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艱難而漫長的歲月裡，我埋頭整理中國歷史的史料，先後完成了三部書稿，第一部《中國人史綱》、第二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第三部《中國歷史年表》（另外還有第四部《中國歷代官制》，一九七五年春，官員要我們「快快樂樂過一個端陽節」，把所有的參考書都搜去保管，規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書，所以只寫了一半。）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回到台北，幾經轉折，三部書稿陸續地重回到身邊。面對著汗跡斑斑，顏色枯黃了的紙冊，我有無限地感恩和熱情。
但書稿似乎太多了，從地面幾乎直堆到腰際。想到它們在成書之後，每部勢將都在一千頁以上，我茫然地憂慮到出版的困難。幸而星光出版社經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猶豫地慷慨承當，並為它定名為《柏楊歷史研究叢書》，使我由衷地感動。不過三部書稿並不是按照順序發排的，而是倒轉過來順序發排的。並非故意或願意如此，種種原因之下，只有如此。這只屬於小節，當三部書陸續出齊的時候，出版時間的先後，就不重要了。
二
中國歷史最使人困擾的是年號問題。年號本是中國在文明史上一大貢獻，現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鮮、南詔、勃海，都是傚法中國，使用年號的。但中國的年號卻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紀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還表示祈福、歌頌和改朝換代。一個新政權興起；或一個新帝王登極；或發生一件自以為很大的喜慶以及什麼理由都沒有而只是興之所至，都會弄出來一個新的年號。當中國內亂時，列國林立，年號如雨後春筍，目不暇給，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國境內就先後出現了十六個年號。即令在統一時期，年號所造成的氣氛，也十分緊張。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卻改了十次年號。南周第一任皇帝武(上明下空)在位的時間更短，只十六年，卻改了十四次年號。有些時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氣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接著就第三次改元，使當時的國人不勝其煩。同時也顯示出這種年號制度的嚴重缺點，那就是，在時間距離上，造成嚴重地混亂。我們可以試行作一次檢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幾年？一般的答案當然是相距五年。這答案是對的，但不是絕對的對，事實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為元王朝有兩個至元年號，一個始於一二六四，一個始於一三三五。再試行作第二次檢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長壽元年，又相距幾年？答案是它們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過幾月。假如考古學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著「建平元年製造」，恐怕世界上最權威的史學家和最權威的自然科學家都不能確定它的正確年代，因為它可能是紀元前六年，可能是紀元後三三○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八年。所以一個現代的中國人，置身於瞬息萬變，分秒必爭的時代，實在沒有繼續埋葬在這種糾纏不清的年號迷魂陣裡的必要。我們大膽地繞過年號，採用公元紀年，希望能簡單迅速，而又正確無訛地立即明瞭歷史事件的時間位置。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號和國號是第二個大的困擾。十九世紀時，外國人曾嘲笑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引起國人的憤怒。其實在薩了尼亞王國以意大利作為國號之前，意大利也是一個地理名詞。現在斯里蘭卡共和國建立，錫蘭也同樣成為地理名詞。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中華民國建立之前，中國所有的王朝從來沒有一個以「中國」作為法定的或正式的國名。每當一個新王朝興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個國號，當這個王朝統一中國時，它的國號就遠壓在中國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國號就是大清帝國。當中國陷於分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國並存，就更誰也都不是中國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景觀，即四千多年歷史中，從黃帝到傀儡政權滿洲國，中國境內出現了像樣的或不像樣的共計八十三個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國和五百五十九個帝王，卻沒有一個是用「中國」顯示他們的性質的。