情和多情的人,也許我愈來愈變得理智與冰冷,對人淡漠,我沒有辦法不這樣變,只有理智的獨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己,我把我自己跟這些年輕人拉了條鴻溝,這是一條沒有人肯去也沒有人能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給了我永恆安全與成績,這三項安慰是任何慾望太強心兒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這種感覺以後我也不多寫了,我改用「著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個小專題」來消遣我自己。

    7月29日寫《病後小記》:昨晚獨泛看月出,忽得嘔疾,午後新漢得電,驚慌前來,馬戈亦「掩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約,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準備考試,殊煩厭,此生將不復致力於此,夜來房外又是麻將一桌,陶李(二房東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寧。我無法答覆我的自問,我無法否定女人與人生的意義,理論上我無法自圓,但在實行上,我至少可以「這樣活下去」,雖然沒有女人,可是還可以活得很景氣,技術上既然沒有什麼困難,我反倒喜歡起「董事長」(孟大中)那句話來,「要那麼快樂幹嗎?」這句話真有它的份量,何況為了獲得女人的肉體,不快樂的代價不是記憶猶新嗎?唉,算了,算了,還是一個人過吧。「要那麼快樂幹嗎?」

    日來多申厭情(厭惡溫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無動於衷也;無情者,不形於外也;情之為物,與李敖實不相稱,故只好去之;去之唯恐不盡不堅,故厭之。

    7月31日寫《人間俗氣一點無》:留學考放榜,引起我許多感觸,我覺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邁了一步,好像我走的路,愈來愈跟他們隔得遠了。我的思想現在顯然是相當出世的,出世得覺得「許多事是盲動,許多話不值得說」,因此我顯然選擇了喜歡獨處與不愛多說的路,我打不起勁兒去熱中人事,我畢竟是反派的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榮耀與騰達,一個走到我這種境界的人,不會再有寂寞的感覺,我不怕孤獨,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與牢獄,常常想到死亡與牢獄,我為什麼不去做我喜歡做的呢?我該笑「塵網」,在「塵網」中漏下來的沒出息的「被遺棄的人」,我就是一個。我突然發現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裡面外,我實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與Diogenes有什麼不同,這是一條多好玩的路,一條永遠可恃永遠清淨的路,做點有性靈的事,說點精煉過的話,寫幾篇真正屬於李敖自己的文章,無牽無掛,終此頑生,不亦快哉?

    8月17日寫《麗珍生日感言》: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閉門靜想,望著窗外的鐵欄。如置身獄中。是七巧,麗珍陰曆生日又到了,決定無所表示,最後一次機會我也放棄了。台中十一日,連聞陳琪、張忠琳結婚。

    台北方面,新漢似新歡正洽,善培、飛飛(黎鴻飛)乃至華竣方印(梁方印)等亦採集團行動,在華僑新村等往來正繁,昨日拉我就食,我拒絕,也許我從此失去了與王小姐接觸的機會。

    我的氣息如此堅決,我甘心把我自己墮入孤獨、小屋、幻想和工作裡,我不太倚靠理論,我只信任「實行上沒有困難」,我相信這一點,因此我幾乎沒有顧忌地放棄了大量的「快樂」(某些種類的,也許是合乎自然律的,可惜是高價而短暫的)。

    剛才窗外一個穿浴衣的小女人即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許我這種強烈的慾念與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靜主義」的道路太不相稱,可是至少在目前,我絲毫沒有走回頭路的企圖。兩個月前遷居的時候,他們有的說我一個月會搬回台北,有的說兩個月,現在兩個月了,我仍在新店如火如荼大張撻伐地過著「修道」生活!

    我在變化,成功地變化,過去的李敖將不認識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驚歎於我的能力,我畢竟把我鍛煉成一個我要變成的人,我不想後悔!

