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的童年歲月我完全生活在母系氏族裡。爺爺奶奶在南京，爸爸在西安電視台工作，我和外公、外婆、媽媽一起生活。外公不常看到，他早先在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個高幹招待所工作，後來到一所離家很遠的外國語學校工作了，一周回家一次。外婆在重慶日報社上班。到我上小學的時候，媽媽從重慶人民廣播電台調到西安電視台和爸爸團聚去了，我就被徹底丟給了外公外婆。
1、好強漂亮的外婆
外婆是苦出身的家庭婦女，只有初小文化。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搞婦女解放運動，街道的婦女主任說婦女現在都要工作，不能當家庭婦女，於是外婆就響應號召去工作了。當時的新華日報社就在外婆住的那條街上，於是外婆就去了當時的新華日報社。後來新華日報社遷到南京，重慶原來的報社成了重慶日報社，外婆就在那裡，一直幹到了退休，現在是重慶日報社還健在的員工中資歷最老的。
外婆和外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忠厚老實、勤勤懇懇地生活了一輩子，左鄰右舍的關係都特別好，重慶日報社的老員工都知道他們。直到前些年，重慶日報社分福利房都還有我外婆的指標。早先根據工齡，外婆買了報社的一套二手福利房，我回重慶時看過，有一百零幾平方米。外婆讓我猜猜這套房子要多少錢，我說：「哎喲，您工齡那麼長，估計十萬八萬吧？」外婆無比驕傲地告訴我：「一萬！」
我得說重慶日報社是個獨樹一幟神奇的單位，福利和人際關係溫暖得讓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還能存在的事情。比如「頂職」，爸爸退休了，兒子進報社，有的兒子、兒媳都進去了，一家人好幾口子都在報社工作的比比皆是。我有很多小學同學，他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是重慶日報社的。用我媽的話說，重慶日報社有點兒氏族公社的意思。
早些年國企都是這樣，這種社會主義的溫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也還算正常。上次回重慶見到那些從小一起玩兒的小夥伴，他們現在都已是中年，很多已經是報社的中層領導幹部了。其中有一個姓白的哥們兒，現在是報社車隊的副隊長，他在酒桌上喝得有點兒高了，拉著我的手深情地說：「沒得啥子說的，下回兒你再回來，我派凱斯鮑爾去接你！」我震驚了：「我回來就一個人，用不著大客車吧？」他又喝下一杯之後拍著我的肩膀說：「哎呀，車子大點兒，裡頭空氣好點兒嘛！」瞧瞧，什麼是感情！
重慶日報社的福利特別好，什麼東西都發，包括房子。報社有點兒錢就蓋房子，福利房制度延續了很多年。分福利房是要論資排輩的，外婆的工齡比總編的都長很多，雖然沒有行政職務、沒有黨齡，但工齡的硬槓槓比人長出一大截，沒幾個領導能比。外婆在前兩年才徹底來南京定居，之前是斷斷續續地來，因為她離不開重慶日報社那個溫暖的環境。在報社所有人都認識她，因為曾經在幼兒園工作的緣故，都八十多歲的人了，整個報社的人還是都叫她「姚阿姨」。
外婆年輕的時候非常漂亮，跟小時候看的《大眾電影》封面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差不多。外婆生我媽的時候只有十六歲，所以外婆帶我的時候也很年輕，才四十多歲，看上去就跟我媽似的，學校裡的很多老師都不相信那是我外婆。外婆管我很嚴，我媽都沒怎麼打過我，儘是我外婆打了——老人特別看重學習成績，經常為我沒有考第一名或者沒有考滿分把我打得鬼哭狼嚎。那時家裡的任何重大決定都是外婆說了算，外公從不發言，工資是一分錢不剩全給我外婆。外婆特別擅長操持家務，裡裡外外都是她一個人打理。
重慶女人很少有不會做菜的，就是在特別會做菜的重慶女人中，外婆的手藝都是遠近聞名的。現在外婆都快九十歲了，我媽燒菜的時候外婆還會在邊上看著，用重慶話拉長了聲調指揮：「先弄那個，然後放這個……」
外婆不僅菜做得好，我和我哥的衣服也都是她買布回來，自己裁、自己做的，連當時剛剛出現的夾克都是自己做，做出來的跟商店裡賣的一模一樣。那個年代，老人特別怕孩子穿得不好出去被人看不起，在外公外婆的意識裡窮人家的尊嚴感特別強，所以每年大年初一，外婆必定會讓我們哥兒倆穿上新衣服出門。
那時候買布是要布票的，為了我和我哥過年的兩套新衣服，外婆每年都從八九月份就開始攢布票，不夠的話就想其他辦法。外婆家很多鄰居是光棍，用不著布票，外婆就用家裡的煙票、酒票跟他們換布票。就這樣一直攢到年底，外婆買來布料，在昏暗的燈下拿劃粉畫線裁料，然後上縫紉機縫，趕在年三十晚上一定把衣服做好。大年初一我們哥兒倆出門，一定是從上到下一身新，每年的新衣服鄰居們都誇好看。
