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的冬夜，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南漢宸，正匆匆走在去延安楊家嶺的路上。一個小時以前，他剛接到毛澤東的緊急通知，便火速趕來。遙望前面楊家嶺窯洞的燈光，在寒夜中感覺分外溫暖。
大家簡單寒暄後，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明了邊區的困難情況。從1940年開始，日本加強了對國民黨的誘降活動，國民黨政府與八路軍、新四軍之間的摩擦不斷。1941年1月，終於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皖南事變」。
之後，蔣介石政府斷絕了對邊區的財政撥款和援助。同時，對邊區採取「封鎖」和「圍困」政策，禁止貨物出入邊區，號稱「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許進邊區」。而邊區從1940年起不斷發生嚴重災荒，造成30年不遇的農業衰退。邊區財政極度困難，可以說軍政人員沒飯吃，沒衣穿，沒被蓋，沒紙用，到了一貧如洗的地步。
毛澤東對南漢宸說，形勢非常嚴峻，蔣委員長不給我們開飯，我們揭不開鍋了。可是我們又不能跳崖，不能解散，只能自己動手。
面對邊區的經濟困境，毛澤東怎麼會想到了南漢宸呢？
因為南漢宸有豐富的革命經歷和廣泛的人脈。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初，他擔任陝西省政府秘書長時，協助省主席楊虎城拯救陝西大旱後的經濟危機，把陝西各方面整理得井井有條，財政收入養活了政府人員和5萬西北軍。中央決定讓他擔任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廳長，做「能為無米之炊的巧媳婦」，解決邊區四五萬軍政人員的穿衣吃飯問題。
南漢宸臨危受命，當起了邊區的大管家。
南漢宸的當務之急就是找糧食，沒有飯吃的軍隊不僅打不了仗，連生存都成問題。情況的確相當嚴重，糧食局倉庫已被刮得露出了地皮，管理員小心翼翼地從地上拾起一顆顆米粒，才湊齊了一盆，為中央來的首長做了一頓年夜飯。
經過仔細調查，南漢宸找到了問題的癥結。
抗戰初期，邊區脫產幹部和軍隊規模小，外來的援助多，政府實施休養生息與讓利於民的政策，幾乎不向農民徵收糧食。但隨著軍政人員增加，馬匹數量上升，需要的糧草越來越多，但邊區政府仍不願向百姓徵糧，才造成1941年的困難局面。
南漢宸認為，如果政府財政總是強調量入為出，而不從革命的實際需要出發，一味強調「仁政」，那就成了「宋襄公之仁」。中華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邊區老百姓應該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政府要向老百姓徵收糧食，是因為歷史要求政府為人民做更多的事，要為打敗侵略者進行必要的物質準備，那種片面的「仁政」觀在戰爭年代是行不通的。1940年本來需要14萬石糧食，卻只征了9萬石，差額還要臨時抱佛腳向老百姓兩次借糧，一次購糧，百姓反而覺得不堪其擾。
南漢宸詳細算了一筆賬，得出結論：在休養生息政策下，一方面農民負擔很輕，1940年徵收的9萬石糧食，只是年產量的6%左右，而在國民政府管轄下，四川農民的負擔是邊區的10倍！另一方面，農民手中是有糧食的。他在正月裡走訪的農家中有不少都在包餃子，和紅軍到達陝北前，十戶中有九戶人家沒有隔夜糧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經過深思熟慮後，南漢宸果斷地決定，1941年徵收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並且向農民聲明，以前的借糧一律歸還，第二年不再借。【1】
隨後，財政廳出面組織了大批黨校學員和工作人員到各縣宣傳，向群眾講清道理，讓他們明白：要有軍隊，才能保家衛國；要有軍糧，才能有軍隊。邊區是中國最光明最幸福的地區，而邊區人民的幸福是共產黨軍隊創造的，也是靠軍隊來保護的。軍隊要保護人民，人民要供給軍隊；沒有糧食，軍隊就無法生存。
通過宣傳，徵收糧草工作得到了百姓的諒解和支持，收足的糧草基本保障了邊區的供給，使邊區渡過了迫在眉睫的難關。後來，南漢宸考慮到土地革命後，農民貧富相差不大的情況，提出以各戶實際收穫量為依據的農業累進稅制，使大部分農民負擔農業稅，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公平合理，人人為抗戰做出貢獻。
糧食問題得到緩解，但棉布等日用必需品仍十分缺乏，只能從邊區外運進來，而國民黨又搞封鎖卡脖子。南漢宸苦苦思考對策，他認為只有找到外面需要的物資，通過貿易才能打破封鎖。通過調查研究，他發現陝北有三寶：食鹽、毛皮和甘草，但是甘草體輕佔地方，搬運起來很麻煩；毛皮產量有限，邊區自己還不夠用。於是，食鹽成了唯一的選擇。
當時，陝北的食鹽具備了得天獨厚的優勢。抗戰以來，海鹽為日軍控制，無法運過來，而臨近的其他產鹽區產量逐年減少。陝北產鹽區的地位不斷上升，成為西北地區主要食鹽的供應地。有了食鹽這樣的戰略物資，邊區就佔據了貿易的制高點。
為了解決鹽場技術落後、產量低和運銷條件差等問題，邊區財政廳專門設立鹽務局，負責食鹽的生產和運輸。鹽務局組織軍隊參加打鹽生產以提高產量；以合理的價格統一收購軍隊和百姓打的鹽；鼓勵百姓運鹽，運鹽戶運費收入不交公糧，還可分得賣鹽利潤；財政廳撥款整修運鹽道路，沿途設立客棧，解決路上的食宿和水草等問題。這些措施，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群眾為了運鹽賺錢，連大年初一都不肯歇。
國民黨對邊區運出來的鹽，先是堵截，後來實在堵不住，又利用運輸分散的弱點，讓運鹽戶互相壓價。針對國民黨的陰謀，邊區鹽務局實行統購統銷，先把運鹽戶的鹽統一收購，等待時機再進行推銷。當鹽務局聽說周圍的產鹽區都被日軍佔領後，馬上把食鹽價格漲了一倍，開始國民黨當局還死撐著，不久鹽務局就得到了準確情報，國民黨當局的食鹽庫存快見底了，就不動聲色等待他們上門。過了20多天，閻錫山方面就主動上門求購，幾天後，西安胡宗南方面也憋不住了。
就這樣，政府的運鹽計劃順利完成，有力地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保證了邊區的物資供給。
為了溝通邊區和國統區的貿易，南漢宸還找到西安的幫會龍頭。南漢宸早年參加革命，為了發動群眾，曾經廣交三教九流，在幫會中資格很老。此時他到西安，當地龍頭大哥都要尊南漢宸一聲前輩，聽他調遣。南漢宸通過他們調動胡宗南部隊裡的幫會成員，把邊區土特產送到西安出售，然後購買藥品、布匹等邊區急需的物資，解決了邊區的燃眉之急。
除了掌握戰略物資和打通貿易渠道，南漢宸和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提議獨立發行邊區貨幣，掌握貨幣發行權，以自己的貨幣來扶持貿易和經濟發展，使邊區度過了財政困難。
1941年邊區赤字超過500萬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42年實現盈餘1000多萬。從沒有學過經濟學的南漢宸，就是靠著實踐中得來的經驗和調查研究，成功地做了一回邊區的「能為無米之炊的巧媳婦」，挽救了邊區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