    以上這些日記,都記錄了我在新店山居時期的心境,我自勉自己走向狄阿傑尼斯式的「犬儒主義」的生涯,自強不息,但卻傾向息交絕游,尤其跟女人的關係,我始終未能脫離修道院式的矛盾與困境。這種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實是禁不住試煉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現在我眼前並且易與的時候,我的形而上還狄傑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卻不狄傑阿尼斯了。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台大農經系四年級的學生,我雖認識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車上,我才碰巧認識了她。我約她來「碧潭山樓」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個半月中,唯一一位與我單獨在一起的女人,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樓」的房子和簡陋傢俱,都移給陳鼓應了。

    新店山居給了我許多退伍以來的新經歷,比如我終於接近了大自然(那時碧潭還沒被污染)。比如我終於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軍床)、比如我終於考上了研究所(兩年前為了迴避「羅」考研究所,我沒報名)。……新店山居雖有很多新經歷,但是一個老經歷還是沒有解決,就是窮困。在給姚從吾老師做台灣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助理的時候,因為該會成立不久,一切還沒有完全上軌道,所訂一些規章不盡理想。在助理人員發薪上要拖上一陣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我忍不住了,決定不使姚從吾老師為難,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寫信給老師的老師胡適,向他抗議。因為他是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我信中說:

    我們做助理的人與研究講座教授和領甲乙種補助的先生們不同,他們有教授、講師的本薪,補助的錢對他們是「安定費」,是本薪以外的「補」與「助」,可是我們「助理級」的就不同了,早幾天或晚幾天發薪對我們所生的影響是不能跟他們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們的本薪,它遲遲不發,對「專任」兩個字是一種諷刺,並且使我個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錢,使我三條褲子進了當鋪,最後還不得不向您嘮叨訴苦,這是制度的漏洞還是人謀的不臧我不清楚,說句自私的話,我只不過是不希望「三無主義」在我頭頂上發生而已。

    胡適收信後,在7日就限時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寫道:李敖先生:

    自從收到你7月4日的長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後,我總想寫信請你來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從吾先生說:「等他考過研究所再找他吧。」後來我見報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時我又忙起來了,至今還沒有約你來玩。過了「雙十節」,你來玩玩,好不好?現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

    你的信我已經轉給科學會的執行秘書徐公起先生了。他說,他一定設法補救。祝你好!

    胡適1961年10月7日夜

    這張支票可以在台北館前街土地銀行支取。

    我收到胡適的信和一千元後,非常高興,也很感動。胡適是我爸爸的老師,雖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對我的賞識,純粹是基於我的治學成績使他訝異,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潛力的台大學生,我很感謝他對我的特別照料,這一千元的確幫了我大忙。也許有人說風涼話,說胡適此舉,意在收買人心。但是他老先生這樣做,對人有益,對己無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樂而不為?別的老先生,高高在上,會這樣幫助一個年輕人嗎?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適的高人一等了。

    為了救急,我只好動用胡適寄來的一千元。但我決定不把這一千元做為贈款,只做為貸款,我決定借用一陣子後,把錢還給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給胡適,表示我對他的感謝。信中細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嚴僑的關係,和在嚴僑被捕後、死去後,我如何受到胡適自由主義的影響,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這封信寫得很長、有五千字,寫得很動人。我聽說胡適收到信後,深受感動。他拿給幾個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葉明勳、華嚴夫婦去南港看他的時候,他把信又拿出來,因而從這對夫婦口中。得知了一個驚人的大消息——嚴僑並沒有死,他還在世,不但在世,並且已經出獄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從吾老師在研究室中,從皮包裡拿出一封信,當面交給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個好消息報告你。嚴停雲女士(《智總的燈》的作者)和她丈夫葉明勳先生昨天來看我。他們說,嚴僑已恢復自由了,現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學教書。他喝酒太多,身體頗受影響。

    我盼望這個消息可以給你一點安慰。

    胡適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適在信封上寫「敬乞姚從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樣,他不把這封信付郵,顯然是怕被國民黨郵政檢查,對我不便。他真是細心的人,細心得不露痕跡,真是老到感人!