外婆有著勞動人民傳統的熱情好客。我媽的很多同學都在重慶，當初他們大學剛畢業，很多人還沒結婚，一幫同學一到星期天就上我外婆家蹭飯。到現在，我媽那些都七十多歲了的同學看見我還跟我說：「孟非啊，你外婆做的菜太好吃了。」我媽的這些同學週末來外婆家蹭飯，一直持續了很多年，直到他們陸續結婚。
外婆家平常就她和外公兩個人，非常省吃儉用。外公在高幹招待所上班，經常不在家住，所以他的糧票、油票、副食票就都省下來了，這樣每次我媽的同學們來，才有一大桌好吃好喝的。
2、老實巴交的外公
我外公是一個善良且寡言少語的人，我現在都記不清他曾經跟我說過的話。可這麼善良老實的一個人卻偏偏長了特別凶的一張臉，還有一副大嗓門兒。因為文化程度低，表達有障礙，容易著急，一張嘴就是一嗓子，很嚇人，院子裡的小孩兒大多都怕他。
外公是常州武進人，本來是做金銀首飾的工匠，抗戰爆發後，老百姓往內地撤，在逃難的路上外公認識了外婆，然後就結伴兒逃難到了重慶。當年漂亮的外婆之所以嫁給外公，也是因為窮，當年我外婆姐妹兩個，妹妹被抱到了別人家養。
一個外地人來到重慶，那時候也沒地方讓外公繼續靠做首飾的手藝謀生了，老實巴交的外公就在一個飯店當服務員，後來西南局進駐重慶辦公，外公又在西南局的高幹招待所當服務員。其實當時外公有個遠房親戚混得不錯，開了個比較大的飯館，就在解放碑，但是外公沒有去投奔他，而是靠自己賺錢養家餬口。經常聽外婆回憶說，外公在西南局的招待所經常可以見到賀龍、陳毅、鄧小平這些大人物，據說，外公還和周恩來的一個侄子有些交往，但當時並不知道他和周恩來的關係。
外婆跟我說，那個年代，想在重慶出人頭地、過得比別人好，只有兩條路：要麼跟政0府的人混，要麼跟袍哥混。袍哥是重慶特有的江湖文化。當時重慶盛行一種民間幫會組織，叫袍哥會，裡頭的成員被稱作袍哥。當時的重慶人甭管是幹什麼的，即便是擦皮鞋、飯店跑堂的，只要跟袍哥沾上邊兒，就能混出頭來。但是外婆總是跟我說：「你外公，又不跟政0府搞在一起，袍哥也不沾，就是老老實實地一個人拚搏。」
很多人會習慣性地認為，兒時生活在「母系氏族」裡的孩子，性格中很可能會出現諸如膽小、軟弱等缺陷，但是我自認為好像沒有。也有很多人認為，父母離異的孩子的性格會有缺陷。在我十幾歲的時候，也就是所謂的青春期吧，父母離婚了。其實我整個少年時代都是在父母冷戰的氣氛中度過的——他們從我小學四年級時就開始冷戰，到我高中畢業才離婚——這麼多年的家庭矛盾，確實給我帶來了痛苦和陰影，但我自己覺得我的性格似乎也沒什麼障礙，人格似乎也挺健全的。所以我在《非誠勿擾》節目中，一聽有些人動輒說不找單親家庭的，單親家庭出來的孩子會怎麼樣怎麼樣，我就覺得這種想法很多時候都是人云亦云的想當然的結果。
3、扛電影膠片機的老爸
我父母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同學，一九五九級的。那時候北廣剛建校，他們算是新中國廣播電視界的「黃埔一期」。一九六三年畢業後，他們分居兩地，父親被分配到西安，母親被分配到重慶。
父親被分到西安後參與了創建西安電視台，也就是現在的陝西電視台的前身，據說當時參與建台的總共只有七個人。母親被分到了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小時候，我就住在電台的宿舍區裡，到了週末就去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看外公外婆。
外婆年輕時很漂亮，我媽也繼承了她的長相，聽說當年我媽還是北廣的校花。一開始我以為只是別人隨口的奉承話，後來碰到很多我父母的同學，那幫老頭老太太都這麼說，我就相信了。當年在北廣，我爸媽戀愛的消息傳出後，其他同學都感到很意外。據說當初追我媽的人挺多，其中有條件相當不錯的，但她最終和家庭出身不好但學習成績不錯的我爸走到了一起。在當時，他們是典型的兩個不同階級的年輕人的結合，留給了周圍人太多的不解。現在想起來，我覺得在那個年代，他們對愛情有著比較純粹的追求，我媽又屬於當時的「文藝青年」，胸懷「進步思想」，所以和我爸走到了一起。聽說，他們那個班裡最後結婚了的有好幾對兒。
當初他們走到一起是有很大阻力的，來自兩個家庭的阻力，按當時的話說叫「來自兩個階級」。
