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離不開錢，沒有錢，革命寸步難行。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也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親身體會到錢對革命，特別是對獨立自主的革命的極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而要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全國性有影響力的政黨，缺乏經費是萬萬不能的。在建黨初期，主要經費來源僅僅是靠陳獨秀、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教書、寫文章掙來的稿費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獻來維持，這顯然絕非長久之計。因此，經費問題成為建黨中的一個大問題，最後只能依靠共產國際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各項工作。
最初，陳獨秀，一介書生，意氣十足，堅持中共要獨立自主，不能受制於人，不願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而聽命於人。他多次拒絕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後，中共中央每月兩三百元的經費都難以籌措。
1921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臨七八年的牢獄之災。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費盡周折，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並請了著名的法國律師出庭辯護，才順利地將陳獨秀營救出獄。回想連從監獄裡自救的錢都拿不出，還怎麼獨立於人，陳獨秀感慨地說：「現在的統治者們既這樣無情地壓迫我們，我們只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必再有疑慮。」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附庸，他僅僅同意黨的各部門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共產國際申請經費。這樣，黨的工作才得以迅速開展。
陳獨秀之後，另一個想獨立自主、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蔣馮閻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於是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全力配合中國革命，共產國際只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他們要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即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劃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於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蘇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
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6】最後，深刻理解當時中國社會情況的毛澤東，找到獨立自主解決財源的方法，才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
毛澤東的思路就是建立「紅色割據」。1928年，他提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問題。他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出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7】後來，中國革命的實踐正是沿著這一思路才獲得了成功。
依靠紅色根據地，共產黨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贏得了廣大農民對紅色政權的支持和擁護，農業生產蓬勃發展，為根據地的經濟獨立奠定了基礎。
巴黎公社的教訓和俄國蘇維埃的成功經驗，使毛澤東和其他根據地創始人清醒地認識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伊始，新生的紅色政權就決定創立自己獨立的金融體系，創建蘇維埃共和國自己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國家銀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項：第一，統一貨幣；第二，統一財政和稅收；第三，支持蘇區的生產與貿易。
沒有統一的貨幣，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財政稅收；沒有財政稅收，蘇區政權就不可能穩定，也不可能取得長期戰爭的勝利。同樣，統一的貨幣將有力地促進生產與貿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躍蘇區經濟，增加政府的財政稅收，鞏固新生的蘇區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