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白下的傳統 正文 傳今全國大跑馬
    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諸侯發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時候,皇帝向四方堵侯要錢;有時候,叫四方諸侯挑選漂亮的女孩子;有時候,皇帝得了盲腸炎,躺在「龍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諸侯從四面八方趕到京城來,來看他病,聽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諸侯有的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皇帝叫他,他聽不到,皇帝沒有麥克風,有也不行,太遠了。他照樣可以耍賴皮、裝聾、裝孫子。

    當然皇帝也沒有電報、電話、電視,不但沒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這些玩藝是怎麼一回事。當時有些聰明人,整天把枕頭墊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來想去,想他們的白日夢。

    他們居然想出一種「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們又想出一種「順風耳」,可以聽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罵他。

    可是這些只是「想」、只是「夢」,壓根兒沒實現過。

    我們的老祖宗很容易滿足,他們只想想就算了,他們懶得花腦筋。他們不會用腦筋去發明望遠鏡或電視機,也不會發明麥克風和電話,他們只會用腦筋去「神遊四海」,用腦筋去歌頌「精神文明」、歌頌「形而上」的「道」。

    可是聰明人這樣做可以,皇帝這樣做卻不可以。皇帝要統治全國,皇帝要發脾氣,皇帝要教人知道他在發脾氣,皇帝要得盲腸炎。

    於是皇帝叫道:『來人哪!你們各地的諸侯派代表來,站在我身邊,替我傳話給你們!」

    於是,各地的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興了,他為代表們蓋了官邪,整天朝他們下命令。

    代表們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頭昏眼花,大家趕忙把命令轉出去,轉給四方諸侯,這種來自京師官邪內含命令的報告,稱做《邸報》。

    這種《邸報》,就是四方諸侯專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報」。當時這種官報,讀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沒得看,他們至多看看牆上的政府告示,或是聽聽傳說和謠言,他們對政治沒興趣,他們的口號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這種人生觀,翻成白話,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納稅又完糧,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諸侯卻不能不管,因為他們有了專用的「官報」看,不能再裝聾了。所以,「官報」一到,四方諸侯的眉毛就皺起來,皺得像老太婆的臉,非用熨斗來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處是,四方諸侯雖不能裝聾,卻可以偷懶。因為「官報」來得很慢,一般情形,「官報」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條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諸侯手裡,那時候,皇帝可能氣消了,盲腸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來,就先給它一拖,不肯講也不必講辦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所以,歷史中國官場中的一個大特色,就是不講辦事效率,不育講也不必講辦事效率,辦事總是饅騰騰的,好像沒睡醒一樣。

    但有的時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搶官做的時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陞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這個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揭你的蛋。

    漢昭帝時,一天諸侯燕王忽然派人來,向皇帝上書告了大臣霍光一狀,說他檢閱羽林軍準備造反。霍光嚇得躲在家裡,不敢見皇帝。皇帝那時候才十四歲,可是很聰明,他把霍光找來說:「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檢閱羽林軍的事還不到八天,燕王怎麼會知道呢?可證明有人從中搞鬼。」於是霍光便無罪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時沒有電報電話飛機火車,所以消息傳得非常慢。

    當時傳送消息的工具是「驛」和「馬」。「驛」就是今天的車站,站裡養了很多「馬」,一有消息,就騎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個「驛」,於是連人帶馬都可以休息,或者換人換馬再繼續跑。這樣跑,一天可跑十個驛(三百里)。不過遇到緊急和機密的公算,為了保密起見,往往把公事封在「郵差」背後,蓋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於是快馬加鞭,限時專送,一天跑五百里。這時候,這個郵差就苦了,一驛一驛地跑過去,換馬不換人,跑到後來,郵差支持不住了,於是驛站的人(郵政局長)乾脆把他(郵差)綁在馬背上,反正那條路馬跑熟了,識途老馬可以不由人操縱,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郵差帶到目的地。所以那時候,誰都怕做綠衣人,絕不像現在這樣搶破頭。

    這些苦命的綠衣人,和今天的綠衣使者一樣,不但送信,還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楊貴妃,住在京城(陝西長安)裡,嬌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東西吃。可是她要的東西都在京城附近買不到,她喜歡吃荔枝,荔枝產在廣東佛山,當時為了滿足楊貴妃的口福,只好動用大量的快馬與騎士,接力賽跑式的,日夜不停傳送新鮮荔枝。一看遠處的快馬來了,塵土飛起來了,楊貴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這個典故,起源在唐朝詩人杜牧的兩句詩——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

    不錯,沒有人知道快馬運來的是荔枝,但是沒有人不知道人和馬的血汗與辛酸。那時候的郵差,真他媽的太苦了!