我爺爺是小資本家，在那個年代，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父親成績不錯，做人也低調，加上那時「文革」還沒開始，所以考上了大學。父親家的親戚們對過去還是挺在乎的，我到爺爺奶奶那裡去的時候，叔叔姑媽們偶爾講起過去，多多少少流露出了對沒落大家族的懷念——以前還不敢多懷念，改革開放之後就越發懷念了。雖然爺爺家也不是多大的豪門旺族，但是在叔叔姑媽們的感情世界裡，卻飽含了對昔日輝煌的留戀，並很願意把它放大——因為改革開放之後他們沒有一個混得特別好的，基本上都在工廠裡。
而我外公外婆是窮苦出身，他們打心眼裡感謝**，感謝毛主席。所以，家裡誰要是敢在他們面前議論時政、說一點兒「非主旋律」的話，外婆立馬就翻臉。我年少輕狂時不知道因為這個被外婆罵過多少次。
於是，一邊是舊社會的小資產階級，一邊是舊社會的底層勞苦大眾，當我父母要結婚的消息傳到兩個家庭時，可想而知會遭到怎樣的反對。反對得比較激烈的是我外婆，這也為我父母的婚姻埋下了隱患。
我父母一個被分到了西安，一個被分到了重慶。那個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過類似這樣的大學畢業後分居兩地的經歷。那時想調動工作，尤其是跨省調動，非常困難。他們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團聚，最後才一起調回到南京，因為我爺爺奶奶都在南京——雖然折騰了兩次，但最後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到南京之前，我並沒有跟我爸在一起生活過。他一直在西安，也就是每年到重慶來探親一次。在童年的很長時間裡，我對父親的印象都很模糊，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播音員一樣好聽的普通話和他用的照相機——都是祿來、哈蘇之類現在仍然價格昂貴的德國高級相機。
我爸是攝影記者，我們家有很多照片，都是當年他當新聞記者時拍的，那是我們家非常寶貴的一筆財富。那時候還沒有攝像機，都是電影膠片機，新聞記者都用這種機子，現在電視台裡拍膠片機出身的攝像幾乎沒有了。
當年我父親扛著電影膠片機幾乎跑遍了陝西所有的縣，也拍攝過很多中央領導到陝西視察的新聞。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總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到陝西參觀訪問，我父親在旁邊拍攝，他的同事把他也拍進了照片裡。小時候在家裡，每次我看到這些珍貴的文獻式的照片都覺得父親很偉大。那些泛黃的老照片當年都保存在家裡的很多電影膠片盒裡，那些鐵質的大盒子後來主要用來放我的餅乾之類的零食。遺憾的是，幾次搬家加上後來父母離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著了，非常可惜。
父親給我和我哥拍過很多非常生動的照片，現在看來都是很有技術含量的。現在的單反相機都是自動對焦、自動測光，雖然也可以手動，但是相機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當時父親用的是雙反相機，取景一個鏡頭，成像一個鏡頭，取景還是豎式的，用好這種相機拍出好照片是相當需要技術的。當時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鬧玩耍的照片，手動曝光，手動快門，還要抓情緒，考慮構圖，還不能浪費膠片，拍完之後，還要自己在暗房沖洗。小時候看這些照片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現在自己玩相機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厲害了。老爸現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機給他，讓他沒事兒拍著玩兒，結果他卻說不拍了，問他為什麼，他說，現在這些日本相機我不會用。
4、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在西安團聚後，我去過西安兩次，都是去過暑假。我還記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放假以後，外婆買了火車票，把我送到菜園壩火車站，找了個列車員熟人把我送上火車——以他們的社會關係，最多也只能夠上列車員了。說是讓列車員關照我，但人家忙著呢，哪顧得上我。那個列車員阿姨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車員休息室，讓我在裡頭坐著。我也聽話，挎著一個小包就傻乎乎地坐著，看見她開始掃地了，我還過去幫忙。列車員阿姨連忙說：「別動別動，好好坐著，別亂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時從重慶到西安要坐兩天火車，出門前外婆一再叮囑：「中途在哪兒停站都別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時候你再下，那是終點站。記住，等一車的人都走的時候你再跟著走。」我懵懵懂懂地點頭說好。