    嚴僑沒死,太好了,透過華嚴,我得到嚴僑的地址,當天下午我就決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給胡適,提到重見嚴僑,說:「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臉上的皺紋、頭上的白髮、口中的酒氣,沒有任何一點能證明那是四十二歲的壯年!」這都是實情。嚴僑那時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裡,住的是一幢老舊日式平房,我走進玄關的時候,他喊我名字,跑過來,抱住我,流出了眼淚。一切都有了改變,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變。他絕口不談在火燒島的事,他只搖頭又搖頭,痛苦地說:「不好受!不好受!你千萬不能到那兒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雜誌社發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順便帶了一本去,他坐在破舊的籐椅上,仔細看了我的文章,核對了我的幾段譯文,誇獎我翻譯得好。最後他放下了書,嚴肅地對我說:「我真的不要你這樣寫下去,這樣寫下去,你早晚要去那個地方!」

    嚴僑回憶他被捕後,十分擔心我也會出事。他判斷我寫給他的信一定同時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滿現實、攻擊國民黨,也許會帶給我麻煩。嚴僑說他前後坐牢,一去五年,他認為他是托嚴復之孫等原因之福,總算判得比別人輕。當時我也這樣想。後來我入獄前後,聽說承辦嚴僑案子的是調查局專員史與為,史與為承辦過無數「匪諜案」,但他自己最後卻被國民黨當成「匪諜」,判過三次死刑,最後處死。臨死前他跪在新店空軍公墓後面的死刑場,向天哀鳴,說:「老先生(指蔣介石),我不能追隨您回大陸了!」如果史與為是真共產黨,他在嚴僑案子上必然會做手腳,為同志開脫,這倒可能是嚴僑被輕判的原因吧?

    嚴僑那天又告訴我,他被捕後,嚴師母北上投親所遭遇的人間冷暖。辜振甫他們簡直是把家門關了起來,對嚴師母和三個小孩概不援之以手。嚴師母無法,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兒院,把老三寄養給人,(也無異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傭——編注)——並且是給外國人做下女,中國人是不敢請「匪諜之妻」做下女的!

    胡適給我報告嚴僑的信,由姚從吾老師代轉,乃因他們是師生關係,而姚從吾老師正好跟我也是師生關係。1958年,胡適來台,主動安排我和胡適見面的,就是姚從吾老師。歷史系老師雖多,但跟我關係最深的,不是別的老師,而是他。姚從吾老師做過北大歷史系主任。河南大學校長。他拙於口才,講話時先是張開奇厚的嘴唇,下顎亂動,滿口亂牙翻滾,然後發音,我心想物理學上光比聲快,此之謂也。他的聲音中氣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實樸拙的造型,嚴然一副中原老農相。他冬天穿兩種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裝上衣,衣奇大,是從估衣市場買來的舊貨;一件是陰丹士林長袍,長袍下有白衫褲,白衫褲與短襪子間,永遠露出一截小腿。說來也許奇怪,姚從吾老師在我大二教我《遼金元史》(上學期他給我八十六分,下學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學方法》(上學期九十四分,下學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導我寫「論文」(九十四分),但我總覺得,在學問上,他對我的影響極為有限。尤其大四寫論文,他對我實在沒有什麼指導可說(為了跑圖書館,他倒給我寫了不少名片)。我敢說,他對我的論文——《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銷解消及其效力與手續》,全無研究。他只能給我改一處筆誤而已。我在論文第二章第四節《外姻而尊卑為婚》內,徽宗「政和八年」條下原注說:「政和只七年,洪邁此乃重和元年之誤,是年為一一一八年。」姚從吾老師看了,加注說:「政和共八年短兩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給趙鐵寒看,趙鐵寒也加了一注,說:「……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見李極《宋朝事實》卷二及《宋史》徽宗紀,洪(邁)氏不誤。」寫到這裡,就看出姚從吾老師的偉大處。他對我的論文不在行,但他與人為善,不恥下問,拿去給趙鐵寒看。趙鐵寒是師大教授兼辦《大陸雜誌》,回信給他說:「『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長於組織與剪裁。剖析問題,如剝筍如抽繭,有探驪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處,青年人常情,不足為玻』我公賞識足以服眾也。」其實,趙鐵寒也未必對我的論文在行,也只是改筆誤而已。事實上,我的成績,在台大已經極為突出,識貨的教授們早已寒我。這由後來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試,眾教授(姚從吾老師在內)環坐,但沒人「敢」提問題考我,最後主試者文學院長沈剛伯問了一句:「你還要穿長袍嗎?」遂在大家一笑狀態下,考取了。這個故事,使我想起科學奇才歐本海默,歐本海默在哈佛讀書,三年時間就修完四年功課,二十三歲到德國哥丁根大學,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學論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風,主考教授在口試後說:「幸虧我趁早開溜,他已經反過來向我發問了!」趙鐵寒說姚從吾老師賞識李敖「足以服眾」,這倒是真的呢!姚從吾老師天資不高,在學問上,雖然與他的際遇和努力不太相稱,但他在學問以外方面,對我倒啟迪頗多、幫助頗多,令我一生感恩難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裡,發表「十三年和十三月」,轟動一時,其中有一段談到他和我的關係:

