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歐洲各國無論在領土、思想、學術各方面，都繼續不斷地擴張和進步，諸如：
——荷蘭征服東印度群島（印尼）、中國台灣、澎湖。
——英國、荷蘭分別殖民北美洲，英國又把荷蘭人驅逐。
——英國爆發革命，國會法庭判處國王查理一世死刑。
——英國國會通過《權利法案》，嚴禁非法逮捕。民主政治確立。
——英國征服印度。
——牛頓發明微積分，發現地心吸力。
——伽利略發現太陽大、地球小，地球繞太陽而行。
中國在大黑暗時代中，停滯如故，但本世紀可分為兩個階段。四十年代前，政治更為黑暗，可以說是中國有歷史以來最黑暗的時代，饑餓憤怒的群眾終於把明政府和朱姓皇族推翻。代之而起的，即四十年代後，是乘虛而入的滿洲人愛新覺羅皇族組成的清政府，漢民族第二次淪為亡國奴。不過，愛新覺羅皇族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一個皇族，至少他們治理國家的能力，要比朱姓皇族高明。到了本世紀八十年代，在大黑暗的濃霧中，竟奇跡般地為中國帶來了為時一百年之久的第三個黃金時代。
一斷頭政治的極致
歐洲日益加強它的掠奪，從舊大陸掠奪到新大陸，從歐洲掠奪到亞洲。黃種人、棕種人、紅種人、黑種人，被侵入的白種人無情地奴役和屠殺。全世界都聽到亞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呼喊，也都聽到歐洲人磨刀霍霍。只有中國人沒有聽到，中國的明王朝政府，正閉著眼睛，一日千裡地向著使它粉身碎骨的斷崖奔馳。
張居正所輔佐的第十四任皇帝朱詡鈞完全繼承他祖先朱元璋和祖父朱厚囗的劣根性，而且更加愚暴。據說他又染有從海外初傳入中國的鴉片煙癮，所以他更多了一個吸毒者的特質。張居正於上世紀（十六〕逝世，像撒了堤防一樣，使朱詡鈞的凶頑性格，洶湧而出。張居正是一五八二年死的，朱詡鈞可能當年就染上了嗜好，因為就在這一年，他就開始不跟大臣見面。最初，隔幾天還出現一次，後來隔幾十天出現一次，久之隔幾個月出現一次。而到了上世紀（十六）一五八九年的元旦，那是天經地義地必須跟群臣見面的重要大典，朱詡鈞卻下令取消。而且從那一天之後，朱詡鈞就像被皇宮吞沒了似的，不再出現。二十六年後的本世紀（十七）一六一五年，才勉強到金鑾殿上作一次亮相。
那一次亮相，也不簡單。如果不是發生了使人心震動的“梃擊案事件”，連這一次亮相也不會有。那一年，一個名叫張差的男子，手裡拿著一根木棍，闖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慶宮，被警衛發現逮捕。政府官員們對該案的看法，分為兩派，互相攻擊。一派認為張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發的刑事案件。另一派認為它涉及到奪嫡的陰謀——朱翊鈞最寵愛的鄭貴妃生有一個兒子朱常詢，她企圖使自己的兒子繼承帝位，所以收買張差行凶。朱詡鈞和朱常洛都不願涉及到鄭貴妃，為了向亂糟糟的官員們保證絕不更換太子，朱詡鈞才在龜縮了二十六年之後，走出他的寢宮，到相距咫尺的寶座上，親自解釋。
這一次朝會情形，像一場有趣的卡通電影。朱詡鈞出現時，從沒有見過面的宰相方從哲和吳道南，率領文武百官恭候御駕，一齊下跪。朱翊鈞屁股坐定，就拉著太子的手向大家宣布：“這孩子非常孝順，我怎會有更換他的意思？”又教三個皇孫也出來說：“孫兒輩都已成長，不應該再有閒話。”太子朱常洛跟著說：“你們看，我們父子如此親愛，群臣們卻議論紛紛，造謠生事。你們目無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兒子。”朱翊鈞問大家：“你們聽見太子的話嗎，還有什麼意見嗎？”方從哲除了叩頭外，不敢說一句話。吳道南則更不敢說話，兩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沒有一個人發言。監察部委員（御史）劉光復，大概想打破這個沉默的僵局，開口啟奏。可是，一句話還沒有說完，朱詡鈞就大喝一聲：“拿下。”幾個宦官立即撲上去，把劉光復抓住痛打，然後摔下台階，在鮮血淋漓的慘號聲中，被錦衣衛的衛士綁到監獄。對這個突變，方從哲還可以支持，吳道南自從做官以來，從沒有瞻仰過皇帝的長相，在過度的驚嚇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齊排洩出來。朱翊鈞縮回他的深宮後，眾人把吳道南扶出，他已嚇成一個木偶，兩耳變聾，雙目全盲，經過幾天之後，聽覺視覺才漸漸恢復。
這是隔絕了二十六年之後唯一的一次朝會，沒有一句話說到國家大事，君臣們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風的大喝一聲“拿下”。從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現，五年後，朱詡鈞就死翹翹了。
——人的感情反應，有時候竟會恰恰相反。朱祁鎮、朱厚照之類的活寶，把皇宮當作不快樂的地方，總是到外面游蕩。而朱厚囗、朱詡鈞之類癟三，又把皇宮當作最快樂的地方，連片刻都不肯離開。對於後者，我們真不了解，在那個范圍有限（不過三四十個院子）的皇宮中，每天所見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麼能自我關閉三十年，而不感到單調煩悶。
斷頭政治已夠駭人聽聞，而朱詡鈞的斷頭政治，尤其徹底。他的祖先們雖然關閉深宮，國家事務，還利用“票擬”“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動。朱詡鈞三十年的斷頭政治，連“票擬”“朱批”都幾乎全部停止。官員們的奏章呈上去後，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無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單獨行使職權，他的權力來自他自己的“票擬”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於沒有能源的機器，毫無作用。朱翊鈞時代的斷頭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國行政進陷於長期的停頓。到了一六一○年，中央政府的6個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長，其他五個部，全沒有部長。六部之外的監察部（都察院）部長嘟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錦衣衛沒有一個法官，囚犯們關在監獄裡，有長達二十年之久還沒有問過一句話的，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屬聚集在長安門（宮門之一）外，跪在地下，遙向深宮中他們認為是神聖天子的朱詡鈞哭號哀求，行路的人都跟著他們痛哭，但朱詡鈞沒有任何反應。宰相們一再上奏章請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員辦理，同樣沒有反應，全中國地方政府的官員，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請求任用官員的奏章，朱詡鈞視若無睹，對官員們辭職的辭呈，也視若無睹。宰相李廷機有病，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後他不辭而去，朱詡鈞也不追問。一六一九年，遼東軍區總指揮（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新興起的巨敵後金汗國，在薩爾滸（遼寧撫順東）大敗，死四萬五千余人，開原（遼寧開原）鐵嶺（遼寧鐵嶺）相繼陷落，距沈陽只六十公裡，北京震動。全體大臣跪在文華門（宮門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發軍事奏章，增派援軍，急發軍餉——前線戰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饑餓中殺敵，可是朱詡鈞毫不理會。大家又轉到思善門（宮門之一）外跪求，朱詡鈞同樣毫不理會。
世界上再找不出這種政治形態，宮門緊閉，人們無法進去，奏章投進去如同投進死人的墳墓，得不到任何輕微的回音。人民的哭號，官員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變兵變，遍地的詬詈聲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詡鈞都無動於衷。
明政府現在已成了一個斷頭的僵屍。
二礦監·稅監
但朱翊鈞這個吸毒犯的無動於衷，並不是絕對的。他對有些他認為重要的少數奏章，仍然會處理，如上世紀（十六）保衛朝鮮戰役，奏章便很少發生投入墳墓的現象。事實上，三十年中，除了上述“拿下”一次之外，朱翊鈞也偶爾跟宰相接觸過，如本世紀（十七）初，朱詡鈞曾因病危，單獨接見過當時的宰相沈一貫。
然而，朱詡鈞對另外一些人的請求，他的反應卻像跳蚤一樣的敏銳。那就是散布在全國各地的礦監和稅監們的奏章，上午送進皇宮，朱詡鈞的“朱批”諭旨，下午就發了出來。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宰相們自顧形慚。
由宦官管理開礦和負責征收賦稅，是大黑暗時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統的政治哲學，凡是祖先創立的制度，後世子孫絕不可以更改，而“礦監”和“稅監”，正是祖先創下來的制度之一。所謂礦產，主要的是金礦、銀礦和朱砂礦，某一個地方一旦發現礦苗，皇帝就指派一個宦官前去主持，官銜是“某地某礦提督太監”。所謂稅收，政府本有財政部（戶部）主持，財政部也本有它的稅務機構。但皇帝卻另外設立一個征稅系統，由他指派的宦官負責，稱為“某地某稅提督太監”。簡稱為礦監和稅監。
在二十世紀，開礦是一件受人歡迎的生產性建設，但在大黑暗時代，卻是謀殺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時，固然只有一個人，不過依當時官場的傳統習慣，他至少擁有一百余人的隨從。在隨從中，他遴選十幾個負實際責任的礦務官員，此十幾個礦務官員，各又有一百余人的隨從（這正是《紅樓夢》所形容的“奴才還有奴才”的現象），每家以五口計算，一個礦監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這種非生產的人事開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礦都無法負擔，而且還不把貪污的數目計算在內。礦監系統自有他們的特殊辦法，這辦法就是一律轉嫁到當地居民身上，那只要隨意指認某一個富家地下有礦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認為地下有礦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開礦，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賄賂。開礦時挖掘不到或礦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隨時都可被指控“盜礦”，富家破產後，盜礦的罪名就延伸到窮人頭上，他們被投入監獄，苦刑拷打，直到全家盡死，或繳出全部“盜礦”的賠款。一個礦場即令枯竭，也不能關閉，因為關閉後五千余人的生路便告斷絕，所以全部開支，包括呈獻給皇帝的數目，都由當地人民承擔。
稅監跟礦監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鋪稅，東海沿岸的鹽稅，浙江、廣東、福建等省的海外貿易稅，成都的茶稅、鹽稅，重慶的木稅，長江的船稅，荊州（湖北江陵）的店稅，寶低（天津寶壇）的魚稅、葦草稅。普通稅吏本已是爛污人物，但比起稅監系統，他們簡直純潔得如同嬰兒。稅監系統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說他漏稅，這個商店縱然破產都不能清償。