    上面說到古代的車站叫做「驛」,這是指一般的情形說的。這一類的名目,還有一些別的。例如有一種叫做「亭」的,是秦朝、漢朝最流行的「車站」。每個「亭」都有個「亭長」,亭長除了是郵政局局長以外,還是旅館老闆、警察局長、調查站站長。亭長有時候會因執行職務而殺人,有時候會利用職務而謀財害命,有時候也做好事,幫助一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漢朝最有名的將軍韓信,在年輕時候,就靠著南昌亭長吃過飯,後來亭長的老婆不給他飯吃了,他才跑掉。

    漢朝的亭大概近三萬個,和亭配合設立的,有一種叫做「郵」,「亭」是十里一個,「郵」是五里一個,當時習慣也連在一起,叫做「郵亭」。這「郵亭」兩個字,直傳到今天還在用,可是意思已經不同了。

    「驛」在唐朝,有一千六百多個,有的驛很小,只有八匹馬;有的驛就很大,有七十五匹馬,多得可以開一家跑馬廳。唐朝法律對驛的規定很多很多,多得很好玩,例如說:

    一、從驛中騎馬的,要憑「符券」才成,這等於現在的「先買票、後上車」。沒票騎馬的,處一年徒刑。

    二、有「符券」了,還得在一定時間內騎馬,過時不候。好像今天買票,「限當日有效」。

    三、只用一匹馬就行的,若多用了一匹,處一年徒刑。

    四、多跑了路,跑了冤枉路的,多跑一里,多打一百下屁股。

    五、該換馬的時候不換馬,打八十下屁股。這叫做「虐待動物」。

    六、不該帶的東西多帶了,叫做「超載」,也是「虐待動物」,多帶一斤,打六十下屁股。

    七、犯上面各種錯誤,毛病都出在騎的是馬;若騎的不是馬而是驢,那麼罪就輕一點,被處罰的時候,可打八折。

    為什麼要有這些嚴格的規定呢?這是由於古代的驛,本是為了行政上和軍事上的原因而設的,有關國家大事,所以不能馬馬虎虎。誰要馬虎,就打誰屁股,或者就把誰關起來。

    宋朝時候,驛的情形有四種:

    一、步遞——用人走路來送消息。

    二、馬遞——用馬。

    三、急腳遞——用快馬。

    四、金字牌急腳遞——用快馬加木牌。

    最後兩種,要加以說明。所謂「急腳遞」,是用快馬來跑,每天可以跑四百里,本來已經很快了。可是,為了行政上和軍事上的原因,有時候,還嫌「急腳遞」不夠快,因為「急腳遞」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擋路的,由於「交通擁擠」,難免耽誤時間。這時候,就有人發明一種花樣:用一塊木牌,上面漆上金字,放在馬背上,由於反光的緣故,老遠便可以看到金光閃閃,這時候,路上的其他人員車輛就得趕快讓開,因為人人都知道「金字牌急腳遞」來了,還是趕快讓開為妙。

    現代的警察車、救火車、救護車,走在路上當當亂響或哇哇怪叫,就好像古人的「金字牌急腳遞」,大家一聽到一見到,就會讓開。

    現代的國賓護衛儀隊,在馬路左右兩旁由摩托車嗚嗚開道,不許你先走而要你讓他先走,也好像是古人的「金字牌急腳遞」。大家一聽到一見到,也就趕快自認倒霉,乾脆讓開。

    歷史上最有名的「金字牌急腳遞」的故事,就是」十二道金牌」的故事。

    宋朝的將軍岳飛,本來在北方正和金人打仗,後來朝廷方面主張跟金人講和,所以要用最迅速的方式,趕忙把岳飛弄回來。那時候用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掛著金牌的急腳遞。當時宋朝政府一連用了「十二道金牌」來催岳飛,急得簡直用快馬跑成了一條線。於是,岳飛只好回來了。

    用快馬去跑,當然是一個很笨的法子,可是中國的古人們實在沒有更好的法子,他們沒有電報、電話、電視,也沒有飛機和火車,也沒有汽車和摩托車,他們若要辦急事、急辦事或事急辦,只有倚靠快馬加鞭。

    像岳飛這種將軍,現代處理起來就方便多了……(略——編者)科學真是了不起,也真可怕,它可以增加統治的效率,使命令傳達得快快快……(略——編者)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驛站的情形更大規模的發展起來,一直發展到清朝後期,接受了近代科學的通訊設備為止,才慢慢淘汰了古老的驛站。

    對增加傳達命令的速度,中國古人曾有過美麗的幻想。舊小說(水講傳》中,曾說有一個叫戴宗的人,外號叫「神行太保」。因為他有一種秘密的魔術:他有一種叫做「甲馬」的小東西,當把兩個「甲馬」綁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術,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個「甲馬」綁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來,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於說把八個「甲馬」綁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講傳)中沒有交代清楚,我們就不好亂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現代科學的高速進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經是一個可笑的小數字了;但對我們善於幻想的古人說來,卻已是一個不能想像的偉大速度。在製造速度一方面,我們的老祖宗留下一個落伍的紀錄,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當清朝的大臣、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到俄國去,他的報告由電報打到上海,時間只花了一天;可是這個報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轉,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為上海北京之間,沒有電報,只有船和馬。這件事,使當時大臣李鴻章起了大念頭,他立刻要求政府趕快設立電報局。從那個時候起,我們的國家,才開始多了的的答答的電報聲,少了答答答答的馬蹄聲。那個時候,已是公元一八七九年,距離發明電報的日子,已經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個多麼教人落伍的日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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