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在台裡當臨時工，基本上就是打雜，幹那些正式工不干或不屑干的活兒。每個電視台都有一些臨時工干了很多年，雖沒編製，但還一直幹著。
我剛去台裡的時候，幹的是臨時工當中最低級的雜活兒，通常都是接電話，給攝像機電池充電，扛背包機、三腳架之類。外出幹活兒的時候，我就一路拎著攝像機，老攝像要拍的時候，我把機器遞過去，人家拍完了，我再接過來繼續拎著。跑一個月腿，工資和在印刷廠差不多，也是三百來塊錢。不過，因為父母都在這個單位，我也比較勤快，所以大家對我都還比較好，有活兒都喜歡叫上我，活兒多了，錢就多起來了。
其實，純粹打雜的日子沒有太長時間。這期間，跟著老攝像拍片子，我也慢慢地學，沒多久就學會攝像了。電視台的活兒裡，攝像是最容易上手的，就看有沒有人給你機會。老攝像們大多對我都不錯，每當他們拍的鏡頭差不多夠了的時候就會把攝像機交給我，讓我隨便拍點兒。慢慢地，編輯在剪輯的時候發現我拍的鏡頭還能用，到了下一次，老攝像就又多給我點兒機會拍。再後來，一些不那麼重要的選題，編輯們乾脆直接讓我去了——這就意味著，我可以獨立拍片子了。再後來，通過跟在編輯旁邊看剪片，剪輯我也學會了。最後，攝像、剪輯、寫稿、配音，這一套活兒不到一年時間，我也差不多都掌握了。這樣，我就又可以獨立做片子了。
那段時間，我主要在體育組，那裡攝像的活兒幹得最多，包括體育賽事轉播，也拍過一些小專題和新聞。記得第三屆全國城市運動會在南京舉行的時候，我拍的幾條片子還在省裡得過好新聞一、二、三等獎。這對於當時的我已經是巨大的榮譽了。
在我的臨時工生涯中有一個重要事件，那就是一九九四年夏天，有一部紀錄片叫《西域風情》，是當時文化部下屬的一個公司投拍的項目，當時攝制組到台裡來找攝像。老攝像們有的因為台裡有欄目走不開，有的嫌時間太長，又在新疆拍攝，嫌苦不願意去，而我是又能拍片子又肯吃苦又自由的人，就進了那個攝制組。
現在看起來，《西域風情》那個攝制組是個標準的草台班子。導演很懂新疆，但不太懂電視，三個攝像當中，一個是南京電影製片廠的，另一個是電視台的老攝像，還有就是我，當時我二十三歲。
其實片子拍得並不算好，只是拍這部片子給我留下了特別重要的一段回憶。我們在新疆一共拍了三個月，要跋涉於高原、沙漠、冰川，拍攝條件非常艱苦，另外兩個攝像都是分別參與了一半，我是唯一一個從頭拍到尾的。當時我跑遍了全新疆，行程三萬多千米，以至於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我對新疆的地理比對江蘇還熟。
成長。
《西域風情》總共拍了三個月，從新疆回來的時候，我頭髮長得扎上了一個小辮兒，絡腮鬍子一大把，基本上就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裝逼藝術家們的統一造型，區別在於我那是條件所逼，因為在新疆拍攝和生活條件都太艱苦，沒地方也沒時間理髮，真不是為了「裝13」。
回來後歇了大半年，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國家體育總局投拍一部中國奧運軍團備戰亞特蘭大奧運會的大型紀錄片《奔向亞特蘭大》，因為我一直在體育組打工，所以我又進了這個組。《西域風情》拍了三個月，這個「亞特蘭大」前期加後期一共六個月時間，簡直折磨死我了。生活和拍攝條件比起在新疆好了很多，但是在製作和業務要求上難度更高，也相對更辛苦，也更磨煉人。
我參加這個攝制組，要感謝片子的項目運作人王訊，他是江蘇台最早的體育解說員，對我很好，也是覺得我能力還行，就把我拉了進去。這個項目讓我的電視業務能力得到了相當大的提高。
《奔向亞特蘭大》這部紀錄片的撰稿人有十多個，我是其中之一，同時也是攝像和編導之一。它的題材很宏大，但其實是很常規的選題，只是拍攝起來比較辛苦，為了採訪遍佈全國的每一支國家集訓隊，我們大多數時間都在路上，總行程跑了三萬多千米。
我還記得這部片子一共拍了一百四十多盤素材，其中絕大部分是我拍的。本來我的任務到前期拍攝結束就完了，沒想到訓練局的領導看完樣片後要我剪片子。我把本子看了一遍有些發愁了。這個紀錄片的撰稿人群體集中了當時中國體育界最頂尖的一群人，包括中國足球報社總編楊迎明、現在的中新社總編章新新、人民日報社的繆魯、新華社的楊明、解放軍報社社長孫曉青。因為這群大人物都是搞文字的，他們寫的是很文學的稿子，往往不考慮畫面。他們的稿子裡經常有大段優美的文字旁徵博引，寫得像體育史一樣，看起來很好，可我上哪兒找畫面呢？雖然可以借用一些史料性的資料畫面，但製作時間和經費都有限，怎麼辦？後來，我提出讓每個撰稿人按電視要求改解說詞。