除了礦監、稅監，還有采辦太監和織造太監。前者如采辦木材，采辦香料，采辦宮花珠寶；後者如燒制瓷器，紡制錦繡綢緞。他們對人民的傷害，不亞於礦監稅監。用采木作為說明，在采購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個沉痛的諺語：“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采伐一根供皇帝建築宮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余人，才能砍倒和運出叢山。四川人民一聽到采木的宦官駕到，無不驚恐。
宦官系統因有皇帝支持的堅強背景，他們的凶暴更甚於官員和鄉紳，甚至騎到官員和鄉紳的頭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聞名於世的湖廣（湖北省及湖南省）稅監陳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征稅，還公開地搶劫行旅，毆打維持治安的官員。他手下的稅吏在武昌（湖北武漢）經常假借著緝查私貨的名義，闖入民宅，奸淫婦女，勒索財物，稍為不滿意，就逮捕到稅監所主持的稅務公署，用酷刑追繳漏稅。一六○一年，即本世紀（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稅吏強奸一位婦女的案件，激起大規模暴動，二十余萬人攻擊稅務公署，陳奉逃到親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騎兵衛隊三百余人（一個宦官竟有如此龐大的衛隊），向抗暴群眾沖殺，當場數十人死於非命。群眾更為憤怒，生擒了陳泰最親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長江。雲南稅監楊榮，比陳奉還要厲害，群眾起來攻殺他的隨從，楊榮就一口氣逮捕了數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認為拒絕合作的一位中級軍官（指揮使）樊高明，拷打後戴枷示眾。一六○六年，民變與兵變結合，突擊楊榮，把他殺掉。
罪惡的根源事實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楊榮事件後，就發生一件肉麻當有趣的反應。酒肉皇帝朱翊鈞並不追問群眾暴動的原因，而只對群眾膽敢犯上作亂，大為震怒。為了加強這種震怒的效果，朱翊鈞拒絕吃飯，宣稱：“楊榮算不了什麼，我痛心的是，那些凶手把國家法律的尊嚴置於何地？”
朱翊鈞貪財而殘忍，他在宮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宮女和小宦官，一不順眼，朱詡鈞就喝令撲殺（我們應牢記他“拿下”的威風）。截至上世紀（十六）一五九二年統計，死在他皮鞭下的已達一千人。我們無法得到准確數字，“一千人”是當時大臣公開寫在奏章上的。那一年朱詡鈞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個哀哀無告的宮女和小宦官，被他殺害。只有一種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顏悅色，那就是向他奉獻開礦和征稅所得的金銀財寶。礦監、稅監們不得不傾全力去搜刮，他們知道，如果奉獻太少，觸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自己難逃一死。
一六○二年，朱詡鈞染病沉重，再邪惡的人，到了臨死，都會天良發現。朱詡鈞對深夜被召人深宮訣別的宰相沈一貫說：“開礦收稅的事，大家都反對，我因為宮殿沒有築成，所以采取權宜措施。現在可以停止了，江南的織造和江西的瓷器，也一齊停止，宦官一律撤回。”又親筆寫了一張諭旨交給沈一貫。可是，到了明天，在全國都盼望那個暴君死亡的歡樂願望中，朱詡鈞卻竟然痊愈。他清醒後第一件事就是對撤銷礦稅宦官的事懊悔不迭，一連派出二十位宦官，到宰相所在地的內閣索回諭旨，沈一貫最初還鼓起膽量拒絕，以致平常不把宰相放在眼裡的那些宦官，恐懼萬狀，向沈一貫叩頭流血。沈一貫不敢再堅持，只好繳回。然而司禮監田義（一位有血性的宦官），向朱詡鈞勸阻說：“諭旨已經頒發，恐怕無法收回。”朱詡鈞怒不可遏，親自揮刀，要殺田義。撤銷礦監、稅監之事，就此告吹。
事情已十分明白，明政府跟全體中國人民，已不能共存。鳳陽軍區司令官（風陽巡撫）李三才在請求朱詡鈞停止礦稅宦官的奏章上（這奏章照例地如石沉大海），有一段說話：“殺人父母，使人成為孤兒；殺人丈夫，使人成為寡婦；破人家庭，掘人墳墓（在二十世紀前，中國人一直強烈崇拜祖先）；縱然對方是仇人敵人，我們都於心不忍，陛下怎麼忍心對一向被你稱為赤子的臣民如此？”
問題是，朱詡鈞硬是忍心如此。
在那個時代，整個國家都是皇帝的私產。朱翊鈞還要搜刮這些財寶干什麼？這是一個謎。這謎於一六一四年揭曉。鄭貴妃所生，被懷疑陰謀奪嫡的兒子朱常洵，封到洛陽（河南洛陽）當親王，除了國庫負擔一個可怕的數目外，老爹老娘把從“礦”、“稅”所得到的血腥錢，全部交給這個寶貝，希望任他怎麼花都花不完。二十七年後（一六四一），民變領袖李自成攻陷洛陽，這位寶貝兒子跪在李自成面前叩頭乞命，仍被剁成肉醬，跟鹿肉拌在一起，被憤怒的群眾吃掉，那些財富又回到民間。
三後金汗國崛起東北
一六一六年，即朱詡鈞展示威風，“拿下”事件的明年。位於北京東北七百公裡的赫圖阿拉城（遼寧新賓），女真部落一位酋長努爾哈赤，自稱可汗，建立後金汗國。
——這是明王朝第一響喪鍾，二十八年後，他們攻陷北京。
女真民族於十二世紀時，曾建立金帝國，征服了中國一半以上的土地，還活捉了中國當時宋王朝的兩個皇帝。金帝國滅亡時，進入中國境內的女真人，大部分被殲滅。只有遺留在故土上的若干部落，仍然存在，他們分為下列的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為強大：
一野人女真住黑龍江下游一帶
二海西女真住東北平原一帶
三建州女真住圖們江一帶
上上世紀（十五）初，明政府特地加封建州女真的酋長李滿住為建州衛司令官（都指揮使），作為藩屬。所謂“衛”，即軍事屯墾區。司令部所在的建州，即俄國海參崴稍北的雙城子。不久，野人女真南侵，建州女真受到壓迫，沿著圖們江逆江而上，向西南遷移。明政府就先後把他們分割為三個衛，總稱“建州三衛”。我們用下表說明：
上世紀（十六）七十年代，建州右衛司令官（都指揮使）王杲最為強悍，屢次沿邊劫掠。中國邊防軍軍官裴承祖到他的轄區尋找逃犯，王杲竟把裴承祖剖開肚子慘殺。中國邊防軍把王杲擊斬，但他的兒子阿台繼續跟明政府對抗。到了上世紀（十六）一五八三年，遼東兵團司令官（遼東總兵）李成梁，再發動一次攻擊，由建州衛所屬的兩位酋長尼堪外蘭（蘇克素護河部落）、覺昌安（覺羅部落）分別擔任向導，包圍建州右衛所在的古勒城（遼寧撫順古樓村）。覺昌安奉命到城中勸說投降一被阿台拘留囚禁。城陷落時，覺昌安的兒子塔克世首先沖進去搶救父親，覺昌安卻在大火中燒死，塔克世也在混亂中被明政府軍誤殺。
這是一件缺乏積極證據，但並不是沒有跡象可尋的陷害謀殺疑案。父子二人深入虎口，覺昌安適時的被燒死，塔克世也適時的被自己方面的軍隊，即明政府的軍隊所誤殺。當時就傳說紛紛，認為是尼堪外蘭和李成梁的陰謀，目的在鏟除日後潛在的敵人。
阿台的覆滅和黨昌安父子之死，使建州三衛的政治組織瓦解，部落星散，各自為政，這正是中國明政府所企求的。然而，塔克世的二十八歲的兒子努爾哈赤，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物，他跟十三世紀蒙古帝國開國大汗鐵木真的遭遇，幾乎完全相同。努爾哈赤自幼喪母，不堪繼母的虐待，離家流浪到當時中國東北重鎮撫順（遼寧撫順）。因祖父和父親跟明政府都有密切關系的緣故，他有機會出入遼東兵團司令部（在遼寧遼陽）跟李成梁的私宅，對明政府的貪污無能和軍隊的腐敗，有深刻的印象。又因廣泛地跟異民族的漢人來往，使他的胸襟和智慧，日益開闊，他追求高等知識過程中，《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小說，在他身上產生極大的影響，使他不久就成為一個受部落愛戴的軍事統帥和政治領袖。
努爾哈赤從他父親那裡，只繼承了十三副盔甲和叛變逃亡後剩下的數十名部眾。他收拾殘局，忍辱負重，捕殺背叛中國的同族女真人，以表示對明政府的忠心耿耿。再加上他祖父、父親同時為中國犧牲，努爾哈赤遂被明政府正式任命為建州衛代理司令官（都督企事），努爾哈赤即利用這個官銜所賦予的影響力，壯大自己。
三年後（上世紀一五八六年），他擊斬尼堪外蘭。
二十五年後，到了本世紀（十七）一六一六年，羽毛豐滿。努爾哈赤正式稱可汗，建立後金汗國，以繼承覆亡於十三世紀的他祖先們的金帝國的大業。一六一八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他脫離明政府，和跟明政府對抗的理由。七大恨中的第一大恨就是明政府殺了他的祖父和父親，其他六大恨不過一些微不足道的雞毛蒜皮小事。
發表七大恨的次年（一六一九），中國遼東軍區總指揮（遼東經略）楊鎬，這位在保衛朝鮮戰役中全軍覆沒的債帥，動員精銳邊防軍九萬人，包括從南方出擊的朝鮮兵團一萬人，分四路討伐後金汗國，准備一舉把這個初起的叛亂集團摧毀。努爾哈赤集結六萬人抵抗，在薩爾滸（遼寧撫順東）鏖戰六天，楊鎬大敗，四萬五千人陣亡，朝鮮兵團投降後金，而後金汗國只死了二千余人。努爾哈赤乘勝進攻，一連攻陷開原、鐵嶺。這是明政府最早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主動出擊，從此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
兩年後（一六二一），後金汗國攻陷撫順、遼陽、沈陽。明政府任命熊廷弼擔任遼東軍區總指揮（遼東經略），而另任命王化貞擔任遼東軍區司令官（遼東巡撫），這是大黑暗時代最流行的雙線領導制度，目的在互相牽制，防止叛變。總指揮和司令官的權力和責任，很難劃分，熊廷弼是繼於謙之後中國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他對領悟力較弱的蠢庸之輩，感到不能忍受，所以他的人緣不好，高高在上的那些官僚政客，尤其厭惡他，他的官位雖然理論上比王化貞稍高，但王化貞有國防部長（兵部尚書）作他強硬的靠山，所以熊廷弼指揮不了他，熊廷弼只有四千人的部隊，駐防山海關（河北秦皇島東北）。王化貞則擁有重兵六萬，駐在山海關之北二百四十公裡的廣寧（遼寧北寧）。王化貞跟十一世紀的范仲淹一樣，善於對內宣傳，他宣稱只要政府一聲令下，他的大軍立刻就可以把努爾哈赤一舉蕩平。熊廷弼深知道邊防軍腐敗已極，沒有戰斗力量，堅持主張采取守勢，不可輕率挑戰。但王化貞壯烈的言詞，和用克扣軍餉行使賄賂，收到預期的效果，北京大多數重要官員都支持王化貞，一致抨擊熊廷弼懦弱無能和剛愎自用。問題是，努爾哈赤並不支持王化貞。第二年（一六二二），當王化貞興高采烈地招降納叛，准備出擊時，後金兵團先發制人，用閃電戰術突擊廣寧（遼寧北寧），王化貞六萬人覆沒，只身逃走。
這次戰役跟熊廷弼無關，但宦官巨頭魏忠賢認為跟他有關就跟他有關了。熊廷弼被逮捕下獄，三年後（一六二五）斬首。熊廷弼死時，王化貞雖然也在監獄裡，但他仍然活著，在大量賄賂下，高級官員繼續支持他，並且有數萬被雇傭的職業群眾，在北京街頭示威，為卓越的王化貞將軍呼冤。
王化貞的失敗，使明政府在東北的土地，即遼東軍區，喪失了百分之九十九，山海關外，只剩下錦州（遼寧錦州）、松山（遼寧錦州南松土堡）、寧遠（遼寧興城）三個孤城。寧遠在山海關東北一百一十公裡，由年輕有為的將領袁崇煥防守。
努爾哈赤於擊敗王化貞後，即把首都從赫圖阿拉城（遼寧新賓）遷到剛從明政府手中奪取的遼陽（遼寧遼陽）。三年後（一六二五）再遷都沈陽（遼寧沈陽），步步進逼明帝國。明年（一六二六），努爾哈赤親統十一萬沒有戰敗過的精銳兵團，圍攻寧遠，企圖把山海關外的明政府的勢力，全部肅清。結果遭到失敗，努爾哈赤被守軍使用的葡萄牙巨炮擊中，重傷而死。
四清帝國以戰迫和
努爾哈赤的逝世對後金汗國沒有重大影響，這是新興政治力量的一種重要考驗。他的繼承人皇太極於老爹死後的次年（一六二七），對寧遠發動第二次攻擊，被袁崇煥第二次擊退。皇太極在回軍途中順便進攻錦州，又被守軍擊退。明政府宣傳這次戰役是“錦寧大捷”。
