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要改組中國銀行，顯然離不開席家，席家不配合，列強也不會配合。席家的新掌門席德懋再次「友情」深度參與其中。他正是當年參與了戶部銀行籌建的洞庭山幫老掌門人席正甫的孫兒。
席德懋畢業於英國伯明翰大學，商科碩士。1928年中央銀行成立，宋子文任財政部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席德懋因為和宋子文「友情深厚」，中央銀行一成立，席德懋便進入中央銀行，擔任外匯科主任，不久升任外匯局局長，業務局局長。【5】席德懋的小女兒席梅英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幣廠廠長，執掌國民黨政府的發幣大權。
國民政府對中國銀行進行改組，實際上是在做一個交易——蔣介石參股中國銀行，而席家勢力介入中央銀行。雙方利益對等置換，買賣合理，童叟無欺。
中國銀行總行由北京遷來上海，改為「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而這使中國銀行在外匯經營上獲得了競爭優勢，並積累完善一直保持到今天。席德懋後來長期主持中央銀行及中國銀行的海外業務，對國際金融大勢「洞若觀火」，是中國真正懂得外匯工作的「專家」，這要沒有席家龐大買辦譜系的傳承，是無法做到的。
同年11月，中國銀行召開股東總會，決定商股、官股董事。此時儘管政府對中國銀行的控制加強了，但由於商股仍佔多數，其領導權仍在商股手中。而席德懋擔當的是中國銀行的官股董事，同時也是交通銀行的官股董事，在資本構成上增加了官股的權重。從「戶部銀行」到「大清銀行」再到「中國銀行」，可以看出席家不斷進化的官股思路，並且在這一過程中順利實現從「買辦」到「官僚買辦」再到「官僚」的成功轉型，真是走出了一條有別於私人資本的有特色的成長路徑。
從中國銀行官股和商股的一系列爭奪上不難看出，中國近代的銀行業發展中，官僚資本與私有資本的爭奪正在不斷升級。張嘉H雖是個檯面人物，但他所代表的是江浙財閥中私有資本一方，其背後有著外國資本的巨大能量，希望通過商股控股，掌握中國的金融大權，並進一步控制中國的實業。
而蔣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資本具有強烈的控制中國金融體系的企圖，而且政權在握，勢在必得。官僚資本雖不敢直接與私人資本背後的外國資本·臉，但蠶食瓦解私人資本的力道卻在強化。
最為尷尬的就是私人資本，他們缺乏明確的獨立性，或依附於外國資本，與官僚資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資本的懷抱，以自主權去換得分紅權。純粹的私人資本在中國是沒有前途的，他們要麼被官僚資本或外國資本所吞併，要麼被徹底邊緣化。
當官僚資本遇到外國資本時，又體現出明顯的依附性。蔣介石要打仗，特別是面對日本日趨緊迫的侵略壓力時，不得不依靠歐美勢力。
當然，蔣介石時代的初期，南京政府剛剛成立，中央銀行仍然實力薄弱，不能發揮國家銀行的職能，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繼續承擔著貨幣發行、公債發行、國債墊款、國庫收支等央行業務，蔣介石實際上仍把江浙財閥的私有資本控制的銀行體系當作了錢袋子，而中國當時最具實力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仍為江浙財閥中的私有資本所把持。
蔣介石和江浙財閥達成協議，國民政府發行公債，由江浙財閥牽頭的幾家大銀行買下，自己認購一部分，其餘部分再由銀行出面在證券市場拋售。為此還成立了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張嘉H的老搭檔李馥蓀擔任。而張嘉H本人則在1928年10月中國銀行實行改組後，出任總經理。
江浙財閥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開始「緊密地團結在政府的周圍」，隨著國民政府逐步掃平盤踞在中國的各大勢力，江浙財閥控制的銀行，各把一門，自然是財源滾滾，「張府小飯桌」上的大佬更是賺得盆滿缽滿。其中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不但債券承銷做得好，而且由於他和美國銀行業的「關係良好」，國民政府的美元借款基本都是由他負責的。
中國銀行改組後，張嘉H到海外考察，籌集外匯資金，設置海外機構。到1934年，中國銀行資產總額已達9.7億元。張嘉H任期內，政府共發行了26億元以上的內債，張嘉H為政府「效力」也應該說是可圈可點了。
到上世紀30年代初，中國金融體系形成了一種勢力均勢，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及背後的外國資本正走向一種「合流」，相互參股，共同發財。
不過，這僅僅是一種短暫的過渡，蔣介石追求的終極目標是金融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