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海
中國大陸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義的代名詞，發生並貫穿於這個年代的一系列變革，讓人們震驚、興奮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懷舊聯系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開始，大陸恢復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結束，大約有六百萬的青年學生先後走進校園，他們當中，年齡小的剛剛成年，也有三十幾歲的大齡學生。他們一般出生於五六十年代，當他們與八十年代狹路相逢時，正是他們人生意識的成長時期，因而一方面他們續傳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時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們思考的深度遠超他們的師長，又遠非後來人可比。這一代人，本文所稱“八十年代人”這個概念並非時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選擇“八十年代人”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因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對傳統的大反思中表現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舊停留在“科學”與“民主”的認定上，沒有在現實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視，更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恰恰是柏楊先生鮮明的現實批判，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啟蒙，給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彌補。
一、適時出現的柏楊
幾乎所有能夠持續生長的事物，都必須有著它的緣分。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沒有緣分，於是中國錯過了可以依托海洋讓世界認識中國的機會。後來的乾嘉盛世，不過是歷史中國最後的繁榮，《南京條約》於是成為必然。
大陸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極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說《歸來》（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張揚也是沒有緣分。他的“錯誤”在於這部小說創作得太早，所以在當時他只好成為“反革命”，坐牢四年，幾乎被槍決。但是後來的張揚依舊沒有緣分。若干年後，這本小說的總印量達到了四百三十萬冊，然而張揚拿到的全部稿費只有兩千五百元人民幣。在大陸的八十年代初期，還沒有後來比較完善的稿費制度，張揚的緣分可謂糟糕至極。
緣分有時看起來只是和某一個人有關，但就是這個人往往是在意味著一個時代。
柏楊來到大陸的時候，恰好也剛剛是他應該來，也正是大陸需要他來的時候。
有關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幾年開始陸續有了一些總結性的文章，內容多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層面。但是，顯然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總結性的基礎上，我們好像還不清楚曾經走過的這個年代，對於我們的未來有多麼重要。
八十年代，我們沒有給予它應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們出發的地方，今天的中國，那些能夠讓我們振奮的，幾乎都是從那裡開始起飛的；我們出發的原動力，歸根結底是來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醞釀。這就是八十年代對於我們的意義：這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
在八十年代產生這種文化醞釀，來自於眾所周知的文化反思，從一首詩、一篇小說、一部電影開始，從反思文學開始，反思的波瀾匯集成河最終波及到思想界。內部的異化也為外來的聲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各種學說、流派與思想喧囂而來，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猶如一個開放的花園熱鬧非凡。在這熙攘的人群中，應該有四個人，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尼采和薩特在八十年代初來到中國的時候，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幾乎達到了震撼的程度；緊隨其後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記他，是因為他第一次給予了中國人完整的性觀念。
第四個到來的是柏楊。