其實那會兒我已經明白了，尤其是一路聽見廣播裡報站，等到聽見「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遲疑地跟著下車了。但是西安站那麼大，對於一個八歲的小孩兒來說，那個世界瞬間變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麼多火車來來往往，有那麼多人進進出出。我就記著外婆叮囑的——跟著大人走。於是，我就跟著我們那一列車上的我認得的人走。出去以後是哪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媽和哥哥會來接我。
當時也就到大人屁股那麼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裡，也不知道害怕，誰也不認識，就那麼懵懵懂懂地出站了，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裡。出站沒走多遠就聽到了我哥叫我的聲音。
暑假過完，我又按照之前來的程序，坐上回重慶的火車。想想現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讓孩子這樣出門，恐怕也是因為現在的社會治安沒有當時那麼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遊城市，大雁塔、華清池、兵馬俑這些著名景點我都去過，但沒什麼印象了，只對一頓飯印象特別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難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別高興，帶我們下館子。那是一個國營大館子，叫「五一飯莊」，當時是西安最高級的大飯店之一。下館子對當時的我來說是非常新鮮和高級的體驗，因為在重慶，節儉的外婆認為下館子是有錢人和不會過日子的人幹的事兒。她什麼都是買回家自己弄，把家裡的伙食操辦得很好，所以我在重慶就沒有下過館子。
那天在五一飯莊我和我哥一人點了一碗麵，是有澆頭的那種，還有兩屜小籠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籠包，一口下去我就震驚了，完全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那麼好吃的東西。回重慶之後，我對小籠包子的幸福回憶持續了將近一年。童年的我心裡暗暗地想，我要是當了皇上，天天讓御膳房做小籠包子給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籠包子仍然是我最愛的食物之一。
幾個月前，在化妝間我偶然跟黃菡講起這段經歷，沒想到她也在西安待過，家裡人也帶她在五一飯莊吃過飯，甚至也特別說到了那裡的小籠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時間也是一九七八年。黃菡比我大四歲，當時她在西安上學，住在親戚家。聽了她的話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個八歲的男孩兒，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互相不認識，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飯莊，吃著同樣的東西。三十多年後，當年的兩個小孩兒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時出現在了今天的《非誠勿擾》上，這是件多麼神奇的事兒啊。
5、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我在重慶的親戚都是最普通的勞動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樣憨厚善良、熱情好客。他們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歡樂的記憶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長大以後我才知道，這個姨婆不是外婆的親妹妹，她們是在抗戰期間逃難的路上認識並結為姐妹的，但她們一輩子比親姐妹都親。我們兩家的關係甚至比有血緣關係的還好。