    新店鄉居是我二十六年來最淡泊。最寧靜的日子,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給了我深刻思考的機會,在青山裡、在綠水邊、在吊橋上,我曾細想我該走哪一條路,怎麼走這條路。

    多少次,在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坐在姚從吾先生的身邊,望著他那臉上的皺紋與稀疏的自發,看著他編織成功的白首校書的圖畫,我忍不住油然而主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該不跟他走那純學院的道路,但是每當我在天黑時鎖上研究室,望著他那遲緩的背影在黑暗裡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間我自己:「也許有更適合我做的事,『白首下書岑的事業對我還大早,寂寞投閣對我也不合適,我還年輕,我該沖沖看!」

    於是,在寒氣襲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橋頭,天空是陰沉的,沒有月色,也沒有星光,山邊是一片死寂、一片濃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壓到我的頭上來,在搖撼不定的吊橋上,我獨立,幻想,更帶給自己不安與疑慮。但是,一種聲音給了我勇敢的啟示,那是橋下的溪水,不停的、穩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著、望著,不知什麼時候,出現在我眼前的溪水已變成稿紙,於是我推開《竊憤錄》,移走《歸潛志》,拿起筆,寫成了投給《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時間是1961年11月1日,那是《文星》第四十九期。我終於把自己投進急湍裡去了。沒投閣先投水,這是自己作弄命運。這一轉向,固然是我性格上不甘於「白首下書笆,另一個原因,也是我困於生計使然。原來助理薪水三月一發,又不准兼差,寅支卯糧,也得支得到糧才成,可是從何支起?何況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規定,助理是專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專任助理的上千元薪水沒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費四百元,四百元對我,顯然無法做研究。當時姚從吾老師打算由楊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職,由楊培桂把台北商職的教員職務讓給我,算做私下交換。可是北商那邊一個蘿蔔一個坑,有坑要填校長自己人,不同意楊走李來,所以最後也泡湯了(施珂離台前,想把成功中學的教員職務讓給我,也被校長拒絕,理由同上)。當時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後雖然丟了專任助理職務,但因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後,沈剛伯為了抵制我,突然廢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規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卻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這種措施,當然使我不服氣。後來我棄研究所不念了,沈剛伯見我走了,又恢復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長信給姚從吾老師,其中說:長期會的本意在安定學人生活,在長期經援的安撫下,我這個邪學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濟、房子、圖書費、車馬費兼而有之)。這個數目,僅夠維持一個學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個「學人」的最低生活。