“醬缸文化”來到大陸的時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陸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時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發表了他著名的演講，其轟動效應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陸。“醬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國民性批判”剛好呼應了大陸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運動，於是，整個八十年代的近六百萬學子，即“八十年代人”幾乎沒有人沒有議論過柏楊和《丑陋的中國人》，導致的直接反應就是柏楊熱！
在當時，在中國大陸的文化階層，柏楊是若干核心詞匯當中的一個。愛荷華演講的第二年，《丑陋的中國人》就被大陸出版社介紹給了大陸讀者，有人估計，當時的發行量高達幾百萬冊，柏楊先生震撼性的聲音，讓學子們爭相閱讀。當時富有影響力的文化核心媒體，幾乎都重點推出過有關柏楊的討論。
迄今為止，柏楊先生兩千萬字的文學、史學著作多數都在大陸出版過，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後出版，但是柏楊帶給大陸的核心影響則是“醬缸文化”。“醬缸文化”的到來加速了破冰之旅的進程。
從文化界開始的反思在整個社會引發了全面碰撞，人們都感受到社會在發生變化，但是變化又步履維艱，明顯的特征是進兩步退一步，新時期的改革萌芽在嚴重的爭議中艱難生長。
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顯然不夠徹底，因為反思的出發點都是站在了傳統的基礎上。對於傳統，中國人是抱著“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態度的，但是問題在於何謂精華？怎麼知道不會由於眼神不好、大腦遲鈍，緊抱不放的精華實際卻是糟粕？並且由於時間的轉換、地點的不同，糟粕與精華之間也會互相轉換的。
這時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們還沒有能力認知這一點。
於是，當“醬缸文化”帶著“國民性批判”到來的時候，連一向激進的青年學子們都驚異得變了臉，柏楊先生把傳統給連根拔了。
爭議之大不必細說，即使在大陸以外的華人圈，柏楊兩個字也可以成為一場爭論的開端。在大陸校園的學生宿捨裡，幾乎每個房間都為柏楊召開過專門的“臥談會”。
大陸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後半期開始思考的是：我們的傳統是什麼？
八十年代，從打碎傳統文化開始，也打碎了人們心中的價值體系，柏楊先生在這個打碎的過程當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說，柏楊的到來是“適時出現”，就是因為他參與並加速了這個打碎的進程。而假如柏楊遲到的話，相信對於彼此，那樣的錯過，是無法用“遺憾”這個詞匯可以表達的。
舊的東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價值體系還沒有建立，驀然處於浮游狀態，面對著驟然開闊的世界，進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開始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價，不知向何處去。
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與延續
還是要強調這句話，迄今為止對於八十年代的認識，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十年，對於現在及未來的中國有多麼的重要。
這個十年，對於中國人來說，高度濃縮著心靈的痛苦與掙扎，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絕後的，中國人的價值體系從沒有面對過如此猛烈的撕裂與陣痛。
將柏楊先生納入到八十年代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離開了這個年代，在中國大陸，柏楊將不再是柏楊。
因為八十年代的本質，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續。
關注中國問題的學者們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務，不僅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完成，其實我們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仍將要肩負這個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續。這個延續實際上從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末開始，曾經被長時間地中斷過，能夠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這個八十年代，並且一度達到過高潮。
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學術命題，若干年來，卻被學術界如此長久地忽略著。
與“五四”時代相比，八十年代與其共同之處，就是逐步開始秉承其科學與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處就是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出現魯迅那樣的領袖級人物，僅僅出現了號角式的人物，柏楊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柏楊卻是整個八十年代惟一能夠與“五四”時代的魯迅遙遙相對的人物。與魯迅相比，繼其“染缸文化”之後，柏楊提出了“醬缸文化”；魯迅對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柏楊的觀點更直截了當：丑陋的中國人！
不同的時代，兩位人文大師，思考的是同一個問題：中國人，你怎麼了？
