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很像電影《林家鋪子》裡的那個掌櫃。爺爺是揚州邗江人，十幾歲時一個人挑著擔子進城當學徒，慢慢積累了本錢，後來開始自己做買賣。再後來，生意做大了，他和兩個朋友合夥開了個錢莊。在那個時候能開錢莊應該算比較發達了。聽我的叔叔伯伯們回憶，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爺爺還上過國民黨的金融年鑒。當然，我有些懷疑那種年鑒跟現在一樣，是給點兒錢就能上的那種。但不管怎麼說，我爺爺都應該算小資本家了。
1、無法兌現的金條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的炮聲近了。爺爺和他那兩個朋友一直在糾結要不要去台灣。如今的我無論如何也弄不到二ま一二的船票，而當時我爺爺如果變賣家產，是能讓一家人去台灣的。但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原因，爺爺權衡再三，終於橫下一條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計，老爺子當年最主要的判斷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麼大資本家，要鎮壓資本家也還輪不到他這樣的小資本家頭上。最後爺爺把家產全變賣了，留了下來。
爺爺的兩個朋友也抱著同樣的心態留了下來，都變賣了各自的家產，最後三家人湊了一百根金條——那時候的法幣跟草紙沒什麼兩樣，只有金條是硬通貨。他們把這一百根金條存進了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銀行，票據上寫了我爺爺和他兩個朋友的名字，三人各執一份。
等到新中國成立後沒多久，他們就發現這件事兒說起來變得很可怕了——雖然他們沒去台灣，但在那個年代，家裡存著國民黨銀行的金條存單也是天大的罪過。三家人冒著殺頭的風險，想盡各種辦法保存著各自的銀行存單，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當紅衛兵開始大規模地抄家後，他們也就不敢留著那張存單——如果被抄家抄出來，真不敢往下想。萬般無奈之下，我爺爺把金條的存單悄悄燒了，和另外兩家人也失去了聯繫，爺爺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媽們所在的國營工廠倒閉的倒閉，停薪的停薪，這時候他們就回想起了爺爺在世時說過的金條。他們算計著，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條，三家人平分，怎麼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條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發了！
在黃金夢的強烈驅使下，我叔叔真聯繫上了爺爺兩個朋友的家人。我爺爺的朋友也都過世了，他們的後人也都知道有金條的事兒，但悲摧的是，「文革」抄家時，那兩位老人也和我爺爺一樣，沒敢留著那張可能導致家破人亡的銀行存單，不約而同地都把它給燒了！燒的時候三家人的想法還都一樣——我燒了不要緊，另外兩人會留著的，有朝一日去銀行，上面不是還有我的名字嘛。就這樣，悲劇了。
最後，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濟的叔叔，抱著渺茫的希望，輾轉給台灣那邊的銀行寫信，查詢那一百根金條的下落。當時兩岸還沒「三通」，民間書信往來都要通過中國香港**會中轉。幾經輾轉，台灣那邊居然回函了。根據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銀行確認了這筆金條的存在，只要能提供當年的憑據便可兌現。據說，三家人聽到這個消息真是欲哭無淚，因為誰家也拿不出憑證。當事人全都過世了，存單又都沒有了，紅口白牙地說故事銀行總不能相信吧，最後只能作罷並且頑強地相信「咱家祖上闊過」。
很多年過去了，一想起這事兒，我的那些叔叔姑媽還心如刀絞，總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麼就都燒了呢？！
2、在澡堂裡過一輩子