年輕時我很為這事兒陶醉——我一個江蘇台的臨時工，讓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的名記們按我的要求改稿！多得瑟啊！就這樣，我實際上負責了這部紀錄片的後期製作。這部二十六集的片子都在北京做後期，整整一個月，我一大早進機房，一直忙到晚上十二點，然後睡覺，第二天繼續。一天除了吃兩頓盒飯的時間，一直在昏天黑地地剪片子，想想那個時期真是熬得我夠嗆。
放到現在看，《奔向亞特蘭大》除了具備一定的時效性和史料價值外，從整體製作水平來說，還是很一般的。但是不管怎麼說，第二年這部片子還獲了一個什麼獎，並且這部片子拍攝和製作的經歷對我的業務成長也有很大的幫助。《奔向亞特蘭大》完成之後，我儼然成長為一個相當高級的臨時工了。
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帶著一身疲憊，我奔回南京，結婚去了。
「名記」。
我從北京回來後沒多久，就進了我在江蘇台的第一個正經欄目，新創辦的深度報道類新聞欄目——《都市傳真》，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生涯。
1、文筆得到公認
從《奔向亞特蘭大》組回到台裡，我進了江蘇台二套《都市傳真》欄目，在這個新聞專題欄目組，拍攝、編輯、寫稿、配音，我都自己來，一個月忙下來工資有一千七八，比起當年干臨時工饑一頓飽一頓的狀態，簡直好到天上了。更重要的是，我到了該欄目後不久，從臨時工轉正成了記者，從此結束了在江蘇台低人一等的生活。當上了體面的記者之後，我整個人都精神多了，社會責任感空前高漲，陸續做了一些相當有影響的報道。一下子，我就找到了一種做名記的感覺。
那時，凡是有重大題材，主任幾乎都點我去做。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閉幕當天，台裡要推出一個三十分鐘的回顧本屆奧運會的新聞綜述。當時我們是一個社會新聞欄目，不是體育欄目，領導把這個活兒交給我的時候離閉幕已經沒有幾天了。
一分鐘片子的解說詞是二百二十至二百五十個字，三十分鐘的片子差不多要寫七千多字的稿子。當時中美關係正處於低潮期，亞特蘭大奧運會中國代表團的接待規格都降低了，根據上面「要找美國的毛病」的要求，我瘋了一樣地找資料，把奧林匹克公園爆炸、交通混亂、比賽延時、裁判誤判等屬於「《新聞聯播》後十分鐘」的內容都翻了出來。接下來，就是甩開膀子寫解說詞了。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知道要大幹一場，寫之前我喝了點兒小酒，小睡了一覺，晚上十二點多起來，一直寫到快天亮。寫到最後一段的時候，我簡直文思泉湧，就嫌手沒有腦子快了，而且越寫越覺得牛逼，自己都被自己的文字感動了。最後，我一氣呵成寫了二十多頁。寫完之後，取名為「召喚英雄」——亞特蘭大奧運會會歌的名字。
到了奧運會閉幕當天，我的這部專題片如期推出。直到今天，我都記得那段氣勢磅礡的結尾，從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古希臘開始，綜述本屆奧運會的得失，最後講到人類的光榮與夢想，結尾配上高亢華麗的主題歌《召喚英雄》，我和我的同事，包括絕大多數時候都麻木不仁的審片領導都看得相當激動——事實上，那段片子無論什麼時候看，我都會激動得起一身雞皮疙瘩。
七八年之後，有一次我們一幫歲數、經歷都差不多的同事一起喝酒，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有人就說起了《召喚英雄》，說這部片子在編輯部被很多人拿出來放過，特別是最後那段，他們中竟然還有人記得其中的解說詞。對於這部片子，台領導也很滿意。有領導評價我說：「孟非的片子電視手法很一般，但稿子寫得還行。」這個評價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也符合我的自我評價。依靠技術的事情我幾乎都不行。