我們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戰爭」，在正式官文書上卻是甲午「清日戰爭刀。這種情形，使王朝號、國號，跟年號一樣，造成史籍的混亂。因為誰也沒有標出中國的緣故，就發生了誰在中國歷史地位上是「正統」的爭執，這爭執由政治滲入學術，使從事歷史工作的史學家，頭上都好像懸著巨斧。司馬光在他的編年史《資治通鑒》中，曾為此費盡唇舌，解釋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弒君、罪惡昭彰的政權用它們的年號作為正朔，用它們的王朝作為正統。但他這部價值連城，被後世列為「正史」之一的巨著，如果不是皇帝為它寫了一篇序的緣故，恐怕早被查禁毀版。於是集叛徒、土匪、強盜、惡棍子一身的朱全忠之類，明明只是一小塊土地的割據局面，年號卻成正朔，王朝卻成為了正統，因而使中國產生了一種可恥的「成則帝王，敗則盜寇」的史觀。歷史上的忠奸賢愚、是非黑白，遂大量地受到顛倒、破壞，甚至被惡毒的一筆抹殺。我們現在對所有的王朝號、國號，以及年號——包括凡是有記載的草莽英雄們，以及他們所定的王朝號、國號、年號，作一個徹底而廣泛的整理，排列出來，由分類而歸納，提供出一個工具性質的參考資料，可以迅速而簡便地找出所需要的答案。同時，我們更作一個從無前例的大膽嘗試。即以「世紀」為單元，以公元紀年為紀年，而將王朝號、國號、年號，置於次要的地位。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不以當一個王朝人為榮。當中國強大如漢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時，我們固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當中國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時，我們仍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唯一的立足點。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國的王朝，所有的國，都是中國的另一種稱謂。我們以「世紀」為單元敘述是強調中國永遠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響，我們絕不認為後梁帝國是正統，而前蜀帝國是僭偽；更不認為清王朝是正統，而鄭成功是海盜。唐亡，不是中國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滅。清亡，也不是中國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滅。中國固屹立如故。
中國科舉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貢獻，但它的副產品之一是，培養出來一個中國所特有的「官場」社會階層，在這個社會階層中，阿諛帝王成為一項主要的課題。表現最強型的莫過於媚態可掬的加到活帝王頭上的尊號和加到死帝王頭上的謚號（為了行文便利，我們用「尊號」包括「謚號」）。上古時候，這些尊號不過一個字兩個字，如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第一任王姬發，不過被尊為「武王」。隨著阿諛技術的精益求精，到了紀元十五世紀之後，如清王朝第三任皇帝福臨，他的尊號是「禮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宏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竟多到二十五個字，全都是從字典上挑選出來的最美麗的詞彙。有些人從沒有當過帝王，也會在他們頭上堆砌一大堆帝王尊號，當唐王朝大祭「玄元皇帝」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就是以《老子》一書聞名於世的哲學家李耳。在史籍引敘原文的時候，這種尊號更顯示出沒有原則的一面，像談到曹操，他一直到死只不過是東漢王朝的丞相，可是就在正史上，卻一會稱他是「大祖」，一會稱他是「武皇帝」，混淆的程度，使我們不知道所說何人，又置身何地。我們當然諒解並同情古史學家的可悲處境，但我們也不掩飾我們的失望。皇后也是如此，從最簡單的「王妃」到那拉蘭兒「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仁獻崇熙顯皇后」。這個用全力摧毀自己所領導的清王朝女人，竟擁有這麼漫長肉麻當有趣的尊號，使我們忍不住失笑。但我們最大的苦難不因失望失笑而消除，所以我們所作的是對中國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雖沒有實質上當帝王，卻被加上帝王尊號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和他們所生的數不清的親王、公主，作一個地毯式地搜索，將他們的頭銜、年齡、在位時問以及他們在皇族中的關係位置，加以仔細的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經過辛苦地尋覓，即可對他們的身世有一個明確的瞭解。