“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魯迅的思想時是毫無障礙的，他們認為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是和他們毫無關系的，那是舊的中國人。剛剛從“文革”荒漠中走過來的他們沒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魯迅作品的文化內涵。
但是柏楊的到來，在“八十年代人”當中卻掀起了巨大的波瀾。柏楊的指責，不僅直接指向了當代國人，顯然也指向了他們。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語道破中國傳統文化劣根性的，柏楊是第一人。
“八十年代人”這時的年齡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不等，普遍接受著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進入大學在當時是年輕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們當中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全部是從文化的荒漠中走來，對文化的渴望，表現得如饑似渴。他們喜歡一切新的東西，而且很容易接納。在社會大環境全面反思的影響下，他們一反過去的盲從，逐步開始進行獨立的思考，他們會全面地接納尼采，而後又分析地看尼采。這樣的幾年大學教育之後，他們開始迥異於上一代人，同時又大大不同於那些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同代人。
准確地說，高等教育給予他們的不僅僅是一門學科的技能，或者說他們主要不是來學習技能，他們最大的收獲是得到了素養，這不是可以從書本上得到的，而是校園文化所賦予的。這也是為什麼人們會很容易地，把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從一群年輕人當中分離出來的原因。
柏楊到來的時候，他們當中只有一小部分剛剛離開校園，但是依舊保持著校園時代的敏銳和渴望！
柏楊的到來確實讓他們振聾發聵，他們所曾經津津樂道的，他們所曾經引以為榮的，他們所曾經堅定不移的，在柏楊這裡，僅僅因為一本薄書，一切就都動搖了。
《丑陋的中國人》的確在這個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裡加了一把干柴。“八十年代人”在學習近代史時無不哀傷憤懣，他們也會思考近代中國人遭遇恥辱的原因，然而主流觀點將之歸結為清政府腐敗這一表層結論，擋住了他們繼續思考的去路。以他們當時的認知能力，他們可以把民族衰敗和船不堅炮不利相聯系，可以和一個政府的無能相聯系，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難以置信：一個民族的文化水准也會和這個民族的興衰有關系。
同樣，他們也很難體會到魯迅的“染缸文化”所指，比如魯迅說日本人在砍中國人的人頭的時候，周圍的中國看客卻在笑著看熱鬧。“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缸文化”的時候，他們也在笑，因為他們不覺得這個染缸和自己有什麼關系，那是別人的事。
不知不覺間，他們也成了那些看客。
但是，“醬缸文化”卻讓他們笑不出來了，柏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他們身上的國民劣根性。比如，錯誤與指責都是送給別人的，自己永遠是對的，很干脆地告訴他們，中國人的丑陋，就存在於他們身上。
這一次，他們笑不出來了。
柏楊給了年輕一代新的思考角度，他們開始比較徹底地思考著中國人和中國人的文化。
就這樣，在他們最重要的成長年代，他們遭遇了柏楊，記住了他的警告。他們從心底，感謝柏楊！
在整個的八十年代，這一代人還沒有發言權，始終是時代的腳步影響著他們，他們只是一批一批地離開校園，走向世界的各個角落。然而他們以變化宣告了他們的存在，終究有一天，他們的變化，會反過來影響時代的腳步。
他們最大的幸運在於，他們是生長在八十年代，一個充滿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一個充滿著“五四”精神的年代！
三、以尊嚴為核心，中國人文精神的建立
“丑陋的中國人”該怎樣走出自己的局限？
在八十年代，即使是柏楊自己，也沒有能夠給出答案。關於這一點，柏楊先生本人也承認。當時有讀者問，既然中國人丑陋，那麼應該怎麼辦？
柏楊也不知道。
柏楊得到這個答案，是在近乎二十年後，這就是他的新作《我們要活得有尊嚴》！在二○○三年的中國大陸，這本書被稱做《丑陋的中國人》的姊妹篇。
而歷經了九十年代迷惘的大陸，在歷經了十年的陣痛後，在“打碎”的二十年後，尊嚴，也逐漸地成為媒體上見報率最高的詞匯之一。
一個有意思的命題就是，假如柏楊當年能夠給出答案的話，那麼會怎樣？
而另一個非常現實的事實則是，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的確還不知尊嚴為何物。
當時聽說美國人到別人家裡做客前，一定要先打電話預約，大多數人不能夠理解。那時也不存在隱私意識，公開詢問對方的收入是很常見的，不告訴才是不正常的。
在這樣一種文化水准的土壤上，如果在八十年代柏楊先生帶著他的尊嚴來，很有可能會被看做怪物。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人被奉為萬物之靈，但是在現實生存中，個人的精神自由與獨立追求卻往往被群體精神所壓抑。因為中國文化所強調的核心不是個人，而是群體。個人權利的空間僅僅局限於獨善其身。
但是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想，卻在“八十年代人”身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烙印，舊有的價值體系被打碎後，他們開始尋求個性的解放與人格的獨立，然而八十年代沒有能力給出答案。進入到九十年代後，面對蓬勃發展的經濟大潮，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全面阻擊，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