皇太極同他老爹一樣的干練，他綜合分析寧遠城外失利的結果，得到一個結論。認為明政府雖然困於國內如火如荼的民變，日趨衰弱，但邊疆上的重點實力仍不能忽視。他希望跟明政府和解。只要明政府承認他的汗國存在，他願意結束戰爭。
於是。皇太極采取行動，一是用武力征服南方的朝鮮王國和西方的蒙古察哈爾部，以切斷明政府的左右兩翼。一是繞過寧遠（遼寧興城）和山海關，從另外的道路，攻入中國本土，對明政府施以壓力。這兩者他都做得非常成功，朝鮮國防軍潰敗，在亡國和屈服之間，選擇屈服。蒙古察哈爾部領袖林丹汗被擊敗後，向西逃亡，死於青海湖附近，他的兒子投降。後金汗國遂跟中國以長城為界，開始發動一連五次以戰迫和的入塞攻擊，完全采取蒙古帝國初期對付金帝國的挖心手段。我們把這五次攻破長城，深入中國心髒地帶的戰役，列為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腐敗的明王朝政府手中的萬國長城，已成為脆弱的籬笆，喪失了它所應具有的防御北方蠻族的功能。後金汗國在稍後也擁有葡萄牙巨炮，只要高興，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轟出一個缺口，長驅直入。
最重要的一次入塞是第一次，由皇太極親自率領，直抵北京城下，給驕傲自大的明政府帶來最大的震恐。袁崇煥這時已擢升為遼東軍區總司令（遼東督師），他得到消息，立刻統率五千騎兵向北京馳援，日夜不停的奔馳四百公裡，到達北京時，人與馬都疲憊不堪，但仍在廣渠門（北京城門之一）外，擊退後金兵團的攻勢。可是北京那些勇於內斗的官員們並不感謝他，反而認為他應負不能阻擋敵人攻破長城的責任。而被攻陷的喜峰口（河北遷西北），卻是屬於另一個軍區——薊州軍區。皇太極對這個屢次阻撓後金軍事行動兼殺父之仇的袁崇煥，尤其恨入骨髓。一個小說上虛構的反間諜故事，移上真實的政治舞台。熟讀《三國演義》的皇太極，運用“周瑜計賺蔣干”的方法，實施他的陰謀。
這個陰謀中扮演蔣干角色的是兩個被俘虜的明王朝宦官，他們在睡夢中隱約聽到看守他們的後金衛士如下的耳語對話。一個問：“今天怎麼忽然停戰？”一個答：“我看見可汗騎馬走向敵人陣地，有兩個人迎上來相見，密談了很久。大概袁崇煥有什麼秘密信息，事情很快就會解決。”兩個宦官不久就自以為很幸運的逃出牢籠，回到北京，向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檢告發。不但朱由檢大大的震怒，幾乎所有的官員都額手稱慶叛徒的奸謀敗露，使北京得免陷落。袁崇煥被捕，在輿論沸騰中，受到磔刑處死。
過了十六年，後金汗國（那時已改稱清帝國）攻占北京，公布這場公案的內幕，用以炫耀自己的聰明，嘲笑明王朝官員愚蠢如豬。
袁崇煥冤獄，為後金汗國鏟除了一個最大的勁敵，但皇太極仍繼續追求和解。他發現漢民族對“金”這個國名，和“女真”這個族名，有一種無法泯滅的憎恨感情，阻礙兩國接近。而“可汗”也只是部落總酋長的稱謂。於是，就在一六三六年，第一次入塞撤退後，采取一項重大而激烈的改變：取消“金汗國”，改稱“清帝國”；取消“女真”，改稱“滿洲”；取消“可汗”，改稱“皇帝”。並且進一步取消自己原來的中國姓氏“佟”，改姓女真姓氏“愛新覺羅””，徹底泯滅“建州女真”和“建州衛”臣屬過中國的那一段歷史。杜撰滿洲人的起源，宣稱是三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的後裔。
為什麼改稱滿洲？歷史學家有很多解釋，我們認為可能為了紀念建州衛的創立人，他們偉大的英雄祖先李滿住。“滿洲”“滿住”，聲音相似。這不是沒有前例的，四世紀大分裂時代吐谷渾汗國，就是用他們祖先慕容吐谷渾的名字，作為部落和汗國的名字。自此次改稱之後，清帝國對“金”、“女真”、”可汗”，無論在文件上或書籍上，全部一筆勾銷，好像地球上根本沒有這回事一樣。當然他們無法沒有遺漏，所以我們才知道。
不過，和解仍不能達成。明政府要求清政府去掉皇帝的尊號，改稱國王，作為像朝鮮一樣的藩屬。清政府則要求兩國的地位平等，而且還要把長城以北的三個據點割讓。雙方事實上都無法接受對方的條件。明政府更有一個心理上的困難，那就是清政府那一撮人在理論上顯然是一群叛徒，要是公開承認它的合法而又尊嚴的地位，有違儒家的“漢賊不並立”的正統思想。而且自從十二世紀秦檜誣殺名將岳飛，跟金帝國和解，因而招致唾棄以來，中國人對於和解有一種罪惡的印象，認為凡是主張作戰的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張和解的都是投降屈服的賣國賊——即秦檜系統的認賊作父的漢奸，連皇帝都不敢公然觸犯這些禁忌。一六三八年，明王朝已殘破不堪，清軍作第四次入塞時，河南軍區司令官（河南四川軍務總理）盧象升，率軍增援北京。朱由檢問他的意見，希望聽到主和的建議，但盧象升正色說：“我主戰。”朱由檢只好默不作聲。盧象升是一個主戰派的典型，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事實上他就在這一戰役陣亡。但他的政治見解——明明戰不勝而偏要戰，卻嚴重的傷害了他所效忠的國家和政府。
皇太極終於把明王朝的錦州、松山先後奪取，並且在松山生擒了明軍總司令（薊遼總督）洪承疇。山海關外，只剩下寧遠（遼寧興城）一個據點。朱由檢命國防部長（兵部尚書）陳新甲加速跟清政府接觸，經過無數次往返，已進入可行的階段。可是陳新甲粗心大意，竟把這種極機密的文件，隨便放到桌子上，被他的助手當作可以公開的普通文件，刊入政府公報（邸抄），於是，立即引起空前龐大的政治風暴，全體官員誓言跟通敵賣國的漢奸不共戴天。朱由檢不敢承認這是他的主意，而且也痛恨陳新甲不能保密，陳新甲遂被處斬，和談也跟著停止。
依當時的情況，和解是使明王朝得救的唯一機會。如果能像十一世紀宋帝國跟遼帝國那樣和解成功，明王朝即可減輕人民的賦稅，再把抗清的部隊投入內戰戰場，它可能不致覆亡，至少可能使覆亡後延。
現在，和解的主持人被殺，皇太極由失望而憤怒。他再作第五次入塞，明政府已無絲毫力量阻擋。
五朱由校與魏忠賢
自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汗國，到一六四四年他的孫兒攻進北京，二十八年間，明政府不但不能發憤振作。反而更加速潰爛。
第十四任皇帝朱詡鈞的斷頭政治，繼續如故，但他總算在薩爾滸戰役的次年（一六二○）逝世。他死後，三十四歲的兒子朱常洛即位，在位只三十天，一病而死，十六歲的兒子朱由校繼位。
在朱詡鈞死時，宰相們利用遺詔方式，下令取消礦監、稅監等等宦官系統機構，全國人民再一次松一口氣。然而，這口氣又是松的太早，朱祁鎮跟王振、朱厚照跟劉瑾的政治形態，第三次出現，這一次由十六歲的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跟他孩童時帶他的玩伴宦官魏忠賢擔任主角。
朱詡鈞在位的末年，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出現了被稱為“東林黨”的團體。這件事要追溯到上世紀（十六）九十年代，內政部長（吏部尚書）陳有年被迫辭職，他的部下文官司司長（文選郎中）顧憲成上奏章請求皇帝挽留，朱詡鈞索性連顧憲成也一並免職。顧憲成回到他的故鄉無錫（江蘇無錫），在東林書院講學。講學時，經常批評現實政治，他們雖不敢攻擊皇帝，但敢攻擊宰相。具有同一觀點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結合成一個陣營，互相呼應。他們在沒有權力時，固然反對當權份子，但他們中間一旦有人當了權，也同樣排斥他們所不滿意的人，這種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為標准，而是以同黨不同黨為標准。不久，被他們所排斥的知識分子士大夫，也結成一個陣營，跟他們對抗。東林黨和反東林黨，壁壘分明。
魏忠賢是在跟他的政敵，另一位宦官王安斗爭中，取得勝利，奪到大權的。因為東林黨支持王安的緣故、魏忠賢早就存心報復。而反東林人士為了打擊東林，遂跟魏忠賢結合，東林人士就稱他們這個新結合的團體為閹黨。閹，一種割掉畜牲生殖器的手術。這個稱呼包含極端的輕蔑，但卻十分恰當，因為他們的領袖魏忠賢確是被閹割過的人物。
魏忠賢的閹黨比王振、劉瑾的搖尾系統，要龐大百倍，最後幾乎包括大多數宰相和大多數政府官員。特別有權勢的核心組織，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五虎是核心的核心，全屬智囊人物，以國防部長（兵部尚書）崔呈秀為首，教育部氏（禮部尚書）田吉為次。五彪是第二圈的核心，全屬鎮壓反對派的打手，以首都治安司令官（錦衣衛都督）田爾耕為首，軍法處長（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司事）許顯純為次。至於地位崇高的宰相顧秉謙、魏廣征之輩，不過是外圍份子，還跨不進核心。其他的“狗”“孩兒”“孫”之類，更等而下之。顧名思義，就可窺知他們的成員是什麼東西。魏忠賢手中有兩份閹黨提供的名單，一份是“奸黨邪人”，指東林黨以及反對閹黨的人物，一份是“為國正人”，全屬閹黨和搖尾系統。前者供魏忠賢打擊，後者供魏忠賢擢升。
魏忠賢采用的仍是傳統的冤獄手段，即合法的屠殺。最先開刀的便是籍隸東林黨的名將熊廷弼，並借熊廷弼把反對派一網打盡。不過所異於過去的是，魏忠賢所扣下的帽子不是“謀反”）而是“貪污”。魏忠賢宣稱那些為熊廷弼呼冤的官員，全都接受了熊廷弼的重賄。於是，包括監察部長（左都御史）楊漣，評議部主任委員（都給事中）魏大中，大批被指為東林黨的中央地方官員，都被逮入詔獄（就是五彪之一許顯純所主持的軍法處——北鎮撫司）。在酷刑之下，他們只好承認受賄。他們所以承認，一則是受不了拷打，一則也希望承認了之後，能由詔獄移送到政府的正式司法系統（三法司），得以獲得申訴的機會。但他們承認後，閹黨並不移送，而就在詔獄中追贓，每三天拷打一次，他們繳不出天文數字的贓款，結果仍慘死在拷打之下。
——當楊漣的屍體被家屬領出時，全身已經潰爛，胸前還有一個壓死他時用的土囊，耳朵裡還有一根橫穿腦部的巨大鐵釘。魏大中的屍體則一直到生蛆之後，才被拖出來。事實上凡是捕入詔獄的人，不承認罪名也不能擺脫死亡，而且死得更慘。即令移送政府司法機關，結局也是一樣，司法部長（刑部尚書）薛貞的話可作為說明，薛貞是魏忠賢的“十狗”之一，正力求晉升高一級的“五彪”階層。他訓示揚州（江蘇揚州）行政長官（知府）劉鐸說：“生在這個時代，應該為自己的前途（功名）著想。別人的生死，跟我什麼相干？”
閹黨一面血腥鎮壓，一面發動一項歌功頌德的專案作業，命各地官員為魏忠賢建立祠堂。祠堂本是拜祭死人的場所，但搖尾系流卻在魏忠賢還活著的時候，在祠堂中樹立魏忠賢的塑像，供人當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
發明這種新型搖尾形式的，是高級官員之一的浙江軍區司令官（浙江巡撫）潘汝禎，於一六二六年出奇制勝，第一個建立魏忠賢的生祠，魏忠賢對這個無恥之徒大為欣賞。各地遂紛紛跟進，儼然成為一種一窩蜂的效忠運動。當歐洲人瘋狂地向亞洲、美洲侵略，後金汗國瘋狂地向明王朝進攻，中國各地民變風狂地湧起之時，明政府全體官員，卻向一個宦官，瘋狂地諂媚
不過，魏忠賢不像第二次宦官時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終沒有取得軍權，對他來說，這是一個致命傷。就在發動建立生祠運動的次年（一六二七），他的權力魔杖朱由校突然逝世，朱由校沒有兒子，由他十九歲的弟弟朱由檢繼承帝位，魏忠賢跟著從高峰跌下來。
魏忠賢當權僅僅七年，但已經足夠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六天崩地裂的農民大暴動
朱由檢坐上寶座後，對人人切齒的閹黨加以清算，魏忠賢和他圈圈裡的人物，先後自殺或被殺，生祠也被拆掉。但朱由檢雖有力量鏟除閹黨，卻沒有力量應付迎面而來的兩項威脅。一項是新興的像巨魔一樣的後金汗國，我們前面所敘述的五次入塞挖心戰術，就是在朱由檢即位後的第三年（一六二九）開始的。另一項是民變更加嚴重，武裝群眾像野火一樣，燎原並起，他們粉碎一切舊有的社會秩序，向四方蔓延。