    一個學人的最低生活標準是一間安靜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間的宿舍),深夜可看書(不是在宿舍偷點蠟燭),每月可以買幾百元的書,看兩場電影,吃一次老爺飯店(雖然我從來沒去過)。……我對生活標準看法是,一個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經痛苦大多,我們沒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體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沒有理由說他租一間小房,逃開城市和俗人的喧囂,每月花光一萬個一毛錢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軍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覺到:群眾是獨立思考與做學問的敵人。……沒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沒有一件不是老子的餘蔭,沒有人相信我要籌還大學時代的零星舊債,沒有人知道我為買書而存下半年吃早飯的錢。

    我想起《車軒筆錄》中的那個故事。范仲淹奇怪那個孫秀才為什麼年輕有為卻「汲汲於道路」,當他知道孫秀才志在「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的時候,他決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為了使其人能「安於為學」。十五年後聽到孫秀才變成一代大儒孫明復了,他忍不住感慨說:「貧之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則才如明復,猶將汩沒而不見也!」

    也許我真該後悔我念這個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費。能專心研究什麼?如果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於道路」,把青春的興趣浪費在穿衣吃飯上,那倒不如乾脆去近史所或「國史館」來得好!(我不覺得我不夠資格,至少「成績單」不如我的同班同學都在那裡受著「高酬」。)因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學力、興趣與謀生打成一片,學問即在飯碗中,飯碗即在學問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亂寫稿子來賺外快。

    我並不是計劃告別學問,可是我知道學問對於我,目前簡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學問需要大量的安定與氣質,至少對我這種「內多欲而外好學問」的人是如此。顧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蕭啟慶是氣質的化身,而我卻什麼也不是。基於這種自覺,我覺得我不能再戀棧了,我覺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裡也不該收容這麼一個文化浪人。……

    姚從吾老師收信後,不但寫信給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並且一天寫了三封信給蕭啟慶,其中說: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寫一長信給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備好了,預備今天(禮拜六有課)給他,他又沒有來,只有請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書,也須等明年一月內或二月初方可確定。3.李兄個性強,又不隨便接受他人的幫助,您又不在,無人勸解。4.我在北平時頗有辦法。現在,往往自己陷於困境,一籌莫展。奈何!這一千塊錢,請他收下,以供急用。

    ……

    蕭啟慶那時正在北投復興崗當兵,他收到信後,在17日到21日間,又給了我三封信,最後一封說:昨日去台大訪你,結果聽說你已好幾天沒去了,結果遇著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勸」你,我雖然答應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幫忙,等了半小時車都不停,一氣之下,乃逕自凱歸復興崗了,若遇老頭,就說我去過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訪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來一信,也附在信裡奉上。

    蕭啟慶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晉生。陶晉生是陶希聖的兒子,在歷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給姚從吾老師做助理,後來留學美國。陶晉生能當上助理,固然由於他本人的程度不錯,但是陶希聖過去在北大教書,又是北大畢業生,和姚從吾老師有交情,也有以致之。這時姚從吾老師見我生計困難,認為陶希聖欠他的情,頗想把我介紹到陶希聖主持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暫時餬口。他把這意思告訴吳相湘老師,吳相湘老師極為贊成。因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現代史,由於姚從吾老師是他的老師,擋在中間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說。這回是姚從吾老師的意思,他自然樂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聖,陶希聖立刻表示歡迎李敖去。不料姚從吾、吳相湘兩位老師興高采烈地告訴了我,我卻面有難色。我表示陶希聖是漢奸,又是國民黨中的紅人,我實在不願意和他接近。吳相湘老師說:文獻會並非陶希聖一個人的,羅家倫也是主持人之一,並且你去只是幫忙編民國開國時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為主,可以發揚先烈們的幽光潛德,跟陶希聖的身份有什麼相干?國民黨史料不開放,你去可以趁機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還是去吧!姚從吾老師也勸我不妨暫時去,他說他和胡先生(胡適)也談過,胡先生說不妨去。在兩位老師的勸說下,我說既然如此,我就暫時去混碗飯吧!就這樣的,我就上了「賊船」,雖然最後因為不能「從賊」而被開革,但回首之餘,仍不無悔恨。悔恨我實在不該上船。去文獻會工作是我結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獻會後兩個月,我便搬回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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