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是比較迷惘的，這個過程，整整持續了十年以上。
“物欲”似乎是這個年代的核心詞匯。
受西方“後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西方現代文明的“物化”或“異化”，對中國人文精神的考量則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拜金主義盛行！關於這種考量，我們會在莎士比亞的《雅典的泰門》中看到他對黃金的詛咒。
關於中國文化的思考在這個時候變得嚴峻起來，所有的疑問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中國文化究竟能給現代人提供怎樣的精神家園？
這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了當代國人的價值重構。中國人的價值觀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後，過於長久地在空中行走了。
這個時候，“八十年代人”陸續開始在各個層面嶄露頭角。比起八十年代，他們漸漸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雖然有些微弱，但是他們廣泛地存在著，由此所匯集的聲音漸漸顯示出了新的力量並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階層：“精英階層”。
柏楊的名字在這個時期由於特殊原因逐漸淡出他們的視野，但是柏楊關於國民性的思考，對這時的“精英階層”留下的深刻影響還在，這種思考在九十年代後半期漸漸上升為主流，並達成了共識性的聲音：文化的根本問題在於人的問題！
同當時的中國經濟軟著陸相似，中國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時期嘗試著自己的軟著陸。不同於八十年代的是，這一次似乎沒有出現號角似的人物，而是整個“精英階層”在推動著這個變化。
“精英階層”的共識是：文化的主體是人，人既是社會主體，又是自身存在的價值主體。不同的主體范疇直接導致了人要同時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實現自我價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會角色。對人自身問題的忽視將會導致人的物化，從而形成全社會性的物欲，人的存在、價值和尊嚴也將被遺忘。
由此，“尊嚴”這個一向被國人保留在字典裡的詞匯，開始浮出水面並屢屢見諸報端。如果沒有八十年代由柏楊引起的那場關於中國人的大討論，很難想像會有如此廣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參與了價值重建的過程。
新的價值體系在新世紀初開始呈現出了它的雛形，這就是以尊嚴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樹立個人的人格尊嚴、生存尊嚴、道德尊嚴，做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人。這就要求在講究自身尊嚴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尊嚴，這種尊重，實質上就是對他人價值存在的一種認同。
“誠信”也開始成為新的流行詞匯。
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初，從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應，回顧這二十余年的時間，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續之路。
能夠完成這樣一個階段性任務，要歸結於幾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響、與世界接軌、自我反思下全民素養的逐步提高、面對成長的煩惱付出代價後所取得的經驗。“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齡大約在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精英階層”，在這條延續之路上表現出了不可忽視的力量，並且成為推動今天的當代中國的中堅力量。
在他們走過的路上，始終充滿著八十年代的聲音。那聲音裡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薩特、弗洛伊德和柏楊。
四、新的中國與新的中國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國大陸的尊嚴核心逐步確立的時候，柏楊再度帶著他的新作《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來到了大陸，並且一度成為二○○三年大眾解讀尊嚴的普及本。
從“丑陋的中國人”出發，柏楊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後，雙方幾乎同時會師在尊嚴這個坐標點上。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時，會發現存在於大陸與柏楊，或者說兩岸之間的一些驚人的巧合：八十年代，當走出“文革”陰影的大陸在陣痛中反思時，在台灣則同樣在反思著的柏楊，其思想不僅震動台灣，並且風靡大陸；隨後，在大陸出現了“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現象，與此同時，在柏楊的作品中，也出現了就這一現象挖掘國民劣根性的文章：而當新世紀初大陸開始倡導尊嚴的時候，柏楊的尊嚴也剛好來到了大陸。