朱由檢坐上寶座的當年（一六二七年），整個北中國發生可怕的蝗災和旱災。普通情況是，水災的面積比較小，而旱災一旦形成，即赤地千裡，寸草不生。旱災必然引起蝗災。災難於是擴張到旱災以外地區，使千裡之外的青青麥禾，數天之內，被吃個精光。我們在下面引用一段評議部委員（給事中）馬懋才給朱由檢上的奏章，代作說明：
我是陝西省安塞縣人，地方官員的報告中，常說“父親遺棄兒子，丈夫出賣妻子，或挖掘草根吞食，或挖掘白石充饑。然而所形容的距事實仍遠。我的家鄉延安府，自去年到今年，一年沒有落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鄉民爭著采食山中的蓬草，雖然勉強也算作谷物，實際上跟糠皮一樣，味道苦澀，吃了僅能免死。到了十月，蓬草食盡，只有剝樹皮來吃，所有樹皮中唯榆樹皮最為上等，但仍要混雜其他樹皮同吃，也不過稍稍延緩死亡。到了年終，樹皮又被吃完，只有挖掘山中的石塊來吃，石塊冷硬，其味腥澀。只一點點，即可吃飽。但數天之後，因不能消化，就腹部發脹，無法大便，下墮而死。一些不甘願吃石塊而死的鄉民，只好集結起來當強盜。另一些稍有積蓄的家庭，被搶劫一空，也變成饑餓的群眾。他們知道當強盜是犯法的，非死不可，但他們與其坐著等死，寧願當強盜犯法被處死，即令當鬼，也願當一個飽死鬼。最可憐的是，在安塞城西一帶地方，每天必有一兩個嬰兒或幼童被遺棄在那裡，哀號呼喚爸爸媽媽。在力竭肚餓時，就揀吃地上的糞便。到明天，全都餓死。更可怕的，幼年人或獨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蹤。以後見城外的貧民用人的骨頭當木柴燒，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蹤的人，都被饑民吃掉。可是吃人肉的人也不能維持殘生，他們用不到幾天，就頭部腫脹，渾身燥熱而死。
（奏章中所稱的“石塊”、“白石”，就是鄉民們所稱的“觀音石”、“觀音土”，產於黃河中游兩岸地區，用水煮沸，可溶化為漿糊狀態，吃下去可以壓制暫時的饑餓。但不久就在胃腸中凝固，還原為石塊，使人墮脹而死。）
三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隱約的聽到那些被遺棄在荒郊的孩子們呼喚爸爸媽媽的哭聲，也依稀的看到那些小身軀蹲下來揀吃糞便的背影。一個政府把人民陷入如此悲慘之境，實在是不能原諒的罪惡。善良的中國人痛苦地向上蒼呼喊：“天老爺，耳又聾，眼又花。為非作歹的享盡榮華，持齋行善的活活餓煞。天老爺，你年紀大，你不會作夭，你塌了吧。”一些有頭腦的饑民為了活下去，他們拒絕吃觀音石，集結起來，向官員和鄉紳強行奪取食物。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從陝西省到河南省一，從武昌（湖北武漢）到成都，全國沸騰。武裝群眾的領袖中，以張獻忠和高迎樣最為著名，他們正是馬懋才所說的陝西省安塞縣附近的饑民。張獻忠是安塞縣西北一百三十公裡延安衛柳樹澗（陝西走邊東）人，號稱八大王。高迎祥是安塞縣東北一百三十公裡米脂縣人，號稱闖王。高迎祥在後金汗國改稱清帝國的那一年（一六三六），被明政府軍生擒，送到北京，以叛亂罪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舉繼任闖王。
李自成從沒有想到他會成為一個傳奇人物。他本是一個安份守己的貧苦農夫，曾向姓艾的鄉紳借過錢，限期到時，在大旱成了上述那種情況下，他無力償還，艾家通知米脂縣政府把李自成逮捕，拷打後戴上重枷，押到市場上，在毒烈的太陽下示眾。艾家更教他的僕人們在一旁監視，不准李自成的家人給他送飯，艾家的意思是要李自成在刑具下活活餓死或曬死，用以威嚇其他那些欠債的窮人。看守李自成的獄卒於心不忍，把李自成移到有樹蔭的地方，給他一點飲食，艾家僕人們咆哮著上前阻止，李自成悲憤地說：“我就是被太陽曬死，也沒有關系。”踉蹌地仍爬回到烈日之下，拒絕吃獄卒們的東西。圍觀的群眾不勝憤怒，在吶喊聲中擁上去，把重枷打碎，一齊逃到城外一帶的樹林中，商議如何善後。一直到這時候，他們仍沒有跟政府對抗的意思。但縣政府已出動軍隊圍剿，群眾知道一旦被捕後的結果是什麼，於是拿著樹枝木棍，從樹林中一擁而出，為首的軍官大吃一驚，從馬背上跌下來，竟跌死了，軍隊潰散，弓箭刀槍，全被群眾據獲。他們有了殺人武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當天夜間，進攻米脂縣城，很順利地把縣城占領，附近饑民們聞風而至，立即集結一千余人，進軍富裕的地區。他們在戰爭中成長茁壯，又因為懷著過度的悲痛和憤怒，所以每攻陷一個地方，對官員和鄉紳所作的報復，也非常殘酷（我們不能想像那個艾姓鄉紳跟他僕人們的命運）。
明政府認為這種到處覓食的武裝饑民是流寇，流寇的頭目都是一些本性凶惡狡獪、人人得而誅之的叛亂匪徒。明政府用兩種傳統的老方法對付他們，一是討伐，一是招降。
討伐是軍事行動，但腐敗的明政府軍隊所到之處，大肆奸淫燒殺，比饑民們僅加之於官員和鄉紳身上無情的報復更甚。一六三四年，評議部主任委員（給事中）吳甘來的彈劾案，可代作說明，他在給皇帝朱由檢的奏章上說；“山西軍區總司令（山西總兵）張應昌兵團所殺的，一半以上是逃難的鄉民，用他們的人頭冒功領賞。中原（河南省）人民對曹變蚊所屬軍隊的恐懼，遠過於流寇。陛下想使人活下去而不能，軍官們卻一點不動心的把他們屠殺。”就在上世紀（十六），民間就有一首歌謠：“盜賊（饑民）好像梳子，軍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招降是政治解決的手段，但饑民投降之後，即令幸而不被指控為“詐降”而加屠殺，也會終於被迫再叛。一六三八年，張獻忠曾向明政府投降，被安置在谷城（湖北谷城）一帶。第二年（一六三九），忽然呼嘯著拔營而去。臨走時，在城牆上公布使他們不堪負荷的勒索賄賂的官員們的名單和已經勒索到手的款數，在名單後他們聲明說：“不向我們要錢的，只有兵備（中級軍官）王瑞(木冉)一人。”張獻忠如果不早日脫身，一旦財貨被勒索罄盡，而官員們卻不相信已經罄盡時，他的結局可以預卜。
朱由檢也曾用嚴刑峻法制裁貪官污吏，但明政府已失去肅清貪污的能力，因為貪污的根恰恰就是朱由檢。任何高級官員，文官包括宰相，武官包括總司令，都必須靠宦官支持，才能保持他的性命、地位和有希望擢升，而宦官的支持是非錢不行的，那些債官債帥當權之後，要想他不貪污，絕不可能。朱由檢殺的貪污官員越多，貪污反而更熾，官員們互相警惕的不是停止貪污，而是不被發覺。
饑餓的武裝群眾也開始轉變。一六四○年，李自成得到兩位知識分子（舉人）李巖和牛金星的合作。李巖所以背叛明政府，是一個另一類型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縣人，一位高級官員的兒子，家庭富有，屬於鄉紳階層，但在遍地饑謹的時候，他拿出糧食作救濟工作，饑民們感激他，互相傳揚說：“李公子救了我們的命。’當時有一位江湖上賣藝走繩索的美麗女郎，名紅娘子，因沒有人再看她表演的緣故，她的生路斷絕，就也加入饑民的行列，成為一支武裝力量的首領。她在一次攻擊杞縣的戰役中，把李巖擄去，強迫他跟她結婚。李巖不甘心做流寇，婚後不久就逃了回來。但明政府卻把他逮捕下獄，通匪的證據既然如此確實，所以任何解釋都沒有用，他被判處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紅娘子攻破縣城，把丈夫救出，李巖只好死心塌地叛亂到底，勸紅娘子投奔李自成，他跟另外也是舉人出身的牛金星，共同成為李自成的智囊。
他們所以選擇李自成，跟紀元前三世紀，張良、韓信所以選擇劉邦一樣。不是每一個群眾首領都有政治頭腦的。像張獻忠，他只能成為真正的流寇。李自成在李巖、牛金星的輔助下，停止報復性的屠殺，發出“迎闖王，不納糧”的政治號召。四年後（一六四四），李自成攻陷陝西西安，就在那個唐王朝的故都，正式組織政府，建立順帝國，並立即北伐。
七朱由檢的下場
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檢並不是不想把國家治理好，但他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猶如小學生沒有寫出博士論文的能力一樣。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於自己明智的措施，發脾氣的時候不可理喻，而且幾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發脾氣。他對自己的錯誤永遠有動聽的掩飾，絕不尋求更正，卻喜歡他的部下歌頌他英明。
朱由檢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當權後立即把閹黨排除。但他不久就發現只有宦官最最忠貞，於是一切恢復原狀，而且更變本加厲，大量的派出“監視宦官”到各軍區、各兵團司令部、各重要城市，去監視主管首長有沒有叛變的行為和是不是盡忠職守，完全是八世紀唐王朝和他剛剛撤銷的監軍制度的復活。最有趣的是，在從前，所有的軍事指揮官無一不反對宦官，而現在幾乎一致的熱烈歡迎。因為從前那些軍事指揮官還希望能建立功勳，所以討厭宦官在一旁動則掣肘，朋政府末年的一些軍事指揮官已沒有報國的情操，他們發現只要滿足監視宦官的私欲，自己反而可以從事更大膽的罪惡行為，任何人控告軍事指揮官殺人越貨、貪贓枉法都沒有用，監視宦官會證明絕無此事，皇帝只相信監視宦官的話。
朱由檢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殺人，在發脾氣時，像一頭掙脫了鎖鏈的瘋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個城市淪陷，就把守城的將領殺掉，一個地方淪陷，就把守地的首長殺掉。陝西省華亭縣（甘肅華亭）縣長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樣依法處斬。朱由檢對饑餓的武裝群眾恨入骨髓，堅決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動起來的，有人向他提及饑懂和官員鄉紳貪暴，他就發怒，發怒的原因是他無法解決，所以他不願聽到、不過他倒是確信小動作可以幫助他，確信僅只虛心假意的表演一下就能掩蓋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斷地宣布“避殿”、“減膳”、“撤樂”，不斷地聲言流寇也是他最親愛的赤子，不斷地下令政府官員自我檢討（修省）。有一次還把宰相們請到金鑾寶殿上，向他們作揖行禮，說：“謝謝各位先生，幫助我治理國家。”然而不久就大發雷霆，把被他謝謝的“各位先生”殺掉。朱由檢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跡，並且認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創造奇跡的動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謹無能之輩，在這種人之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檢嘗歎息他無緣得到岳飛那樣的將領，其實，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飛，那就是袁崇煥，結果卻用冤獄酷刑對待他。
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順帝國政權後，即出發北伐，穿過山西省，直抵首都北京城下，幾乎沒有遇到抵抗，連最著名的九邊之一的軍事重鎮大同（山西大同），都望風投降。最使人奇怪的是，各地主張投降最力的，卻是那些被認為最忠貞的監視宦官。李自成於同年三月十七日到達北京，明政府用以保衛首都、但卻五個月不發給薪餉的十萬人的防衛部隊（京管），霎時叛變。在宣府（河北宣化）投降的監視宦官杜勳，告訴城上的宦官同僚說：“我們的富貴，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次日（十八）夜晚，監視城防的宦官巨頭曹化淳大開城門，迎接順兵團進城。像鐵鑄一樣堅固的北京城，沒有經過戰斗，就告陷落。