爺爺奶奶在我十幾歲的時候都去世了。爺爺給我的印象是個文化不高，卻非常儒雅，說話輕聲細語，慢條斯理，對任何人都客客氣氣的老人。
爺爺奶奶住在南京健康路舊王府的四合院裡，房子很老，是太平天國時候留下的，放到現在要算文物了，只是最後像中國所有城市裡的老建築一樣，在拆遷大潮中被夷為平地了。那條街，也是南京城南的一條老巷，巷子裡都是住了一輩子的老街坊，很像北京的老胡同。
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人的稱謂要麼是「同志」、「師傅」要麼是「大叔」、「阿姨」之類，到了改革開放之後才重新出現了「小姐」、「先生」這樣的稱呼。剛到南京的時候我特別詫異的是，巷子裡的左鄰右舍見到我爺爺都喊「徐先生」。不光是對我爺爺，爺爺家的四合院裡還住著一個老頭兒，人很瘦，背有點兒駝，一天到晚咳嗽，別人也稱他「王先生」。小時候我覺得這很奇怪，印象中只有在老電影裡才會聽到有人稱呼別人為「先生」。
我爺爺人生最大的樂趣，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應該就是洗澡。他曾經跟我說過什麼話，我已經不記得了——他和外公一樣少言寡語，只是性格溫和得多，但我記得每次他帶我去澡堂洗澡的情形。爺爺總是在前頭背著手走，穿著面料很考究的長衫，皮鞋珵亮，很清爽很精神，碰到所有的街坊都微笑著點頭打招呼。進了澡堂以後，爺爺的皮鞋有專門的人幫他擦，還不收錢。現在的桑拿中心有人給擦皮鞋並不奇怪，但那時候是計劃經濟，澡堂都是國營的，根本沒這種服務，給我爺爺提供那些服務的，全都是他的老熟人。
爺爺第一次帶我去洗澡時對我說：「你爸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我也帶他來這兒洗澡。」在我爸上學那會兒，通常爺爺會先去澡堂泡澡，然後上來休息，點些小吃，喝口茶，然後吩咐夥計去學校接我爸放學，直接接到澡堂來。
爺爺去的老澡堂，離巷口大概兩百米，估計有一百年歷史了，叫健康池，老南京人都知道。澡堂裡的澡客和服務員都是跟爺爺歲數差不多的老朋友，他們從年輕時就認識，一輩子都生活在那條街上。我爺爺、我爸爸和我都曾經在這家澡堂洗過澡。
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在健康池洗澡的價格。當時最牛逼、最高檔的叫中華廳，三毛五一位。這種檔次體現在，洗完澡上來休息的地方有沙發床給你躺著，沙發床上還有床單，背後有個櫃子，衣服是有衣架掛著的。相比其他的休息廳，這裡的面積大，也乾淨。次一等的叫人民廳，兩毛錢一位。這個檔次的就沒有櫃子可以掛衣服了，只是在沙發床的床頭上有個帶布簾的洞，可以掀開布簾把衣服塞進去。最低檔次的是大眾廳，一毛二一位。衣服都不知道該塞在哪兒，地方狹小，大家擠在一塊兒，洗完後大概也就有個地方坐坐，然後趕緊穿好衣服走人。
所有人洗澡都在一個池子裡泡著，檔次的區別只在於休息廳的環境。那個最高級的中華廳現在看來也就是民工洗澡的環境，但在當時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去的。就是中華廳，一間屋子也得裝三十多個人，市面上再沒有比這個更高級的地方了。
爺爺絕對屬於健康池的VIP客戶，因為他每次都帶我去中華廳。後來長大一點兒了，不需要爺爺帶著去，也不想大人陪著，就跟家裡要錢，和我哥兩人自己去洗澡。每次家裡人給錢時都是按中華廳的標準給，兩個人七毛錢，他們一般會給一塊錢，這就包括了洗完澡後兩個人再各來一碗餛飩的錢。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每次我和我哥拿一塊錢去洗澡，都洗最便宜的一毛二的。我們這樣做除了想把差價省下來幹別的事情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我們那麼大點兒的小孩子去洗三毛五的澡，別人看到會覺得特別奇怪，這種行徑有點兒相當於現在「富二代」的所為。
濮存昕演了一部電影叫《洗澡》，我一直覺得非常親切，它讓我想起爺爺的澡堂。現在想起來，那個時候老澡堂的水髒得沒法看，跟豆漿一個顏色。我沒見過幾次健康池裡的水是清的，除非是一大早去洗，只有那會兒的水才是清的。爺爺從來不晚上去澡堂洗那豆漿一樣的水，他總是吃完午飯，睡了午覺之後，大概兩點多的樣子去。那時候水很清，他就溜躂到健康池，與其說是去洗澡，不如說是去會老朋友。不僅是我爺爺，他的朋友也都在那個時間去，幾十年如一日。