2、玩兒畫面也還行
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前後，江蘇台有兩個欄目互相較著勁，一個是《21點》，專門做人物專題的，一個是我所在的《都市傳真》，專門做新聞事件。這兩個欄目的領導都是廣院科班出身的，而且還是同學，是當時江蘇台最有希望、最有朝氣的學院派代表，各自領著一幫江蘇台年輕有為、不甘於混吃等死的人在做節目，其中很多都是沒有身份，但有點兒想法的臨時工。
我的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當年《21點》的主任陳輝現在是江蘇台副台長（也當過我的主任），《都市傳真》的主任張紅生現在是江蘇台電視傳媒中心副總裁，當年他們帶領的那幫人現在大多在台裡已成為師長、旅長級別的人物了。
從實力上說，《都市傳真》的整體編導能力相對要弱一點兒，《21點》文藝一些，電視表現手法也比較多。兩個欄目的主任同在一個辦公室，我的主任常常當著《21點》主任的面罵我：「為什麼你每次都要寫那麼多詞兒？每次都寫十幾頁幹什麼？做電視，要多用同期聲！懂不懂？」我不敢辯解，連聲說：「好好好，我去改。」每到這時，《21點》的主任總是跟我的主任說：「你知足吧，我那邊的人就是不會寫稿子，稿子從來沒有人能寫到第三頁！」那幫人都受了當時央視《生活空間》的影響，愛用長鏡頭，基本都是同期聲，一條片子寫不了兩句詞兒，感覺特紀實、特文藝那種。我心裡想：我們是新聞節目，我不是文藝編導，搞那一套幹嗎？
一九九八年南京下了一場大雪，也是那年的第一場雪。下雪那晚，主任給我打電話，讓我第二天做一條片子。掛掉電話後，我覺得機會來了，要改變一下領導對我的成見。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去拍片了。我拍了很多閣樓上積滿了雪的小窗戶、靜靜的雪花在空中緩緩飄落的空鏡頭。整條片子有十分鐘，沒有一句解說詞，只有畫面、現場聲和音樂，再加上簡短的字幕，但是整個城市在這場大雪之後的變化和現狀，都體現出來了。我用字幕交代：幾點幾分某菜市場，然後完全用畫面和同期聲記錄買菜的人、當天蔬菜的供應和菜價的情況。接著字幕再交代：幾點幾分某學校，學生正常到校。之後字幕又交代：幾點幾分某敬老院，老人們在房間裡圍著溫暖的火爐，等等。
那片子在現在看來沒什麼，但在十幾年前還是挺讓人耳目一新的。我的領導看了之後很喜歡，也有點兒驚訝，後來把這條片子送去評獎。不過，畢竟不是什麼重大題材，沒有太大的新聞價值，沒評上。對這樣的結果，主任平時經常罵我的勁頭又出來了：「他們懂個屁。」
遲到一年的公正。
一九九六年，江蘇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起企業狀告消費者協會及工商局的案子——三得利啤酒起訴揚州市消費者協會、揚州市工商局。本來消協是為老百姓維權的，結果三得利啤酒把它和工商局都告了。這本身就很有新聞價值。對於這起訴訟，江蘇省工商局很重視，他們請我們台派人到揚州報道庭審。自然，他們也希望媒體能站在工商局方面說話。
按照主任的意思，我只要去拍庭審，報一條消息就行了，但去了之後我發現事情比想像的嚴重。原來，連雲港三得利公司的啤酒品牌叫王子啤酒，在揚州地區，特別是興化、高郵一帶賣得很好。當地的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揚州的啤酒企業一直想把王子啤酒擠出揚州市場，就找當地消協搞了一個「啤酒口感評比」。結果，揚州地產的啤酒分獲一、二、三名，排名最末的則是藍帶啤酒和王子啤酒。隨後，揚州當地的媒體配合這一結果進行了報道，有一篇報道中還特意提了這樣一句：王子啤酒名落孫山。
這個報道一出來，王子啤酒在揚州的銷量大幅下降。三得利公司被激怒了，把評選活動主辦單位之一的揚州市消費者協會、揚州市工商局給告了。在法庭上，雙方律師都很厲害，法庭辯論長達三小時。一般來說，這種案子庭外調解的可能性很大，不太會當庭宣判。結果出乎意料，揚州中院當庭宣判三得利公司敗訴。
宣判完了我本來就該回去了，但憑直覺，我認為判決可能有問題——雖然我是第一次接觸類似的法庭訴訟。我馬上給主任打電話，把事情的經過及我的判斷說完之後，希望他再給我三四天時間，到連雲港、高郵和興化三個地方調查一下。主任回我「有把握你就去」。