朱由檢聽到消息，乘天還未明，企圖逃走。他拋下妻子兒女，手提著一支當時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槍，率領十數個還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們都手執利斧（我們不明白為什麼不能每人發一支三眼槍。也不明白朱由檢何以眾叛親離到如此程度，身旁連一個追隨的將領都沒有）。朱由檢跑到東華門時，守門的宦官用亂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檢再跑到齊化門，齊化門的守將是朱由檢最親信的朱純臣公爵，朱由檢找到朱純臣的住宅，朱純臣聽說皇帝駕到，這在平時是稀世的榮耀，他會狂奔出來跪在門口迎接，可是現在他下令不准開門。朱由檢再奔向安定門，安定門的守軍已全部潰散，沒有人在那裡，城門封閉的很堅固，朱由檢手下宦官們的利斧也無法把它劈開。這時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曉，大火四起，順兵團搜索前進的聲音漸漸逼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檢只好重返皇宮，在一座名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縊而死。他在自縊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遺書：
逆賊直逼首都，固是由於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懲罰，但也是群臣誤我。我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請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頭發披到我臉上。任憑逆賊割裂我的屍體，不要殺傷人民一人。
這份遺書可能是後人偽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為它充分顯示朱由檢用小動作掩人耳目的伎倆。他把失敗的責任一古腦兒推到別人身上，自己責備自己品德不足，並不是真心的承認錯誤，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惡。問題是，群臣中沒有一個人出於民選或老天爺派下來的，全部由朱由檢任用，中國那時有六千余萬人口，不知道他為什麼專挑選一些“誤他”的人當他的政府官員。朱由檢要求“逆賊”不要傷害人民，他也知道“這賊”不會聽他的，這種廉價的文章，不過企圖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那些在安塞縣荒郊哭泣爸爸媽媽和蹲在地上吃糞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軍屠殺的難民饑民，恐怕不會同意朱由檢有此悲天憫人的胸襟。
李自成坐上朱由檢坐的寶座，把順政府由西安遷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爛污官員，包括拒絕朱由檢進門的朱純臣公爵和另一位吳襄伯爵，他們一窩蜂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頌他的功德，並爭先恐後貢獻掃蕩明政府殘余勢力的計策。不過順政府的反應大出他們的意外，新王朝的官員們把舊王朝的官員，當然包括二人在內，全部投入監獄，苦刑拷打，追繳他們在明政府時代貪污所得的贓款。
八清軍入關
順政府當時雖占領了北京，但事實上他們只控制了華北的一部分，明政府一支最強勁的邊防軍，由薊遼兵團司令官（薊遼總兵）吳三桂——吳襄的兒子，率領著從他的防地寧遠（遼寧興城），正向北京馳援，先頭部隊已到達距北京一百五十公裡的豐潤（河北豐潤）。
順政府這時正陷於狂歡的追贓行動中，不能冷靜下來考慮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同時，他們從拷掠第一個貪官起，就重蹈九世紀時變民領袖黃巢所犯過的錯誤，那些饑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繚亂的珠寶金銀之前，幾乎是一霎時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喪失殆盡；在宦官和宮女包圍的皇宮中，李自成無法跟往常一樣的同他的高級干部生活在一起。
吳三桂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決定投降。他父親吳襄正好也派遣僕人到軍前勸他入朝。但經過下列一段對話後，吳三桂的態度立刻轉變。他問他父親的情形，僕人說：“已被逮捕。”吳三桂說：“我到北京後，就會釋放。”又問他的財產，僕人說：“已經沒收。”吳三桂說：“我到北京後，就會發還。”又問他美麗的愛妾陳圓圓，僕人說：“已被宰相劉宗敏搶去了。”吳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軍隊為死去的皇帝朱由檢穿上白色喪服，誓言為朱由檢報仇，在答覆他父親的信上，慷慨激昂說：“父親既不能當忠臣，兒子自不能當孝子。”他知道不能兩面作戰，於是，轉過臉來，向昨天還是敵人的清帝國投降，請求清帝國派遣軍隊入關（山海關），聯合剿匪。
——不久，詩人吳梅村寫了一首史詩，名《圓圓曲》，描述這件事，其中有兩句：“痛哭六軍俱縞素，沖冠一怒為紅顏。”家家傳誦。吳三桂那時還在雲南昆明，既不能用誣以謀反冤獄的手段於萬裡之外殺吳梅村，只好送黃金一千兩給他，請求把兩句刪掉或予以修正，吳梅村拒絕接受。
清帝國一六四二年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入塞大掠。到次年（一六四三）初夏，才滿載而去。就在當年（一六四三）秋天，第二任皇帝皇太極逝世。皇太極是暴卒的，沒有人知道是不是出於謀殺。當十七年前（一六二六）努爾哈赤死時，為了爭奪寶座，曾引起一場風暴，次子代善以下都被排除（長子早死），而由第八子皇太極繼位。皇太極之死，使風暴再起，他的長子豪格以下都被排除，而由六歲的第九子福臨繼位。這種反常的繼承，說明爭奪的激烈。皇太極的親軍曾包圍皇室會議，提出警告說，如果不立福臨當皇帝，他們就得跟皇太極同死。以致親王們紛紛逃席，皇太極的弟弟多爾袞遂順利地達到當攝政王的目的（他的目的最後當然仍是金鑾殿，但他入關後就死了）。親王碩托跟另一位親王之子阿達禮，企圖發動政變罷黜多爾袞，被多爾袞先發制人殺掉，但內戰隨時可以爆發，清帝國正進入危險的瓶頸時代。
而就在這個時候，福臨即位後第八個月，吳三桂求援的文書到達，清政府才知道中國發生巨變，寧遠城（遼寧興城）已空，數十年可望不可即的山海關，現在大開關門歡迎他們蒞臨。命運之神像母親照顧嬰兒一樣照顧這批韃靼，霎時間滿天雲霧消散，一個新的、使人興奮的奮斗目標出現面前，內爭平息，多爾袞親王下令入關。
李自成親自統軍攻擊吳三桂，在山海關下會戰，正鏖戰到難解難分的時候，清帝國的滿洲兵團從側翼發動突襲，順兵團驀然間受到穿著奇異服裝、發著奇異號令的生力軍的攻擊，不禁大聲喊叫：“韃靼兵參戰了。”這是一個晴天霹靂，被舊王朝腐敗病菌迅速侵蝕的順兵團，承受不住這個打擊，戰斗力霎時崩潰，戰士四散逃奔。李自成不能阻止潰退的浪潮，跟四世紀時苻堅在泥水上不能阻止前秦兵團潰退的浪潮一樣。一瀉千裡的頹勢，使李自成不得不放棄北京，向西安繼續撤退。但在吳三桂的追兵下，西安也無法立足，就再放棄西安，向東南逃亡，行軍到通城（湖北通城），李自成獨自率領二十余騎兵通過九宮山（湖北通山東南）時，被村民誤殺，部眾潰散。
清帝國的滿洲兵團順利地進入北京，他們宣稱是被請來幫助驅逐“流寇”的。現在，“流寇”已被驅逐，應該把房子歸還原主人了。可是這位正義凜然的大俠客，不但不把房子歸還，反而把自己的家搬過來，堅持說他們就是主人。多爾袞把清政府從沈陽遷到北京，一面督促吳三桂兵團繼續南下，一面派他的滿洲兵團和投降過去的一些漢奸兵團，向長江流域進攻，消滅明王朝的殘余力量。
明王朝的殘余力量努力反抗，一連串三個皇帝出現在江南，企圖阻止韃靼前進。可惜爛蘋果堆裡不可能挑出好蘋果來，他們全是十足的酒肉皇帝，所以不能成功。
第一位是朱由崧，洛陽被殺的親王朱常洵的兒子。朱由崧的首都設在南京，他當了皇帝後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宮女，第二道命令就是命各地方官員進貢春藥秘方。被貶竄的閹黨巨頭之一的阮大鉞，被召回政府任職，跟實力派宰相馬土英結合成一條陣線。當初閹黨被排除時，稱為“逆案”，現在二人用“順案”作為反擊，凡從順政府轄區逃出來的人，輕易的都被扣上“通匪有據”的帽子，大肆殺戮。這個烏煙瘴氣的小朝廷只維持了十三個月，北京陷落後的明年（一六四五），清軍攻破南京，把朱由崧捉住，送到北京砍頭。
第二位是皇族血統較為疏遠的朱聿鍵王，南京陷落後，他輾轉逃至福建福州，受到福建兵團司令官（福建總兵）鄭芝龍的擁戴，繼承朱由崧的帝位。可是鄭藝龍只是把朱聿鍵當作籌碼，並不打算效忠明王朝。他同蜂湧南下的清軍秘密聯絡，把北境要塞仙霞關（浙江江山南）的守衛撤除，滿洲兵團大搖大擺開進來。朱聿鍵在逃走途中被俘，押回福州處斬。
第三位是朱由崧的堂兄朱由榔親王，福州陷落後，他在肇慶（廣東肇慶）即位，隨後就跟張獻忠之類的流寇一樣，被清軍追逐，在西南地區諸省，不停地狼狽逃亡，對清政府統治全中國的安定局面，已不能發生影響。他就在這種被忽視的狀態下，支持了十六年。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朱由榔在中國已無立足之地，只好逃入緬甸王國，搭建草屋，在邊界蠻荒地區，跟土人雜居。但緬甸無法抗拒清政府的壓力，便把朱由榔交給坐鎮雲南昆明的吳三桂，吳三桂把他絞死。這個使人作嘔的明王朝，建立二百九十四年，到此滅亡。
——跟明王朝同時結束的，還有漫長的第三次宦官時代。朱由榔十六年顛沛流離的小朝廷中，宦官當權的傳統沒有改變。最後一位宦官巨頭是司禮太監馬吉翔，他在破草屋裡的金鑾殿上，對忠心耿耿、追隨正統政府流亡的官員，仍不斷地呵責叫罵和施用廷杖酷刑，好像仍在北京一樣。朱由榔被擒送回中國之前，緬甸政府把馬吉翔誘出殺掉。
——站在當時的民族感情上，由漢人組成的明王朝的覆亡，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國歷史的高峰回顧鳥瞰，我們慶幸它的覆亡。明王朝本世紀（十七）的疆域已萎縮到三百余萬平方公裡，而且仍繼續不斷萎縮，內政的改革根本無望，只有越變越壞。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紀，跟東侵的西洋列強相遇，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會被瓜分，中華民族會成為另一個喪失國土的猶太民族，而且因為沒有猶太人那種強烈的宗教感情作為向心力的緣故，將永遠不能復國。至少，注意一點，二十世紀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後（總共割掉了、百五十余萬平方公裡），中國仍有一千一百四十萬平方公裡，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國具有翻身的憑借。這當然是二十世紀的今天一切都事過境遷後的觀點，不是當時面對著異民族鐵蹄入侵時的觀點，兩者時間相距三百五十年。
九漢民族的反抗與三藩戰役
滿洲人從沒有想到會把明王朝消滅，更沒有想到會成為天朝中國的主人，突然間被吳三桂邀請入關，已大大地出他們意料之外，而遷都北京後，向南方進軍，好像暴風吹散一堆落葉，所向無敵。滿洲民族於是大為驚奇，驚奇他們自己的滿洲兵團竟是如此的英勇，也驚奇漢民族竟是如此糟透了的懦弱。
事實上當時的情形確實如此，但它是有原因的，明王朝的軍隊腐敗已極，漢民族疲憊已極。統治階層的變化已不能刺激強烈地反應，在人民眼睛中，滿洲兵團，漢奸兵團，明政府的正規軍和游擊隊，以及所謂流寇，都是一丘之貉。更加上對明政府和對朱姓皇帝的厭惡，除了少數士大夫鄉紳之外，沒有幾個人肯認真的為它犧牲。
於是清政府毫無忌憚，就在一六四五年，攻陷南京之後，頒布剃發令。