最後，我只能用非常少的幾句話，說明我們的立場，我們立場是中國人的立場。不同於「奉旨修史」的官員立場，也不同於以王朝為主，以帝王將相為主，以統治階層自居的立場——他們把利益所從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國放在第二位。我們反對「成則帝王，敗則盜寇」的史觀，在那種史觀上，很多醜惡被美化，很多可歌可泣、代表中國人磅礡剛強、澎湃活力的智慧和勇敢，卻被醜化。如三保太監下西洋，傳統歷史責備他勞民傷財，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們則認為他是中國第一位最偉大的海上英雄。我們堅持的標準是國家民族和人道人權，不掩飾污點，猶如美國歷史不掩飾吊人樹一樣，同時也展示出中國對全世界全人類文明所作的尊嚴貢獻。
中國人瞭解中國歷史，應是天經地義的。可是，很多中國人對中國歷史只不過知道一個片斷，而這片斷還多半來自小說和戲劇。中國歷史書籍之多，占世界第一位，但卻使人有一種雜蕪凌亂的感覺。即令把正史能倒背過來，對瞭解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仍沒有太大的幫助。何況我們沒有時間讀完正史，也沒有文言文的修養去讀正史。司馬遷創造了一種新形式的史籍，這形式在紀元前較簡單的社會還可以應付。可是史學家卻被這種形式醬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更糟糕的是，它被改為斷代史。幸好中國的王朝不斷變換，如果像日本那樣萬世一系，根據「國（王朝）亡才修史」的慣例，中國可能成為一個沒有正式史籍的國家。這些國（王朝）亡了才編纂出來的正史，又不過是一大堆人物傳記的合訂本，而這些傳記，又多半取材於該人物的墓誌銘、行傳、家譜之類的一面之詞。以致數千年來，墓誌銘在中國文學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凡是善於阿諛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韓愈，都享有相當地位和相當財富。墨索里尼的兒子在紀念他父親的文章中說他父親。「喜歡古典音樂，看見我開始彈鋼琴時，非常高興。他為人極為和藹，對人更是溫柔。」我們不認為墓誌銘、行傳、家譜之類所提供的資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兒子所提供的，更為可信。所以，我們在採用正史資料時，都一一加以判斷。
三
意不盡而言不能不盡，最後，我願述及我對叢書處理的願望。我虔敬地把第一部《中國人史綱》獻給孫觀漢先生。第二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贈給樑上元女士。第三部《中國歷史年表》贈給陳麗真女士，用以表達我無窮的謝意。
我和孫觀漢先生——這位世界聞名的物理學家，迄今還沒有見過面，但我集合全世界感恩的言語都表達不盡我的內心。像我這樣渺小的人物和離奇的遭遇，不過是大時代中的一粒灰塵，隨風飄蕩，微不足道。但孫觀漢先生，亙古以來，卻只此一人。有人把孫觀漢先生比為左拉，但孫觀漢先生比左拉更偉大更艱苦。他像大海中的一葉孤舟，為營救一個從未見過面的朋友，付出他的眼淚，尊嚴、時間、金錢和健康，而且十年如一日。更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勇氣，不僅是為我一個人，而是對祖國一片丹心和對人類一片愛心。西方有句諺語說：「為朋友死易、找到一個值得為他死的朋友難。」而我找到了，這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光榮。蒼天可鑒，為孫先生，我死而無恨。
我和樑上元女士相識時，她還是一個發與耳齊的女學生。她第一次給我寫信，那麼流暢和那麼有深度，使我震驚。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後，她到台北飛機場接我歸來的時候，已是大學教授了。年齡、知識、智慧和社會經驗的增長，使她更堅定對我的幫助——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也更堅定她對民族的愛、對人道的愛和對人權的尊敬。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顯示出來，她是一位孝女。
陳麗真女士是我的讀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來探望我之後，她就成為我的學生。在我的家庭破碎、妻離子散之際，她一直照顧我的生活，探望我，給我寄衣服食物，末了還為我作保。她為了幫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友所沒有遭受到的風暴打擊，幾乎使她精神失常；但經過無數次恐懼哭泣之後，她沒有放棄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溫暖和友。情的慰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四
叢書是我在火爐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牆角，或坐在地下，膝蓋上放著用紙糊成的紙版和著汗珠，一字一字的寫成。參考書的貧乏使我自慚，但我別無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這些艱難寫出的書稿，會遭受到什麼命運。所以不可避免地會錯誤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現在，總算陸續地付梓，當叢書出齊之日，我覺得我對我的民族和對我的朋友；已盡了我最大的責任和獻出我最大的感恩。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