那是特別可愛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們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廠工作，是個整天樂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她嘴裡永遠都有說不完的俏皮話，她的語言似乎與生俱來地帶有勞動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話如果寫出來一點兒也不好笑，但通過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調說出來，就特別好笑，特別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話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個話癆。逢年過節去他們家，從一進門開始，她就說個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個不停。
我叫姨婆的兒子「舅舅」，他和我媽一塊兒長大的，一輩子都在供電局抄電表。打我記事兒開始就沒聽這個舅舅講過幾句話，偏偏我舅媽也是個話癆，也沒什麼文化，跟姨婆還特別能講到一塊兒去。她們是我這輩子見過的關係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媽生了一兒一女，分別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話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說的人——說他們家是母系氏族真一點兒不誇張，他們家的話都讓女人說了。
後來我回重慶也常到舅舅家吃飯。他愛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經常是幾塊錢一桶的散裝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時候，就聽舅媽、表妹一直不停地說，問這問那，他們家、我們家的事兒輪流說。舅舅在邊上默默地坐著，隔個兩分鐘就端起杯子衝我說「喝一個」，一斤酒喝到底兒了，他從頭到尾基本上只有這麼一句話。
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還有我媽在重慶電台最要好的同事黃阿姨。她是電台的資料員，前幾年她去世了。我記得當時我媽接到黃阿姨女兒報喪的電話時，我正好在吃飯，看到我媽拿著電話聽了沒有兩分鐘突然放聲大哭。
我小時候逢年過節有一半時間在姨婆家，另一半就在這個黃阿姨家。我從幼兒園放學回家只要媽媽不在，去的就是黃阿姨家。前面說到的，我媽和同事整夜聊天，基本上都是在黃阿姨家。黃阿姨家也有一兒一女，兒子叫小勇，女兒叫小輝（多麼樸素的名字），我們也是從小一塊兒長大。後來我媽去西安了，我在重慶，只要放暑假，黃阿姨都到外婆那裡把我接到她家住一陣子，每年如此。
黃阿姨話不太多，也做得一手好菜，非常賢惠，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姨媽。她老公姓陳，長相酷似朱時茂，也不怎麼說話，我一直叫他陳叔叔。陳叔叔是原重慶紅巖電視機廠的總工程師，我人生中第一次看電視，就是在他們家。「文革」期間上上下下都在搞運動，陳叔叔卻在家裡攢零件，省吃儉用，自己組裝了一台電視機，九英吋的。在當時電視機是高科技的玩意兒，放電視的時候一個院子裡的鄰居都聚在一起看，家裡坐不下那麼多人，就把電視機拿到院子裡放，電線得拖得老長。黃阿姨家的院子裡還有一棵黃桷樹，大人們在院子裡站著坐著看電視，我們這些小孩兒就爬到樹上看電視。那個時候電視節目一天就播兩個小時，就跟看電影一樣。
現在我回重慶去，就看望兩家人，一個是舅舅，一個就是黃阿姨的兒女。在我看來，黃阿姨家姐弟兩個，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樣，是一家人。他們帶給了我童年最為快樂和幸福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