剃發，在另一個角度說，也叫辮發。自從有歷史記載以來，北方的一些蠻族，都是辮發的——我們不知道什麼原因。五世紀大分裂時代，南朝的漢民族詬詈北朝的鮮卑民族是“索虜”。索，繩索，形容他們的辮子像繩索一樣垂在背後（這詬詈比較溫和多了，二十世紀初葉，漢人譏嘲滿洲人的辮子是豬尾巴），這種專屬於男子的發型，十分丑陋，先把頭頂四周的頭發剃光（剃發），只留下頭頂當中的一撮，使它成長，然後結成辮子（辮發），垂到背後。在稍為有點文化水准的人看來，如此裝束，實在難以入目。漢民族男子對頭發傳統的處理方法是束發，既不剃邊，也不下垂，而只是盤在頭頂上。
金帝國在十二世紀二十年代，就曾下過剃發令，凡拒絕一律處死，但只限於政府官員。現在清政府則普及全體漢人，嚴厲地執行，並喊出猙獰的口號：“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這是一項尖銳的挑戰，一下子觸發起疲憊不堪的漢人的民族情愫，原來對砍頭都馴服的像一群羔羊，忽然間只因為要剃掉他頭上一部分頭發而怒吼如虎。我們引敘當時紹興（浙江紹興）一位西洋的傳教士馬丁尼在他的《韃靼戰爭記》一書中的目睹記載，代為說明：
韃靼軍發現沒有任何抵抗，順利地占領紹興。浙江省南部各縣，也很容易的予以征服。韃靼這時候下令，強迫新近歸降的漢人剃發，於是所有漢人，無論士兵和市民，都憤怒起來，手執武器，向韃靼反抗。他們對國家和皇帝都沒有這種熱愛，而為了保護自己的頭發，卻捨生命去抵抗強大的敵人，韃靼終於被擊退到錢塘江以北。
最具有代表性的激烈反抗，發生在揚州（江蘇揚州）和嘉定（上海嘉定），這兩個孤城的殊死戰斗，招來滿洲人殘酷的報復，他們在揚州屠殺十天，死八十萬人，在嘉定屠殺三次，死二十萬人。
——這筆血債，於二百年後十九世紀末期，漢民族向滿洲人討還時，稱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可是被要求償還這筆血債的凶手的後裔們，早已忘掉他們祖先這段獸行。
因為沒有統一的領導，最後的勝利仍歸於滿洲人，漢人終於跟滿洲人一樣，背後垂下辮子——這辮子垂了二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才跟清政府被同時剪除。不過漢民族的戰斗力使滿洲人變為恐慌，那時明王朝最末一個皇帝朱由榔仍在西南流浪，雲貴高原一帶山岳起伏，消息跟外界隔絕，清政府不願再遇到揚州、嘉定那種場面，它希望跟逃亡中的明政府議和，互不侵犯。但大漢奸吳三桂反對，他主張斬草除根，並自願當異民族主子的先鋒，清政府遲疑了很久才接受他的建議，朱由榔遂死於吳三桂之手。
——回溯十二世紀的往事，金帝國以雷霆萬鈞之力南侵，卻只能推進到淮河為止。而它的後裔清帝國，卻迅速地把全部中國並吞，主要的原因是，金帝國在開始時便缺少得力的漢奸和漢奸兵團的幫助，以致完顏兀術雖然渡過長江，仍是一支盲目的孤軍。而清帝國入關時，已豢養了不少強有力的漢奸和漢奸兵團，吳三桂更是搖著尾巴送上門的狗。很多重大戰役，往往不是滿洲人攻擊漢人，而是漢奸攻擊漢人。
清政府旗幟下最著名的三大漢奸，都被封為藩王，並劃給他們廣大的地盤。當時稱為“三藩”：
清政府有一項最進步的措施，是皇帝的兒子不一定加封親王。加封親王後也不能取得采邑土地，也沒有政治性的王府組織。而這三個非皇族的漢奸藩王，卻各據一方，成為半獨立的局面，顯然不是正常狀態。連三大漢奸都感覺到，削藩不可避免。
削藩是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必須采取的手段，但中國歷史顯示的現象是，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地反抗。一六七三年，尚可喜因為不能忍受他兒子尚之信的橫暴，向清政府請求退休，推薦尚之信繼承他的王爵並接替他鎮守廣州。當時的皇帝是福臨的兒子玄燁大帝，他允許尚可喜退休，也允許尚之信繼承王爵，但不允許尚之信接替老爹鎮守廣州，他說：“地方官職，沒有世襲的規定。”吳三桂、耿精忠（第一任藩王耿仲明的孫兒），聽到消息，發現氣氛有點異樣，於是他們也請求同時退休，目的在試探清政府的態度，希望（並相信）中央會慰留他們。清政府對這件事十分重視，有過激烈的爭論，了解一旦真的撤藩，三個大漢奸一定叛變。二十歲的玄燁大帝堅持撤藩，下令接受他們的請求。三藩果然叛變，剛剛安定下來的中國，再陷於混戰。
三藩推舉吳三桂當領袖，當時正在剃發令之後，漢人的民族感情沉重而蓬勃，全國各地人民紛紛割掉辮子響應。清軍節節後退，後退到黃河一帶，仍不斷遭到沮喪的失敗。可是，有兩個重大的因素使形勢不久即行倒轉，一是吳三桂的漢奸招牌太過於響亮，不能發出明確的政治號召和建立堅強的領導中心，他既引導滿洲韃靼入關，又殺掉朱由榔全家，使他不能利用明王朝的慣性影響力。他只有自己當皇帝，但在這個緊要關頭，新興的政權無法馬上產生向心作用。二是吳三桂老了，有老年人最容易發生的過度小心保守的心理狀態，不敢采取冒險行動。他要求絕對的安全，但世界上根本沒有絕對安全的革命和叛變。
另一個因素是，吳三桂的對手是玄燁大帝，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輕氣壯，有劉邦豁達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混戰九年，一六八三年，三藩全部被撲滅。耿精忠、尚可喜以及吳三桂之孫吳世(王番)（吳三桂已病死）全族處決。
從一六八二年饑民暴動，到一六八二年三藩結束，改朝換代的戰爭歷時55年，中國又歸統一，而且立即出現了一百余年的第三個黃金時代。
十中國第三個黃金時代
第三個黃金時代，始於本世紀（十七）八十年代，終於下世紀（十八）七十年代，距七世紀第二次黃金時代，恰恰一千年，這是一個漫長的等候。
但大黑暗並沒有過去，那沉重的污染不會這麼容易一下子消失。只不過被滿洲人強勁活潑的新的生命力，暫時驅逐到一旁，猶如一個淫雨季節中，忽然出現幾日晴天一樣。
滿洲人仿效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個絕對專制的極權體制，整個中央政府，不過是皇帝發號施令的傳達室。全體官員，不過是皇帝私人的秘書和傳命兵。中央各部，每部設兩個部長（尚書），一滿一漢。常務副部長（左侍郎）二人，政務副部長（右侍郎）二人。也是一滿一漢。六個部名義上雖各有職責，事實上每個部都握有直接給皇帝上奏的權力，誰也管不了誰，所以各部等於有十二個部長，也等於有十二個皇帝的秘書，一切都由皇帝裁決。而各部的任務，也只限於辦理皇帝交辦的事情，不能像十一世紀宋王朝之前那些王朝的中樞機構一樣，可以主動地對地方政府頒發命令。清政府的體制跟明政府的體制至少有一點完全相同，那就是有權對地方政府頒發命令的只有一個人，就是高高地坐在寶塔尖上的皇帝。最特別的是，清政府的皇帝不僅是中國元首，也是滿洲民族的最高奴隸總管。全體滿洲人包括最高級的官員宰相在內，都是皇帝的奴隸——這是滿洲民族最特殊的社會結構，奴隸們在主子面前，唯一的天職是俯首帖耳。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現象，固然容易敗壞。但是歷史上極少出現的英明君主，忽然接連著出現時，政府的功能卻可充分發揮。
中國傳統的宮廷制度，在清政府手中獲得重大改革，嬪妃宦官以及宮廷費用，都大量減少。清王朝皇族來自遼東（遼寧省）簡單樸實的社會，帶到宮廷中的是一種比較簡單樸實的婚姻形態。皇帝除了皇後一人外，嬪妃不過十人左右，雖然仍是多妻制度，但比起從前那種三宮六院七十二御妻和數萬名宮女的陣營，是一個可驚的進步，我們試就下列若干項目。加以比較：
注意宮女宦官的人數，九千人和一百三十四人，十萬人和五百人。再注意宮廷的每天開支，一萬兩和三十五兩，這是太大的懸殊（明王朝如此浪費的揮霍下，我們回溯朱由檢經常表演的“減膳”、“撤樂”、“避殿”小動作，會感覺到他實在是聰明得太過度了）。明王朝的宦官組織，有四十二個機構。福臨入關後，曾一度沉迷於這種奢侈的享受，僅把四十二個機構改組為十三個機構，稱為“十三衙門”，宦官的權力幾乎跟明王朝時代同樣膨脹，於是不久就發生宦官巨頭司禮大監吳良輔跟漢人宰相劉正宗稱兄道弟，買官賣爵的現象，使那時仍具有新興活潑氣質的滿洲貴族，大為震駭。一六六一年，福臨逝世，他的母親博爾濟吉特太後，跟輔政的大臣們合作，把吳良輔處斬，劉正宗免職，撤銷十三衙門，另設立一個內務府，專管宦官和皇宮事務，由滿洲貴族擔任內務府大臣，宦官數目大量縮減，不再使他們居於領導地位。
這一些改革，產生兩種後果：
其一，宦官時代從此成為陳跡，無力再現。下下世紀（十九）末期，雖有一、二宦官如安得海、李蓮英之輩，很有勢力，但性質上是個別的，不能結成一個集團。
其二，清王朝壽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個皇帝，十二個皇帝中，將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並努力完成他們的責任，三分之一也都屬中等的才智，像明王朝那樣一連串草包惡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個也沒有。中國還沒有一個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漢王朝、東漢王朝、唐王朝在內，出現過這麼多具有很強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對當時的漢民族而言，滿洲人征服中國，是中國第二次亡國。但滿洲人在文化上是一個非常落後的民族，連文字都沒有，滿洲文字是努爾哈赤時才創造出來的，並不能普遍。因為對滿洲人來說，滿洲字和漢字，都是新文字，而漢字擁有海洋一樣的文化背境，滿洲字則只限於日常口語。結果滿洲人迅速的漢化，像掉到海裡的人非喝下海水不可一樣，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在建州衛時期，滿洲人即已流行漢語。入關之後和漢人更廣泛地接觸，漢語就更普及。玄燁大帝精通漢文，跟一個漢民族的高級知識分子一樣，更精通儒家系統的各種經典。他以後的每個皇帝都是如此。他的孫兒弘歷僅中國詩就寫了五萬余首，以數量而言，在全世界恐怕都要占第一位（可惜他的詩是一種帝王體的打油詩，不堪入目），所以，事實上沒有多久，滿洲人就以土生土長的中國人自居，這跟蒙古帝國的統治階級深拒閉固的情形，恰恰相反。
不過，民族的界線仍劃分的十分森嚴。本世紀（十七）時，漢民族人口已達八千余萬，滿洲民族人口只三百余萬，滿洲人以絕對少數統治絕對多數，以一個落後的部落統治一個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國，有隨時被消化掉了的危險，當然十分戒懼。它嚴厲地禁止滿漢通婚，並盡可能排除漢人擔任高級軍官。在行政管理上，它不能不用漢人，但在滿洲人的眼睛裡，漢人只是乞丐，由滿洲人賞碗飯吃而已，連他們的奴隸都不如，也不賦給漢人權力。就在本世紀（十七），漢人宰相見了滿人宰相，漢人部長見了滿人部長，都要下跪。會議的時候，滿人宰相部長昂然上座，漢人宰相部長跪在他們的旁邊，滿洲人不開恩叫他們起來，漢人不敢起來。有時候滿洲人談得高興，忘記開恩，年老的漢大臣跪得太久，甚至僕倒在地。滿洲人的想法是，用強大的壓力，培養漢人對滿人的順服奴性，直到永遠。
滿洲民族所承受的中華文化，跟五世紀北魏帝國鮮卑民族所承受的中華文化，完全相同，主要的是儒家系統的文化，而清王朝承受的更為狹隘，只是儒家系統中的理學的部分。所以，雖然王朝政權和統治者改變，而構成大黑暗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基礎不變，科舉八股和酷刑詔獄不變，祖先崇拜和服喪三年不變，反對任何改革的情結不變。也就是，醬缸不變。舉一個例子作為說明，監察部委員（御史）謝濟世注解四書之一的《大學》時，采用另一古書《禮記》原文，而沒有采用理學大亨朱熹的見解，第五任皇帝胤礻真就勃然大怒，判決謝濟世死刑。後來好不容易免死，但仍罰做苦工。在這種背景下，人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都被醬死。