帶著一個老攝像，我首先去了興化。興化是這次口感評比後王子啤酒銷量下降最大的地方，當地的經銷商向連雲港總部報告之後，三得利方面才感到事態的嚴重性，也才有了之後的訴訟。在興化，我瞭解到了很多第一手情況。之後我又去了高郵。在高郵我調查了當地銷量排名第一的國王啤酒。我很好奇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很多當地人都給了我一個統一而有趣的說法：因為當時連雲港的王子啤酒賣得最好，當地啤酒要打垮它，所以叫國王啤酒。
隨後，我採訪了很多經銷商和市民，瞭解到當地經銷商只要進國王啤酒就可以享受很多優惠政策，而經銷王子啤酒則有政策限制。比如國王啤酒可以退瓶，兩毛一個，王子啤酒不能退瓶。別看這小小兩毛錢，對於老百姓來說卻是很實在的，一個夏天喝下來，也不少啊。這顯然屬於地方保護了。這麼一來，當地就沒有人肯經銷王子啤酒了，也沒有人喝王子啤酒了。
採訪過程中，我沒有通知當地政0府，沒想到我們在高郵街頭轉了不到半天就接到了通知，高郵市市委宣傳部部長已經坐在我們住的賓館裡等我了，要和我談談，而且還知道了我的名字。躲是躲不掉了。見面之後，宣傳部的領導對我說：「小孟啊，政0府要扶植地方企業嘛，你們的報道要客觀啊！」我說：「一定客觀，一定客觀，錯不了。」
離開高郵，我又去了連雲港。到了連雲港我才知道，王子啤酒廠是一家大型合資企業，是當時江蘇唯一一個進入歐洲市場的免檢啤酒品牌。和它相比，之前我在國王啤酒廠，還看見老鼠在車間裡跑。後來我查閱了很多政策和法律文件，瞭解到一個重要背景，就在揚州搞啤酒口感評比活動的一年前，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下發過文件，禁止地方政0府對企業進行一切評優、評獎、評比、評選活動。這些評選活動就是地方保護主義滋生的土壤，也是最重要的手段。揚州搞的這次評比及報道顯然違反了中央文件的要求。
採訪中，揚州方面也做了一些辯解，說那只是口感評比。我反問他們：「口感評比是不是評比？」實際上，酒類的評選依賴三大類指標——微生物指標、生理生化指標和口感指標。前兩大類指標要通過儀器來測試，只有口感指標依賴人的主觀判斷，但做口感判斷的必須是有資質的品酒師。而揚州搞的那個口感評比，卻是他們自己張羅來的群眾評出來的。三得利公司能不告嗎？揚州中院判決一出來，三得利公司立刻上訴至江蘇省高院。
在做了充分調查，掌握了一大堆證據後，我做了一條時長為四十分鐘的新聞調查。領導看完後犯難了，按照宣傳紀律，已經判決的案件，沒有改判之前，媒體不能再作報道。為此我又找了時任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劉克希，他看完片子後，除了支持我的觀點，還從法律角度保證了片子沒有問題，並願意以自己的職務身份接受我的採訪。兩天後，為了爭取片子能播出，我請劉主任專門找到當時我們的分管副台長，確認我的報道在法律上沒有問題。台長客客氣氣地接待完劉副主任之後，回頭丟給我一句話：「高院判決沒有出來之前，片子不能播。」當時我年輕氣盛，腦袋一熱，向台長保證：「我拿飯碗為這條片子擔保，如果高院沒有改判，我走人！」台長安撫我說：「你把片子先存著，等高院判決出來，如果跟你判斷的一樣就播，跟你說的不一樣，你也不必走人。」還有就是「你還年輕啊」之類語重心長的話。
當時我很沮喪，但又沒有辦法，這條新聞調查一壓就是整整一年。一九九七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時間很晚了，我突然接到三得利公司董事長徐壽可的電話，他激動地跟我說：「今天下午江蘇省高院駁回了揚州中院的一審判決，我們勝訴了！」第二天一早我找到台長，報告了這個結果。台長笑了：「你小子行啊，那條片子今晚播吧。」為確保無誤，我又把片子調出來認真地看了一遍，四十分鐘的片子，我認為沒有一個鏡頭和解說詞需要改。最後我只在片子前頭加了一屏字幕：這是一條遲到了一年的報道。
隨後我把片子要播出的消息通知了三得利公司，據說連雲港市市政0府當天還組織了收看，影響很大。
我和三得利公司素昧平生，那個拍了半個月、等了一年的報道結束之後也再無往來了，當時我頂著壓力做這篇報道就是憑著一股社會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