除非生病，爺爺每天都要去洗澡。他一輩子不抽煙、不喝酒、不賭錢，除了洗澡沒什麼其他花費。按說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三毛五地洗，在那時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我琢磨著，估計對於他那樣的老主顧，也是有月票之類的優惠。
那會兒在澡堂泡澡，總會碰到有人唱戲。在那個空間低矮、燈光昏暗、蒸汽瀰漫像水牢一樣的地方，每天都有幾個老先生唱著他們拿手的京劇段子，霧氣深處傳來的唱段深深刻在了我的記憶中。我喜歡京劇很大程度上是受爺爺和外公的影響。我外公也是戲迷。
那種老澡堂，越往裡邊走越悶，肺活量不大的小孩兒都靠外邊洗，那些老先生卻在最裡邊唱，而且聲如洪鐘。雖然我在那裡洗了幾年澡，卻從來沒見過是誰在唱。我只知道，被濃濃霧氣包裹著的老先生每唱完一段，都會有人大聲叫好：「好！再來一個！」老先生們在喝彩聲的激勵下，會像演員一樣返場又來一個。就這樣，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
我在健康池洗澡的日子大約持續了五六年，之後澡堂漲價了，三毛五變五毛，很快漲到了五塊，再後來就記不清了。最後，健康池也拆了，那些霧氣深處的業餘京劇演員們想必也早已過世。
健康池是南京老澡堂的一個縮影，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很多老人一輩子的朋友、一輩子的回憶都定格在那裡。我想，爺爺要是還在的話，看到那個池子被拆掉，他一定會老淚縱橫。
重慶和南京的差別。
十二歲到南京之後，我像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雖然終於如願和父母住在一起了（爺爺奶奶那邊也就是逢年過節才去），但我的生活卻出現了太多變化。
小時候我一直住在灰不溜丟、碉堡一樣的筒子樓裡，終年不見陽光。外婆家的房子外頭是廚房，裡頭就一個房間，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全家人都擠在一起。一九八二年到了南京，電視台分給我父母一套七十二平方米的三居室。我第一眼看到新家的時候，心底竟然湧起這樣一個成語——一望無際！我從沒見過世界上有那麼大的房子，也第一次使用了只在電影裡見過的抽水馬桶！我在新房子裡轉了很久，還是覺得實在太大了，大得我很不適應！這套三室一廳的房子讓我們一家人激動了很久。
白下路235號——這套房子我一直住到一九九六年我結婚之前。
讓我不適應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從重慶話過渡到南京話。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小孩兒，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過去的親戚朋友一下子都不在身邊了，感覺簡直跟移民差不多。好在我還小，學習和適應語言還算快，半年就學會了南京話。但多年來我一直不適應的是，南京的人際關係或者說文化氛圍，和重慶相比反差實在太大了。
在重慶，電台和報社的家屬區或者單位宿舍，都和單位在一塊兒，生活很熱鬧。大家都在一個大院裡，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誰家燒個好菜都會給鄰居端一碗過去。我過了十幾年這種大雜院式的群居生活。到了南京之後，我突然發現這裡幾乎是沒有什麼鄰里關係的，下班之後同事之間也很少往來，這讓我幼小的心靈開始有了孤獨感。
重慶日報社有自己的印刷廠，報社的編輯記者是知識分子，印刷工是大老粗，但他們都住在一個大院裡。久而久之，重慶日報社的知識分子身上，有了很多草根習氣，而那些工人也喜歡談論時政。兩個階層的人共居一個大院，相互影響著，醞釀出了獨特的生活景象和氛圍。而在南京，知識分子和工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圈子，涇渭分明。我習慣的那種生活氛圍消失了，我莫名惆悵了很久。
當時我絕對不會想到的是，十多年後這兩個圈子在我身上居然又融合到了一起。那是我當印刷工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