第三個黃金時代，帶給中國的不是第一個黃金時代那種澎湃的學術思潮，也不是第二個黃金時代那種英雄們氣吞山河的氣概，而僅僅是一百年的和平與秩序。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國已絕跡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國統治時代，這一百余年間的中國人民，好像活在天堂。
第三個黃金時代的最偉大的成就，在於滿洲人的清政府為中國開辟了廣袤的疆土。東西漢兩個王朝和唐王朝都曾為中國增加了一百七十萬平方公裡的面積，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為中國增加的領土，超過從明王朝承襲下來的中國領土的四倍。
十一東方疆土的開拓——台灣
清政府向外開拓的第一個目標是台灣島。
台灣島距福建省海岸，最狹處只一百五十公裡。自古以來由中國的少數民族高山族居住管理，和中原王朝沒有多少政治聯系。
本世紀（十七）初葉，台灣海峽兩岸發生變化；一是海盜鄭芝龍向明政府投降，明政府任命他當福建省海軍司令官（福建水師提督），海上商旅開始獲得安全保障。一是比台灣島大不了多少的荷蘭王國，從歐洲向東發展，於一六一九年，登陸爪哇，征服東印度群島（印度尼西亞）。於一六二七年，登陸台灣，把島上的馬來人、中華人、日本人，全置於統治下。
我們回溯明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朱聿鍵被殺的往事，那時鄭芝龍已晉升為侯爵，統率陸海兩軍，掌握重兵，當他決定出賣朱聿鍵，向清軍投降時，他的兒子鄭成功，極力反對。鄭芝龍當然不會改變主意，於是鄭成功就率領一支孤軍，以福建廈門為根據地，尊奉遙遠的在西南雲貴高原流亡的第二十任皇帝朱由榔，跟清政府對抗。一六五八年，鄭成功大舉北伐，由長江口深入，包圍南京。可是結果失敗，退回廈門。那時清政府入關不久，還沒有力量反擊，而只采堅壁清野的戰略，從南京到廣州二千公裡的沿海地帶所有居民，全部內遷二十公裡。鄭成功經過北伐的大創傷之後，已不能作第二次北伐。堅壁清野復使他的軍隊面對著饑餓和孤立。他這才想到台灣，如果能據有台灣，糧源和兵源都可解決。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進攻台灣，荷蘭所建築的兩大巨城之一的赤嵌城（台灣台南）陷落。另一孤城熱蘭遮（台南西安平城）被圍九個月，荷蘭軍隊彈盡援絕，向鄭成功投降，鄭成功把他們全部遣送到爪哇。
——荷蘭占領台灣島三十八年。向鄭成功投降的荷蘭總督揆一，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但他回國後，仍以失陷台灣的罪名，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從一六六一年起，台灣成為中國明政府轄下的領土，而就在這一年，朱由榔被緬甸人解送給吳三桂處死。帝王政治制度的傳統形式，一定要繼續立一個皇帝，才是正常現象。但鄭成功的態度十分暖味，遷到台灣的雖然也有其他朱姓親王，鄭成功卻沒有物色一個繼承帝位。鄭成功的封爵是延平郡王，他就以延平郡王的王府，作為最高行政機構。在法理上，這是畸形的，猶如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而只由一個總司令部代理中央政府。
鄭成功於占領台灣的次年（一六六二）年逝世，他的兒子鄭經繼承王位，曾向清政府提出和解，要求清政府承認台灣是一獨立王國，允許台灣像朝鮮、安南（越南）、琉球一樣，不剃發也不改換服裝，只向清政府稱臣進貢，永遠作為中國的藩屬，清政府表示同意。但鄭經不自量力的又要求保留海峽對岸福建省的廈門，作為貿易的據點，清政府大起反感，談判破裂。在三藩戰役時，鄭經跟三藩之一的耿精忠結盟，曾派遣軍隊到福建省和廣東省參戰。三藩失敗後，鄭經在大陸上的根據地，全部喪失，這時他終於承認力量微弱，開始想到自保，但機會已經過去，清政府決心用武力把他消滅。
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福建海軍司令官（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領三百艘戰艦，從福州出發，先攻陷台灣海峽中的澎湖列島，接著進攻台灣。鄭氏政權在台灣已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中有很多變化。當初的戰斗精神和復國雄心早已消失，將領們和戰士們，都在島上成家立業，習慣於和平安定。所以，清軍沒有遇到抵抗，便在鹿耳門（台灣台南西安平港）登陸，最後一位延平郡王鄭克(土爽)（鄭經的兒子）投降。三萬六千平方公裡的台灣島，正式跟中國合並，跟西南方一干公裡外面積略小的海南島，像兩只巨拳一樣，保衛著中國的海疆。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發生，宰相李光地（著名的儒家系統理學巨頭之一），向玄燁大帝建議，鄭氏政權既已消滅，台灣是蠻荒煙瘴之地，不適合人類居住，應該仍賜給紅毛（荷蘭）。天老爺保佑玄燁大帝拒絕采納他的意見。
十二東北疆土的開拓——《尼布楚條約》
在台灣海峽發生變化的同時，東北嚴寒地帶的黑龍江流域情勢，也發生變化。
中國東北的領土，自紀元前四世紀戰國時代以來，始終伸縮在七萬平方公裡左右，從前稱為“遼東”，即現在的遼東半島——包括沈陽和遼陽兩個大城。而且有很長一段時間，連這一塊土地都不能保持。紀元後四世紀以來，也只有唐王朝保持了一百余年。蒙古的元帝國版圖包括大部分東北地區，當蒙古人被逐出中國時，長城以北仍是他們的國土。明政府曾恢復唐王朝的遼東（遼寧省）舊疆，勉強維持了二百余年，一度把勢力伸展到外興安嶺、黑龍江口和庫頁島，但最後仍全部喪失給後金汗國。
後金汗國原來只局限於狹小的遼東半島，它的北方和東方，仍住著很多比滿洲人更為落後的部落。這些部落一則不甘願承認滿洲人的優越地位，一則他們也正在向南遷移，雙方遂不斷發生戰爭。但每一次戰爭的結果，滿洲人都得到勝利，而終於把他們完全征服。其中有4個主要的部落，如同下表：
滿洲人驀然間被請進山海關時，他們在東北所征服的土地已達三百萬平方公裡。滿洲人作為中國的主人後，這片廣漠的土地，就成了他們嫁妝的一部分。
比滿洲人向北拓展稍早，俄羅斯帝國遠在歐洲的斯拉夫人，已越過烏拉爾山脈向東擴張，西伯利亞荒原上人數稀少的原始游牧部落，不是那些俄國人的對手。從本世紀（十七）初葉到六十年代，俄國人在荒原上建立起來一系列的殖民城市，最主要的有下列諸城：
一六○四年牧木斯克（明王朝皇帝朱詡鈞在位）
一六一九年葉尼塞斯克（薩爾滸戰役之年）
一六三二年雅庫次克（後金第二次入塞前一年）
一六三八年鄂霍次克（後金第四次入塞之年》
一六五八年尼布楚（鄭成功北伐圖南京前一年）
一六六六年塞楞金斯克（三藩戰役前七年）
雅庫次克顯然是俄國向東向南侵略的主要據點之一，它距黑龍江約一千二百公裡。俄國的冒險家、流氓、殺人凶手、亡命之徒，當然也有抱著為國家開疆拓土高貴目的的英雄志士，從本世紀（十七）四十年代起，不斷向溫暖的東南方和南方發展，窺探井勘查當時剛剛被後金汗國征服不久的黑龍江流域。後金汗國於一六四二年吞並了呼爾喀、達瑚爾部落，明年（一六四三），俄國第一批探險隊從雅庫次克出發，相差不過一年，但這一年已夠確定中國在法理上對於黑龍江南北兩岸廣大地區的主權。
俄國人出動的次數和乘隙深入後金汗國——中國國境的情形，我們借下表說明：
俄國人的運氣不好，不僅是腳步遲了一年，而且它遇到的不是明政府奄奄一息腐爛透了的弱小中國，而是清政府正走上坡，朝氣蓬勃的強大中國。俄國第一批和第二批行動隊不過穿過中國東北的荒原地帶，沒有被清政府發覺，但是第三批行動隊在施代巴諾夫領導下，在精吉裡河口建築城堡，興高采烈地打算長期占領時，正式跟中國的力量接觸。中國寧古塔（黑龍江寧安）軍區參謀長（寧古塔章京）沙爾呼這，率領四十五艘軍艦，逆黑龍江而上，給他代巴諾夫迎頭痛占，施代巴諾夫全軍覆沒，他自己也於稍後被殺。俄國的侵略當然不會因這小挫折而停止，第四批在外蒙古之北建築尼市楚城，但被中國逐走。但俄國人不久就又回來，中國人未加過問。第五批在黑龍江北岸，建築雅克薩城要塞和衛星城堡，這批凶惡的俄國民徒把當地土著索倫人當作奴隸，奸淫婦女，並搶劫他們的辛苦獵取的貂皮。索倫人報告中國官吊，但當時清政府正困於三藩的戰爭，沒有力量北顧。
俄國人作威作福二十年，三藩戰爭結束，台灣也跟著收復。玄燁大帝對雅克薩城采取行動，一六八五年，中國邊防軍司令（都統）彭春，率大軍包圍雅克薩城，用一百五十門野戰炮和四十門攻城炮，日夜轟擊。四天後，守將圖爾布青投降，中國允許他率領殘余部隊，向尼布楚撤退。——當俄國人再回到尼布楚時，中國沒有再把他們驅逐，是一個大失策。等到俄軍撤退後，中國縱火焚毀雅克薩城，也跟著撤退。
圖爾布青在撤往尼布楚途中，遇見由尼布楚開向雅克薩的增援部隊，攜帶著重武器，告訴他駐屯尼布楚的俄國大軍隨時可以接應。這使圖爾布青懊悔不迭，他立刻同援軍重返故地，於雅克薩城被中國焚毀後第十七日，再重築新的雅克薩要塞。
中國接受這個挑戰，明年（一六八六），寧古塔軍區副司令（副都統）薩布素，再圍雅克薩城。除用巨炮轟擊外，並且使用從台灣調來參戰的籐牌兵團攀城。圖爾布青戰死，守軍只剩下一百余人，陷落就在旦夕。就在這時候，中國軍隊奉到停止攻擊的命令。因為中俄兩國外交人員正在北京接觸，俄國要求先行停火，玄燁大帝允許。
一六八九年，中國代表團團長欽差大臣索額圖，俄國全權公使陸軍上將費要多羅，在尼布楚談判，雙方都戒備森嚴，雙方的態度也都非常強硬，而中國代表更甚。索額圖有兩次在大怒下拍桌子而去，要下令擔任警衛的邊防軍攻城，俄國代表終於采取妥協態度，遂簽訂下列的《尼布楚條約》：
一、外興安嶺之南屬中國，之北屬俄國。
二、額爾古納河之東屬中國，之西屬俄國。
這是一個重要的條約，使中、俄得到和解，為中、俄兩國帶來一百七十年的和平，跟十一世紀中國與遼帝國澶州和解帶來一百一十四年的和平同樣重要。俄國對遙遠的東方固然力不從心，而中國如果長期從事於東北荒涼寒冷地區的戰爭，也將精疲力盡。
中國習慣於把所有的外國都當作藩屬，因為事實是這樣。《尼布楚條約》是中國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跟外國簽訂的條約，但獲得的利益卻十分巨大。當時中國的力量，事實上只能到黑龍江北岸，還伸展不到外興安嶺和鄂霍次克海。俄國向南侵略，是由冰雪荒原，進入流奶與蠻之地，永不會自動停止。而中國不然，漢人那時仍以遼東半島為主要范圍，有耕種不完的肥沃土壤，滿洲人則爭先恐後入關去當中國的主人，沒有人傻到從流奶與蜜之地，投身到冰雪荒原。這可從對雅克薩城的處理上看得出來，中國人把它焚毀而退，俄國人卻把它當作寶貝，建了又建。所以，《尼布楚條約》對俄國是一種阻堵，對中國是一種保衛。
十三塞北疆土的開拓——內蒙古
蒙古只有一個，本沒有內外。因為跟中國合並的時間有先後，遂被分割。先跟中國合並的南半部稱內蒙古，後跟中國合並的北半部稱外蒙古。
蒙古人於十四世紀被中國明政府逐出長城後，一直不停地內戰。雖然達延汗於十六世紀一度予以統一，但他的後裔又分為四部，那就是：察哈爾部、鄂爾多斯部、土默特部、喀爾略部。不過這只是指達延汗的血親後裔，另外還有兩個相當大的部落，跟這四個部落同時並存的，一是住在東北北部嫩江流域的科爾沁部，一是住在東北西部西遼河流域的喀喇沁部。這六大部落中，喀爾喀部的人口最多，察哈爾部的力量最強。
本世紀（十七）初葉，察哈爾部的林丹汗，雄心勃勃地想效法他的祖先達延汗，創立蒙古再統一的偉大事業。一六一九年，他致函剛成立不久的後金汗國可汗努爾哈赤，信上開頭就說：“統兵四十萬蒙古國可汗，問候水畔三萬人大金國可汗努爾哈赤。”努爾哈赤看了大感沮喪。但林丹汗的才干跟他的雄心不能配合，他對內完全采取高壓政策，以致引起反感。二十年代時，嫩江流域的科爾沁部，首先脫離林丹汗的統治，於一六二四年跟後金汗國結盟。明年（一六二五）林丹汗向科爾沁部進攻，努爾哈赤親自統率精兵赴救。林丹汗不敢作戰，自行撤退。這一次虎頭蛇尾的軍事行動，促使科爾沁部感激後金汗國不止，作更徹底的歸附。
三年後（一六二八），西遼河流域的喀喇沁部，不堪壓迫，也叛高林丹汗，投降後金。四年後（一六三二），後金汗國第二任可汗皇太極，跟投降過去的蒙古部落，組織西征聯軍，對察哈爾部發動總攻，林丹汗大敗，向西逃亡。土默特部和鄂爾多斯部，先後向後金投降。林丹汗逃到距青海湖尚有十天行程的大草原上病死，他的殘部在青海一帶仍支持三年。到一六三五年，終於也向後金屈服。
滿洲人把上述的這些被征服的蒙古部落和土地——塞北全境，稱為內蒙古。把漠北還沒有合並的喀爾喀部稱為外蒙古。後來滿洲人入主中國，這種稱謂和區分，一直保留下來。