同為中國人，兩岸在經濟發展，甚至一定的意識形態上有著極大的差別，然而雙方在同一個階段，所反思、所面臨的卻經常是共同的命題。同文同種的文化發揮出的功力，我們無法看到和觸摸，但它卻如此的強大！
在今天的大陸，尊嚴不僅僅是一個流行的詞匯，以其為軸心的變化幾乎同樣是可以觸摸的。從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階層”，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主導力量，他們同樣也在以積極的姿態展示著這種力量。
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廣州一收容所錯誤收容並非法致大學生孫志剛死亡一案，引發的對公民生存權的全國大討論。大討論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已經實行了二十一年的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收容站轉制為救助站。這樣的結果，大大出乎大討論的發起者和參與者們的預料，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中國大陸第一次依靠網絡言論的力量，影響了一個案件的發展，其結果是十一人被判刑，一人被判死刑。
另一個更為著名的例子就是，由於“非典”的爆發和蔓延，“公眾知情權”成為今年最流行的詞匯之一。幾乎全國的媒體都參與過這場討論，今天如果用Ｇｏｏｇｌｅ搜索“非典知情權”，將會查找到一萬六千條以上的資訊。
最新的變化則是，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的實施，條例最大的變化是取消了原來登記時需男女雙方單位出具的介紹信，同時可自願參加身體健康狀況檢查。
上述的案例、上述的變化，能夠傳遞出的信息就是，當代的中國人已經懂得理解尊嚴的內涵，並且在生存中開始活出了自信。
一九九九年柏楊先生去香港，有記者問，他曾經批評中國人丑陋，現在經過好長一段時間，中國人進步了嗎？柏楊笑說：“要進步很難，這是文化導致的。不過，如果倡導誠實文化，以誠實做基礎，提倡尊嚴、尊重、包容、理性，遠離傳統的‘謊言文化’就是一個進步的開始。”
就是這個開始，讓我們感受到了中國人新的氣象，看到了“精英階層”的影子，聽到了八十年代的余音。
歷經了十年打碎、十年彷徨之後的中國人文精神，或許從現在開始還要再經歷十年的建構。
或許本文的觀點會被認為過於樂觀，因為柏楊先生從丑陋到尊嚴，筆鋒所指的國人病症並沒有消失，甚至還像頑疾一樣地存在著，甚至還可能迸發出新的病症。
孫志剛致死案不過才發生半年，從媒體的披露可以看到，相似的案件還在發生著；更多的知情權還停留在口頭上；結婚登記不用介紹信剛剛是幾天的事情，由此便得出結論，是否等同於加減法一樣簡單化了？
事實上，上述變化以及二十年來的變化，讓我們感受到的是一個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雛形，這是從“五四”以來不斷付出代價也不斷努力的結果。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國民精神基礎上的，正是從魯迅貫穿到柏楊作品中的國民性。
晚清政府曾經把自己的一敗再敗歸結為船不堅炮不利，由此開始了洋務運動，然而船堅炮利後仍然逃脫不掉失敗，事實上是晚清的國民精神已經完全腐爛了。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曾一度陷於物欲橫流當中，但物質的相對富有同樣也無法挽救人文精神的缺失。相反，正是由於這種缺失，讓我們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更多的丑陋中的丑陋。
而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曙光，看到的是中國人進步的曙光，這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二十年以來，從“五四”運動開始近百年來中國人努力的結果。我們的現在需要的是“五四”精神的延續，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正如柏楊笑言：“要進步很難，這是文化導致的！”
還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回到“八十年代人”，回到柏楊。
對於“八十年代人”來講，柏楊是一個導師。當“八十年代人”成為“精英階層”時，今天的柏楊對他們已經沒有當年的影響力，當年的學生和導師，在近二十年裡以不同的路徑，是一起尋找到了尊嚴這個坐標的。但是這絲毫無損柏楊的魅力，因為學生是從導師的震撼下出發的。
一個沒有經歷過任何教育的成年人，如果讓他和一群兒童一起開始接受學歷教育，那麼這個人在小學階段可能會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最終他一定會輸掉這場比賽，因為這種智力開發對他來說實在是太晚了，在他錯過了應該接受智力教育的階段後，就永遠失去了這個機會。
柏楊對於“八十年代人”的意義就在於此，在一個全民反思的大背景下，柏楊遇到了一群剛剛走出荒漠的，充滿渴望的、充滿激情的年輕人，於是他們把他作為自己的導師。他們之所以接受柏楊，就在於柏楊對國民性的批判，是如此的深入人心。
對柏楊，大多數的“八十年代人”都懷著一種感念之情。
而柏楊對於“精英階層”的意義則在於，當年他成功地把國民性批判，深深地根植在了他們心裡，並由他們帶到了今天，當他們以精英的身分在各個階層發出各自的聲音的時候，那裡面，總是能夠聽到柏楊的聲音。
借助六百萬精英，柏楊推動著中國人的進步！
這就是柏楊的價值！
（作者系二○○三年大陸版《我們要活得有尊嚴》責任編輯，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楊文學史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