清政府對蒙古人跟漢人不同，有下列的兩大特點：
其一取消蒙古固有的部落制度，改為盟旗制度，限制遷移，以便予控制。盟旗的行政系統，如下表顯示：
盟旗制度完全仿效滿洲人的八旗制度，滿族八旗：正黃旗、正白旗、正紅旗、正藍旗、鑲黃旗、鑲白旗、鑲紅旗、鑲藍旗（鑲旗是：黃白藍三旗鑲紅邊，紅旗鑲白邊）。這是努爾哈赤創立的圖騰結構，所以滿洲人沒有地的籍貫，只有旗的籍貫，是一種全民皆兵的新戶籍制度，全體滿洲人是一個大奴隸集團，被劃分為八份，人民受到層層節制，不能離旗獨立。自入關後，原意漸失，演變成為一種單純的軍事制度。但同類型的蒙占盟旗制度，卻一直保存到二十世紀，仍然存在。盟旗制度的特點就是八旗制度的特點，蒙古人被納入組織後，局限在一塊狹小的地區，不能選擇居住地和牧場。旗跟旗之間也不能有橫的來往，連流動於各盟旗間的小販，都嚴厲禁止，目的當然是防止他們暗通消息，集結叛變。“逐水草而居”的時代從此消失，即今遇到荒旱，非清政府批准，不能移動。
其二對蒙古人實行愚民政策，阻止他們接受漢民族文化。清政府統治蒙古，有兩個秘密武器，一是利用喇嘛教，使蒙古人沉湎在宗教裡面，不知不覺中喪失戰斗精神，這方面的效果是可驚的。另一是把公主大批的嫁給蒙古酋長——他們本來稱可汗，投降滿洲人之後，被改封為藩王或公爵，合稱為“王公”。滿洲人的皇姑、皇妹、皇女之流，大多數都嫁給蒙古王公，從沒有一個嫁給漢人的。清政府的政策是，用科舉控制漢人，用婚姻控制蒙古人，結果證明完全成功。公主的兒子自幼隨著母親在外祖父或舅父的皇宮中游戲，長大後自然有一種向心力。紀元前二世紀大政治家婁敬，向當時的皇帝劉邦建議的和親政策可收的效果，現在完全應驗。本世紀（十七）九十年代，玄燁大帝在多倫諾爾（內蒙古多倫）用盛大的宴席招待蒙古高階層時，發現很多蒙古王公都是他的外甥或外孫，又幾乎都是在北京皇宮裡長大的，不禁大為得意。但清政府雖賜給這些王公們財富和榮耀，鞏固他們對人民的統治尊嚴，卻對他們仍深謀遠慮地細心防范，不准他們跟漢人來往，不准學習漢文，不准保管漢文圖書，不准請漢人擔任教師，不准子弟進入漢人學校，不准看漢人的戲劇。目的使蒙古人永遠愚昧無知。從此，面積約一百萬平方公裡的內蒙古，自本世紀（十七）起，也作了滿洲人嫁妝的一部分，帶到中國，永遠成為中國的領土。
十四漠北疆土的開拓——外蒙古
比內蒙古還要龐大的外蒙古，在喀爾喀部統治之下，仍獨立於瀚海沙漠群之北。已遷到北京的清政府無意向北發展，他們對擁有內蒙古廣大的領土和西伯利亞外興安嶺以南廣大的領土，已心滿意足。可是一個意外的事件，卻使外蒙古自動地請求跟中國合並。這個事件起因於以伊犁（新疆伊寧）為首都的准噶爾汗國，於《尼布楚條約》簽訂的前一年（一六八八），向外蒙古喀爾喀部發動攻擊。
喀爾喀是蒙古請部落中，人口最少，但占地卻最廣的一個部落，又分為下列三個汗部：
一車臣汗部（外蒙古東部，牙帳設今溫都爾汗）
二土謝圖汗部（外蒙古中部，牙帳設今哈爾和林）
三札薩克圖汗部（外蒙古西部，牙帳設今貝格爾）
所謂喀爾喀部，只是一個部落的總名稱，不是一個具體的行政組織，更沒有一個共同領袖。事實上三個汗部獨立並存，各有各的可汗，互相間不停地打斗。
准噶爾汗國是四衛拉特之一准噶爾部建立的國家，參考上上世紀（十五）第四節附表及第六節，我們會記起當時聲勢煊赫，生擒過中國酒肉皇帝朱祁鎮的瓦拉部落。瓦拉自從也先可汗死後，失去領導中心，這個突厥民族的部落分裂為三部：土爾扈特部、准噶爾部、杜爾伯特部——稍後被輝特部取而代之，他們向西遷移到現在的新疆北部。而另一支蒙古人的和碩特部，也侵入到新疆北部，跟他們混合。於是，遂被籠統的稱為四衛拉特。衛拉特，即瓦拉的轉音。
本世紀（十七）二十年代，和碩特部在固始汗率領下，侵入現在的青海省，建立一個龐大的和碩特汗國。土爾扈特部也移向中亞，深入歐洲。新疆北部的故土上，只剩下准噶爾部跟輝特部。我們用下表列出這四個衛拉特可汗的世系：
本世紀（十七）六十年代，准噶爾汗國——也就是准噶爾部的第二任可汗僧格，被他的兩位哥哥謀殺，由僧格的兒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繼位。僧格的弟弟噶爾丹正在西藏當喇嘛，喇嘛教領袖達賴送他回國安定內部。噶爾丹回國後，把兩位哥哥以及侄兒索諾木阿拉布坦一齊殺掉，自己當上可汗。他不久就並吞了回部（新疆南境），又並吞了青海的和碩特汗國，使他的國土擴張到二八十萬平方公裡。
噶爾丹可汗雄才大略，他的下一個獵物是外蒙古。
外蒙古的喀爾喀部不能團結如故。一六八四年，土謝圖汗攻殺了禮薩克圖汗，把札薩克圖汗美麗的姬妾和大批部眾搶了去。中國清政府派藩屬事務部部長（理藩院尚書）阿拉尼會同西藏喇嘛教領袖達賴的使節席勒圖，在伯勒齊爾城（甘肅安西），召開和解會議。和解會議並不能使他們和解，反而發生了一件禮儀上的重大糾紛。蒙古地區喇嘛教主教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他是土謝圖汗國的弟弟，在和解會議上，曾經跟達賴的使節席勒圖以平等的身份，同席而坐。噶爾丹可汗得到報告，認為抓住了借口，於是他義憤填膺地宣稱，庫倫活佛犯了不敬達賴的滔天大罪，必須予以重懲。
和解會議後的次年（一六八八），噶爾丹可汗自前進基地科布多（蒙古科布多）出發，向外蒙古攻擊。喀爾喀的三個汗部大敗，潰不成軍，不得不停止內斗，緊急會商救亡措施。他們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是歸附俄國，一是歸附中國。這是一項重大的決定，這決定勢將引起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歷史反應。庫倫活佛堅持歸附中國，他說：“俄國不信佛教，穿的衣服也奇形怪狀。中國一片和平景象，又信佛教，穿的衣服看起來好像神仙。而且中國繁華富庶，有用不完的財寶，綢緞錦繡更多，依靠他們，生活一定愉快。”除了這些理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沒有說出來的理由，就是他跟玄燁大帝間的私人友誼最篤。三部可汗一致接受他的意見。
玄燁大帝一面命三部撤退到內蒙古，發給臨時急賑救濟。一面向噶爾丹可汗呼吁放棄使用武力，退出外蒙古。噶爾丹答應放棄武力，但必須中國先行交出罪犯庫倫活佛，以及土謝圖汗。這是中國無法接受的，噶爾丹遂繼續東進，橫穿外蒙古高原，抵達二千五百公裡外的克魯倫河下游。明年（一六九○），大軍更深入內蒙古，直抵距北京只有三百五十公裡的烏蘭布通（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南）。噶爾丹可汗企圖用壓力使中國屈服，他犯了橫挑強鄰的錯誤。
玄燁大帝親自統軍出長城攻擊，皇子胤礻是擔任先鋒，到達烏蘭布通，發現准噶爾兵團的主力——駝城。駝城是弓箭戰爭時代的產物，把駱駝的四腳綁住，臥倒在地，加上木箱和用水濕透了的毛毯，即成為可以阻止騎兵沖突的堅強堡壘。但如果用來對抗新武器大炮，就太落伍了。胤礻是用熾烈的炮火轟擊，駱駝大半死掉，駝城崩潰，噶爾丹可汗乘夜向西撤退。
可是噶爾丹已無法擺脫惡運，他的侄兒即索諾木阿拉布坦的弟弟策妄阿拉布坦，在汗國的首都伊犁（新疆伊寧）宣布即位，下令通緝弒君篡位的叛逆噶爾丹。噶爾丹撤退到科布多城後，不能再西進。他向俄國求援，願作俄國收復雅克薩城的先鋒。俄國因跟中國剛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所以對噶爾丹的提議，不作回答。
噶爾丹不是容易屈服的人物，他駐屯科布多整補訓練，五年後的九十年代一六九五年，作最後的沖刺，跟遙遠東方三千公裡外，嫩江河畔的內蒙古科爾沁部，秘密結盟，向喀爾喀部（外蒙古）發動夾擊。他希望用閃電戰術一舉消滅喀爾喀部，重新控制內蒙古，建立他的新汗國。當噶爾丹再度進攻，東進二干余公裡，抵達克魯倫河時，中國三路迎擊的大軍早已進入攻擊的位置。次年（一六九六），玄燁大帝親自北上一干公裡，到克魯倫河畔的車臣汗牙帳（蒙古溫都爾汗），指揮作戰。噶爾丹望見了中國皇帝的黃龍大旗，才發現被科爾沁部出賣，中了中國的誘敵之計，他急令撤退，用最迅速的方法脫離中國東路和中路兩個兵團，日夜奔馳二百五十公裡，到了庫倫（烏蘭巴托）東南三十五公裡的昭莫多，正在慶幸終於脫險之際，卻不知道恰恰進入中國西路兵團司令官（撫遠將軍）費楊古的口袋陣地。噶爾丹大敗，他的妻子阿奴皇後跟她的丈夫一樣的勇敢善戰，她身穿鋼盔銅甲，率領精兵突圍，死於巨炮的轟擊之下。
噶爾丹雖全軍覆沒，仍拒絕投降。他退守科布多，但已不能再組織一支戰斗部隊。明年，卻本世紀（十七）最後第三年（一六九七），他服毒自殺。喀爾喀三汗部仍回外蒙古故地，不過形勢已經不同，外蒙古和噶爾丹轄下的科布多、烏梁海兩地區，面積共一百八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自此納入中國版圖。
十五東西方世界
一六○○年（明政府平定貴州楊應龍民變），（一）英國設立東印度公司，積極向東方侵略。是年，遠征軍攻陷孟買，莫臥兒帝國無法抵抗。（二）日本毛利輝元攻德川家康，失敗。前期武家時代結束。德川家康在江戶（東京）設幕府，號令全國。江戶時代及後期武家時代開始。
一六一五年（明王朝第十四任皇帝朱詡鈞召見群臣，大喝“拿下”），日本江戶幕府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攻陷大阪，豐臣秀賴與母親同時自殺。
一六一六年（後金汗國建立），英國作家莎士比亞，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同一天逝世。
一六一八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攻明王朝），波希米亞王國擁立腓特烈五世當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獨爾夫，下令討伐，歐洲三十年戰爭起。
一六二八年（陝西大旱，饑民張獻忠、李自成聚眾起事），英國國會向國王查理一世提《權利請願書》，要求非經國會同意，不得拘捕人民。查理一世被迫簽字。
一六二九年（後金第一次人塞。袁崇煥被誣陷下獄。高迎祥被推為闖王），查理一世下令解散國會，獨裁專制如故。
一六三五年（後金汗國最後一年，明年即改稱清帝國），日本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光，下《鎖國令》驅逐所有外國人，也禁止日本人出國，只准少數中國和荷蘭商船，可到長崎。此後二百一十九年間，史學家稱為鎖國時期。
一六四○年（中國全國大旱大蝗，人與人相食），英國軍隊因索欠餉叛變，國王查理一世無奈，再召集國會籌款。
一六四一年（清軍攻陷錦州），英國國會向查理一世提出《大抗議書》，指責他種種的不法行為。
一六四二年（清軍第五次入塞），英國革命爆發。
一六四六年（明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朱幸鍵兵敗被擒，斬於福州），英王查理一世兵敗被擒。
一六四九年（清政府正追擊明政府的殘軍，一連攻陷南昌、湘潭），英國國會法庭判決查理一世死刑，斬於斷頭台。宣布成立共和國，選舉克林威爾擔任執政。
一六五八年（鄭成功北伐，圍攻南京失敗），克林威爾逝世。
一六六○年（明王朝滅亡前一年），英國迎立故三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當國王。
一六八五年（中國攻陷雅克薩城），英王查理二世逝世，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繼位，藐視國會，宣稱國王有權干涉國會制定的法律。
一六八八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前一年），英國發生不流血革命，新教徒秘密迎接查理二世的女兒瑪麗、女婿奧倫治公爵，從荷蘭人主英國。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國。
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簽訂），英國國會通過《權利法案》，英國專制政治從本年起，完全消滅，這是英國對世界又一偉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